导读
Foreword
托马斯·哈尔（Thomas Hale）在《长期问题》一书中深刻剖析了气候变化等长期问题对政治和治理的挑战。他强调，这些问题要求超越短期利益，采取跨时空的治理方式。书中指出，尽管存在行动成本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未来受益者缺乏发言权等障碍，但我们不能放弃解决抗解问题的努力。作者建议将气候变化视为持续变化的问题，运用实证技术预测未来，并建立“未来部”来指导长期政策的制定。
在阅读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哈尔的《长期问题：气候变化与跨时空治理的挑战》（Long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hallenge of Governing Across Time）一书时，我一直在思考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观点——“凭借一种名为智力的光荣的进化事件的力量，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生命延续的管理者。这个角色不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它。我们也许不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上。”无数科学家都把气候变化称为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的一部分，人们用抗解问题来描述那些不完全符合传统分析模型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不适合解决气候变化这个棘手的问题，也可能绝望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被我们完美解决，但哈尔分析了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理解并尝试解决它。通过观察，哈尔认为一些政治问题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时间，基于此，他提出了“长期问题”的概念。他的核心主张是，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问题”，是一个“跨越人类一生”的挑战。他承认“时间长短并不是理解气候变化的唯一有意义的方式，但对这一特征的关注可以从根本上重塑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挑战我们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制定政策，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虑未来。他认为，重新设想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因为长期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原因有三，我们对抗环境限制的技术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对这些遥远影响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们越来越愿意在当下满足未来的需求。哈尔断言，长期问题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是进行“跨时空治理”，而非围绕选举周期和季度回报的短期治理。他警告说，我们忽视长期治理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应对这些挑战。事实上，随着长期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我们的政治取向也变得更加直接和短期。打个比方，当我们溺水时，我们更关心的是活下去，而不是治理引发洪水的原因。哈尔称这是一个悖论，“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残酷讽刺，因为它恰恰威胁到对最能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治理职能的政治支持”。本书对长期问题及其在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中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不过，有时候读者需要将书中不同的片段联系起来，才能辨别其论点的主旨。例如，他对“长期问题”的定义是在横跨数页的篇幅中被零散提出的。其结果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定义，给理解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被列出的原因包括长期问题是“不同问题的混合体”，涉及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干预因素的数量”和“形成结果过程的多样性”不断增加，而且往往（但并不总是）不可逆转。哈尔对列表的偏好——我在第一章中至少看到了八个——也阻碍了读者理解其论证的逻辑流程，这些清单好比叙述中的停顿。最后，因为有些章节的写作陷入了细枝末节，学科外的读者难免会感到困惑，而有些地方提出的观点，又让领域内的专家感到沮丧——这是任何试图跨越读者群的作者都会遇到的矛盾。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这都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读物，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进行了深度剖析。哈尔称，长期问题给社会带来了三个严峻的政治和治理挑战。首先，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提前采取行动。但是，当前行动的成本是已知的，而未来的收益却是无法确定的。他将此称为“早期行动悖论”（the early action paradox），这种悖论会导致蓄意阻挠，尤其是那些首当其冲承担当前代价的人。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态势的作用，石油公司花费巨资混淆和阻挠有关气候变化的辩论，因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会对化石燃料行业的生存构成威胁。第二个挑战被哈尔称为“影子利益”（shadow interests），即未来将（从今天的行动中）获益的人们在当前的讨论中没有发言权。第三，今天制定的任何政治应对措施都可能遭遇他所说的“制度滞后”（institutional lag）——制度可能会持续存在，但随着长期问题的发展，制度逐渐失效。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哈尔建议学者们把气候变化定义为一个持续变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分配或成本问题，关注“变化率而非最终结果”，并应用“使我们能够发展关于未来的概率知识的实证技术”。这种重新分类将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社会科学研究通常利用现有的模型和理论开展，而且由来已久地不喜欢或不愿意展望未来并进行预测，更倾向于研究过去的模式。但是，哈尔对学者们的建议表明，长期问题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一种新型挑战，需要新的方法——不仅用于研究，也用于治理。哈尔在一开始就表示，他不会为气候变化提供任何新的政策解决方案，而是会评估现有工具，考察它们在应对三个主要挑战方面的效果如何。但他并没有坚持最初的承诺，而是对新的治理形式提出了一些值得欢迎和必要的建议。哈尔建议，各国政府应建立类似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提出的“未来部”，不受短期压力的影响，负责考虑长期利益。这个组织可以帮助政府采用信息工具来更好地理解未来，并使其在当下凸显出来，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社会的偏好，从而制定必须保持长期流动性的政策，在前瞻性规划过程的基础上保持稳健的目标，同时不断迭代。将未来纳入我们的短期思维模式，以制定长期政策是雄心勃勃的，哈尔坦诚地提出了这将引发的张力和取舍。他指出，他的建议有时可能会不理智地将长远利益置于当前利益之上，而一些试图了解未来的尝试难免会出错。此外，资源可能会在长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耗尽，重要的是，未来部有时会像所有机构一样，努力维护自身利益和现状，抵制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出的新需求。不过，我认为哈尔还是提出了其他值得讨论的有趣问题。例如，预测我们的行为对未来造成的后果并加以改进，这一核心挑战是否可能始终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不仅在时间上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正如气候学家保罗·N·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所说，我们对自身之于自然世界的遥远影响的理解日益加深依赖于“巨大的机器”。哈尔用保罗·N·爱德华兹所说的“巨大的机器”来形容我们用来理解类似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问题所需的复杂模型和大数据集。随着这些模型和数据变得越来越复杂，新手观察者对问题也越来越难以理解。相信需要信任，而如今信任却很缺乏，结果就是怀疑和否认。有些人，尤其是那些更为保守的人，认为气候科学是政府篡改市场，削弱人民自由的借口。如果我们考虑有关非人类生命的政策辩论，其遭遇的政治阻力会更为明显。虽然哈尔在其“影子利益”概念中没有讨论关于非人类生命的利益的挑战，但其他人已经为此进行过讨论。例如，厄瓜多尔于2008年修订了宪法，赋予大自然可依法行使的权利。玻利维亚、乌干达、美国、加拿大、巴西、新西兰、墨西哥和北爱尔兰也在法律上承认了大自然的某些权利。有些人正在起草法律，规定“生态灭绝”（ecocide）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罪行，亦将破坏世界生态系统的行为视为犯罪。这些问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我们对子孙后代应尽的确切义务。例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约翰·哈特威克（John Hartwick）等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我们为子孙后代提供资源，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一定有义务解决这些问题。这种观点假定，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所产生的福祉之间不存在差异，只要我们留给后代的是总体改进即可。因此，只要子孙后代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代人是否耗尽不可再生资源或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都无关紧。当然，强可持续性（strong sustainability）的支持者并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不可相互替代的，自然环境远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虽然哈尔没有明说，但我认为他属于这一阵营，因为他认为，让未来背上自然资源枯竭或污染负荷过重的包袱，可能会无意中越过环境临界点，导致子孙后代无法修复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当然，科学家们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在2030年之前扭转目前大气温室气体增加的趋势，对全球气候的破坏将是不可逆转的。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赞同，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洛也是其中，尽管他在1992年断言“没有一代人‘应该’比其他任何一代人更值得被宠幸”，并认为普遍使用贴现率（discount rate）来衡量货币价值是“对人性弱点的一种让步，或者是一种方便的技术假设（事实确实如此）”。归根结底，气候变化是对地球生命存在的威胁，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我们的制度。我们能否应对古尔德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并解决它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引用了系统科学家杰弗里·维克斯爵士（Sir Geoffrey Vickers）的话：如果人类文明要存续下去，“就必须在一定的规模和深度上对其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受到治理，而我们迄今为止既没有政治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也没有接受这一点的文化态度”。长期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其时间维度的各个方面，帮助我们朝着建立新的政治结构以对其进行解决的方向迈进。安德鲁·J·霍夫曼是密歇根大学斯蒂芬·M.·罗斯（Stephen M. Ross）商学院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的霍尔希姆（Holcim）可持续企业教授。他是哈佛商学院全球企业研究所2023-24年度的气候领域研究员。
原标题：Making Sense of Wicked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