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丨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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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柱，杨萧，陈保学，等.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及其当代意义[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1）:65-72.

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金玉柱）

作者

金玉柱¹，杨萧¹，陈保学¹，董刚²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终南山武术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71

2. 安徽理工大学 体育部，安徽 淮南 232001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深刻指明了人民与国家的一体关系。也深刻揭示了，只有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才能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一关于国民意识的基本经验与价值体现。国民意识包含了国民的责任意识、价值意识、自信意识、爱国意识，以及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和心理特征等方面^［2］，是建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通过国民意识得以体现，培育国民意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渐进过程^［3］，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与内核。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离不开社会精英对国民意识的启蒙与塑造，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先后对国民意识建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安危荣辱与发展问题都与国民的意识自觉息息相关^［4］。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民国时期，国民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新旧斗争、新旧交替、新旧并存的复杂特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国民的责任意识、价值意识、自信意识、爱国意识，以及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和心理特征多呈现出低沉和消靡之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精英人士以不同的方式来唤醒国民意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武术来构建国民意识，以求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强盛，张之江便是他们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

张之江将唤醒国民意识的希望聚焦于武术之上, 希望通过武术唤醒国民的尚武精神,通过武术强健国 民的身体,真正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全面唤醒国民意 识 。1928 年 中 央 国 术 馆 成 立 ,张 之 江 任 馆 长 ,并 将 武 术改称国术,提倡国术救国,力图通过国术改造国 民 [5],通 过 国 术 改 变 低 沉 、消 靡 的 国 民 意 识 和 心 理 特 征。在改造国民意识的促动下,张之江以其目的性支 配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与方向,希望以国术实现强种救 国 ,以 国 术 实 现 民 族 精 神 之 振 奋 [6],以 国 术 祛 除 “东 亚 病夫”之意象[7],在不断的国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 强烈国民意识的武术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 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围绕张之江武 术思想的国民意识生成背景、实践向度及当代意义展 开深入研究,期许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的国民意识塑造提供历史镜鉴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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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生成背景

清末民初，国运衰微，民族危亡，国民的身份屈辱、国民的文化自卑、国民的三病困扰，激发了张之江强种强国的责任使命。在“振兴中华”的时代号召下，更是进一步坚定了张之江传承传统的信念，并强化了张之江国术救国的使命，自觉担负起了挽救国家的责任。

1.1国民的身份屈辱，激发了张之江强种强国之使命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崛起史，也是一部屈辱史，尤以“病夫”国民身份屈辱为最。“东亚病夫”是一个极富贬义的词汇，“病夫”一直被国人视为耻辱的符号，撕裂了国人的自尊。“‘病夫’最早在1876年的《申报》上就已经被提及，这时的中国如土耳其等国，皆被称为病人。”^［8］“而‘东亚病夫’一词则源于《时务报》中刊登的《中国实情》一文”^［9］，文中开篇提到“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10］，但文章主要批评晚清官僚体制腐败，并未谈及国民身体。史料显示，最初梁启超在《论尚武》中以“病夫”形容国民，文中梁启超崇尚西方古代斯巴达的军国民教育，借此批评中国国民之文弱，国民之懦弱，如病入膏肓的病态意象^［11］。此后“病夫”逐渐转变为西方列强针对中国国民体质衰弱、精神萎靡发出的羞辱嘲讽之符号。张之江在《中央国术馆缘起》中说到，“历代帝王，视天下为私有物，防民或有暴动，使日习偷惰”^［12］2，一语道破国民体弱气靡的根源所在。

国民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身份是由民族国家构建而确立起来的，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2］。随着国民身体的孱弱，进一步加剧了精神的萎靡不振。张之江认为：“我国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民贫国弱多坐于此。”^［12］1国民缺少精气神形成的“阴柔”之病，会使民族在面对外部入侵时无力抵抗，日益成为国家实现自强之障碍。张之江等近代爱国志士面对国民“身心俱暮”之局面，痛心疾首，提出“强种才能强国，种族不强，国家在这世界中，便无存在可能”^［13］8的论断。相较于社会精英对国民身体与精神的口诛笔伐，张之江更加注重将强国强种思想付诸行动，他召集爱国武术家创办中央国术馆，以国术改造国民身体、国民精神^［14］，进而增强全体国人的国民同一感，塑造国民身份意识和国民荣辱感，他意将中国之未来寄托于国术之上。“病夫”标签深深刺痛着国民的内心，也激励着有识之士、爱国人士以变图存、以变图强，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张之江从意识上到行动上都做出了多方面努力，他将国民身份之屈辱化作不懈的动力，以国术强种、国术救国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国术馆为舞台奏响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强种救国之最强音。

1.2国民的文化自卑，激励了张之江弘扬国粹之信念

鸦片战争后，随着新式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以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的同时，国民思想中亦弥漫着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崇拜与仿效西方文化，主张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对传统武术嗤之以鼻，更有甚者将其视为封建迷信的残留，戏称“神拳”，并不断对武术蔑视、贬低和污名化。如陈独秀提出反对一切旧有文化，全面提倡西方思想。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提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5］，口诛笔伐孙中山提出的尚武图强思想^［16］。与陈独秀不同，张之江对这种“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武术为民族文化精神之寄托也”^［17］，“也是历代先哲相承勿替所遗留之国粹，亦我民族之独有技能”^［18］，“是最应当整理的科学，是最适合体育运动的原则和人们最需要自卫的武器”^［19］22，而非反对者口中声称的“‘反时代’与‘开倒车’”^［19］24之物。

民国语境下的国民是伴随民族国家而产生的，面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对武术的污名化，张之江结合自身之经历为武术正名，始终秉承“ 恢复民族固有技能” ^［20］的理念，他认为：“推广武术的意义不仅是‘强健身体’‘自卫卫国’和‘御侮雪耻’，更是在‘保存国粹，弘扬国光’。”^［21］张之江还以其他先进国家为例，论证国术研究的合理性，他认为，近代日本国力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提倡武士道。相较于对传统武术全盘否定的观点，张之江主张兼收并蓄，强调“国术不但不是反科学，而且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有着崇高的位置”^［13］5，提出不管是土体育还是洋体育都应将目光放在救国之上，而不是一味进行二者的优劣之辩。在新与旧的文化争辩之中，张之江希冀通过挖掘传统文化的内在潜力为国家谋前途、为民族谋复兴，从“旧文化”中寻求“真价值”与“真意义”，努力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旧文化”创造发展契机。这时的张之江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武术既是全体国民的黏合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催化剂。

1.3国民的三病困扰，激起了张之江国术救国之行动

鸦片战争的失利，西方列强入侵均与“国力苶弱”息息相关。“造成国家衰败的局面是因为国民思想的惰佚、衰弱和自私，要挽救国家之危难，就必须要祛除国民这三病，而‘国术普及’则是祛除三病的唯一途径”^［22］，张之江这一主张继承了孙中山“尚武图强”“振兴中华”的思想，吸引了爱国人士的广泛响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之江萌生了创立中央国术馆的想法，以此将“国术救国”思想付诸行动。出于对国术救国行动的坚持，张之江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先后提出“国术是完美最易普及的体育，也是我们救国的重要工作”^［13］7，“欲赴国难，必练国术”^［23］，“国术之功效实与抗战救国之前途，具有密切之关系”^［24］，“增加生产力，维持社会秩序，抵抗压迫，保障民生，或直接或间接，均与国术有密切之联系”^［12］4等重要论断。正是意识到国民深受三病困扰，他深刻认识到国术对于各民族和全体国民的熏陶和塑造作用，不断激起张之江寻求增强全体国民之国力、民力、体力的实践道路，以国术为方法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救国行动。

国民意识弱化的国家里难以增进共同性，更不能建设好代表民族国家特性的中华民族。意识到救国道路的复杂性，张之江从社会、实战、实效三重维度对国术救国行动展开探索。社会维度方面，他深知“知无拳无勇之为乱阶，则国术与国家社会之关系，概可想见。”^［12］3实战维度方面，他认为“‘虽火器精利’国术似不需要，但遇夜战，雾战，肉搏，刃接，最后之胜负，国术尤能独操胜算。”^［12］3实效维度方面，他提出“航空救国、统一货币、复兴农村无一不足以救国，当前急切需要的是利用国术救国。”^［25］在张之江的极力推动下，“国术救国”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一剂良方，受到越来越多社会精英推崇，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尚武思潮”。戴传贤形容当时的国术为“最不可缺的救人救国救世的教育”^［26］81，国术救国行动对当时国民意识的影响可见一斑。随着国术救国行动进一步推进，国术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有的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杀敌，有的进入学校为国育才，有的进入政府部门为民服务。总之，他们在不同岗位上以不同形式破除着三病，践行着国术救国理念，成为那个时代根除国民三病的务实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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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武术思想对国民意识重塑的实践向度

国民意识的培育对于保持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进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具有重要意义^［2］。作为近代爱国武术家群体的一位核心人物，张之江将强国强种的时代需求注入武术思想，以武术改造和培育国民意识。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中，张之江不断地探索国术救国实践，在其武术思想深处逐渐凝结成具有勇武意识、尚德意识、主体意识、家国意识的国民意识。

2.1强调由“重文轻武”向“文武兼济”转变，根植国民勇武意识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造成近代中国“积弱贫瘠”的主要原因在于“重文轻武”。“历考我国积弱贫瘠的缺点，就误在重文轻武这四个字上，把堂堂的国民，几乎全变成了病汉”^［13］9，受“重文轻武”传统思想观影响，读书入仕占据着社会思想的主流，文弱成为国民的普遍特征。“习文的终日埋头书案，国民的身体得不到相当的运动，就弄成勾腰曲背骨瘦如柴，病态毕露的样子，以至于一代不如一代，一辈衰弱一辈，所以被人家骂作‘东亚病夫’”^［27］47，到了列强入侵的年代“重文轻武”思想更是衍生为“泱泱大国”的“灭种之祸”。面对灭种危机，首要任务是改“重文轻武”为“文武兼济”的教育理想。“文武之于国家，犹鸟之有两翼，车之有两轮，不可偏废”^［28］，要想富国图强、民族振奋，须根植国民“文武兼济”的勇武意识，一改“重文轻武”的旧思想。在《过去武术失败的原因及影响民族衰弱的结果》一文中，张之江谈“重文轻武”思想的起源在于，“练武术的人，多粗野不堪，被人轻视，渐渐地在社会上，就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武’的因袭观念了。”^［27］45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人对尚武望而生厌，唯恐避之不及”^［27］47，严重阻碍了“尚武”思想的传播。要改造国民“重文轻武”思想就要消除国民心中武者粗野的刻板印象。为此，张之江把“文武兼济”作为中央国术馆课程设置的主要原则，“练国术者，当以习文为宜，唯有习文之武者，才足以发挥国术救国之使命。”^［27］50他在中央国术馆的教学实践中尤为重视提高学员文化课知识，张之江要求学员学习公民、国文、历史、卫生、地理、生理、国术源流等文化课程，以及拳术理论、图解等科目^［26］44。每日早操后有一节50分钟的文化课程，随后进行国术实践，到晚上再学习90分钟文化课，最后进行日常总结，将文化学习与技能实践相结合。在“文武兼济”的教育模式下，中央国术馆培养出一大批既有理论又有技术的武术家，如温敬铭、张文广、刘玉华、康绍远、张登魁、何福生等，他们都以强种救国为己任，在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体认。

国民体质是国家民族复兴之基础，国术是承载尚武精神的载体更是提升国民体质的手段。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力羸弱之局面，张之江以中央国术馆为实践阵地，通过国术根植国民的勇武意识，重塑国民身体，以“野蛮体魄”补益“文明精神”，消除“薄肢体、尚文学”的国民风气。在中央国术馆的办学过程中，张之江开设一系列以“养成民族精神，培育强健国民为宗旨”^［29］的民众练习班、国术普及班和女子练习班等，每日派遣武术教员进行义务教拳。“要誓雪国耻挽救危亡，非各人力图自强不可。而自强又非身强不可，身强非锻炼不可，锻炼非国术不可。强身即可强种，强种即可救国，即可雪耻。”^［30］张之江创办中央国术馆的初衷，正是要通过国术启迪国民、改造国民、振奋民力，通过国术培育国民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术被赋予了强种强身、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所以这时的中国武术已经深深地就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同国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连在了一起。在强种强身、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之下，以国术为着力点根植国民尚武救国的勇武意识，是张之江“文武兼济”国民意识的内核所在，其目的是通过国术“野蛮体魄、文明精神”，塑造国民“文武兼济”的勇武精神，根植国民勇武意识。

2.2强调由“术德失衡”向“德艺双馨”转变，培养国民尚德意识

国民意识的培育首先是心理上的培育。“武术”与“武德”深深相契、不可分割，“武德是武者在习武过程中形成的与武术家群体共同认同的道德品质”^［31］，有规范武者个体行为和价值观念的作用。张之江认为，不强调武德是过去武术失败的原因之一^［27］45。在张之江看来，没有武德的习武者无法规范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他深知，“如果只是练而不修、那就没有道德、没有精神、没有保障，将难免为非作歹、误入歧途、危害社会”^［27］51，就会“产生种种弊病，如骄傲、贪污、妒忌等不良嗜好，做出许多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罪恶，如好勇斗狠，打家劫舍……”^［27］46，如此弊病与罪恶便引起社会日益衰败。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张之江在《革命与道德》一文中多次强调国民道德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他更是援引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必须要把中国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32］。“我们必须要做到既练且修，既修且练，双方并重，才能有伟大的造就和成功”^［27］51，张之江把“德艺双馨”的国民培养放在首位，中央国术馆《国术同志歌》讲“德艺两尊崇”，德放在艺之前，便体现出对德先艺后关系的深刻认识，先有德才能学艺，“立德”才是培养国术人才的前提和根本。个人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奠基石，与社会道德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只有个人道德的不断汇聚，才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体系，继而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

武术之所以能谓之曰“国术”，在于它“人文化成”的教育意义，在张之江看来，习武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2］，绝非恃强凌弱、以武横行。若国民无德，即便武艺再高对国家而言也无用，反而会危害社会。为培养中央国术馆学员成为武德高尚、求真向善尚美的爱国武者，张之江设立了“务要俭苦忠勤，严绝烟酒色赌，养成博爱和平，切戒贪嫉矫情”的馆训，以此勉励国术馆学员树立优良的道德意识。作为中央国术馆“德艺双馨”的典范，王子平在浙江游艺大会中虽取得胜利，却将奖金赠予其他参赛选手，足证德术并重^［33］68，备受张之江尊敬和推崇，他认为王之平不但为本国术馆之典范，更可为全国人民之典范^［33］67。张之江对德性修养的重视与推行，不单单是对习武者的勉励与要求，更是为激励国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在国术救国的实践中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实的道德支撑。张之江推崇的“德艺双馨”的个人道德是塑造社会道德的前提，亦是培养国民修齐治平意识的前提，加强国民个人道德建设，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层面对民族精神支柱的固本强基。也正因如此，弘扬武德精神成为民国和关于国民的集体记忆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部分。

2.3强调由“西学东渐”向“中西交融”转变，提升国民主体意识

民国时期，西学迅速发展并深深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文化体系，“西学东渐”体现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等，也是西方列强尝试殖民中国并将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34］。西学不断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遮蔽、贬抑甚至面临失落，许多知识分子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发展的障碍和累赘进而废弃之，“文化虚无主义”在国民心中弥漫。张之江并未像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那样激进，而是去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中西比较中重新观照传统武术的发展。虽然张之江认为武术适合中国国情，但他并不否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优势，在他看来，西洋各种运动的意义，与国术锻炼的旨趣，均为使人健康强壮，同趋一个目的^［19］31。1934年，在张之江的游说下，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必修科目除国术外，还涵盖主流的西方体育项目，其目的是沟通中西学术^［19］31，“将‘国术’与‘体育’之间，开一条通路，造就一批富于体育和国术知识的新人才，加强国术界和体育界之间的相互了解”^［35］。在1935－1936年赴欧美考察期间，张之江对西方体育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坦然承认中国落后于欧美列强^［36］，但同时又强调“体育之道，若取人之长，补我所缺则可，如事事效法欧西，舍己耘人，失其故步，则不敢苟同”^［37］；“对欧美体育之所长，为我国所需要而易行者，亦均须兼容并采，善与人同，庶融会贯通，冶中外于一炉，俾我进步”^［37］。张之江深知，面对“西学东渐”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绝不能盲目的西化，而更应注重中西的交融与转化，为我所用。

在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历史关头，单独提倡武术或体育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那样做只能把武术或体育置于“失衡”的状态之中，唯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武术与体育之间探寻融合与超越之道，才能使武术成为复兴民族的切实载体。张之江认为传承千年的武术是中国国粹，不能轻言放弃，需要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发展武术，并从国家战略出发探索如何更好地发展武术。首先，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将“武术”易名“国术”，以弘扬中国文化传统。其次，创办《中央国术馆汇刊》《中央国术馆旬刊》等刊物。最后，出版学术著作，如张之江《国术言论集》，唐豪《少林武当考》，朱国福《形意拳源流》，姜容樵《八卦掌》等。这些国术书籍和刊物的出现，丰富了武术教学内容，也赋予了中国武术真实性与权威性，在实践基础上构建出一定的技术理论体系，为国术的普及、教学、研究打下基础。张之江对西方体育没有全盘吸收，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兼收并蓄，促使武术运动走向科学化和学科化的发展道路。张之江以科学化和学科化手段发展武术，在民国社会中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国民习武之风蔚然，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了尚武精神，找回了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强化了国民的主体意识。

2.4强调由“门户之见”向“破除畛域”转变，培育国民家国意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5 000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这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强烈的家国意识密不可分。民国时期，外有凌辱、内有压迫，社会动荡不定，民不聊生，国民的家国意识日趋淡薄。张之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希望通过国术运动重塑国民的家国意识。他从批判武术界“宗派门户”观念入手，开始一系列整顿和改造。当时武术界存在“流派间各怀其宝，各藏其秘，嫉吝成性，秘而不传”^［38］，以及“父传其子，师于其弟，亦不肯尽量传授”^［12］4等诸多陈腐思想，在张之江看来这是病态的传承方式，会使国术之精华、奥义、要诀就此消失^［39］36，进而延缓国术发展，阻碍尚武救国道路。因此，他积极消除封建思想，破除“宗派门户之见”医治“民族的涣散病，合谋团结自卫”^［40］，以利于“民众之心理步伐统一整齐，立于革命战线之前锋。”^［41］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国术救国更加刻不容缓，必须割除“散漫各别”之陋习^［40］。提出只有通过国术家们“鉴已往之覆辙，共谋今后之改革”^［39］37，“释已往之猜嫌，共造将来之幸福”^［39］37，才能使“全国民众联合一气，众志成城，一心一德，整齐步伍，向侵袭我们的敌寇作正当防卫。”^［40］

为消除传统“宗派”“门户”之陋习^［42］，张之江曾三请李景林以打破门户之见，实现各派武术家之团结，树立家国意识。在张之江的努力下，众多武术家受到感染，逐渐放弃狭隘的门户观念，秉持“泛学博通”的原则，武术学员可以广泛学习各派武术、拳术。通过“破除畛域”不但保护了国术传承的整体性，也使国术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引导了国民放弃门户之见，树立天下武林是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国术观，为最终形成文化重叠意识的家国意识奠定了基础。“武术界门户之见的形成与中国千年来封建专制的影响密不可分，封建专制催生的便是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和宗法意识。”^［43］张之江“破除畛域”之举是对古代家族宗法观念的扬弃，并以中华一家、中国一家的家国意识替代小宗、小门、小家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国民思想，唤醒了埋藏在国民心中的大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四万万同胞为一家的家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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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江武术思想国民意识的当代意义

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产生于动荡的民国时期，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尽管当代中国与张之江所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而言，对当前如何强化敢于担当的国民责任意识、重塑德才兼备的国民价值意识、夯实文化自信的国民自觉意识、凝聚休戚与共的国民爱国意识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3.1激发勇武精神——强化敢于担当的国民责任意识

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强调将自身与国家民族之兴衰紧密联系，意在唤醒国民敢于担当、御侮图存的责任意识。张之江以天下为己任，以满腔热血投入到以国术改造国民意识中，通过组织一系列国术活动，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担负起传承国术发扬国粹的历史使命，把民族振兴与国家独立作为高于一切的目标。当代中国的日益强盛，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理应更加担当、更加奋进。然而，近年来衍生出的一系列“躺平”“佛系”“娘炮”“缺少阳刚之气”等消极社会现象，充斥着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心态，极易让国民沉浸于自我构建的“乌托邦”中，丧失精神内驱力，易出现思想道德滑坡等问题^［44］。在本应是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勇于担当、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却有一些消极、颓废、低俗、享乐等不思进取的风气在网络上传播。如何改变这些缺乏勇于担当、缺乏责任意识的不良社会风气，塑造和构建具有担当精神的国民意识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为此，我们需要学习与借鉴张之江的武化思想，“重视武术教育的价值，充分发动、利用全社会的武术资源，加强宏观指导，不断完善武术教育的顶层设计；构建中观协同，有序推进武术教育的系统发展；实现微观变革，创新打造武术教育的课程体系。”^［45］引领武术教育的时代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通过武术发掘个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激发当代国民的勇武精神，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培育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国民意识。

3.2涵养道德情操——重塑德才兼备的国民价值意识

民国时期，社会严重失序，国民道德广泛失范，为应对时局，寻觅民族复兴之道，社会各阶层无不将涵养国民的道德情操视为一种重要的救国方略。面对道德失范，张之江把塑造德才兼备的国民价值意识放在首位，强调“德艺双馨”，期望重塑国民的道德体系，引导国民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国民意识，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培养德才兼备的国民。当前网络自媒体飞速发展，一批“伪武术大师”为博取观众眼球，“故意炮制出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习武经历或肆意夸大武术的功效以及自身的技击水平”^［46］，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原则地在网络上污蔑武术历史、污蔑一些已经过世的爱国武术家，呈现出强烈的历史虚无主义特征。历史虚无主义伤害的不仅是武术的真实性，也损害了武术家群体所构筑起的德艺双馨的武术形象，扭曲了社会大众对中国武术和武者的认知。如何祛除历史虚无主义，让国民重新认识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技巧和健身活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和人格修养”^［47］，让武术在新时代重新发挥涵养道德情操的价值，成为我们必须追问和求解的重要现实问题。为此，借鉴和吸收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以武术培育国民价值意识，在民族危亡之际，那些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流之中，将个人前途同国家存亡相结合，抛弃私利而就大公，舍小家而顾大家的爱国武术家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那种将自身与国族、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是国民价值意识的人格化、具象化，更是值得国民学习和敬仰的典范，也是我们需要挖掘、需要提炼、需要展示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之所在。

3.3树立守根思维——夯实文化自信的国民自觉意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48］近代中国，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击垮了封建王朝的文化传统，国民文化自信也随之丧失。为改变这一现状，张之江通过宣传、发扬国术振奋民族精神，重拾文化自信。以中央国术馆为依托组织国术活动、发表国术言论、出版国术著作，以科学的理性视野重新塑造和传播传统文化，引导国民重新正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前全球化带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密切交往的同时，民族化思潮也愈加强烈，许多负面的反全球化、反人类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利用网络漏洞肆意传播，对国民文化意识造成不良影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会消解民族文化认同，阻碍国民意识凝聚，引发精神文化危机。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占主导的话语体系的冲击下，如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夯实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一项亟须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看张之江所推崇的以国术塑造国民意识的历史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借鉴张之江武术思想，以武术文化引导、熏陶、教育国民，夯实国民文化自信的主体意识，让武术教育在提升国民文化认同感，坚定国民文化自信，激发国民民族自豪感，形成强大民族凝聚力^［49］等方面释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真正展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武术形象。

3.4厚植家国情怀——凝聚休戚与共的国民爱国意识

张之江国术救国行动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不仅是民族精神文化赓续的具体表现，更是那个时代的国术人为民族和国家奋斗的精神动力。在《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书中提到，“在人类历史上，追求崇高的理想、献身崇高的事业、达到崇高的境界，一直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最高的价值”^［50］。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张之江将武术精神上升至国家层面，实现民族复兴是其崇高的理想，发扬国术精神，追求崇高家国情怀，并引领国民树立强烈的爱国意识，已经成为其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张之江在时代大变局之下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及其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更应该承袭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爱国意识，将国家兴衰、民族荣辱与自身成长紧密联系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奉献自己的精神。当下一些“哈韩”“哈日”“哈美”等现象不时地充斥于网络，“新疆棉事件”“李宁日本军服事件”等极大地伤害了国民的民族情感。强化国民休戚与共的爱国意识是民之所向、国之所需。借鉴张之江武术思想中的爱国意识，厚植家国情怀，“通过武术教育培养国民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夯‘中国之治’的精神根基，不断将休戚与共的爱国意识作为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取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1］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可以振奋民族精神的，代表中华民族魂与魄的武术文化思想”^［52］继续熠熠生辉，真正地让国民领悟到中国武术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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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增强国民意识是巩固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基本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所在。在国民身心孱弱、新旧文化之争和振兴民族国家的社会背景下，张之江在国术救国实践中形成的国民意识，是他为近代民族谋复兴、国家谋独立在身体和精神上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主要集中在对封建旧思想的突破与重塑，意在培养国民的勇武意识、尚德意识、主体意识和家国意识。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张之江通过国术运动来实现启迪国民、强种救国的目的，所形成的宝贵经验对今天培养新时代国民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感召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求下，我们要客观看待和理性审视张之江武术思想的国民意识，从中汲取营养以有效强化国民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重塑国民德才兼备的价值意识，夯实国民文化自信的自觉意识，凝聚国民休戚与共的爱国意识。以此培养有理想、有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国民；培养承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勇气和决心的国民；培养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中国人。唯有如此，中国武术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真正肩负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以来著名武术家美育思想研究”（21BTY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