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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在通向“二号人物”的道路上,为何林彪首先选择向罗瑞卿发难?

萧冬连 合众声 2024年07月23日 14:47 北京

合众声摘要:

一位严肃的老学者说:林表面忠于毛,但阴蓄异志,他用的助手必须是绝对忠于他的人,而不是绝对忠于毛的人。这是林罗龃龉的根本原因。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毛泽东的确是听了一面之词。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怀疑罗瑞卿对他的忠诚。作为军队统帅,他当然知道军队练兵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在检阅大比武时表了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持。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了林彪。


本文转自萧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原题为《林彪发难 罗瑞卿遭受突然袭击》

突兀其来的事件

1965年底的中国政坛,可谓诡谲莫测,风波迭起。批《海瑞罢官》一波未平,罗瑞卿问题一波又起。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在会上攻击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这次会开得很突然、很神秘。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了毛泽东、林彪外,谁都不知道会议是什么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到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会议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袋材料,这是叶群送来的。会上最活跃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她作了三次发言,足足讲了1十个小时


叶群


她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有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她说: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其中最要害的“证据”是刘亚楼的“四条”。叶群揭发说:1965年2月,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说罗要刘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


叶群讲得天花乱坠,林彪又叫吴法宪(已接任空军司令员)在会上发言,帮腔,一口咬定罗瑞卿对刘亚楼说的那四条,刘又告诉了吴法宪。但这是死无对证。因为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已于5月病逝。与会人员即惊讶又怀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话都很少,很谨慎。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口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说了四个字:“死无对证”。


在与会者中,可能只有贺龙会前有些预感。因为在这之前,根据林彪的安排,军委直属机关就批判了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会议主持人来告诉贺龙说:“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当即表示:“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我可以担保罗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当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时,贺龙敏感地感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可能牵连到自己。会议第一天晚上,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造访贺龙,恰好李井泉在座。刘对贺说:“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说:“我也不知道。”刘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上海召开会议之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一无所知。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长期搞保卫公安工作,马上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稍许,周恩来和邓小平召他谈话。说明了上海会议的情况及叶群代表林彪对他的指责。罗一听,不啻晴天霹雳,他立即起而争辩:“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这些。”罗要求面见林彪。周恩来立即制止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的确,按党内斗争规律,此时再申辩,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罗也是老革命了,何以如此“天真”。其实不怪。想必罗过去经过无数党内斗争,但角色不同,临到自己头上,就当局者迷了。


罗瑞卿“篡军反党”,这的确使最高领导层感到突兀其来、惊惑不已。会后,朱德来到杭州,心情沉重,对夫人康克清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说他(罗瑞卿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罗“篡军反党”难以置信,不仅因为来得突然,而且谁都知道,罗是听毛泽东话的,和毛、林关系从来都不错。


罗瑞卿


罗瑞卿1959年9月同林彪一起走上领导中央军委工作岗位的。林彪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在历史上,罗与林也有历史渊源。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途中,罗瑞卿一直是林的部属,任红四军团保工局长。到延安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二人相处融洽,过往甚密。解放战争时期不在一个战场,但平津战役后,罗曾提出随林彪南下的请求,因毛泽东决定让罗出任公安部长而作罢。到庐山会议后,林又成了罗的顶头上司。


罗对林是尊重的。林彪强调学习毛著,从原则上讲同罗瑞卿是合拍的。因为罗瑞卿对毛泽东不仅十分崇拜,而且忠心不二。谁都知道,公安部长“罗长子”是毛泽东的大“卫士长”。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外出活动的保卫都由罗亲自安排,事必躬亲,形影不离。毛泽东说过:“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到江河湖海游泳,罗瑞卿总是先行试水,或派人试水。做到万无一失。罗原本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泽东,年过五旬还是刻苦学会了游泳。罗瑞卿唯一“反对”过毛泽东的事情,是他经常劝阻毛泽东到危险水域游泳。1957年7月,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突然提出要畅游三峡,并向中央和罗瑞卿写了信。这可吓坏了罗瑞卿,他想阻止,又无法说服。于是亲赴三峡视察水情,只见漩涡翻滚,浪涛拍岸,真如古人描述的:“卷起千堆雪”,使人不寒而栗。罗勘察半月,让人绘了水情图,回京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证明从三峡到武汉水段不宜游泳,中央常委不同意毛泽东去游,毛也只好作罢。凡此种种,足显罗对毛的忠诚。毛泽东的生日家宴上,总有罗瑞卿和汪东兴,毛心绪不好时,可对罗瑞卿、汪东兴发怒,让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但事情过后,雨过天晴,毫无芥蒂。毛对罗的信任和亲近也可见一斑。


如此这般,罗瑞卿怎么会“篡军反党”呢?为什么林彪下决心扳倒罗瑞卿,而又说服了毛泽东呢?解开这个谜,得从林彪和毛泽东两方面来说。


阔别十余载,终得再版!原国防大学萧冬连教授主编、主笔并亲笔签名版《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已在南翔书苑预售,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段值得回味的历史,他日之果就隐藏在昨日之因中。


林彪为什么要搞掉罗瑞卿

一位严肃的老学者说:林表面忠于毛,但阴蓄异志,他用的助手必须是绝对忠于他的人,而不是绝对忠于毛的人。这是林罗龃龉的根本原因。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


刚接管军委工作时,林彪与罗瑞卿相处很好,但从1961年起就有了矛盾。不过,那还是因为林彪与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发生了矛盾,而迁怒于罗瑞卿的。


1962年秋,林彪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请示工作。此后,到1964年,报纸上经常见到罗瑞卿同贺龙一道活动的报导,林彪的不满由此产生。


林彪从建国以来,一直在养病。林彪的病始终是个谜,很怪,怕见阳光,怕见水,怕吹风,怕见人,一见人就出汗。因为怕见水,长年不洗澡。他在北京的住所毛家湾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地堡,到外地也是远水而居。医生检查,又查不出器质性毛病。林彪的病症与精神因素有关。而且与吸吗啡有关,林彪吸吗啡,这在高层成了公开的秘密,但窗户纸谁也不愿捅破,因林是毛泽东的爱将,要委以重任。保健医生卫生部长傅连璋壮着胆,将检查结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曹操一首名诗《龟虽寿》,委婉地提醒林彪戒毒。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这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60年代,毛泽东对林彪厚望有加,但林彪总是疑神疑鬼。


1963年5、6月,林彪两次让秘书或夫人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林彪身体一直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


林彪的这些话切不可当真。他说重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这是反话。林彪最不满的就是这种“越级”报告。林还不满罗与贺龙接触多,向他请示少。一次他从外地回京,立即要见罗瑞卿,罗正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电话说:“会散了就去。”,林一听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随即写下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林彪的思维总是跳跃式的,林彪的笔记总是语录式的。


1963年12月,罗瑞卿和叶剑英元帅总结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军连长郭兴福的练兵方法,主要是干部以身作则,会讲会作,让战士带着敌情练兵,从严从难要求,大大提高了练兵质量和练兵热情。1964年1月3日,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宣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随后,全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此基础上,经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了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年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极感兴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7月和8月,全军分18个比武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表演的部队和民兵13700余人。军内干部45000余人、地方干部42000余人观看了比武表演。


林彪对于大练兵和比武,开始表现沉默。以其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他不会不明白练兵对军队的重要性。此前,他也曾就军事训练作过多次指示,要求军队要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但林彪心里有一本账:现在军队打的主要是政治仗,而不是军事仗,尽管备战的呼声很高。因而,他一上台就提出了一套政治建军的思路。而罗瑞卿在他的建军思路之外,与其他老帅们搞在一起,另搞一套大练兵和大比武,而且轰轰烈烈,惊动了毛泽东和所有中央领导人,得到赞扬和肯定,毛泽东一次讲话还否定了林彪上台后提出的战略防御方针。林彪在昆明养病,完全成了局外人。他认为自己的军权不落实。


1964年8月,毛泽东让贺龙、罗瑞卿一道去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以防止干部“变修”。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电告林彪秘书,但林迟迟不表态,两天后才回话“林总同意。”林迟迟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异议,不满的是如此重大的问题,贺龙、罗瑞卿“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把他撇在了一边。


有一件意外的事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在一次公开场合,刘少奇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刘讲这个话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毛泽东从反修防修出发,提出了培养接班人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刘可能由此而发。一位邀功取宠者立即报告了林彪,林顿时大惊失色,这不是要夺我的军权吗?


罗瑞卿就干部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也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让贤”。生性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更对罗瑞卿恨之入骨,遂决意要把罗瑞卿打下去。


林彪


这种心里话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林彪抓了一个原则问题:政治与军事的关系。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要“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根据林彪的意见,叶群带着工作组到了基层连队找素材,抓住有些单位比武中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拼凑尖子的问题,大作文章,整理了四份调查报告。说:“部队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12月28日,林彪在广州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四个第一不落实”。而且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强调要“突出政治”。这次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来以中央军委《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名义下发全军。这是在林彪赫赫有名的“突出政治”的最初版本。


本来,关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早有多种表述,如灵魂、统帅、生命线等。然而,一个题目,做来做去,都是老话,就没有新鲜感。林彪的确富于“创造”,提出一个“突出政治”的口号。他说的所谓突出政治,就是在军事训练、生产等与政治工作发生矛盾时,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训、生产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林彪大讲“突出政治”可谓一石双鸟。一则迎合了毛泽东的思想,此时,他正不遗余力地强调政治挂帅;一则给了罗瑞卿一顶大帽子,冲击了“政治”,那就不是工作偏差而是“建军路线”的错误了。


对于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罗瑞卿无法接受。他说:“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他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1965年1月6日至9日,召开第八次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各军区的将军们虽原则表示“拥护林总指示”,但大都不赞成否定1964年的大练兵和大比武。会后,罗瑞卿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此后,林彪采取了一系列弹压罗瑞卿的举动。4月22日,林彪与路过苏州的毛泽东会面,征得毛的同意,决定增加杨成武为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有节制罗瑞卿之意。5月底,军委作战会议结束。罗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提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下令撤销罗的总结讲话。林彪知道,单一个反对“突出政治”,不足以扳倒罗瑞卿,于是指使叶群私下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罪名是罗要“篡军反党”。一共整了11份材料。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这时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当天,叶群携带了林的信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


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泽东,毛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叶群就和毛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从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泽东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泽东。


据说叶群向毛泽东讲了足足五个小时,毛听了五个小时,毛泽东问得很仔细,但一直未表态。后来显然听信了叶群的话,毛让把材料留下,叫叶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叶回苏州,以防“不测”。


10月2日,毛泽东在叶群送来的材料上批示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他认为:“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


林彪告状告准了。12月8日,毛泽东亲赴上海,坐镇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不过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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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了林彪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毛泽东的确是听了一面之词。然而,以他的睿智和敏察,何以会听信一面之词呢?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怀疑罗瑞卿对他的忠诚。作为军队统帅,他当然知道军队练兵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他在检阅大比武时表了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扳倒刘少奇时,需要林彪的坚决支持。因而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自然地选择了林彪。


自七千人大会以后,尤其是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央一线的不满加深,林彪的份量就更加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套政治工作十分赞赏,并且把这一套做法推广到地方。1963年10月16日,毛泽东批示: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他要求国家工业部门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11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为此事给林彪、贺龙、聂荣臻、肖华等人写信,指出地方政治干部的来源可由四种方法解决:一是从军队抽调,二是地方派人到部队学习,三是派到军队政治学院当学生,毕业后回去工作,四是自己按解放军政工条例抓起来。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赞扬林彪说:


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经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工业系统从部到工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工作制度。林彪提倡的一套做法迅速普及到地方。


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军委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通知上批示:“完全同意,照此办事执行。”这是对林彪与罗瑞卿分歧的第一次表态。2月22日,毛泽东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时,再次表示对林彪的支持。他说: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过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毛泽东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林的这一套原本就是迎合了毛的思想,毛强调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关键是“人心改造”,林的突出政治为“人心改造”创造了具体形式。还有一层,毛泽东在感到“大权旁落”之后,他认为需要有点口口口口,尽管这时口口口口已很严重了。林的突出政治,实质上是突出毛泽东的口口口口,。林彪在部队掀起的学毛著运动,创造了许多鲜活的形式。这个运动通过“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推广到地方,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覆盖效果。后来在全国形成红色海洋,并越出了国界的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诞生的。



1961年4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被分门别类,制成语录,每天一条,见诸报瑞。部队反应热烈,林彪自鸣得意。1964年,总政将语录集辑成册,编出一本《毛主席语录》,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指示“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样,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后,地方轰动,纷纷求索,也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毛主席语录》从此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据报载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多亿册。按当时的全球30多亿人口算,男女老幼人均1.5册。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有如此魔力,不仅中国人,许多外国人也对此顶礼膜拜,不能说不得益于林彪提倡的背警句、摘格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人们就背像诵信条一样,简明易懂、耳熟能详、老少咸宜、妇孺皆知。


在这个“红海洋”运动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化,越来越高居于中央集体之上。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成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越来越要仰视,林彪的“旗手”地位牢牢地确立,影响急剧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毛泽东期望的。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毛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的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容许任何人对林彪构成挑战。


然而,毛泽东是不是对林彪就完全信任呢?当时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时,说过一段话,耐心琢磨。他说: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


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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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以死抗争

上海会议上,罗瑞卿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但毛泽东的口气似乎还不想把罗瑞卿彻底搞倒,他还要观察一段。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找罗第二次谈话。传达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但罗急切希望澄清是非,回京后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求调离军队的一切职务,很快获准。罗多次申诉没有3个问题。随后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小组”,对罗进行审查。


林彪也不希望把罗的问题挂起来。会后,为搜索罪证,叶群出主意,让吴法宪逼刘亚楼的遗孀,俄藉妻子翟云英,翟云英说:“没听刘亚楼说过四条,只见他去世前伸出了四个指头……”秘书记下来,叫翟云英签上名,这就成了旁证材料,要置罗于死地。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进行揭发批判。


第一阶段,3月4日至16日,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各总部、公安部的负责人42人对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邓小平主持了一次“开幕式”后,为避开处理罗的问题,到西南三线视察去了。彭真也很少与会。这时,不仅认定罗瑞卿有上海会议指证的“三条”,而且加了一条:“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罗瑞卿问题已上升为敌我矛盾。西宾馆会场完全成了批斗会。与会者、过去的战友、部下和同事,几月不见都成了路人乃至仇敌。有的信以为真,有的迫于形势,有的趋炎附势,大家撕破脸皮,纷纷与罗划清界限,全部是敌视的眼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修反的应声虫”、“地富反坏的代理人”如此一顶顶帽子铺天盖地而来。罗回忆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


罗瑞卿检讨,招来更加激烈的攻击。他决定以死抗争。3月18日,他留一张纸条给妻子郝治平:“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然后毅然跳楼。但是,却只跌断一条腿。



罗瑞卿以死抗争,召来更严厉的批判。3月22日至4月8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95人参加(增加53人),对罗进行缺席批判斗争。


会议最后作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罪名有:“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说罗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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