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许　结

摘要：司马相如以文章显汉世，研究者的关注多在辞赋，于政论文甚少论列。读相如有关武帝朝政治的议论文，其《喻巴蜀檄》的开边政略、《难蜀父老》对汉德的构想、《封禅文》于帝国新宗教的建立，均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与巨大的历史影响。由政论文旁涉于辞赋诸体，颂汉为相如一以贯之的思想，并通过汉武帝的“功业”营造“汉德”，是其当代性的言宣及其精神寄托。

关键词：司马相如；文论；汉武帝朝；政略；汉德；新宗教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23

收稿日期：2022-02-2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结，男，江苏南京人，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xujie2801@163.com。

文之时义大矣哉！经纬天地，黼黻造化者……是故两仪，文之体也；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九畴，文之数也；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弟，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方今大汉道跻燧庭，德侪羲轩……昭然乎宇宙之声灵也，粲然乎官府之仪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注：王祎著、颜庆馀整理《王袆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页。按：引用时标点略有改动。)
如果出于“文之时义”来看相如辞赋以外的论述文，将其文论置放在武帝朝的政治生态中，则有值得发覆之义。

相如今存议论文字，除《谏猎书》与其“天子游猎之赋”中类似言说，另有三篇值得关注，分别是《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与《封禅文》，皆与武帝朝政治紧密关联。

一　《喻巴蜀檄》与开边政略

在武帝朝，司马相如曾两度出使西南巴蜀之地，一次以皇帝身边郎官的身份前往，为弥补唐蒙出使西南处事不当的过失，一次是以“中郎将”身份仗节前往。前者留下《喻巴蜀檄》，后者则有《难蜀父老》。这两篇重要的议论文均作于相如出使西南时期，而此行又是他唯一一次改变作为宫廷言语侍从献赋邀宠，真正为朝廷施行政略的事务。对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很简单：

对相如来讲，这次出使是他人生轨迹上重要的一段历程。大约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注：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对应相如《喻巴蜀父老檄》文中所言“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可推知相如往巴蜀并作喻父老文当在元光五年秋季。参见：司马相如著、金国永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唐蒙为迎合武帝的野心，急功近利，在巴蜀地区征调了千余吏卒和两万多民工，日夜修造由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咸宁、再到昆明的“石门道”，当地有少数民族首领不听调遣，唐蒙就用“军兴法”，即战时军事法，诛杀多名首领，引起了巴蜀地区民众的恐慌，潜伏着“民变”的危险。汉武帝遣派相如往巴蜀安抚百姓，应该是深思熟虑，推测其用意有三：其一，相如为蜀郡人，根系深，人脉广，便于权宜行事；其二，相如是他身边的近臣，以“郎官”出使，仅为皇帝负责，回护其短而彰扬其长，为其职责；其三，相如确有行使政略的才能。尤其是第三点，在相如以檄文告喻巴蜀父老的文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篇被后世编相如文集者命名为《喻巴蜀檄》（或称《喻巴蜀父老檄》）的文字(注：按：全文载《史记》本传，《文选》题名《喻巴蜀檄》，金国永《司马相如集校注》题名《谕巴蜀父老檄》。)，共分三段,也是相如告喻巴蜀父老的三层意思。文中首先告喻蜀地最高长官太守，以高屋建瓴之势彰明“蛮夷”之乱必治，以及武帝即位后平四方、一中国的胆识、策略与作为，接着才批评唐蒙办事的误差。其中称赞武帝开边统一各民族的决心，文笔婉转，却气势雄厉：

由此相如进入他檄文的第二层次意思，紧接“非人臣之节”畅述“人臣之道”，要在“急国家之难”。相如先树立起为国奋不顾身的榜样：

言至此而意未尽，相如在“喻”文的第三段继“非陛下之意”，再强调“陛下之意”：一则是因唐蒙“方今田时，重烦百姓”之过错，昭示地方，以彰显皇帝的恩德；一则是派“信使”（相如自谓）以晓喻百姓解决“发卒之事”，既责斥唐蒙，更在于教喻巴蜀父老，即“让三老孝弟（悌）以不教诲之过”担负责任。可以说，相如巴蜀之行，解决“发卒之事”是实，而喻示教训为虚，观其檄文，则斥责唐蒙是虚，告喻巴蜀官民为实。这其中显示出相如不辱使命且善于文词的高超技艺。刘勰《文心雕龙·檄移》评曰：“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页。)虽名称《难蜀父老》，实亦兼含《喻巴蜀檄》的文意。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文》说此文：“全是为武帝文过饰非，最害人主心术。然文字委曲回护，出脱得不觉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当一半不是。最善为辞，深得告谕之体。”(注：楼昉《崇古文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按：有关论述，可参见：许结《汉代“文术”论》，《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所言文法得“体”，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与“善为辞”则是另一方面，其中因“术”而彰“用”，是相如常用的手法。

相如为何寓“术”于“文”，要在迎合当时的开边政略。在汉武帝一朝，征东越、伐匈奴、服南粤，包括对大西南诸国的置郡县管理，皆与其大政方针紧密联系。概括起来有两大视点。

第一个视点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作用。这一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汉书·董仲舒传》载董氏上“天人三策”之第三策的建议：

这又引出我们说的第二个视点，就是为了集中精力抗击匈奴，武帝朝施行了“欲北先南，经略三越、西南夷”的政略(注：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9页。)。

有关西南诸国，《史记》、《汉书》均有《西南夷（列）传》，可观其大概。所谓“西南夷”，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在蜀之南”(注：司马迁《史记》，第2991页。)，也就是相如家乡的更南端的广大地区。对这一片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开篇就作了简要的介绍：“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是接近蜀地的西南诸少数民族地方邦国，多有城池，其中以夜郎、滇、邛都规制较大。《史记》该传接着记述：“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所说的“椎结”、“编发”，皆民族发饰，所谓“随畜迁徙”，即游牧，在古代西南地区有“游耕”的生活方式。由于流动性强，没有“君长”（政权机构），确实存在管理的困难。接着传文又记述更为广远的区域：“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注：以上所引《西南夷列传》，均见：司马迁《史记》，第2991页。)其中提到的“徙、筰都”与“冄駹”，在当时都是较大的邦国，合前面叙述的各区域，被统称为“巴蜀西南外蛮夷”。

这广袤的大西南区域，正是汉天子远略之地，尤其是与巴蜀郡县邻近的地区，更是宜加管辖与治理，以防范边陲之患。在武帝执政时期，连续出现了几次影响西南稳定的事件。例如武帝因西南地区多次反叛朝廷，曾遣公孙弘前往视察，欲平其情而通其道，公孙弘审时度势，劝武帝先致精力以伐匈奴，暂缓西南之事，结果武帝放下西夷事，仅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而已。又如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大夏，见市场有蜀布、邛杖，得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注：司马迁《史记》，第2995页。)，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西，欲往身毒国，至滇，被滇王滞留，未能开通前行道路。后来南越反叛，武帝征发南夷兵助战，又因且兰君不愿劳师伐远，聚众反叛，杀了天子使者与犍为太守。迨至征伐南越的战争胜利后，武帝才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也随之入朝，朝廷任命其首领为夜郎王。相继置郡有越嶲、沈犁、汶山、武都等。于是再使王然于以兵威劝喻滇王入朝，直至元封二年滇王始举国降服，西南广大区域得以平定。

居此期间，尤其在武帝欲伐北而先平南的政略指导下，相如初使西南以及所作《喻巴蜀檄》的功用，显而易见。这也就有了他第二次出使西南及发布《难蜀父老》文的缘故。

二　《难蜀父老》与汉德建构

有了初使西南的成功，武帝对相如“复通”道路、开辟“西夷”的建议完全接受。据史书记载，在武帝对解决西南问题举棋未定时，相如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建议：首先是反对用武力征服西南，采取和平通商的方法进行互市融通，并建议朝廷派汉人官吏去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管理；第二是在靠近蜀郡的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人群聚集区域设立郡县，直接收归朝廷管辖。这两条建议均合武帝心意，于是委派相如为中郎将前往巴蜀及西南地区行使朝廷威权，相如也因此开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南的征程。

对相如再次出使西南的身份、作派以及蜀地人欢迎的程度，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述：

对这篇文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想反驳他们，却因自己身处其境，于是作此文字，“以风天子”(注：司马迁《史记》，第3048页。)。这个“风”（讽）不同于他献赋“讽”皇帝奢侈，而是为了坚定武帝开发西南的决心，完成其一统疆土的政略。如果说他前一篇《喻巴蜀檄》偏重实际事务，则此文更多地提升到政治思想的高度(注：前人对此文颇有评述，如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12评相如《难蜀父老》“深陈百姓之苦，以成人君悔过之美”，乃一隅之见。参见：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吕祖谦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83页。)。相如此文采取“欲擒故纵”法，以假托蜀中的“耆老大夫”和“缙绅先生”的二十七位弟子之口，诘问使者开头。继以“使者”的长篇大论，宣示汉廷政略，既标举“贤君”（有为之君）理应如何，又彰显“汉德”的意义所在。最后复以诸老弟子（诸大夫）折服其言，唯诺其事而告终。先看冠首文字：

在这篇文章中，最凸显的是一段话语和一大理念。一段话语就是文中传诵千古的名言：

考“汉德”一词，初由相如《难蜀父老》提出，文中反复强调汉朝皇帝之“德茂乎六世”、“德洋恩普”、“至尊之休德”等，而关键语在论汉武帝功业的一段话：

三　《封禅文》与帝国新宗教

相如两使西南，是他生平从事政务的重要阶段，也成就了关乎当朝政治生态的《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这两篇政论之文。遗憾的是他因“使时受金”而“失官”，虽然不久复职郎署，又做了几年“孝文园令”，其遭受的冷遇造就了他人生中与献赋邀宠完全不同的一面，即“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注：司马迁《史记》，第3053页。)。也正因为他介乎参与朝廷政治与游离官场俗务之间，于晚年称病闲居茂陵时，又留下了一篇具有极强当朝政教意义的《封禅文》。

有关《封禅文》及武帝经眼的过程，《史记》本传有段记载：

“封禅”词语在先秦就有，但完整讨论封禅之事则始于相如的《封禅文》。例如司马迁《封禅书》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注：司马迁《史记》，第1361页。)，相如《封禅文》开篇即谓“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注：司马迁《史记》，第3064页。)，虽亦征引前人之说，却早于史迁书多年。班固《白虎通》引孔子说“升泰山，观易姓之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君”，并彰明其义：“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注：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页。)而封禅大典作为国家宗教的礼仪，汉武帝之前多为“虚像”，其后则成为制度，历代传承。封禅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具功隆德合的盛世的象征：所谓“封”，指培土，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本作“墠”），指除地，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相如之所以倡导报天地之功的祭祀大典，实不同于方术诸神祇以及三代的庙祭（祭祖宗），而与武帝朝国家新宗教的建立有关。

考察三代（夏商周）的国家祭祀，以“庙祭”为主，《汉书·郊祀志》记周公相成王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注：班固《汉书》，第1193页。)，说的是“庙”（如后稷庙、文王庙）。而建立汉代的刘邦作为平民皇帝登基，因不同于前代的尊贵血统，所以在建立国家宗教时不断进行造神活动，虽亦承续秦祀“四帝”传统，而为“五帝”祭祀，但因巫风盛炽(注：详见《史记·封禅书》中有关“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等各司神职的记载。)，未定一尊。到汉武帝时，因其耽于方术，或祭“神君”，或祀“太一”，是汉初以来造神方式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建立国家新宗教的探索。武帝本人信仰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国家宗教建立的进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事对》中有关国家祭祀，就有答廷尉张汤问：“所闻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注：《春秋繁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66页。有关古代的郊祭，可参见：李学勤《释“郊”》，《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以祭天（地）之礼（郊）重于宗庙，以“天尊于人”，是汉代新宗教的重要标志。相如的《封禅文》是从历史渊承与思想价值来倡导尊天敬地的国家祭祀，其中既有对盛世制礼的渴望与提倡，也内涵了对武帝迷恋方士泛神倾向的担忧。

《封禅文》可分为五段文字。首段写轩辕氏前有关封禅的传说，以治世为尚，以逆行为戒，所谓“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次段自轩辕（黄帝）历述三代，重在由“周”朝而及于“汉”世。其说有二：一是列述圣君所为，如“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公刘发迹”，“文王改制”等；二是引述《六经》以证事，如谓“《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举例有《尚书》之“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等。从而引出“大汉之德”一节文字，极言符瑞臻至与成功而封禅的意义：

这段文字假托“大司马”进言，颂武帝之功，言封禅之要。所托“大司马”，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大司马，加于将军号上，有此尊称者武帝朝仅二人，一是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一是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相如文中假其职以为借重，类似赋家假托人物的写法。在“大司马进曰”的语词中，相如先排比“陛下仕育群生”，“陛下谦让而弗发”，进谓“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以封禅之事为“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所以祈请“陛下全之”，成此盛举。为付诸实行，这段文字的收束处用“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移交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的继往圣绝学话语，实开新章。所谓“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其中包括因礼敬神、缘神尊德的思想。

继后四、五两段皆收束，第四段以“天子沛然改容”承接“大司马”的话，以“愉乎，朕其试哉”作答，归于“询封禅之事”。这段文字结以诸“颂”文作赞美之意。颂文有五首，或言“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或言“万物熙熙，怀而慕思”，或言“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或言“濯濯之麟，游彼灵”，或言“宛宛黄龙，兴德而升”，皆为祥瑞。后再束以“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注：按：《封禅文》以“颂”附“文”，东汉班固《两都赋》系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正是相如文法的嗣效。)。文章第五段收结，以“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喻“兴必虑衰，安必思危”的忧患。

很显然，相如《封禅文》既有感世之忧，更多盛世之颂。朱熹《楚辞后语》批评相如“其将死而犹以封禅为言”乃“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注：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姑不论相如文中讽意，就是颂“汉德”的文字，也是切合当时武帝初盛期招贤俊、尊儒术、兴学校、崇礼乐、溃匈奴、扩疆土的显赫功勋。相如临终遗留下的《封禅文》，是他对盛汉国家新宗教建设的思考，其中核心思想及影响，又体现于王朝后续的宗教事务与汉德由“功业”归于“正统”的问题。

有关《封禅文》的后续事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仅记一句：“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注：司马迁《史记》，第3072页。)说的是元封元年武帝率群臣登泰山行封禅大典礼。对武帝行封禅，《史记·封禅书》录有武帝泰山回驾“制诏御史”诏书：

如果说在《难蜀父老》中，相如论“人道”所述“汉德”是基于武帝朝的“功业”，那么在《封禅文》中论“天道”（帝国宗教）所述之“汉德”，又在“功业”之上构设了诸多符瑞，以成就其天道圣统即“汉统”的意识。该文中所述武帝“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以及“首恶湮没，暗昧昭晢”等功业，无不涂饰以“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昆虫凯泽”，“乘龙于沼”等瑞兆，彰显“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的神统与道统。只是相如强调的“汉统”与“汉德”的关系，与西汉中后期因外戚干政、东汉惩“新莽”教训所大倡之“汉统”不尽相同，属于当时朝廷改制中的神道构设，是武帝朝新宗教的体现。《汉书》引录吾丘寿王于武帝朝汾阴得宝鼎群臣恭贺时说：

四　颂汉：文学书写的政治义涵

从相如明确阐发政治见解的文章来看，其文论中对当朝的态度，显然是以肯定与赞述为主的。因为他的生存发展期处在景、武之际，作为言语侍从在武帝朝，亲见武帝早期的改制作为，在开边政策、新宗教的建立，特别是他由武帝功业以论汉德的颂汉思想，无不与当朝的政治发展大势合拍，或者说是武帝朝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但是，由于相如是朝廷的文臣，所以对他以赋为主体的文章批评，尝偏于“虚辞”与“讽谏”，尤以“讽谏”为主要精神所寄。究其因，发端于西汉时期司马迁与扬雄的评论。史迁以《诗》之传统衡“赋”，评相如赋作“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注：司马迁《史记》，第3073页。)。扬雄经西汉成、哀乱世，为赋虽效相如，但却无不标明“讽”，其言相如赋“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等，是属于以己心度前贤的一种批评方式，却掩盖了相如文章“颂汉”的现实性。虽然，相如文章有讽谏意识，如上“天子游猎之赋”及上《谏猎书》，但皆为防“佚游”过度，且常以天子“大奢侈”的自省方法表述，这是回护，而非责难。考查相如作为宫廷言语侍从而有极大的政治抱负，又在于两点。其一，相如非单纯侍文之士，对此，宋人晁说之《扬雄别传》引述扬雄评枚（皋）马（相如）谓：“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注：晁说之《嵩山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02页。)“高文典册”，才是其擅长之艺。其二，相如文虽用儒家经义，然非儒生，颇似王充所言“文儒之业，卓绝不循”的“文儒”。王充《论衡》梳理汉代学术，提出与经学博士为主体的“世儒”并存的“文人”，且称颂“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超奇》），“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佚文》），所谓“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须颂》）(注：刘盼遂《论衡集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0、412、406页。)。相如为文正在道与治之间，重在“贵今”、“文德”与“文采”。

如果我们从《封禅文》回溯相如赋“上林”，其假托“亡是公”宣扬朝廷大业与董仲舒倡《春秋》公羊学赞述王朝“一统”思想相近，体现了当时“削藩”与“抗匈”的政略，那么在相如临终的上书中，显然是对王朝新宗教的建立擘画献猷，其思想一以贯之。我们读《子虚赋》中楚王行猎一段，当与《国策》楚王游云梦、结驷千乘类似，而《上林赋》“天子校猎”的描写，全为新造，思想的关键在假托“亡是公”的说话：

这种德政思想在相如的另一篇作品《哀二世赋》（或作《哀秦二世赋》）中得到另一方式的呈现。汉承秦制，却又以秦亡为教训，这到身处武帝朝盛世的司马相如，其观点也是如此。《史记》本传记载他曾侍上出行，“还过宜春宫”(注：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宫之东，杜之南。《始皇本纪》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又按云：“今宜春宫见二世陵，故作赋以哀之也。”参见：司马迁《史记》，第3055页。)旧址，“以哀二世行失”而作此赋。指斥秦政的过失，是汉初立国借鉴的直接教训，其中的代表言论有贾谊的《过秦论》与贾山《至言》中的过秦之说。如贾谊《过秦论》历数秦之所以兴、所以衰、以至所以亡的教训，如谓“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等言说，兴亡之鉴，人们耳熟能详。其中贾谊又认为，“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天下集矣……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注：《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页。)，正是承续文帝朝诸臣子进言“俭德”以鉴“秦亡”。相如在武帝朝功德盛时，以“哀秦”为赋，开创这一题材的文学书写，是极有历史意义与思想价值的。对此，《文心雕龙·哀吊》认为：“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注：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241页。)从文体分类看，这篇文章既属辞赋，又属“哀吊”类，而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哀二世赋》的确是对贾谊《吊屈原赋》的继承。如赋中写道：“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注：司马迁《史记》，第3055页。)这里有两点：一由贾谊之“哀臣”（吊屈）而变为“哀君”（二世），以“持身”与“失势”论，有着更强的“新政”意识；二由汉初的“过秦”转为“哀秦”，前者更多指向秦的暴政，后者偏向于个人的失误。这种思想的转变同样体现在相如开边意识、削藩问题上，他不同于汉初人反对“贪戾而欲广大”，“前车覆，后车戒”，反而强调“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治道。换言之，倘秦二世用贤臣，出新政，又何需“过秦”，又何至于“墓芜秽而不修”，“魂亡归而不食”？以“功业”论，秦汉没有根本的区别。由相如的《哀二世赋》开辟了以赋文“哀秦”的题材，后继者纷纷。可以说，汉代赋家的“建德”观，以及“大汉继周”的德教传统，多与惩秦亡教训相关。

诚如前述，相如倡导“汉德”，基于武帝朝的“功业”。到宣、元之后更重“汉统”，实因“外戚”政治，如清人赵翼论《两汉外戚之祸》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7-68页。)。由此上溯到对武帝得失的评价，典型的是元、成庙议对“武庙”之尊毁的讨论。《汉书·韦贤传》引录刘歆《武帝庙不毁议》，列举其南灭百越、北攘匈奴、东伐朝鲜、西伐大宛，以及“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称赞武帝“功德皆兼有焉” (注：班固《汉书》，第3126、3127页。)。如此肯定武帝功业，实与相如的文论衔接，是以“汉业”彰“汉统”。这到了东汉政教昌明期又有了回响，如班固《西都赋》以“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4页。)，张衡《东京赋》以“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64页。)，表彰天子“王会”礼仪的气象。如果再对应相如《封禅文》中假托大司马言的一段话，即“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这对武帝朝政教的赞美，显然为汉人颂“德”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74-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