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繁 |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

曹志繁

摘要：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其实质是围绕何为“社会现实”和“历史科学”而展开。马克思的批判有三个层次：一是揭示出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确立实在主体——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前提，从而拯救了“主体性”思想；二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实存”的本质是自我意识，而“实存”的真理在于“实践”，从而重建了社会现实概念；三是指明黑格尔把逻辑进展指认为历史进程的错误，而历史过程则在于物质生产生活所展开的历史逻辑，从而形成了通达现代社会现实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唯物史观。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逻辑学；绝对精神；实践；社会现实；历史逻辑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06

收稿日期：2021-09-06

基金项目：本文系皖西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的‘实在主体’思想与形式主义批判”（WGKQ2022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曹志繁，男，江西瑞昌人，哲学博士，皖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E-mail: caozhifan2017@163.com。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确切点说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这一保留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蕴含了新内容与新形式，是对时代问题的回答——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回答。这个时代之问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称之为“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注：“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指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所架构的国家作为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指出国家作为虚假的共同体掩盖的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参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守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这个问题是新世界观的枢纽。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三个重要的评判：一是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二是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但他只承认精神的劳动；三是对黑格尔哲学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注：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205页。)。这三个评判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应用哲学批判的基石。这一批判的核心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应用(注：黑格尔逻辑学的应用，指黑格尔把理性的辩证逻辑当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当成逻辑学的应用——精神哲学（包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学等），从而错误地把人类历史指认为思想的历史，其实质是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就是要纠正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错误，保留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扬弃，因此马克思抓住黑格尔逻辑学的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结构，从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把社会现实从封闭的幽暗的意识世界里解放出来，把逻辑学的一般形式转化为解放世界的科学理论。

一　对黑格尔逻辑学正题的批判——“主体，即社会”的本体论思想

德国古典哲学是时代的同行人，马克思的“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既是对这种抽象思想的批判，又蕴含着新哲学的诞生——“改变世界”。新哲学是一场理论路径上的改弦更张，它必然首先在本体论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重新厘定意识与存在的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的内核在哪里呢？在黑格尔的哲学基地——逻辑学。马克思批评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批判，而对黑格尔逻辑学这一实质的问题一无所知，致使批判的工作仍然立足于该基地。马克思指出，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包括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的血液和通行的货币，其实质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这种抽象思想把“社会现实”封闭在意识的幽暗世界里。

黑格尔逻辑学的正题也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起点，或黑格尔称之为哲学的方式。它是理性或理念的“潜在”状态，是黑格尔哲学虚构社会现实的理论根源——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什么？在黑格尔哲学里是实体、主体、大全。黑格尔的著名论断“绝对即主体的概念”，也就是“实体即主体”(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2页。)，实体就是以自身为对象，称之为自因自果。而“活的实体”即是建立自身的运动，当实体作为主体时只是简单的否定性，它自身分裂为二建立自己的对立面，这一双重的过程称之为“自在自为”。这一过程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由“潜在”到“现实”。绝对精神的展开过程就是自身的反映，就与其对象建立了同一性。黑格尔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绝对真理”，“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3页。)。这一过程即是一个以终点为起点而形成的一个圆圈，而这一圆圈不是封闭的循环，而是不断形成的更大的圆圈的无限发展——螺旋式上升。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表达了什么呢？是理性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哲学不是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形而上学的全部或系统化。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建制，是建立在近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上，是在对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和直接知识的批判而形成的绝对唯心主义。而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性的理论创造，与他对逻辑学的改造密不可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枢纽，把形式逻辑改造为辩证逻辑，以概念辩证法的方式自我展开。同时以批判主义的方式，把以往的哲学作为绝对精神行程的环节而保存下来。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披上了“活动着的人”和“批判主义”的外衣，其实质是抽象的思想和虚假的批判主义。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或哲学方式是对以往哲学的一次总结，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历史性地解决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也就重新建立了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的系统化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有机统一起来，是对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一次思想考察和理论总结。

那么，黑格尔哲学或绝对精神的真理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注：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可见，马克思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评价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因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真理在于抓住了劳动的本质，黑格尔是以绝对精神的否定性作为劳动的本质，这种否定性即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展开。

既然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否定性误认为劳动的本质，那么劳动的本质是什么呢？回答是人的自我创造。“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个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注：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6页。)。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认识，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想，而是唯物史观的视域。首先，“劳动一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指出，劳动一般这一历史范畴不是指某一种劳动，而是劳动一般，它是近代工商业活动的产物，是指社会化的生产劳动。因此，劳动范畴是近代以来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产物。其次，劳动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自然主义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再次，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质，即人们物质活动的共同基础——社会。

关于劳动范畴的辨明关系到何为“现实的个人”的真理。“现实的个人”就是针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抽象的人”而来的哲学根基处的革命。它一方面要求辨明意识的来历，重新厘定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求扬弃“绝对即主体”的虚妄，确立“主体，即社会”的真理，以此拯救辩证法的否定性——“主体性”思想。

那么“现实的个人”指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这些现实的个人不是蛰居在观念的或想象的世界中，他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现实的个人表现自己生命的方式，“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而不是观念的范畴。因此，“现实的个人”的概念要求重新考察意识与存在的关系。

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das bewu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伟大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意识获得了“独立性”的外观，“可以自由地想象某种东西”，也就是说，意识有了“摆脱物质束缚”的幻觉。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教阶制”时指出，这种迷惑人的把戏为了证明思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地位，把唯物主义的一切因素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从而任由绝对精神的思辨玄想自由驰骋。由此可知，绝对精神的玄想彻底地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是颠倒的世界观和这个颠倒的世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而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思想或人。他批评“自然的个人”或抽象的人是非历史的观念，是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缺乏想象力的编造。然而，要彻底驳倒绝对精神的虚妄，需要进一步拯救思辨的“主体性”思想。思辨的“主体性”内涵了对立面双方的统一体，这对立面双方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本质与现象、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等的统一体。

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只是现实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马克思认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注：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页。)。“主体，即社会”，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物质实践，社会的发展是每一代利用以前遗留下来的物质条件，继承和改变旧的环境。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主体，即社会”所要表达的恰恰是物质生产的活动，即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动。而生产方式内涵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内在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马克思历史性地拯救了思辨的“主体性”思想，改造为“主体，即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动，从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二　对黑格尔逻辑学反题的批判——社会现实概念的重建

当确立了“主体，即社会”的本体论基础后，“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就要求着自身的内容和内在的规律。也就是说，“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要求自身的理论表达——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不是绝对精神的反思，而这一理论的焦点是在“现实”的概念和“活动原则”上的改弦更张。

黑格尔逻辑学的反题即“活动原则”，其核心概念是“现实”，是对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和解。在绝对精神的视域里，黑格尔赋予世俗世界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是相对于主观精神而言的，它是理念自我设定的对象。黑格尔以概念辩证法的方式把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统一起来，这种哲学方式集中表现在何为“现实”的概念上。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是“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295页。)。这一现实观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巨大思想成就的总结和大踏步的前进，以绝对唯心主义的方式结束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互对立的理论状态。同时，这也是对市民社会理论、政治理论、法的关系和世界历史等的一次全面思考，是对其哲学思想的内涵的一次扬弃，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二元论。

黑格尔现实概念的“实存”是被理性设定的对象，是被理性“改造”过的精神产物，实存的事物是作为与本质相对应的“假象”而存在的。这一设定的过程被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或称之为理性的自我“活动”（活动原则）。实存的事物被理性设定后，就失去了其单纯性和外在的独立性，而成为理性自身的环节或内容。马克思指出，这一过程是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品”这个一般概念，而“果品”是苹果、梨等等的本质和“实体”，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只是虚幻的果实。因此，这一过程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方式，实存的事物就被理性抽调了其物质的、感性的和特殊的内容。同时，“果品”作为各种水果的“实体”，又以绝对主体的方式从抽象中创造出苹果、梨等等各类特殊的水果(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6-279页。)。而这样的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行程，被黑格尔阐发为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的活动——设定。

思辨的神秘方式通过这种设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一方面，通过对现实事物的设定而使绝对精神自身得以展开，也就是说绝对精神的运动是依靠外在的推动力，其逻辑的发展必须依靠这种外在的推动力才得以展开。在黑格尔的应用逻辑学里，现实的事物被设定为“定在”、“实存”、“物”、“现象”等范畴，从而使“质”、“本质”得以展开，形成“尺度”、“根据”、“内容与形式”、“实体关系”。因此，黑格尔在主观逻辑体系下创造出一套对应的客观逻辑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事物的设定而证明绝对精神的客观性。然而绝对精神所设定的实存，是被逻辑学所剪裁所编撰的意识，并不是现实事物自身，因而这种设定起来的客观性只是虚假的实证主义。

关于外在的推动力和虚假的实证主义在《历史哲学》里表现得非常明显。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认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由此可知，第一，理性必须依托人类的热情，如果没有“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理性将一无所成。也就是说，理性目的的实现完全依赖于“人类热情”这一外在的推动。第二，理性以思辨的方式把现实的历史活动剪裁成思想的活动，世界历史被阐发为思想史——自我意识从东方到古希腊罗马再到日耳曼世界的自我实现的行程。因此我们可以追问，理性所剪裁和编撰的是真实的历史关系吗？难道这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吗？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揭露了这种思辨方式的谬误。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按照思辨的方式安排了“抽象的法”、“道德法”和“伦理精神”，这不但体现了绝对精神依赖外在推动力和虚假的实证主义的一面，还暴露了理性以范畴的内在关系取代真实的历史关系。例如，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国家，第三者：α)个体的独立性——β)依法联合——统一作为有意识的，已知的，已被说出的，被思想过的统一，就是说作为自由本身”(注：《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页。)。他根据思辨的方式，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安排为伦理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把国家设定为现实的实体而作为市民社会的根据和本质。在这样设定的关系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只是作为实体的环节而存在，究其本质只是抽象的范畴及其关系，或观念的自我综合。因此，马克思指出，并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黑格尔的法哲学颠倒了现实历史的真实关系。

当黑格尔把现实的事物以思辨的方式指认给“实存”，也就把“现实”误认为是观念的产物。那现实的事物或现实的历史的真理在哪里呢？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现实即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而要洞悉这一理论的真理，就不能再围绕“人的虚幻的神圣形象”而转动，而必须围绕“人自身”来转动。这一理论的枢纽即是围绕“现实的个人”而展开，把“现实的个人”与人的本质内在地关联起来，没有脱离“现实的个人”生活状况的“人的本质”，也没有脱离“人的本质”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或从作为主体的人（人口的数量、分布等）开始，只能得出关于人这一整体的混沌表象，而关于人的本质则是不得而知。人的本质在哪里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卡·马克思《关于弗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作为具体的人，他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然而，这种多样性统一于社会自身的内在结构。马克思认为，如果抽调了人口的阶级，则人口只是一个抽象。如果抽调了阶级的所依赖的物质生产前提，则阶级也只是一个空话等(注：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页。)。马克思在此追根溯源，强调了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之上，是人们物质生活的社会表现形式。

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如何来表达“社会现实”概念的呢？马克思的现实观是对黑格尔现实概念——意识的形而上学致思路径的扬弃，它以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为基础，从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中重建社会现实的概念。一是关于人的本质阐发，赋予工商业活动及其产物以本质和现实地位；二是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指明人的本质的现实或历史定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三是指明人的本质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源于物质生活自身的矛盾（生产方式）展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

第一，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把人的本质与工商业活动及其产物有机统一起来。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或实践）彻底否定了意识形而上学的致思路径，对象性活动“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注：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由此可知，人的本质不再作为“绝对即主体”而存在，它是对象性活动（工商业活动及其产物）所表现的普遍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由对象性活动形成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工商业活动及其产物是人的心理学，是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书。

第二，人的本质的现实或历史的定在是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了“异化劳动”理论，指明了“异化劳动”是现代人的生存实情。是什么造成工人的“异化劳动”的状态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雇佣劳动。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发展要与“现实的个人”生活实情相统一，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考察历史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的生产作为对象，完全置现实的个人于不顾。因此，马克思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致思路径，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握“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实情，从而真正深入了现代社会的现实之中。

第三，人的本质的发展源于生产方式的变动。马克思把人的发展阐发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注：弗·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现实观牢牢扎根于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凝聚了人们创造、斗争和发展的过程。这一社会现实观要回答什么问题呢？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界观。它立足于人类社会，把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科学”(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指人们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脚注②。)的研究对象，阐发人们物质生活的现实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注：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三　对黑格尔逻辑学合题的批判——历史逻辑的新世界观

黑格尔逻辑学的合题，即概念的全体。黑格尔把社会现实和历史理解为观念的自我综合，把思辨的逻辑进程误认为人类社会的过程——历史表现为逻辑范畴由简单到具体的进展。因此，这一意识的内在性原则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从而彻底剥夺了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内容。“物质利益的苦恼意识”必须要求彻底地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确立自己的历史原则。而这一思想的任务首先要扬弃黑格尔逻辑学，阐发出历史活动自身的逻辑进程。马克思历史性地开创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路径，指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理只是逻辑一般（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历史的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则是历史逻辑的进程，历史逻辑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扬弃。

为什么说黑格尔逻辑学只是逻辑一般？这个问题事关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也事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原则高度。说黑格尔逻辑学只是逻辑一般，其意思就是说黑格尔逻辑学只是观念的自我综合，它排除了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其实质是辩证思维的一般规律。而关于这一论断，可由以下针对黑格尔逻辑学要害的分析可知。

黑格尔逻辑学的核心之一——“辩证法的否定性”，即运动的动力。当触及到这种“否定性”时，能不能犯下像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的错误，即对思辨的本质和前提毫无批判呢？“这种否定是‘创造的源泉和动力’，是精神性自我‘前进的灵魂’。”“没有否定性，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就不能实现人的自由本质。”(注：《黑格尔著作选集》第7卷，《总序》第5页。)果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的展开，让它向世人展示其本质的内涵，让它跳一跳自己的舞蹈，使它对自己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只是观念的自我综合，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幻觉。

“绝对即主体”，是黑格尔哲学立论的根基，也就决定了黑格尔哲学绝对唯心主义的本质和形而上学的致思路径。其中，逻辑学是灵魂，是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在自然界中所认识的无非是理念，不过是理念的在外在化的形式中。同样，在精神中所认识的，是自为存在着、并正向自在自为发展着的理念。”(注：黑格尔《小逻辑》，第60页。)因此，在黑格尔哲学里，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只是理念的产物，从而失去其自身外在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也就被遮蔽了其内在的本质和关系。

当现实的事物被理性设定为客观性，而作为抽象的逻辑范畴存在，因此它们也就被抽调了一切唯物主义的内容。自然界成为理性设定的意识，人类历史成为理性设定的伦理精神，它们都成为理性实体的环节而被改造为概念范畴。“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9页。)当现实事物被排除了一切唯物主义的内容，也就切断了它们一切唯物主义的（物质的）关系，取而代之是逻辑学范畴的进展，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取代了现实事物的历史关系，这也就是“逻辑学是灵魂”的内在根据。因此，黑格尔逻辑学探讨的是辩证思维的一般规律，同时把逻辑学一般范畴和关系指认为现实的事物及其历史关系。

黑格尔逻辑学的历史贡献是什么呢？辩证法的“活动”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宏大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或思辨的“活动”原则是形式逻辑的真理，它克服了形式逻辑的外部反思，从而在思维的范围内把握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批评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是冒牌的黑格尔辩证法，蒲鲁东从来没有超越简单的主题和反题，更不用说掌握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例如，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构成每个经济范畴的内在矛盾(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4页。)。在这里，蒲鲁东显然抛弃了黑格尔“绝对即主体”思辨本质，他完全不明白辩证法是思辨的自我展开，因而他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这样外在的判断来取代其内在的对象性的关系。于是蒲鲁东认为，推动矛盾的发展就是保存经济范畴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无疑彻底地误解了“辩证法的否定性”，扬弃的实质是既克服又保留，这里的克服和保留的标准在“必然性”中，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自身中。蒲鲁东幻想着要用自己编造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剪刀”把经济范畴一分为二，就像切苹果一样，留下好的一半，丢掉坏掉的一半。殊不知，这种所谓“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是有机的统一体，是事物自身展开的结果，蒲鲁东的钝刀是切不开的。当蒲鲁东沉浸于这种外在的反思中，他也就把“反题”当成对“正题”的否定，也就把一个范畴当成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例如，蒲鲁东把封建垄断当成正题，把竞争当成反题，而把现代垄断当成合题，同时“他认为设立消费税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7页。)。因此，蒲鲁东既不知道辩证法的真实内涵，也不知道范畴及其关系的真实历史联系。

下面，我们再来看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区别。黑格尔逻辑学或逻辑一般把历史阐发为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的进展，马克思断然否定了黑格尔的意识幻觉。比较简单的范畴向着一个整体的比较具体的范畴的发展，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在这个范围内，历史由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才是正确的，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与范畴的简单到具体的进展相反。例如，劳动这一抽象，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生产力发展了的时期才出现。由此可知，二者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哲学立足点上或理论前提上的不同，黑格尔逻辑学是绝对唯心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始终以人类社会的现实历史为理论前提。其次，在历史范畴的内涵及其关系上，二者同样存在根本区别，黑格尔的逻辑范畴本质是逻辑一般（思维），马克思的历史范畴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关系。“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正因为二者的致思路径和本质内涵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扬弃黑格尔逻辑一般的抽象性。

第一，扬弃逻辑一般的抽象性，阐发为把握社会现实或历史范畴的科学规律和方式。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改造，确立“主体，即社会”的主体性思想和既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概念，把概念范畴牢牢植根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前面已经论述，不再重复）。例如，马克思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把商品阐发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以及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整个过程。因此，马克思就把逻辑学一般规律改造为思维把握历史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相统一的科学规律和方式。

第二，扬弃“伦理精神”的逻辑抽象，阐发为社会结构的变动。如何扬弃黑格尔的思辨的方式——正题、反题、合题和理念的概念方式——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统一呢？马克思把它阐发为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全部的意识形态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3-525页。)。其中，物质生活是基础，物质生活方式的变革导致政治关系和观念形态发生相应的或快或慢的变化。

第三，扬弃历史发展“由简单范畴向具体范畴进展”的抽象性，阐发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在已有物质条件前提下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把这一过程阐发为生产方式的变动，也就是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然而这些规律不是抽象的教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马克思的历史逻辑是“实践的精神”，是社会变革的现实的思想，是社会实践所展开的自我主张。当德国处在“历史的错位”中，德国的道路是不是跟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亦步亦趋呢？德国的明天是去实现黑格尔法哲学的理想吗？马克思断然否定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德国无产阶级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开始形成，“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注：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页。)，德国的彻底解放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的解放”。在俄国问题上，马克思同样断然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的道路，“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由此可知，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始终以现实的历史活动为对象，是历史与理论的统一。这种理论的历史意义是深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之中，从资本文明的现代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即无产阶级解放，这一解放的方式、途径、内容是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的枷锁中实现彻底的解放，即共产主义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新哲学（新唯物主义）将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告(注：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

四　结论

马克思牢牢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根本或实质——逻辑学，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破立结合。马克思重新厘定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从根本上洞穿了意识内在性的原则，从而确立新唯物主义的原则——感性活动或实践。马克思这一批判的思想的路径，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历史性地拯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主体性思想、社会现实概念和逻辑一般的真理。因此，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应用逻辑学的批判，重建了社会现实概念和历史逻辑的原则，确立了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内涵。“物质利益的烦恼意识”所内含的理论价值，即在于面向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过程，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个人的视域，它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方向，即共产主义运动。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42-49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