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文章推介 |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与体育：“国运兴则体育兴”的历史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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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辉，姜晓红，张德胜，等.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与体育：“国运兴则体育兴”的历史阐释[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2）:19-26.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与体育：“国运兴则体育兴”的历史阐释

（张德胜）

（王德辉）

作者

王德辉^1,2，姜晓红³，张德胜¹，胡羽¹

1. 武汉体育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2. 哈尔滨学院 体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3. 广州体育学院 体育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510500

摘要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逻辑推演法等研究方法，以“国运兴则体育兴”为研究对象，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运”与“体育”划分为萌芽、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5个历史阶段，并进行学理考察。爬梳每个历史阶段国运的现实境况、体育表征以及厘清不同历史阶段国运与体育的关系，探求“国运兴则体育兴”的现实规律，有助于启发我们以史为鉴，思考新时代体育在强国征程中的新地位与新作用。

关键词

体育史；国运；体育；体育强国；爱国主义；历史研究

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时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1］“国运兴则体育兴”是国运昌盛、国力强盛、国民健康的综合反映，国运兴是体育兴的前提条件，体育兴是国运兴的终极目标之一。“国运兴则体育兴”是我国近代以来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尤其是我们党在百年奋进中的经验尤为丰富。体育可以改变国民体质，国运也可由弱转强，国运决定体育的发展方向^［1］。

进入新时代，作为“国运兴则体育兴”的上位概念，“体育强则中国强”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受到高度重视，国内学术界多集中在“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横向分析，鲜有研究纵向考察“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本研究以“国运兴则体育兴”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历史阶段考察国运的现实境况、体育表征以及国运与体育的关系，探求“国运兴则体育兴”的现实规律，有助于启发我们以史为鉴，思考新时代体育在强国征程中的新地位与新作用。

1

旧中国的国运与体育

纵观旧中国的国运与体育史，发现“国运兴则体育兴”经历了萌芽与觉醒两个阶段的历史更迭。在旧中国国运与体育的历史流变中，国运的境况不同、体育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导致不同历史阶段国运对体育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1.1萌芽时期（1840－1912年）

1.1.1国运衰落：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的苦难深渊

晚清历时七十余年，帝国主义通过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横行霸道，建工厂、垄断金融，抢夺中国资源，支持反动军阀混战等实质性的侵略，中国国运逐渐式微，使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正是由于晚清国运衰弱，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环伺与内乱四起的现实窘境，激发晚清爱国人士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其中，以魏源为代表的激进地主阶级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了体育救国方案等。虽然这些方案旨在救亡图存，但实际实践上力量弱小，社会变革没有成功，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

1.1.2体育表征：唤醒“以体救国”的民族意识

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一批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效法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口号，而被视作“蛮夷小技”的西方体育也由此渐入中国。作为“强种强国”的工具，西方体育被国人奉为“救国之技”，形成了具有民族主义的强兵御辱的近代体育观念，唤醒了中华民族“以体救国”的爱国思潮。

洋务运动开启了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先声，推动了“以体救国”的现实进程。一是通过编练新军，操练近代兵操。从1862年起，湘军、淮军以及清廷的警卫部队，开始废除传统的骑射、刀、弓等武艺，并以西方军队的兵操训练士兵。二是创办军事学堂，设置体操课程。19世纪后叶，洋务派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北洋水师等学堂，这些军事学堂都开设体操课程。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课，开设的课程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等。此外，在课余还开展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等。显见，具有军事体育色彩的兵操、体操是洋务运动时期体育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的形成与发展激活了“以体救国”的民族意识。

维新思潮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使军事体育走向社会。一是将体育教育思想引入中国，确立了体育救国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效。1903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和1906年清廷学部通令中，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由此将兵式体操引进学校体育之中，在全国出现了寺庙办学校也要开设体操课的现象。二是主张强种强国的体育救国论，为后来军国民体育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主张“为强国而尚武，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2］，他提出“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蹴鞠、角抵、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军国民之资格”。三是高度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推动体育向全社会扩散。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教会办的一些女塾中，亦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舞蹈和游戏教育，如1844年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塾中，课程就增加了体操和游戏。

由此可以看出，从兵式体操迈向学校体育，到开办女子学校，证明了维新运动时期体育形态由军事体育向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转化。这一基本事实，深刻反映了体育不仅仅在军事上具有救国思维，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更是具有强种强国的救国意识。

1.1.3国运与体育的关系：呼吁探索国民体育救国

晚清时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国运不济的尴尬境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内掀起了“以体救国”的新呼唤。在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的“新学”中，涉及西方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他们以西方理论为参照体系，根据当时民弱国穷的局面，从不同理论体系中寻求国民救国的实践道路。惊人一致的是，改良派多数代表性人物认为国家存亡是与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3］，即国运与体育在现实维度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积极倡导强种强国思想，鼓动国民把体育作为一种理性工具进行救国生产运动，掀起体育救国的理论思潮与实践进路。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提出：“以人方幼童，尤其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亦舒展”^［4］。而面对中华民族的现状，面对整个社会羸弱的中国，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主张“为强国而尚武，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2］。严复认为“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5］。

由是观之，体育是强种的重要手段和实现途径，强种是救国的关键因素和必要前提。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明晰了国运与体育的关系，一致认为体育是国民救国的最佳经略，但他们理想中的国运与体育的现实境遇，从表象来看是在走强种救国的道路，实际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价值理性。由于忽视了体育受政治、经济、文化的掣肘，这一阶段的体育救国之路注定是行不通的，但会激活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2觉醒时期（1912－1949年）

1.2.1国运不济：社会面貌亟待重整旗鼓

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对内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外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北洋政府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民营资本快速崛起与官僚资本举步维艰，虽然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外交话语权却一落千丈^［6］。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财政与货币，但遭受到官僚资本的垄断，遏制了该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剥夺出版自由，迫害民主团结的文化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总体而言，自民国以来，国运不济的旧中国迎来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终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接受了近代的科学和机械主义，带来了民主与科学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因内战把国家割裂了，国运国力遭受重创。因此，这一阶段亟待寻求提升国运国力的具体方略，解决近代化的现实窘境问题，推动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2.2体育觉醒：激发“以体卫国”的爱国情怀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中国的国运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国民仍在迷茫与彷徨中求索卫国之真理。正因如此，以军国民的思路来主导体育建设，并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依旧被延续了下来^［7］。但是，仅凭军国民体育形式来实现卫国，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育观与爱国情怀，实质性的成效却难以预见^［8］。那么，在国运羸弱的现实情况下，体育有哪些作为？又是如何激发体育卫国爱国情怀的？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必然成为这一阶段体育发展的重要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军国民体育逐渐式微，国内对体育的真义进行了重构，积极寻求体育卫国的新征程。徐一冰提出了“正当体育”或“天然体育”，他认为“卫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9］，但却明确反对学校进行队列与兵操教育，体操课被球类、田径等现代体育项目所代替。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体育课取代体操课，军国民体育日渐衰落。综上，军国民体育被取代已成事实，以徐一冰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仍积极践行“以体卫国”的爱国行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了红色体育精神，把发展红色体育与强身卫国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主张通过发展体育实施强种卫国路向，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强调了体育的卫国功效。恽代英、李大钊、邓中夏、萧楚女等中国共产党人向社会宣扬体育教育对改善国民体质、重塑民族精神以及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作用。显然，这一阶段的体育表现出来的征象具有红色爱国主义情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成立了“赤色体育会”，将体育与军事技术训练、政治任务相结合，使红色体育为革命和抗战服务。据统计，仅1933年中央苏区就开展了96场球类比赛、123场田径比赛、15场体操比赛、42场军事体育比赛和5场游戏比赛^［10］。抗日战争时期红色体育发展壮大，八路军和新四军高度重视各类红色体育活动，号召国民“锻炼身体，好打日本”，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延安体育会”^［11］，将体育卫国推向新的高度。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学校体育课加入了军事体育元素或直接改为军事体育课，学习和掌握侦察、埋地雷、投掷炸弹等军事技能，唤醒了国民团结奋进的爱国意识，推动了“以体卫国”爱国精神思潮的蓬勃兴起^［12］。

1.2.3国运与体育的关系：寻求体育推动国民卫国

民国时期，是整个中华民族大觉醒的时代，发出了探寻国民卫国道路的时代最强音。这一时期，国运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特质，虽然借鉴与延续了晚清时期的国民借力体育摸索救国思想，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性行为，要求中华民族厘清体育的价值功效，外显体育在本体论上推动国民卫国，内隐体育在本质论上寻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独秀在国难当头之际呼吁国人要学些“武备”，增强民族体质，奋发图强，既要“强种卫国”，又要勇于“决胜世界文明之猛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毛泽东思想中的体育是具有大局观、国家观的，他把个人锻炼和体育运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勾连，从体育的实体性出发推动国民卫国。要而言之，体育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盛衰和兴亡。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借助体育运动，把强种卫国落到实处，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

2

新中国的国运与体育

循证新中国的国运与体育发展实践，“国运兴则体育兴”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进程。从体育立国到体育强国，标志着体育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飞跃的重要组成部分。

2.1站起来时期（1949－1978年）

2.1.1国运维艰：中华民族面临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国步艰难。对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深刻影响，使中华民族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大跃进”等因素造成的经济困局，1961年党和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幸运的是党和国家及时进行了拨乱反正。

对国际来说，谋求承认新中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性政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与苏联、保加利亚、朝鲜、波兰、德国、越南等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寻求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合法性地位的认同。自此之后，苏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力的援助，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但遗憾的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使我国各项事业处在难上加难的历史境遇。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我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建立了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美积极推动对外交往关系，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国运在艰难中发展，虽然各项事业处在百废待兴的不利境地，但在党和人民不懈的努力之下，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自此“站了起来”。

2.1.2体育显现：掀起“以体立国”的对外交往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表现出来的最大特色就是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服务，最为突出的是让体育成为外交工作的“先行官”^［13］。1952年，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经验，我国实施了“体教分离”，意图通过竞技体育快速发展，提升对外体育交往服务，形成了“体育第二外交”的发展新维度。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外国体育代表团，如1956年2月6日接见了来访的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14］。1959年，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容国团获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如前所述，新中国实质上是借力体育外交的“先行官”作用，通过体育代表团互访与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向国际社会谋求承认新中国的主权与地位。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加上1958年中断了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使得中国国际体育的环境每况愈下。然而，中国并没有关上与国际体坛交往的大门，我国除了参加国际乒联的正常活动外，还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进行体育交往，打破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锁^［15］。如1961年主办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和1963年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反而推动了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对外交往。1971年，中美借乒乓球实现了体育对外交往。197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体育发展是以助推国家建设与谋求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为己任的，通过体育对外交往实现立国之本，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实的脚步。

2.1.3国运与体育的关系：借力体育改善国家关系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夕，国运与体育依然紧密相连，在服务国民健康、促进国家建设与推动国家崛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体育对外交往增进了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毛泽东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理念，就是将体育赛事作为外交手段来提升国家之间的关系。

纵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外交史，可以清晰发现国运与体育外交是相伴而生的，它的发展历程遵循着改善、缓解、提升与推进国家关系的逻辑理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推行“一边倒”的体育外交策略，着力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的体育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我国通过体育对外交往，大力发展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乒乓外交”改善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中欧、中非体育关系开启新篇章。历史证明，体育是国家兴亡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深体育对外交往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行动，才能使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2.2富起来时期（1978－2012年）

2.2.1国运升维：中华民族奔向全面小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国运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党和国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迈向“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中共十五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共十六大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显而易见，党和国家推动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国运和使命。

2.2.2体育发展：推介“以体报国”的社会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与体育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价值功效和改革成效，渐进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我国把体育工作的战略决策定位到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通过奥运争光，缔造体育大国建设目标，涵养了国民的社会精神。

这一阶段，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事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成效逐渐显现，扎实推进了体育大国建设的进程，为国争光、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成为激励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等强大的社会精神支柱。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我国历史上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81－1986年，中国女排创造世界排球史上首个“五连冠”，激发了全国各行各业掀起学习与发扬女排精神的热潮。

在1992－2008年间的5届夏奥会，以及1994－2010年间的4届冬奥会，我国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其中，第19届冬奥会实现了冬奥金牌“零”的突破，北京奥运会实现了金牌与奖牌双第一的目标，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和体育精神风貌，体育精神成为推介“以体报国”的核心要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16］。诚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体育工作的总目标是推动彰显民族自信的体育大国建设，具体体育工作所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精神的实质内涵，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2.2.3国运与体育的关系：发展竞体彰显国家实力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我国政府决定加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实现国家富强的新追求。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取金牌，成为凸显民族自信，彰显国家实力的象征。是以，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是显现国家实力的强有力证据。

1979年，原国家体委出台“奥运模式”，旨在通过赢得奥运比赛，向世界展示国家实力和推崇大国自信。1980年，我国提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新口号，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指引，并泛化为中国重新树立自信，确立世界地位的标志^［17］。邓小平认为，“竞技体育的好与坏，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18］。1990年，江泽民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振兴中华”^［19］。胡锦涛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繁荣昌盛、自强不息的民族形象，使得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密”。

由此看来，对于当时的我国政府来说，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与之相对应的国力可以由奥运会上的金牌数量来确定的。正如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在2004年所阐释的一样，“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就是展现国家实力、维护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及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具体体现”。

2.3强起来时期（2012－）

2.3.1国运兴盛：中华民族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图景，开启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党和国家向人民发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时代号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规划了实现宏伟目标的两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是观之，“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标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步骤、历史任务和实践路向，呈现出步步推进、行稳致远的历史发展脉络。

2.3.2体育兴盛：深挖“以体强国”的独特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我国体育事业赋予强国建设的新历史使命，体育强国建设成为与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健康中国等强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而体育承载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国运兴盛的梦想。简言之，体育强国梦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涵要素，是国民健身、健心、健康的朴素追求，对提振民族精神和凝聚国人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飞跃。

在中华民族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党和国家出台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与体育相关的多项政策文件，展示“以体强国”中国梦的独特魅力，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维度，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体育道路。在政治领域，实现竞体强国、外交强国。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提升体育国际话语叙事能力，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经济领域，拉动经济新增长点，达成产业强国。加大力度搞活经济，通过体育+旅游、体育+乡村振兴、体育+特色村落等具体举措，形成新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强国建设；在文化领域，呼唤文化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实现文化强国。通过打造“一带一路”体育文创长廊、体育非遗传承与保护工程等，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在社会领域，通过人人参与体育，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以体育运动为媒介，提升人的自然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个体领域，达成康养体育、乐享体育与教化体育。

2.3.3国运与体育的关系：要求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承载国际体育治理责任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晚清到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体育的发展定位不是亘古不变的，不同的历史分期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和着力点，但都沿着“国运兴则体育兴”的真理之路，传承着体育与国家命运与共的价值真谛。新发展阶段，“国运兴则体育兴”集中体现在强国事业和国际治理层面，有力诠释了体育的强国责任和国际治理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20］。在强国建设层面，作为民生之本，体育必将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体育强国的成长节奏与人的全面发展、国家的复兴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家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体育成长之间的共生互动效应^［21］。一方面，体育在强国建设上要把握好体育事业整体的生命周期与国家生命周期的关系，激活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稳中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远期目标与国家成长阶段性目标的步幅步调统一，统筹协调与精细规划不同时期的具体成长计划；最后，扎实推动体育与医疗、教育、文旅、康养等国家事业融合性成长，释放体育助力国家“五位一体”建设的能动性，实现国富民强的体育担当。

在国际治理层面，作为全球共有文化，体育必将承担“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责任。在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体育强国的目标向度不仅仅体现在助力国家整体事业的发展，还必须在“胸怀天下”的国际治理中展现担当与格局。具体而言，一是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维度不仅要瞄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要扣动处理国际事务的扳机，释放体育的衍生社会功效，形成我国在处理全球体育治理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二是体育强国建设的行为维度贵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发挥好“一带一路”实践中体育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作用，形成互助合作、互帮互带的友好国际氛围。坚决不搞零和思维、圈子文化、小帮派团体和霸权主义的行径，深入推动我国体育在国际治理方面的责任，谋求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体育担当。

3

“国运兴则体育兴”的规律阐释

历史实践是检验“国运兴则体育兴”的标准，通过钩沉体育在不同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形式、国运与体育的关系史，与现代国家发展中体育的定位、地位与作用勾连起来，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观照中探求“国运兴则体育兴”的发展逻辑，理清其“存在即为合理”的现实规律，对擘画“国运兴则体育兴”的未来愿景提供现实镜鉴和行动参考。

3.1国运植根于国情，而基本国情决定体育发展方向

国运持续向好或向坏，往往跟基本国情有关，而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国运植根于国情，国运与体育的关系之一，就是基本国情决定着体育的发展方向。

晚清的基本国情就是国家积贫积弱，列强环伺，内乱四起，封建政府腐败无能，虽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知识精英的奔走呼号，那些“强国强种”的西式体育也于事无补，“体育救国”抵挡不住国将不国。民国时期国运不昌，国情也很复杂。民国初年的中国国情，虽有一定的民族资本扩张，但终究不敌日复一日的民族危机。此时资产阶级的先驱们所倡导的军国民体育，不过是借此呼唤建立现代国家。从1931年开始，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后来又展开了3年的解放战争，红色体育派上了用场。在“锻炼身体、好打日本”的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故“体育卫国”具有历史根据。

进入新中国，国运一路向好，最基本国情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中间充满曲折波澜，但社会始终在朝着积极奋发、国泰民安的方向发展。三代领导人牢牢把握天下大势，顺应国情，为体育发展审时度势，做出了历史性抉择。

“站起来”阶段，毛泽东派遣中国乒乓球队参加1971年名古屋世乒赛，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形成影响世界格局的“乒乓外交”“体育立国”恰逢其时；“富起来”阶段，邓小平先用“一国两制”解决了“中国奥运代表权”问题，后来又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的政治制度问题，还积极推动北京申办奥运会，确定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使得“体育报国”捷报频传；“强起来”阶段，习近平十分关心北京冬奥会的申办、筹备与举办，科学谋划“三亿人上冰雪”，亲自指导足球综合改革和体教融合工作，使得“体育强国”落到实处。国运更加昌盛，体育才能高质量发展。

3.2国运取决于国力，而国力强弱决定体育兴衰

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的指标，又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实力的综合性指标。其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国运好不好，取决于国家的国力强不强，而体育兴衰与国力强弱成正比。

旧中国国运不济，因素繁多，但国力羸弱是主因，阻碍了体育的发展。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只能派遣远在美国留学的著名体育家、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宋如海，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的身份，从美国坐船去荷兰，与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一道现场观摩奥运会。同样，爱国青年刘长春是在政府拿不出钱，改由张学良将军资助才得以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新中国的国力是逐步增强的，在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中，我国的奥运策略以勇夺金牌和巧夺金牌为主，并非所有项目全面开花，集中有限资源投放到商业价值不高、欧美发达国家不是特别重视的“小、巧、难、女、少”项目中，所以我国奥运参赛以小球项目（乒羽网）、技巧性项目（跳水、射击、花样游泳）、难度大（体操）的项目、女子项目（女排）和比赛人数少（个人或双人）的项目为主。随着国力日渐强大，我国奥运迈向全项目参赛，其中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达到顶峰。北京奥运会的“自豪”与北京冬奥会的“自信”，折射出国运的“自强”。正是由于国运的“自强”，才能产生北京奥运会的“自豪”与彰显北京冬奥会的“自信”。

3.3国运造福于国民，体育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在英语中，“国家”“民族”“国民”其实是一个词，即Nation，国家与国民关系紧密，只有国泰，才能民安。中国民族主义奠基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这与习近平所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如出一辙。处理好国运、国民与体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关键要坚持两点：一是办人民满意的体育，二是着重抓好青少年体育工作。

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国之大者”。因为“体育是由人民创造、人民实践、人民推动、人民享有的事业，是关系人民健康和幸福的事业，体育为了人民、体育依靠人民、体育由人民共享”，只有党和国家才能深入贯彻落实这一发展理念。无论是地主阶级当权的晚清，还是资产阶级主政的民国，人民群众没有主体性地位，温饱都存有问题，体育永远在生活之外。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运越来越兴盛，党和国家心系人民健康生活，明晰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始终坚持把群众体育和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1952年，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邓小平建议在国家体委设立群众体育司。2021年，习近平认为“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无不体现出党和国家的体育与健康事业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逻辑。

随着我国国运的持续向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与健康工作。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22］。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显见，在国运兴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应重点关注青少年体育与健康，因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而体育是促进青少年健康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

3.4国运绵延于国际，逐步构建体育“一带一路”

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除了取决于国情、国力、国民外，还包括国际社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国运越来越兴盛，国内各项事业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自古以来，我国一贯坚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儒家传统和道义现实主义的“天下观”，与邻为伴，与邻为善，从不欺负霸凌与干涉他国内政，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尤其是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价值观，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成为联合国正式决议的内容。

反观国际，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政府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拉拢其盟友不断“找茬”，挥舞惯有的“民主与人权”大棒，四处兜售“中国威胁论”。随着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台制华，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多变，加之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国际交流阻滞，逐渐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

面对世界“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中国不仅没有与国际社会脱轨，反而与国际社会取得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国运呈上升趋势。2022年9月，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携手共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扎实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突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围堵，在保持良好的国际多边关系的同时，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显然，国运与国际社会是分不开的，国运绵延于国际社会，这就要求中国体育对外交往在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助力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的同时，更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务之急是要逐步构建体育“一带一路”。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已将“‘一带一路’体育交流工程”建设列入《“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但这个工程建什么、怎么建还需要集思广益，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结合体育旅游，举办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继续开展体育援外工作、扩大体育留学，搭建中外共享的体育全媒体传播平台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建设和提供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体育公共产品，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运动会”，将其建设成为比肩奥运会或世界杯自主品牌赛事？这都值得全体国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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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体育救国到体育强国，历史深刻昭示着体育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同频共振。实践证实，从历史向未来的“国运兴则体育兴”从来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标语或口号，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从衰败迈向强起来的标志与方向^［23］。立足社会主义新时代，体育发展标识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育参与夯实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基础、体育交往拓展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这是“国运兴则体育兴”的现实呈现。质言之，将体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标志性价值和作用全面地展现出来，为“国运兴则体育兴”提供最具底气和实力的注解。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34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TY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047）；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SJGY202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