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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是时候正视年轻人的生育困境了

晚点团队 晚点LatePost 2023-06-20

一位企业家推动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十二年。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钱杨

5 月 26 日,梁建章在北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是他十多年研究人口问题的结晶。11 年前,他和人口社会学家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正面批评计划生育政策的书。


在新书发布现场,他列出一系列数字预演那个危机重重的未来——到二零五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会少于美国。前提是假设中国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生育减负政策,出生人口将在 2025 年跌破 800 万,2050 年降至 493 万,2056 年被美国反超,2100 年只有 94 万,占世界新出生人口的比例降至 0.89%,总人口则降至 4.79 亿,占世界比例降到 4.8%。届时,中国也就丧失了人口大国的优势。


“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不复存在,” 他说,“这个我们都可能看得到,非常令人震惊。”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形势越发恶化。最新数据表明,2022 年中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近 61 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新出生人口降到 956 万,生育率(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为 1.1,比日本还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倒数几名的国家,略高于全球最低的韩国。


即使已有预期,梁建章还是对新出生人口减半的速度感到震惊:仅仅花了 7 年,新出生人口从 1700 多万降到 900 多万,这速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年代都是空前的。而且,未来的数字肯定还会下降,他感到焦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最大的挑战。


他希望更多公众关注和思考人口问题,激发社会各界对如何创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生育的环境,展开更多公共讨论,推动公共政策改变。


在关注人口问题的人中,梁建章是特别的一位。他横跨经济学和人口学,揭示了人们以往忽略的,人口跟创新之间的强关联。他身兼双重身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敢于冒险,喜欢行动,永远乐观;也是具有学者气质的企业家,决策极为讲究数据、逻辑、科学,理性严谨。他认为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践行这一哲学——生命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创新。


公共政策一直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从 2011 年到 2016 年,他致力于推动废除计划生育政策。2016 年之后,他开始关注如何鼓励生育,认为从长期来看,这能提高中国的创新力,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最终能使民众未来的收入增加。


他提出,一个国家的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公式右边的 4 个要素对应 4 个人口效应,分别是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流动效应。他把人类社会比作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活跃(个人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


由于对人口问题频繁公开发言,梁建章的用意被误解为 “催生”,是针对普通人宣教。他在书中解释,自己一向都是给政府提改革建议,所有人的选择都应该是在自身客观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我不是鼓励年轻人多生,我是建议政府鼓励生。”


他希望政府正视年轻人的生育困境,营造生育友好的环境,让年轻人有能力生孩子。“政府鼓励生育不是说教,也不是逼迫,而是要用切实有效的优惠政策 ‘鼓励’,是要用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以及实实在在的福利和减负政策,来帮助年轻人降低生育的财务和时间压力。”


2023 年 5 月,梁建章在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的发布会上演讲。图片来源:携程



梁建章是从经济学跨入人口问题的。2007 年,37 岁的他辞去携程集团 CEO 的工作,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追求学术生涯。他的导师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开创者。拉泽尔当时不知道梁建章的企业家身份,以为他是个穷学生,经常推荐一些校内批改作业的工作给他,让他赚生活费。梁建章也不拒绝,批改了一年的作业。


2011 年,梁建章提前完成博士论文《论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在拉泽尔的推荐下,他去了芝加哥大学,跟随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做博士后研究。贝克尔是人口经济学鼻祖,将经济分析引入家庭等领域,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梁建章回忆,“我有一次到他家喝茶,就谈起了创新和人口的关系,这是我做人口研究的开始”。


在 2010 年冬天,梁建章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相识。两人都想批判和反思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拍即合”。今年 4 月,李建新在办公室对《晚点 LatePost》说:“我对他的认同,一是他的跨学科背景,复旦少年班毕业,理工科转向经济学,同时又跨入人口学,可以跳出人口谈人口,视野宽;第二个特点,他是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学者,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比我们在书斋里发现问题,认识更深刻,说出来更有力量。”


他举了梁建章在书里写过的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带着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在日本参观一家领先的旅游公司。两家公司的高管团队相对坐在会议桌的两侧。尽管两家公司的规模相似,但现场的反差异常鲜明,两家公司的高管人员俨然来自两代人。携程旅行网的高管人员都是 30 岁上下的年轻男女,而日本公司的高管人员都是 50 岁以上。会议期间,偶尔也会有年轻的日本员工进出,但他们都是公司高管人员的秘书或助手。”


梁建章认为,30 岁左右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 30 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这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而且,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阻碍年轻人的活力。在老龄化国家,不仅是年轻人数量变少,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人数更多的老年群体阻挡,因此很难创业,职场晋升速度也会减慢。


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2012 年 4 月,梁建章和李建新出版了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讨论被视为 “基本国策” 的人口政策不再是禁区。此后,更多批评计划生育的图书、文章、媒体报道涌现。不过,两人当时也没能有机会充分表达观点,直到出第二版时,书名才得以改为更明确的《中国人可以多生!》。作者也多了一位——黄文政。


2012 年 6 月,陕西省镇坪县曾家镇,怀有二胎七个月的孕妇冯建梅,因交不起 4 万元罚款,被当地政府官员带到医院强制堕胎。近乎完全发育的死胎和冯建梅的合影被传到网上,引发社会关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此为由,召开了一场人口问题研讨会,参加者就有黄文政、梁建章,两人因此结识。他后来成为梁建章在人口问题研究领域最密切的合作者。



和梁建章类似,黄文政同样是 “跨界” 关注人口问题。他原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1990 年代赴美读博,毕业后在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纽约千禧年对冲基金工作过,2010 年回国从事金融行业。他开玩笑说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起步是在美国和网友吵架。


“我特别认真,找特别多数据,做模型,研究那套方法也用上,试图说服别人。这样吵了几年,人口思想就体系化了”。他的研究动力既有 “民族不要消亡” 的朴素情感,也来自个人的经验。他没有兄弟姐妹,在陪伴和照护父母上有着无法弥补的欠缺和遗憾。


10 多年来,他们一起写了 200 多篇文章,出了 3 本书。他觉得,梁建章 “智商极高”、“执行能力强”,同时,待人和善。“他看世界的方式、对事情的洞察力都是一流。他能非常快地抓住问题核心,比如我们几个人聊天,其他人七嘴八舌,他一说马上就能说到点,经常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奇思妙想。” 黄文政在电话里对《晚点 LatePost》说。


黄文政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讨论中美竞争,说美国从全世界吸引移民,实际上放大了美国人口基数,中国不是简单地跟 3 亿美国人竞争。梁建章听了立刻说,看一下人才里面有多少不在美国出生。这个比例如果有一半,人口数字乘以二就可以了。“这个想法太好了,否则怎么判断美国从全世界收割人才(的程度)是 6 亿还是 8 亿?很简单,你把(人才里的本国)出生人口占比,反过来乘一下就好了。” 黄文政感叹梁建章擅长把复杂的问题数学化。


后来他们研究发现,在美国,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工程学的外籍博士比例接近 50%,他们大多留美就业;有一小半的成功高科技企业由移民创立;如果把第一代移民的孩子计算在内,那么硅谷工程师的一半以上都来自移民家庭。所以,如果粗略估算,美国的 “实际” 人口基数的确恰好是现在的两倍。


2012 年 7 月,梁建章、李建新、黄文政等 5 人发起《尽快启动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10 名学者副署签名。4 个月后,梁建章、茅于轼、穆光宗等 4 人又发起《呼吁新一届领导人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28 名学者联署。这些建议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很大反响。


2014 年,中国政府施行 “单独二孩” 政策。这是推行 33 年的 “一孩” 政策首次重大调整,但梁建章依然感到失望,觉得改革步伐太小、太慢。


2016 年,“全面两孩” 政策施行,但新出生人口只小幅反弹到了 1700 多万,之后一直下降。2021 年,“全面三孩” 政策施行,各地限制生育的措施基本取消,但无法阻挡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最近两年,各地开始出台一些鼓励生育举措,但每月几百元的育儿补贴,杯水车薪。


《中国人太多了吗?》(2012 年)的第二版《中国人可以多生!》(2014 年)。



“你们对中国人口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李建新每次上课或者讲座,都会提问听众。“人多” 是最常见的回答。“有谁为我们 14 亿人口感到自豪吗?” 他接着问。


李建新觉得任何公共政策背后都有价值体系在支撑,“人口是负担” 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人口是负担” 的观念可以追溯到 200 多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认为,技术进步促进人均收入短期增长,但收入增长很快导致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率下降,最终将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长。这套理论适用于农业社会。工业革命以后,人口增加不受资源限制,提高了生产率,人口变成财富。进入后工业时代,人口出现萎缩,数量更加珍贵。


过去几千年,中国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是工业化开端。梁建章说,“我们农业占比一直很大,1960 年代还有吃不饱饭的一段时间”,所以有着 “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塑造了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也强化了 “人口是负担” 的观念。可以说,中国比预期更早面临低生育率危机,“未富先老”,其实是过去几十年公共政策的一个结果。


许多学者认同,新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滞后,应该更早放开。比如人口史家葛剑雄在 1994 年就发表文章,提出要调整一胎政策,容许二胎;李建新在 1997 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要调整一胎政策,放开二孩。


梁建章 1990 年代在甲骨文工作,还未关注人口问题。2011 年踏入人口研究领域,主张的也是放开生育。他的国际比较研究印证了上述学者的看法。根据日本、新加坡等地的数据,一般来说,生育率降到 1.5~2.4 时就会取消限制生育政策。按照这个规律,中国应该在 2000 年左右而不是 16 年后才全面放开二孩,因为 2000 年的生育率已经降到 1.2。


另一批学者在 2011 年后还认为要谨慎放开。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2012 年预测 “全面二孩” 会导致新出生人口超过 4600 万,“单独二孩” 也会让新出生人口反弹超过 2500 万;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 2014 年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胎,新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 4995 万。


2015 年 11 月,国家卫计委在发布会上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中国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 9000 多万。最近几年生育水平会有提高,最高年份要突破 2000 万,每年因为政策因素净增 300 多万以上。


实际上,2016 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后,新出生人口峰值只有 1786 万,此后一直下降,去年跌破千万,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022 年 4 月,梁建章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人口政策调整滞后的原因,第一,“在实行一胎化政策期间,计生宣传把人口当成负担,甚至在中小学教科书中也有很多涉及计生的宣传内容”;


第二,“尽管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 1.22,却被计生委以漏报严重为由,自行大幅调高到 1.8,并在之后十年里一直把 1.8 当作权威数据和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础”;


第三,计生委 “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几十万名计生工作者”,“考核目标就是降低生育率”,但 “当生育率已经降至很低水平时,计生系统却可能基于部门利益而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到了 2010 年,很多低生育国家已经调整了生育政策,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超低生育率情况下依旧严厉限制生育的国家”,“缺乏国际交流”。


梁建章总结道,“回顾历史并不是要责难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的滞后,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导致了政策调整远远滞后于低生育率的形势。无论人口政策、教育政策还是防疫政策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广开言路。只有允许不同观点发声,才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推动政策调整之外,企业家梁建章在他能施加影响的领域施行改革,把携程当作他理念的实践之地,至少在他掌管的这家公司里打造生育友好的支持氛围。


2015 年,携程实施规定,为员工提供零利率的 “社会抚养费”(俗称 “超生罚款”)贷款,贷款时限最长可达 10 年,额度不超过缴纳的 “超生罚款” 金额;2018 年,携程启动生育福利项目,为公司女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让她们拥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2022 年,近 3 万名员工实行混合办公制,允许员工每周三、周五在家远程办公,让家长有更多时间陪伴小孩,减轻育儿压力。


彭小玮在 2010 年加入携程,从事企业文化工作,觉得老板梁建章 “话少”、“眼光犀利”,“跟他汇报工作时,压迫感非常强”。2018 年调到公共事务部后,她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梁建章,发现他是 “多面体”。他不拘小节,不太在意自己的对外形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他只穿同一款鞋子,而且特别随意,常常不把鞋后跟提起来,像踩踏板”。疫情期间,梁建章在中国各地直播带货。彭小玮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个地方,但凡有秋千,James(梁建章英文名)一定会去体验。他喜欢玩,孩子气很重”。


现在除了辅助冻卵和灵活办公,彭小玮说,寒暑假携程员工可以带孩子来上班,会有专门区域供小孩玩耍、学习、休息。公司给怀孕员工发 3000 元的生育礼金,怀孕员工打车也有补贴。虽然金额不高,但她觉得公司内部形成了女性友好氛围。这种 “安全感”,让她在时隔 8 年后,决定生第二个孩子。“让我没有顾忌地在疫情三年,一边跟着老板全国跑直播,还把自己二胎的大事完成了。”


携程的数据分析专家 Lian 说,有一些不是上海户口的员工,享受不了上海的福利政策,也可以跟公司申请特殊的产假待遇。梁建章的助理 Bonnie 提到,有些女性担心生育之后,不利于职场发展,但在携程 “这种担忧相对少一些”,因为公司整个氛围是尊重女性、鼓励生育。


 《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中信出版集团,2023 年 5 月版。


梁建章在携程的生育支持试验里,最为公众知晓的是现已停止的托儿所实践。2017 年 11 月,携程亲子园爆出 “虐童事件”,携程公司受到了舆论压力。虽然携程在监管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亲子园事件也反映出,当企业想弥补政府人口政策的不足时,主动为之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目前中国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 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50% 的比例。在法国,地方政府提供资助,鼓励企业、社区与政府合作,兴建和运营托儿所,很多普通家庭的幼儿甚至可以免费入托。而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企事业单位普遍有托儿所,但改革开放后,福利基本取消。如今公办托儿所供给不足,民办托儿所又很难通过资质审核。


当初,为了解决员工看护孩子的难题,梁建章先是通过上海市长宁区妇联,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上海市妇联全资持有)旗下的 “为了孩子” 学苑经营,才办起了亲子园。开办后,长宁区教育局叫停亲子园,称未取得行政许可。不久,亲子园成为上海市政府 “公共托育服务” 实事项目的试点,重新开业。不过,教育局依然认为亲子园不属于正规教育机构,但考虑到它是政府实事项目,没有干预。


在梁建章的邀请下,黄文政 2017 年 4 月去过亲子园参观。他了解到,携程为亲子园提供了 800 多平方米场地,投资 400 多万元装修,还免收场地租赁费、物业费和水电费,相当于每月补贴 14 万元。亲子园为携程员工托管半岁到三岁幼儿,每月收费 2580 元,名额在半小时内就被员工一抢而空。


亲子园事件发生后,“就像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一样”,梁建章非常 “自责和痛心”。黄文政称,推动人口政策调整这么多年,他从来没看到过梁建章 “心灰意冷”,亲子园事件多少 “打击” 了他。


“他花了老鼻子劲,好不容易把托儿所办起来。办起来以后,(对携程员工)是一个好事。没想到出了那样的事情。出了那个事情,携程家长还是希望托儿所重新恢复。这个事情完全是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机构来运作托儿所,所以是携程的监管责任没有尽到,但是很多人觉得携程在虐待儿童,很荒谬。” 黄文政说。



要想推动中国人口政策调整,还需对公众传播人口问题的道理。比如,为什么人口萎缩的速度那么快?因为人口减少遵循指数级规律。假设生育率是 1,那下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 1/2。现在人均寿命差不多是三代人,那三代之后,相当于 1/2 的三次方(1/8),也就是每生 1 个人,去世 8 个人;为什么无孩家庭认为给有孩家庭补贴不公平是错误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孩子未来会给整个国家贡献养老和税收福利,最后其实是无孩家庭占了有孩家庭的 “便宜”。以美国的数据测算,这个 “便宜” 相当于 GDP 的 7%,所以生育补贴其实是纠正不公平。


梁建章将传播道理视为责任,他尝试了写书、文章、演讲、演小品、说脱口秀、拍纪录片、制作音频课程等等方法。2020 年,他还出版了具有科幻色彩的寓言小说《永生之后》。他满意这本书的创新构思,也觉得文字和故事情节有简单、稚嫩的地方。


小说故事设定是到 2120 年,人类社会进入 “长命纪元”,“延生药” 的成功研发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愿望,大部分国家进入 “长生区”,但也有一部分国家停留在 “生死区”。“长生区” 与 “生死区” 代表两种发展模式,它们的冲突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梁建章希望借由故事警示人口老化会让创新停滞,繁衍和代际更替提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要勇于向未知空间探索,不要只追求寿命延长。


2021 年,梁建章牵头组建公益机构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成为中国唯一致力于人口研究的民间智库。他们发表多篇研究报告,提出许多政策建议,比如开放辅助生殖技术,让单身女性也可冻卵;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政府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他举例,像瑞典父母可以一起获得 480 天带薪育儿假,双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转让,确保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一些评论认为,梁建章传播人口问题道理时,有着身份、认知和表达上的局限。身份上,他生于上海,14 岁进入复旦少年班,然后赴美留学、硅谷工作,30 岁联合创立携程,是全球化精英的代表,无法完全共情复杂中国社会民众的困境;他的知识结构偏向理工科和经济学,但大众往往没有那么理性,喜欢听故事,而非数据、逻辑和道理;表达上,他有时说话太简单直接,易被曲解。


黄文政说,关注人口问题的很多人最后都 “心灰意冷”。他自己也有 “戾气”,“心里特别悲伤”。“但梁建章很了不起的一点,他永不放弃,不会遇到挫折就气馁。他也不指望马上改变,但他就觉得我们要一直做这个事情,做一点算一点。包括很多文章被毙了或者会不能开了,他从来不会抱怨。”


很多人不能理解一位企业家为什么十多年来都执着地关注人口问题。他本人关于动力的表达,曾在脱口秀里呈现过,“我朋友说,你做个企业家,白天扮女装,晚上写文章,到底是图啥?我究竟图啥?我是 too responsible(太负责任)。”


政府放开生育限制后,李建新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研究志向转到了民族。他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改晚了,过了最佳时机一二十年,“想调整都调整不了”。“生育是个人意志(的问题),(不是)机器想开关就开关,想拧龙头就能拧龙头。一旦观念转变,你想放也白放,政策就不起作用,现在的事实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梁建章相对乐观。他对《晚点 LatePost》说,只要观念转过来,尽快落实鼓励生育政策,中国能够提高生育率。根据他国经验,每增加 GDP 的 1% 用于补贴,会使生育率提高约 0.1。


“生育率 1.1 比 0.8 好很多,1.5 要比 1.1 好很多,能提高多少就提高多少。而且整个社会有资源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力度要大,不要觉得这很容易,但也不要觉得这没有办法、无可救药。”


2021 年 4 月,梁建章在 “财新脱口秀” 表演,内容围绕 “人口” 展开。图片来源:携程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梁建章的对话。

政府 “投人” 比投基建更有价值

《晚点》:你认为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已经到来,政府必须出台相应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果错过当前时机,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那就会真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也就是说,鼓励生育有效是有窗口期的,那根据你的研究,这个窗口期大概有多长?


梁建章:不存在绝对的窗口期。我们假设人到了 40 岁有心无力,现在如果(出台)好的鼓励生育政策,是为 30 多岁的人能够抓住最后的生育机会,所以每一年都有窗口期。90 后是每年出生人口 1500 多万,00 后是每年 1000 多万,到最近几年(的 20 后),每年下降到 1000 万以下,下了一个大台阶。显然(鼓励生育)越早,效果越好。


另外,未来财政不会那么乐观。现在中国正好是劳动力充裕的时期,因为 80 后还在工作,80 后是每年 2000 多万人,财政应该充裕。当然,我们有些错配,一方面就业不足,一方面很多年轻人没钱,这样的错配可以通过财政解决——发钱给家庭。


企业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朗,所以它们不太愿意投资花钱。生育率低迷,企业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期肯定下调。没有这种预期,发钱给企业也没有很好效果。但是,如果你发钱给家庭,生育率有望提高,或者大家期待生育率提高,那企业也愿意投资,这样就可以拉动、提振总体需求。


《晚点》:短期来看,你觉得中国的生育率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好的结果?


梁建章:中低高的预测我们都做过,短期如果能维持(现在) 1.1 的生育率,应该已经不错了。我们理性地看,不要有什么幻想。生育率低有它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生育成本几乎跟韩国一样高。韩国的房价、教育内卷程度非常厉害,我们这里也一点不差。现在韩国也在鼓励生育,所以生育成本会降低。我们还没有落实到位的鼓励政策,如果落实到位,应该比韩国做得好,生育率不会掉到 0.8,但会比日本的 1.3 差。1.1 听起来很糟糕,但总比 0.8 好。高预测是我们做到北欧水平,到 1.4、1.5。


《晚点》:你也提到,“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 0.7,已经创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生育率的世界纪录,达到了每两代人减少近 90% 的速度”。很多人对此震惊甚至于沮丧绝望,你感受如何?


梁建章:生育率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虽然 2022 年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 0.7,确实是很低了,但黄浦区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 0.48。如果不出台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未来中国的生育率还可能会继续下降。


《晚点》:你觉得为了解决生育危机,财政补贴应该是中国政府可采取的最快动作。目前一些城市也有了行动。不过按你的建议,中国至少要用 GDP 的 2%~5% 来鼓励生育,这样生育率才有望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1.6 左右。


以这么高的比例投入到鼓励生育,是否会面临不小的难度和阻碍?像新冠疫情时,很多学者都在呼吁给民众发钱,可中国政府还是主要把钱投到基建。前段时间,学者陈志武也表达,他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向军工、硬科技行业转移,而非民生。当然,这是个老问题。相比许多国家,中国民生支出占比要少 GDP 十几个百分点。


梁建章:还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人了,人口流失,基建投下去也是浪费。没人了,再投教育也没用。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是过度的内卷教育体制,没有太好的效果。所以如果认识到人口数量是根本性问题,中国应该有很大空间把你刚才说的这些方面做好。基建,厂房、路、桥这些不用建那么多了,应该可以投到(鼓励)多生孩子。


《晚点》:从投资回报来说,“投人” 比投基建更有价值。


梁建章:对,现在基建的回报已经非常低,很多回报率可能都是负。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有钱,你把钱给家庭,多买些奶粉、童装,未来也不需要建更多学校,只是少关一些学校而已,所以社会完全可以容纳更多为孩子的消费,不会引起通胀,这是完全值得做的。短期来说,对经济提振还是有好处。

池子越大,越多天才可能冒出来

《晚点》:中国现在 1.1 的低生育率,除了之前限制生育的政策影响外,你认为生育成本高是个重要因素。根据你们 2022 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的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 GDP 的 6.9 倍,几乎是全球最高,其中住房和教育的成本尤其高。住房成本和土地供应以及背后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地方政府发展模式等都有关系,改起来比较困难。


你认为,教育成本涉及的教育改革,其实是最难的。在你提出的多项方案中,缩短学制可能比较容易实现,但取消中考、让大学毕业考试取代高考、普及大学通识教育等估计会遇到很多阻力。


梁建章:总体来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教育肯定会越来越长,而且未来有更多经济活动跟创新有关,全球经济蛋糕里能够分多少决定于创新力,所以对于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你要成为创新者,有很大运气成分,不可能从小就筛选出来,人家也不会接受,十几岁就说(自己)将来一定很没有创新能力。


即使现在 “普职分流”(注:指中考过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要分离。简单来说,学生上不了普高,就只能上职高。在过去一些年,这种分离甚至是强制的,而且要保证 “五五分流” 的比例。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比如 2021 年的数据显示,普职比是 6.5∶3.5。),个人不愿意接受,要活那么久,当然希望多学,保持未来的可能性。


以后大家都会念大学,念完大学不一定有份好工作,但是有可能性。另外,你的修养、在社会中的认知能力,不光对就业,对你未来的理财、消费、择偶都有帮助。大学教育应该是这样一种功能,每个人上大学应该是很自然的。没有必要把人家分到职高,个人也难接受。你把他分到了职高,最后还是去考大学。华人社会的大学比例都高,所以分流没有意义。


现在有中考、高考、考研,考三次,最多考两次或者最好考一次,一次可能是需要的,而且越晚越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合适,前面备考的浪费和焦虑都可以减少。


而且,现在有些东西不需要死记硬背,会掌握 AI 这些最好的工具就好。掌握认识和分析世界的工具和能力比记住一些细节更重要,这可以加速整个教育的过程,很多东西可以边工作边学。因为牵涉既得利益分配,减少考试可能比较困难,但我觉得加速应该对大家都有好处。


《晚点》:大学毕业考试取代高考,会变成另外一种内卷吗?


梁建章:会,考试肯定会卷,但至少不是卷三次,卷一次会好一些。而且这跟家长的关系不是太大,考试的时候已经是成人,你自己努力学习。考试是没有办法的,整个社会肯定需要,但不宜考得太早、太多。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 年版)。图片来源:育娲人口研究智库


《晚点》:关于教育,蔡昉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书中称,未来中国可能不会再回到人口正增长轨道。中国人口数量的不足可以用质量补充,比如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向前向后分别延长 3 年。你怎么看?


梁建章:如果书中绝大部分没有提支持生育,只提增加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这跟我的重点是人口数量,相差很远。义务教育延长到 12 年、15 年?现在人家都卷到研究生去了。普惠性幼儿园已经过剩,现在关得很厉害,未来高中、大学肯定也是过剩,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数量减少,质量肯定(受损)。因为创新人才是一小部分人,但有一定随机性。池子越大,越多天才可能冒出来。


《晚点》:一些人把人口的质量和数量视作冲突,你怎么看?


梁建章: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质量。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 14 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 1 万人肯定比从 4 亿人中选出的 1 万人要更优秀。

生命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创新

《晚点》:关于生育观念,你提出倡导改良后的 “敬祖传后” 文化、“女随母姓” 等。如何避免 “敬祖传后” 里可能隐藏的威权色彩?另外,为什么不直接提倡 “随母姓”?只有 “女随母姓”,没有 “男随母姓”,会不会加剧性别问题?


梁建章:这牵扯到哲学问题,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尤其社会富裕以后。你可以说(人生意义是)享受,或者实现人生目标,到底什么是享受?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人生目标?我觉得中国以前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为后代留下什么,或者让后代记住你,名垂千古。中华文化有适宜现代的,不适宜现代的,我觉得 “敬祖传后” 值得发扬光大,要把中国以前那种对祖先的崇敬,或者对子女的传承重新拾回来。


关于 “女随母姓” 的建议,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姓氏传承,应该不止传给儿子、孙子,也应该妈妈传给女儿,女儿再传给她的女儿。这是一种女性传播链。现在女性独立,成就不亚于男性,而且她才是生育的最终决策者或者付出成本最多的,代价可能也是最大的。


当然,姓氏传承只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姓氏传承至少应该提倡。现在姓氏传承男女不平等,为什么一定全跟爸爸姓?西方结婚还要改丈夫的姓,这是不平等。回到原始社会,或者农业社会之前的母系社会,女儿传承妈妈,完全可以做到。如果有女性姓氏传承,能让整个社会的男女都有敬祖传承文化,值得提倡。


《晚点》:为了促进人口问题的公共讨论,你写了小说《永生之后》,当初为什么想写?


梁建章:小说是为了讨论生命的意义,也有科幻,长生不老药可能在医学上得到突破。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是创新和传承。你要么通过创新,比如写了一本书或者科技成果能够惠及子孙后代,要么留下基因传承,他有他的后代,在未来也会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可能。你的基因传承和创新传承都是人生意义,这是我的诠释。“永生之后” 是蛮有意思的哲学思考,生命到底只是生命的延续,还是不断地创新和传承?


《晚点》:你有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两重身份,不少人好奇这两重身份之间是否有冲突。你曾表达:“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做了很多毫无关联的事情,但其实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强关联的。”


这些是强关联的恰当例子吗?比如用经济学思维辅助公司决策和战略思考;2013 年你回到携程,拆分业务单元,在规模效应与分权中找到平衡,实现创新;你也思考如何让年轻人与老员工更好配合,不要有老员工的 “阻挡效应”。如果这些不是,更恰当的例子是什么?


梁建章:你讲得挺好,关联性其实不容易找,但你刚才说的关联性有的也比较勉强。我讲过人类传承的意义,人类传承是空间上和时间上传承,时空在现代物理学是统一的,空间和时间都有必要。如果空间上能够拓展,也就是太空旅行,跟马斯克的观点是一样的,肯定对于延续、创新都有好处,所以旅游也有这方面的意义。当然,你说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些,也确实对,经济学理性量化的分析对于经营公司肯定有帮助。


旅行中的梁建章。图片来源:携程

中国人口多少关系到国家安全

《晚点》:由于世界秩序的变化,国际竞争与合作是这些年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在 2018 年出版的《人口创新力》中,你作了些讨论,包括特朗普总统任期前瞻、英国脱欧和欧盟的未来。时隔 5 年,中美关系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也影响了世界,“逆全球化”、“友岸外包”、“新冷战”、“脱钩” 等成为热点话题。这些变化对你思考人口问题有什么影响?


梁建章:人口对于国家安全的作用应该是更加重要。书里没有讲得太多,因为这确实是很难预测的一件事,也稍微有点敏感。如果真的变成中国跟美国完全脱钩,那其实就看其它国家站队。如果发达国家相当大部分站在美国这块,那中国会处于创新方面相对孤立的地位。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跟发达国家总人口加起来可能差不多,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能够维持一定均势状态。


当然,我们希望不要再次回到冷战,对全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更不是好事,对美国也不是好事。但如果出现这种状态,那中国人口多少就真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你的体量小,创新可能就远远落后于对手阵营。人口规模小,科技创新会更慢、经济实力也会小,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军事能力也会出现问题,跟美国拉大差距,各方面国力下降。


《晚点》:去年上海封控期间,你写了好几篇有关新冠疫情的文章,如《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当时为什么要写那些文章?


梁建章:我一般只讲人口,教育也跟人口有关,所以也讲教育,有时还会讲讲旅游行业的情况,所以很难谈到其它话题。但是防疫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事情对决策太重大了,所以要综合考虑经济跟生命的因素,所以我就写了文章,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非常强烈、非常不寻常的一种状态。


《晚点》:很多经济问题你都可以用人口来解释,那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经济问题你觉得是不能用人口来解释的?


梁建章:就是看规模效应存在不存在了。有些行业没有规模效应,那人口多的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可能差不多。农业没有规模效应,或者规模负效应,土地是瓶颈。有些餐馆可能是当地属性,没有全国的规模效应。但是,越来越多产业具备规模效应,具备规模效应就对宏观经济有一定影响。规模也是看人数,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制度等。


但也有些东西跟人口有关系,但不是那么大,比如就业。人口多,需求也多,同时供给也多,失业率跟人口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注:《人口战略》中称:“当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虽然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力供应,但也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因此更多的就业机会会出现。如果一个经济体向国际贸易开放,并且拥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多的人口并不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事实上,经历了少子化和人口不断萎缩的中国东北地区,就业景气指数在全国各大区域一直垫底,而人口密度最高的东南沿海却欣欣向荣。世界上许多低生育率的国家,如俄罗斯和西班牙,失业率却很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高失业率源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不合理,而非人口过剩。”)


《晚点》:你在生育问题上做到知行合一,生了两个小孩,儿女双全,愿意分享生二孩的感受吗?


梁建章:我大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家里人几次共同的决定,所以后来虽然年纪比较大,但还是要了第二个。回头看,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多乐趣和幸福,而且未来会更好,现在我女儿 6 岁了,特别可爱。


《晚点》:这么多年,你推动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得到哪些反馈?有灰心丧气的时候吗? 


梁建章:我是众多呼吁类似观点学者中的一员,只是可能比较早一些,坚持时间比较长一点。我的角度是创新,有它的独特性。另外,我企业家的特殊身份,可能声音大一点。整体来说,观念的转变是稳步地在转。从十多年前计划生育是不容置疑的一项政策,到现在计划生育限制肯定是没有必要了。我们是最早明确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现在几年过去,我觉得已经越来越多人认可。当然,还不够,还需要转变观念,要有足够力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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