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思想：导引史料认知的历史逻辑寻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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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辕，郭玉成.技术与思想：导引史料认知的历史逻辑寻绎［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7）：62-68.
技术与思想：导引史料认知的历史逻辑寻绎
（马天辕）
（郭玉成）
作者
马天辕，郭玉成
上海体育大学 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导引是中国古代结合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的医疗体育活动，同时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亦从一般的养生保健术式逐渐成为一种杂糅了中国古代传统体育、保健、医疗、养生等内容的文化范式”［1］，而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身体观的表达。“不同的身体观决定了不同的体育观”，身心兼修、身心一体是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追求［2］，导引作为此种思想的重要身体表征，其技术形态之中亦蕴含着社会文化的隐喻。根据现有史料，古代导引的实践主体集中在士大夫和医者两个群体，他们与社会政治、思想和医学理论存在互动且互构的密切关联，其技术形态的变迁过程在特定意义上是对当时代社会技术和思想发展的历史映射。故而，导引的史料范围不仅要关注技术动作的记载，更需要从有关身体的知识和思想史料中钩沉其潜在历史要素，发掘其文化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下的导引史研究中，对导引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历史互动逻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也直接导致当下导引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形态的流变探讨，而相对缺乏社会文化层面深刻思考的缺憾。由此，对导引史料从技术形态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互动角度进行重新搜集、整理、分析，盘活曾经未被研究者关注的文献，就成为当下导引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六字诀和八段锦自诞生以来，其技术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中被反复记录和迭新。本研究对导引史料的重新认知从六字诀和八段锦开始，这也是重新认识导引技术形态演变历史发展逻辑的开始。追问导引史料为何需要再认识，首先要追问导引研究主体自身的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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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史料范围局限的主体因素探绎
1.1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制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下的导引史研究中，对导引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历史互动逻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也直接导致当下导引研究多集中于技术形态的流变探讨，而相对缺乏社会文化层面深刻思考的缺憾。由此，对导引史料从技术形态与社会变迁的历史互动角度进行重新搜集、整理、分析，盘活曾经未被研究者关注的文献，就成为当下导引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六字诀和八段锦自诞生以来，其技术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中被反复记录和迭新。本研究对导引史料的重新认知从六字诀和八段锦开始，这也是重新认识导引技术形态演变历史发展逻辑的开始。追问导引史料为何需要再认识，首先要追问导引研究主体自身的困顿。
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指研究者经受过怎样的学术训练，拥有何种知识背景，能够在哪些知识维度上辨别和使用史料。翦伯赞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应具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三大历史学基本功［3］。根据联系历史事件能力的强弱，刘咸炘先生按研究层次的由浅入深，将历史学研究分成考证事实的“史考”、辨别是非的“史论”、钩沉微言大义的“史法”，和综合事例寻出历史风势的“史识”四个层次［4］。与历史学界普遍以“史论”为主的研究水平相比，导引史研究整体仍停留在考证阶段，并暴露出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三个主要缺陷。
第一，缺乏传统史学研究方法训练。研究者虽然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难以围绕与导引有关的问题焦点，考索辨析有关材料，将焦点提升为系统性、时代性的历史问题。当下只能确定六字诀出现于魏晋，描述其功法，阐释其机制，却无法解释六字诀出现在魏晋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和其他如绘画、书法、音乐等传统文化的相关性，以及六字诀为身体认识带来何种潜在的历史影响。
第二，缺乏把握历史变迁的宽宏视野。研究者虽然能够用丰富的材料解释具体的问题，但缺少宏观叙事的研究观念。当下的导引史研究很难体现出朝代更迭、思想形态和社会思想变化造成的差异。
第三，缺乏体察情感的历史共情能力。研究者虽然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但多是在已有观点基础上的材料扩充。陈寅恪先生认为“广搜群籍，参之佐之”诚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还需要“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5］的同理心和想象力。导引史直接关乎中国人的身体认识，比之于主流的政治史研究，更应当是研究者有态度、历史人物有血肉、历史事件有温度的“遥体人情”。［6］
1.2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制约
价值观念是史料能否被发现的更深层原因。研究者在不同的阶级属性、历史观念和价值准则下，会有选择性地决定“哪些史实可以进入历史叙事，哪些人物可以登场，哪些资料可以入选其中。而且，哪些史实可以进入中心位置，受到格外强调，哪些人物应该成为历史叙事的边缘部分，受到特别的蔑视”［7］。目前，研究者过度看重导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相对忽视历史背景对导引发展造成的影响。致使导引研究对技术形态变迁的社会思想原因反映不足；注重身体文化，但技术与身体文化互动的历史逻辑发掘不够［8］。割裂的历史研究源于主体价值观对史料选择的偏颇，可能致使导引史料解析体系不够完整和准确。
这一问题的重要表征是，在研究导引技术的客体时忽略其实践主体。东晋之前的导引文献主要包括13种［9］。当研究者使用这些文献时，习惯性地视它们为导引存在的证据，很少深入思考导引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些文献。上述文献的作者或在国家政治领域处于上层，或在思想文化领域居于主导。一般说来，此类人物在其代表著作中选择的材料无一例外的都是为其思想主旨服务的。庄子虽然描述导引，但他认为真正应当追求的是不练习导引也能长寿的“恬淡寂寞，虚无无为”之境界［10］。导引在庄子这里表现出一种更深刻的身体认识，触及先秦道家修身的思想文化层面。
作为关乎疾病和身体的技术，不同历史时期导引需要我们合理地扩展其史料范围，从思想角度重新思考中国身体文化就成为导引研究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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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思想的提出：导引史料扩展的历史逻辑
时代的变迁、新思想的出现、新理论的提出、新工具的发明，都会导致研究视角的变化，进而使一些曾经未被重视的材料重新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被发现、扩展为“新”的史料。
就技术而论，导引源于先民对动物行为方法和形态结构的模仿，定型于形、神、气、意的统一［11］。医家眼中，导引是最适合统治阶层的养生方法，这些“王公大人”“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12］。针对肢体不勤的统治阶层，导引自然会偏重肌肉力量的训练。［13］
就思想而言，导引技术形态的变迁也是彼时社会思想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结果。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身体技术是具有特定意义的社会行为，蕴含着社会对主体各类道德要求与思想建构［14］，并通过技术的训练内化为体育中身体实践在社会普遍性原则上的延伸［15］。从导引的历史发展观之，技术的变化既源于知识的积累，又是社会思想演进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同构且互构的历史逻辑。如此，技术与思想的二元史料拓展途径对导引研究走向深入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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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论的逻辑：实践中的导引史料与认知
3.1从巫到医：导引技术理论的第一次突破
疾病发生原因源自于早期身体医疗实践和对巫祝所持鬼神降厄论批判发展而成的气机失常引发疾病的“气病论”病因观，是导引的理论起点。将导引史料向病因观拓展的意义在于：鬼神降厄论和气病论是非理性与理性分歧的身体表征，那么，使社会接受哪种病因观实际上已经关乎社会的整体思想状态。导引的理论建构也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向路存在逻辑互动。
鬼神降厄论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思想，至周代将人鬼分域，疾病与鬼神的关联才逐渐被淡化［16］。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诘咎篇》载录了内容丰富的鬼祟致病观念［17］；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使用“鬼击”“鬼注”“鬼神于其间”等病因表述［18］；《旧唐书》记载南方普遍存在“江、岭之间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的风俗［19］。鬼神降厄病因论在整个社会中的覆盖面和民众接受度，应当高于当时代的医学理论。
气病论将导致疾病的气机紊乱归于情绪变动的内因、筋骨之劳与气候寒热变化的外因。唐代王冰言：“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之道则不能致之矣”［20］。通过“导气”之法保全身体之全真，是《黄帝内经》保养全生的核心理念，也是知“道”的具体表现。《黄帝内经》以“气”为人和道之间的媒介，说明人的生命元气即由“道”之变化而生。“导引行气”的医疗技术在此思想体系下自然拥有最高的理论地位，成为气病论的代表。
战国至秦汉，导引是与针灸和方药并列的主要医疗技术。《黄帝内经》将导引命名为“导引行气”［12］，这是其唯一一次将当时医学所有治疗方法的“众人之方”的集中呈现。现存《黄帝内经》是唐代道教学者王冰重新补注，并经宋代校正医书局修订过的版本。据考证，按照王冰和宋代学者修订的《黄帝内经》除增加运气七篇以外，主要调整各章节的顺序，而非进行大规模删减，因而《黄帝内经》的气论思想，基本是对先秦至秦汉气论思想的继承和延续。［21］
《黄帝内经》所载知识、概念明显存在技术与思想不断演进的过程。将《黄帝内经》与当时代其他文献进行比照，发现其技术与思想的表述都反映了当时代中国人对身体的理解，这种理解能够为寻求同一种导引名称在其出现后的不同时代而产生的各类技术形态提供研究思路。汉代《黄帝内经》的世界观与《淮南子》《黄帝四经》形成参照；其阴阳五行理论与《春秋繁露》的内容有所关联。自宋代起，《黄帝内经》中关于运气学说的记载引起社会的重视。运气学说对于身体的意义在于细化了天人理论在生理层面的映射，可以用观测宏观的气候整体流转对个体微观的影响，导引技术建构相应地与节气系统产生了更紧密的关联。由此可见，导引的史料表达是多样的，既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本关于导引技术与思想的相关论述，也有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导引问题不同论述。而后者表现出的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导引这一同一事物的认知演变逻辑。因此，在探究导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献的收集，还要重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收集，这些变化恰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导引实践主体对于身体观演变这一关键问题的历史逻辑。
由上可知，由巫到医的认识突破既是导引技术发展的理论源泉，更是中国身体哲学认知层面的一次重要转折。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导引史料的重新认识上，只有将上述史料真正意义上融入对导引的理论思考，才有可能建立起早期导引技术理论的根本认识。
3.2从养身到修身：导引技术的理论飞跃
3.2.1“脏”的史料意义：“不离于五脏”的六字诀技术
六字诀的记载首见于东晋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呬，皆出气也［22］。”
陶弘景对各脏疾病仅用一个症状概括，相比《黄帝内经》中载录的脏腑和所属经络的病变症状的数量和认知存在差异［12］。陶弘景记载的心脏疾病症状为“体有冷热”，类似阳气虚弱与阳火上亢的全身性气机失常，这可能是陶弘景将藏象学说和功法实践结合而成的新理论。五脏为核心的身体观确立后，六字诀自然会围绕五脏不断构建其技术形态，藏象学说的相关文献就进入了导引史料的范围。
六字诀经过魏晋到隋唐的发展，临床应用范围逐渐扩大。隋代太医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增加了与六字诀配合使用的身体动作。他规定治疗心脏疾病时应遵循侧卧体态，充分考虑到心脏疾病患者减少胸腔压力的需要［23］。六字诀结合临床需求而出现的新内容，是导引理论化和社会化进程加快的反应。从陶弘景到巢元方，在政治意义上，是从江湖之远走向庙堂之高；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从庙堂之高回归江湖之远，医书不会束之高阁，其社会传播力度终究会在政府、士人和医者的推动下而持续增加。导引就在庙堂与江湖、呼吸吐纳与肢体运动、魏晋放淡与隋唐宏阔的变迁之间，具备了历史的张力。
是否拥有“治未病”的能力是评价医疗水平的重要标准。唐代女道士胡愔运用五脏补泻理论，构建出六字诀对疾病传导的预防性用法。肺有热症，本单用“嘘”字诀，现应再加入“呬”字诀泻以肾水助清肺火增加治疗效果［24］。使得被应用于指导方药的“治未病”理论获得了身体技术层面的实践。六字诀能够预防疾病，为它走向日常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六字诀的发展也暗合了这一逻辑，《太清导引养生经》从日用角度细化了六字诀理论，将导引建构为一项日常修炼的功法，而淡化了临床规范。
导引的实践主体多是道教人士，鲜明的宗教烙印让作为修炼方法的导引更容易受到统治者意志的支配。明洪武六年，朱元璋以“释老二教近代崇尚太过”为由限制民间宗教活动［25］。而又在政治层面礼遇尊崇道士，使宫廷修仙风气愈发浓厚［26］。统治阶层的修炼风气中，六字诀的术语和运用方式进一步向养生转换。具体表现为明初冷谦对六字诀的论述：“春嘘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闲，秋呬定收金肺润，肾吹惟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常呼脾化餐”［27］。当导引实践主体拥有鲜明的宗教背景时，他们留下的其他文献所体现的身体文化价值就须给予特别留意，进而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导引。
3.2.2“腑”的史料学意义：“治三焦”的八段锦
最早的八段锦文献是《夷坚志》：“起坐，嘘唏按摩，行所谓八段锦者”［28］。曾慥编著《道枢》的记述更为详细，是沿用至今八段锦的原型［29］。八段锦版本众多，但首式总不离于三焦。“治三焦”为首式的八段锦与六字诀发生于不同的身体理论，三焦在藏象学说属于与五脏相表里的六腑。五脏的特点是“藏而不泻”，主补益；六腑的特点是“泻而不藏”，主疏泻。三焦通常被认为是体内气与水液的运行通道。从调气角度，“治三焦”较六字诀涉及身体部位更广。技术形态的转变说明，宋代对于导引功能的认知较前代已有变化，八段锦各式动作多用“治”“安”“理”“通”“祛”等表达疏泻的动词，补法仅有“咽津补气”一项，补养可能已经不再是宋代的导引的主要功效。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30］，宋代政府大力推动医学教育向民间普及，士人群体兴起学医的风潮，他们注重探求医理，是导引功能转向的社会背景。金元时期产生的诸多医学流派［31］，对身体形成多重认识。攻邪派代表张从正认为常人因营养过剩造成“粱肉”之疾不可再补，须用汗、吐、下三大类泻法医治，而导引属于汗法。在此认识下，导引不再是兼具补泻的治疗方法，成为专事消耗的运动方式。研究八段锦，需要注意到它出现于南宋，同时中国北方还有金代，金元四大家除朱丹溪外都生活在中国北方。探讨导引主疏泻的原因不能忽略中国北方金代的士人而单用南宋的文献资料。在此意义上，导引的功能变迁就成为了中国南北方身体认知的互动过程。
明代医学理论总体上继承朱丹溪对身体“阴虚”的判断，认为补益是养身的主要途径。八段锦“治三焦”所表征的身体理论也被明代医学家们用补益的思维进行阐释。孙一奎效仿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创作《命门图说》，将太极理论应用于身体，将无形之命门改为“有形质之物”［32］。赵献可在孙一奎的基础上提出“命门真主”论，代替《内经》的“心为君主之官”［33］，命门上升到“十二经之主”的最高位置。命门由先天之水火相济而成，不可以泻，只能补益。命门理论的构建，是道家修炼理论和明代温补学派合流的结果。人身初生是纯阳之体，元阳伴随生命成长不断流逝，命门作为元气之根本，生命之门户，是五脏赖以生成的能量本源。在此背景下，李中梓在《颐生微论》提出练习导引的意义为“善养气者，行欲徐而稳，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声欲低而和，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气中，久久自有圣贤气象”［34］，着重强调了导引的补养价值。同时，“圣贤气象”是明代导引在“形养”之外新增的具有道德意义的修身功能，由是，中国传统修身之学，就成为研究导引重要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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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根源的探讨：身体哲学层面的导引史料认知
4.1导引史料中的宗教、伦理与政治建构
受到周礼承认，具有医疗意味的傩舞，是鬼神降厄病因观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秦汉宫廷常见的方士、巫医可以说明，类如傩舞等具有医疗意味的身体活动，与导引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李泽厚先生认为巫术是礼仪的原始形态，“‘礼’仍然保持着‘巫’所特有的与天地沟通、与神明交往从而主宰万事万物的神圣力量和特质”［35］。宗教的政治意味在理性觉醒后逐渐被弱化，但这并不代表宗教之于身体的意义被淡化，它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于社会生活。
春秋战国时，孔子在文化层面“完成了中华文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文化创造”，道家以否定儒家价值为线索，成为儒家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因，身体认知在儒家的建构和道家的解构中始终具备相互批判的内在张力［36］，兼具了儒道两种内在超越性，为中国人身体文化的多元基因埋下种子［37］。秦汉推行“大一统”，汉代独尊儒术，天人感应论将包括疾病在内人的一切行为纳入道德范畴，如痹症的症状被形容为“不仁”［38］。道德教化进而成为儒家身体观的主旋律。天人感应论赋予个体以与天沟通的思想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在民间则可能会与鬼神崇拜融合成为降神附体思想的朴素根源。
医学家们避开善恶的伦理命题，用《易》提供的阴阳分类法，制定出一套虚与实、过与不及的身体健康标准，成为医学对经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结果是：“人以天地之气生”的身体观得以确立，与之相应的“气病论”和导引的“行气”理论被同步建构。社会思想在总体上摆脱鬼神控制后，身体中的“君子威仪”得到保留，并从儒家道德的立场去看待霸道所秉持的竞争，成为汉民族在践行身体活动的无意识，构成了民族性的身体观念。那么，导引所具备的宗教、伦理、政治的身体隐喻应成为导引史料发掘的重点方向。
4.2六字诀：“玄礼双修”到玄佛合流的身体表达
“玄礼双修”是唐长孺先生对魏晋时期，社会玄学和儒学两种思想形态并行的概括［39］。玄学的思想主体是儒生，是汉末儒学天人伦理和政治伦理崩溃以后运用老庄思想重建的结果。汤用彤先生概括玄学是“留儒家孔子之位，而内容则充以老、庄之说。”［40］
魏晋士人认为儒学“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竭力提倡博学多闻，“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其中又特别以济厄拯危的医学为重［41］。于是，注重保养身体，延长寿命的道教成为他们追捧的对象。养生思潮与传统道家思想及民间方术相结合，追求养性延命，炼丹成仙的道教迅速向社会各阶层施加了强大的影响。道教地位的上升及士人对道教态度的渐趋理性。使服食丹药、五石散等强调即时效果的风尚开始被长期的身体修炼逐步替代，最终在唐代表现为内丹术的兴盛［42］。同时，空谈玄理、清谈雅论的玄学被批评为“娱身心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41］。士人们需要具体的修行方式，它既要拥有延年益寿的功能，也要满足士人安心立命的精神需要。
汉末传入中国的禅修数息法门重要文献《安般守意经》，有大量“观”（冥想）的内容。经文言：“观有四：一者身观，二者意观，三者行观，四者道观，是为四观”［37］。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将观想与六字诀相结合，视道教学者首创的六字诀为佛教调息法的技术组成：“但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侧而作，绵微而用”［43］。佛学的观想与六字诀吐纳的结合，是佛家“空”与道家“无”思想在身体层面的交汇，智顗此种综合运用佛教、道教、民间方术的医疗文化建构，是剖析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结构的标本［44］，也能反映出佛教中国化进程在身体层面的表达。可见，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想对六字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魏晋玄学和佛学文献应是这一时段导引研究的核心史料。
4.3八段锦：理学“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的身体表达
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思想格局从魏晋始，至隋唐为鼎盛，但它们各自亦存在困顿。劳思光认为唐代士人“将仕进之事纯视为谋生之途。对国政民生之利病，并无主张，且多未用心”［42］。道教与佛教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当宗教势力膨胀到威胁国家利益时，即会受到政府的强力压制。唐代思想的开放包容虽然带来社会的空前繁荣，但由于官方思想形态长期多极并存，缺少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动荡。思想形态不稳固，不仅直接造成中央政府权威无法长期维系，而且导致士人修身理念的混乱。［45］
融合玄学和佛学，建立起儒学的新形态——理学。理学将修身观提升到超越为君王服务的圣人之境。既然儒家的道统出于尧舜，那么继承道统的儒生就“具有道统高于政统的道德勇气”［37］，借由理学对经典的重新解释，“气”成为理的来源。朱熹注《中庸》：“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赋焉”［46］。所以，理学的修身路径便是养气。
南宋确立了理学官方思想形态的地位，八段锦的记载也初见于南宋。在身体层面，三焦是“气之所始终”，“治三焦”作为八段锦的第一式，可能是受到理学影响而产生的技术变化。然而，宋代的医学理论中“治三焦”没有明确的养气功能。直到明代温补学派医家孙一奎、赵献可等医学家将“两肾中间之动气”的命门列于十二经之上，以及张介宾对理学与医学关系的论述，身体理论才算完成理学建构。
孙一奎受理学太极观的启发，提出身体的太极即是命门，“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32］。明确命门为先天太极，使明代的命门概念有别于秦汉，这是他受到理学影响的结果［47］。赵献可质疑“心为君主之官”的理论，认为心与其他脏腑只有功能的区别，而无地位的高下，并提出命门是“真君、真主”。在身体命门核心论中，三焦不再是六腑之一，转变为“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而不息”的命门臣使［33］。三焦代命门行使功能而位在五脏六腑之上，由此可见八段锦将三焦列为首式背后的思想史背景。
在明代补养思潮盛行的社会背景下，《黄帝内经》出现了一些带有学派特点的注释版本，新安学派吴崑使用“太极即理”的理学观点，将“太极”视为“元气”的根本统摄，表现出明代医家对宋代理学对身体认知影响的继承性。士材学派李中梓《内经知要》则在解释内经的过程中加入了诸多儒释道三家理论对特定问题的不同阐释思路，体现出理学对各家的融汇而之于身体认知的影响。张介宾使用“气”的概念进一步深化理学对身体的影响，提出“理在气亦在，理行气亦行，……天地之气即万物，散之而为万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万，不知万，不足以言医”［48］。当此之时，“气”已经不仅是物质能量的载体，还成为“理”的道德载体。如此，练习以养气为核心的导引便具有涵养道德的功能，成为修身的路径，李中梓提出练习导引可以“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气中，久久自有圣贤气象”便合情合理。那么，宋明理学便成为研究此时段及以后历史中的导引不可缺失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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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史料的突破与导引研究的重建
技术与思想拥有互构且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49］，一方面知识积累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改变社会的固有认知，带来思想的解放；另一方面，思想解放造成的观念变革又会进一步地推动技术的进步，二者矛盾的同一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杠杆。导引作为技术和思想的历史产物，其技术变迁深刻地反映着这一辩证逻辑。
在以往的研究中，技术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思想层面的研究价值常被忽视。导引重视对本体“内视”的知己，在思想史意义上，是中国身体文化的母体之一。由是以观，六字诀和八段锦在魏晋和南宋的出现，有其必然如此的历史原因。魏晋之际，在门阀政治的历史背景下，士人如果不能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型，就无法见容于名士之列，个人的理想抱负和家族的政治野望皆无从谈起。“清谈”是玄学的重要组成，这种极富身体意味的玄学表达，除了严肃思辨性外，还是士人娱乐骋怀、畅性游心的身体活动。不论是辩论还是娱情，长时间的言谈都会对发声方式提出要求，科学、合理、富有美感的发声技术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系统性建构，也许正是在无数次的“清谈”实践过程中，他们发现某些词汇的发声能够对身体产生独特的正向反馈，经过假设和验证，构成了六字诀的雏形。
自北宋始，宋代皇帝多留心医事，亲任医书总编，刊印医书以成本价格向民间发行，这在历代是不多见的。此种社会特征一方面来源于文官政府采取崇文抑武的文化内守策略，另一方面源自于即物求理的理学精神与知识下沉的社会文化结构相结合，使对身体的解读兼有医学的学理和生活的形象，形成了“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三教共同支撑的思想空间。换言之，导引的技术形态同时代气质、社会思想间存在着逻辑辩证，支配着彼时的身体认知，其间的历史文献，就是彼时身体书面化、间接化、抽象化的记录，因而需要被纳入导引史料的范围。
如此，对于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导引技术形态的研究，就不能脱离当时代社会思想对身体观的影响［50］。导引史料在不同思想的身体认识下，是可以不断被发现和建构的。拓展导引的史料范围，可以为认识古代身体观构建宏富、通达的史料学思路，导引史料就始终是一个持续接纳新鲜事物的开放系统，这也是本文从技术形态和社会思想两个路径拓展导引史料的意义。此种思路或许会造成导引史料工作出现边界不清晰的问题，但历史本身就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复合产物，“朦胧之中反蕴涵着可能更 ‘准确’的‘真相’”［51］。我们更应期待，通过以身体为纽带的导引史料扩展，让曾被忽视的、关乎身体的知识，弥补古代体育身体观研究在认识论层面的缺失。尽管我们无法将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与导引发展形成完整的互动逻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导引在中国社会进程拥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事实上，我们更应当从它的本体出发，探寻它的道路，而非简单地与社会同步地认识它的变化，由此，探寻导引的史料，就要更多地指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避免让导引研究只注重单薄的技术探讨，而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陷阱。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3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TY107);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TP202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