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徐志摩，对于时代的洞察力！
1923年， 胡适、徐志摩、林徽因、蒋百里等人，将家庭聚会的文艺沙龙正式改为“新月社”。若干年后，“新月社”成为了五四以来，中国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文艺社团。“新月”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新月集》而起，在1928年 3月10日，由徐志摩主编的《新月》创刊号发表文章，谈及“新月的意义”：
徐志摩不是政治家，然而，在他的言语之中，透露着对社会的关切、对国家未来的担忧，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权的思考。也正是在1928年前后，“新月社”从早期只言谈文学、绘画、戏剧的文艺团体，逐渐演变成争辩政治走向、批判社会丑恶的思想阵地。“新月社”的诸多成员们，都在为中国、为民族、为每个人在黑暗的时代中，寻找着出路。
若为国人争取自由，则必先有为己争取自由之心，徐志摩很早便有所觉悟。1923年，梁启超写长信恳切地劝导徐志摩：“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始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而徐志摩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回信说：
1925年，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共两党大量接受了苏俄的资助，并开始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致力于完成嫁接给中国的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在革命的号召下，很多人开始把推翻满清的共和政府称为"北洋军阀政府"，还像鹦鹉学舌一样，学会了高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的新口号。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转变：由向欧美学习转向苏俄学习；由"民主与自由的西化"转向"集权主义的苏化"。在这个背景下，苏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纷纷前去朝圣。而徐志摩则是在此年3月去欧洲游历，第一站便选择了苏俄。
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欧游漫录》，是对途经苏联时所见所闻的记录和感想。他从满州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在莫斯科逗留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墓园。徐志摩在书中写道：
终于到了莫斯科，这是徐志摩初到科里姆林宫时的感受：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不是为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多倒闭，漂亮的店铺已经匿迹，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她居然有两间屋子，还说(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的，就连屠格涅夫、陀斯妥夫斯基等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甚么重要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对苏联社会现象的描写，并不是“带着有色眼镜”或“敌视苏联”，而是客观的，与罗曼·罗兰对苏联二三十年代社会状态的描写，是相一致的。
徐志摩和蒋介石一样，怀憧憬而去，抱失望而归。只是蒋介石还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即苏联试图吞并中国使其纳入苏联版图的野心。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出于对“苏式”的憧憬坚决主导推进的，而对蒋介石而言，合作只是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其内心想让中国走苏联道路的理想，其实早已在访问苏联时破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不仅是国共关乎国家政权的党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走向出现的严重分歧，“新月社”与左翼作家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论战”，许多新月社的知识分子不仅反对无级革命，还公开支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剿-方针。也因此，在解放后“新月社”成员被列为走资派、反革命集团，诸多知识分子遭迫害，大量文学著作被查封焚毁。徐志摩的作品也曾几近灭绝，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台湾保留的版本重新装订，才得以回归人们的视野。
徐志摩一贯操守人类自由主义中自我主权意志的特性，这是叔本华“生命意志”与尼采“权力意志”的有效结合，从不盲目崇拜、跟风思想认知的潮流，始终坚持着细微观察、深入思考这种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意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界。
那个年代，弥布着一种激越的“向左转”的氛围，因而知识分子对苏联的认同，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仅仅视为诗人的徐志摩，就是一个较为清醒的例外。
那时，有过这样一幅英国漫画，是讽刺苏联的。画幅上“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此画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伪装的。但看过此画的鲁迅不这样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认为该画是“无耻的欺骗”。过后，鲁迅专门作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批评英语世界对苏联的攻击和造谣，不但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辩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眼光。
但如果把这幅画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态度会如何？事实已无可能，鲁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经魂归天府。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难索解。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国，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当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归来后用游记记写见闻。徐志摩读后，特意为之评论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罗素也曾是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1920年，他随同英国工人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但现实是残酷的，罗素不但没有接受其洗礼，反而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批评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徐志摩不但读过此书，同样，也为它写过评论。其中，罗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笔下得到了呈现，徐志摩介绍罗素所以拒绝苏联，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达到共--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一蹴而就，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后者言，布克的理想乃是一个乌托邦。但，为了实现它，需要采用惨烈的暴力，这为罗素所惧怕。罗素是个改良主义者，他无法不反对苏俄那种流血的激进。在他看来，人类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产生暴烈。
徐志摩这样评价苏联：“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1921年徐志摩发表这两篇事涉苏俄的评论时，年轻得才24岁。鲁迅是远在30岁后转信苏义的，1932年他在受骗中写《我们不再受骗了》时，已年迈五十，是晚景了。足见鲁迅眼界与徐志摩眼界差别是何等之大。（鲁迅相信苏式，也与他的同居学生是党员有关）
徐志摩写下《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阐述了他对蚂义的基本看法，他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基于个人主义的信仰，他不相信马克街斗学说。
不难看出，徐志摩的关于自我主权意志的人性论，是其理论关键所在。他否认阶级，强调人性，他认为的社会的最佳状态是“真实的人的生活”——“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理想人生”。他这样一个视自由为理想，视人性为崇高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以张扬人性为己任，唾弃压抑、专制。如果站在人类的高度，他的理想极具存在价值，但在当时那个充满纷争、思想混乱、党派争斗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显得很苍白，很奢侈，也就很难为常人所接受。
1926年7月，胡适去往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中途，他绕道去了一趟苏联，参观了监狱、博物馆。与徐志摩接触苏联后的感想不同，胡适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临离开苏联时，他又意外地和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见了面。两人就国内的政治问题，有所交谈。蔡和森诚恳地希望胡适“出来组织政党”，而胡适表示他是“不做政治活动的”；蔡和森希望胡适支持社会主义，而胡适表示他“不主张阶级斗争，不过可以考虑组织‘自由党’”；蔡和森认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而胡适认为“历史自由主义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17、18世纪贵族阶级争自由，然后是19世纪资产阶级争自由，现在是20世纪无产阶级争自由”。随后，两人在交谈中有所争论。胡适承认，他几乎快要被蔡和森说服了。“被说服”的表现，就是胡适在离苏的火车上，真的考虑起组织一个政党的事来了。不过，他想组织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以此实现有计划的政治，同时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随后，胡适在报纸上公开他对苏联的新认识，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的感情与志摩不同。”他说：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对苏联的态度使徐志摩大为惊讶。他在将胡适致他的信、致张慰慈的信一并发表在9月11日的《晨报副刊》上时，加了一段按语，直言不讳地批评胡适是“出于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认为：不能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更“不赞成中国行苏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比较徐志摩、胡适和鲁迅等二十世纪初叶关于“苏式”的精英大讨论时的观点，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早已裁判了三人眼界：徐志摩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胡适知错能改，最终抛弃“苏联集权模式”，倾慕美国。唯有鲁迅(编者：不可说... ...）
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感谢支持和鼓励！欢迎添加新的微信：xlq13133966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