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流行病，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人类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逃离死亡和贫困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即便逃过了童年早逝的厄运，也要面对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细菌理论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寿命延长了不止一倍。
在人类和疾病抗争的历史上，流行病的爆发是注定会发生的事件。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发生，而在于它何时发生。每次大流行病到来，人类都会经历从傲慢无知到恐慌焦虑，再到陷入危机恐慌和相互指责。
毫无还手之力时期
瘟疫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流行病，一直被视为文明兴衰的关键因素。在和平时期，流行病也是一种社会的“压力测试”，它会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互动和政治体制。公元541年，查士丁尼鼠疫首次袭击拜占庭帝国，这场瘟疫加速了罗马的衰落，使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
老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携带的鼠疫杆菌，这种病毒传染给人，就会变成危害人类的鼠疫。流行病是通过对人口数量影响历史的。14世纪中叶，一场灾难性的淋巴腺鼠疫席卷欧洲，这场黑死病起源于中亚的沙漠地区，向西传播至中东、地中海、西欧地区，然后再向北传播至北欧、东北欧地区，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黑死病夺走了大量劳工的生命，很多女人和小孩被迫参加劳动，社会物资极度匮乏，物价开始飙升，劳工工资也大幅度上涨。很多封建主因雇不起劳工而破产，被迫出租土地，由劳工自主耕种，并大幅度降低租税，并要求只用缴纳固定的货币地租。甚至很多封建庄园主放弃耕种粮食，改营其他行业，如种葡萄、放牧等。货币地租和养羊业兴盛，欧洲古代的农奴制（一种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开始瓦解。
黑死病能造成如此多的人口大量死亡，也说明当时的欧洲医学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不咋样。人们为了预防黑死病，发明了一种鸟嘴面具，出门都会带着这种面具，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下。当时的医生建议，用特定药物对卧室、公共场所、人口密集之处进行消毒，少吃肉类和其他含高脂肪的事物，多吃水果和蔬菜等，这些方法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过黑死病的扩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卫生意识提高、城市的扩展、人口的疏散才让黑死病消失）。
全球化病毒狂潮
病原体，不管是病毒、寄生虫或者细菌，都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在人类和环境千万年的拉锯中，免疫系统和入侵的微生物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但人类的交通工具把病毒带到了它从未涉足的地方，使它在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肆虐，左右历史、大开杀戒。
天花传染力高，一个病人能感染3-6个人（每个新冠病人会传染1.5-3.5人），天花死亡率超过了30%。在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扩散，后果堪比核武器。南美洲原住民人口因染上天花而锐减，无力抵抗欧洲殖民者的征服。
黄热病是种源于非洲大陆的病毒，通过奴隶贸易捎带到了加勒比海地区。殖民者砍伐森林、开垦农田、建造种植园，无意间却为黄热病毒的宿主-蚊子制造了极佳的传播条件：失去了森林的保水作用，一旦下雨便雨水横流；而水塘、水沟、水田等人造的死水，便成为了蚊子的游乐园。从非洲来的黑奴们对黄热病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来自欧洲的庄园主、地方官员和军队，却一次次地被神秘病放倒。海地起义，将领卢维杜尔乘着炎热的夏季，拖垮了拿破仑妹夫率领的4万法国精锐部队。
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和病毒捆绑在一起，疫病随着人类的脚步，在世界各地扎根发芽。在人类尚未能完全理解病原体和疾病之间联系时，老鼠身上的虱子、帆船上的疟蚊，就已经向新地域进发。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病原体，神秘地而又风卷残云地取人性命，甚至让社会瘫痪。
1918年至1919年，全球爆发大流感。在18个月时间里，全世界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达到了五千万到一亿人，传播范围达到了太平洋群岛以及北极地区，平均致死率达到了2.5-5%。而1918年，全球人口总数不过才是18亿。
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全球化加深。我们见证了欧盟的诞生和国界的消亡，全球四处飞的商务人士、滑雪客、邮轮乘客，在全世界各地求学的留学生……把病毒在无意间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治理条件好、医疗条件好的地区，更能处理危机、并从危机中快速恢复。而医疗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则会经历巨大频繁的动荡。
1918年三分之二的致命性肺炎病例，是由于感染了大流感病毒的病人的肺中产生细菌造成的。自1918年的大流感暴发以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疫苗学和预防医学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多亏了病毒学和分子基因组学的进步，让快速识别新病原体和开发诊断测试方面；由于互联网的发展，能更好地监测和分享有关新病毒暴发的信息，并汇集科学的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在没有疫苗和其他医疗对策的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隔离、检疫和消毒，这套阻断传染病传播的“远古法则”。
在全球疫情面前，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单独行动。理论上应在国家层面建立跨国界、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公共卫生数据共享交换机制；建立公共卫生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促进医疗数据、药品数据、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数据的可信安全共享交换。无论各国的政治制度多么不同，人类在发展理念上其实并无本质差别，和平、公平、自由、健康、幸福等似乎都是大家共同为民追求的目标。
在此次新冠疫情现实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存在大量针对特定种族或地域的歧视，相互指责和推诿，疫情甚至引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空前高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流行病还与特定的外来人群和地区捆绑，背负上特定的象征意义——危险的，肮脏的，贫穷的，不怀好意的。无法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就无法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控制疾病的传播。
长期共存的流行病
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1月16日6:21，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为 325,207,334 例，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1年）统计的全球人口78亿190万模型计算，全球新冠疫情单位感染人口数为24，即全球平均每24人中就有1人确诊为新冠患者。
事实上，即使没有出现新冠，传染病每年也会对世界各地的健康、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项研究显示，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每年会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带来4.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病毒眼里，人人都是可寄生的宿主目标。对人类的袭击，并无人种、国界之分，无论高低贵贱，任何人都别指望区别对待。人类相互制衡、谈判博弈的游戏规则那套，根本派不上用场，更起不到威慑病毒的作用。
应对微生物种（病毒）的袭击，明智之举只有联合抗战，一致对敌，即合则强、分则弱。医疗服务（Medical care）更多关注的则是如何维护个体健康的问题，以救治诊疗服务为主。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关注的侧重点是群体健康问题，预防为主。应像战争一样，为其出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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