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推介丨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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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恩恺，王兆红，李静，等.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3,57（9）:45-53.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

（郭恩恺）

（王兆红）

作者

郭恩恺¹，王兆红²，李静²，许寒冰²

1.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2. 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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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本质要求，指明了“建成体育强国”的发展目标。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作为“体育强国”的核心环节，提高体育产业贡献率逐渐成为推动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1］。体育产业承担着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使命，通过产业集聚，发挥区域辐射效应，不断为区域经济增长供能。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亟需把握体育产业发展规律，探索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体育产业智慧。

新发展阶段，为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空间集聚，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逐渐成为体育产业领域的研究热点。《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打造一批符合市场规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体育产业基地，建立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东、中、西部体育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2］。《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提出，推动形成一批运转良好、带动能力强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3］。其中，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集合了优秀的体育产业单位和体育产业相关机构，涵盖范围与面积更广，并且示范基地对其所在区域的经济贡献度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发展，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经济贡献和社会地位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首个示范基地的示范效应，截至2022年12月底，共设立了79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实现了体育产业优势资源的大量积聚，不断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2017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调查数据显示，已设立的36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中，有24个示范基地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其中更有4个示范基地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成为其区域范围内的支柱性产业^［4］。

本文从当前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效应评估的热点领域——经济增长效应视角出发，基于2000-2020年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示范基地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评估，进而为推动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高质量发展，乃至对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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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社会经济贡献度是国内相关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已有研究表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集聚体育产业资源、创新技术、汇集体育企业和人才的基础上，发挥出较强的规模效应，能有效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如姚松伯与刘兵（2021）发现，在区域优势、政府行为、价值链传导、环境资源配置等因素的驱动下，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代表的体育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耦合效益显著^［5］；王晨曦与李海杰等（2021）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居民储蓄能力、城市工业化水平为控制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验证了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净效应^［6］；温阳等（2018）通过德尔菲法，发现调查的14个示范基地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明显高于基地所在省（市、区）的平均水平，甚至大部分示范基地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还高于当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0.64%）^［7］，表明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为稳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壮大，其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8］。姚松伯与刘颖（2017）通过测算体育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体育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存在非线性关系，呈现倒U型结构，因此解释了虽然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显著的原因是由于体育产业还比较落后，产业集聚效应尚不明显^［9］。谭震皖（2017）则以苏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为例，发现示范基地的经济带动效应不够主要是因为基地研发创新和品牌升级滞后、基地体育服务业占比低、地方政府工作力度不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配套及考核制度不完善等方面^［10］。

总体上，国内学者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多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探索，研究发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这也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导。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多数研究均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下设的示范基地、示范单位、示范项目三个大类看作一个整体，以整体为研究对象展开定性分析或定量研究，然而作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社会经济贡献度远高于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却较少被直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二是，现有研究较少探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机制，部分定性研究指出，基地获批后，交通、人才、企业等的迅速扩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1］。三是，在已有研究中，相关研究方法还存在提升空间：首先，现有研究通常选取基地获批前后的城市发展水平进行定性或定量对比，无法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有效测度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获批及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其次，由于不同示范基地获批时间、发展规模和发展进程有显著差异，针对不同区域示范基地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比研究相对欠缺。

为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一方面，识别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从劳动力要素着手，探究其在示范基地经济效应中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对比分析不同区域获批示范基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假说2：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通过促进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假说3：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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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3.1模型设计

本研究根据示范基地获批时间拥有较多批次的特点，选择使用多期DID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视为“准自然试验”。经过反事实分析，在剔除其他不可控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验证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获批前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果，有助于克服效果评价过程中，变量缺失、数据不足、建模复杂等问题^［12］。

本文的区域是指县级行政单元及地级市的市辖区，其中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县域城市、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林区和特区。在本文的2 147个区域样本中，2000-2020年间，83个地区先后获批了57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83个地区组成了实验组，其余区域就自然形成了对照组，这为采用双重差分法提供了一个“准自然试验”。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GDPit表示区域i在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Pilotbaseit是指是否已设立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如果区域i在第t年获批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那么第t年及之后的Pilotbaseit赋值为1，否则为0。Treatmentit是分组变量，如果区域i在2000-2020年间获批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那么赋值为1，为实验组，否则为0，为对照组。Xit为系列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变量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及可能存在的外部冲击的影响。φ和μ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

3.2变量选取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用地区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结合多期双重差分相关原理，引入交互项DID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2显示，本研究中实验组1 743个样本，对照组43 344个样本。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取了系列控制变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用“政府财政预算内支出”来衡量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13］。而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了重要驱动力，因此本文引入了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这一指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用“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区域的教育水平^［14］。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主要特征就是高储蓄率，储蓄率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和社会资本投资，进而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居民储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之一^［15］。此外，医疗保障水平、人口发展水平、城市工业化水平也是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年末户籍人口数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了研究中。具体的变量解释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表2所示。

由于部分区域设立较晚，其统计数据较难与其他区域数据构成统一的研究面板，因此本文对国家现有区域进行了筛选，共选中满足数据获取条件的2 147个区域。为研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应从第一个示范基地建设前3-5年展开^［16］，因此本文使用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包括《河北经济年鉴》《甘肃发展年鉴》《山东统计年鉴》《上海年鉴》等等。部分区域某一年存在个别控制变量缺失的情况，本研究采取均值法进行数据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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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

根据实证模型，本文首先评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表3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控制时间和个体效应，DID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获批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说1成立。加入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可以使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综上，（4）列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所得系数更加准确。

各控制变量的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其中，政府规模、居民储蓄水平、贷款水平、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均与地区GDP成显著正相关。政府财政投入越大，以国家支持为导向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发展越迅速，拓宽了地区经济发展渠道。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增加第三产业的消费占比。经济建设离不开资本的支持，贷款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用活金融存量，助推产业融合发展，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多，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为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创新来源。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通常是基于技术创新，在创新驱动的引领下，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反，区域面积与地区GDP呈负相关，这与我国国情相一致，即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单位面积GDP产出率远高于其他区域，青海、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地，拥有我国40%以上的土地面积，而2021年GDP产出均低于16 000亿元。

4.2平行趋势及政策滞后效应检验

为保证政策施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发展趋势相近，需对研究对象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因此，本研究借鉴Beck et al.（2010）提出的事件研究法［17］，构建动态模型（2）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虚拟变量Dit表示i县在t年获批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则取值为1，否则为0，其余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平行趋势检验主要需关注系数δt，其反映了示范基地获批的第t年，获批城市与未获批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考虑到第一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是在2006年获批，且多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均是在2015-2017年间获批，本研究将平行趋势检验的时间范围定在第-6期和第4期之间，将示范基地获批前的第6期定位基期。示范基地获批前6年及之前的数据汇总到第-6期，示范基地获批第四年及之后的数据汇总到第4期。图1显示，示范基地获批前各期的系数均不显著，而示范基地获批后的各期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研究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获批后，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为避免基地获批当年对地区经济的时滞性影响，本研究构建虚拟政策变量，将示范基地获批时间滞后为Year+t，构建模型（3），以探究示范基地的经济滞后效应。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示范基地滞后效果显著，滞后三年的交乘项系数达到175.461，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示范基地对地区经济贡献度逐年递增，滞后期大约为三年，获批后两年、三年对地区经济促进作用较获批当年显著。具体来看，2017年，湖北省荆门高新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在获批2年后，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凸显^［4］。以2015年11月获批的部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为例（图2），2018年基地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有显著增长，其中荆门高新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2018年增长率达54%，再次证实示范基地的经济促进效应存在2-3年的滞后期。示范基地获批后，基地政策红利较难立马释放，前期的建设和引资工程，对当年地区经济的贡献效果稍显不足，尤其是在7月和11月获批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基地的时滞效应发生在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判断政策、确认政策、吸收政策、执行政策到产出经济效益的过程中［^18］，前期市场对政策的反应与调控，为后续企业入驻示范基地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进而为基地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创造条件。因此，国家批准设立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需掌握政策时滞性规律，谨慎调整示范基地的考察时限，防止因盲目关注示范基地的经济效益，而对刚获批的示范基地设定短时期、高效益的目标，应尊重政策效应发展规律，充分给予示范基地发展时间与空间，因地制宜，为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4.3稳健性检验

4.3.1时间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促进效应是由时间变化导致，本研究将实验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获批时间分别提前2年、3年和4年，构建虚拟基地获批时间，分别以year_2、year_3、year_4来表示。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三组DID的系数估计值在10%水平上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的时间趋势无显著差异，即获批示范基地对区域城市产生了显著经济促进作用。这也与前文证实的示范基地时滞性效应相一致，由于存在时滞效应，示范基地获批后当年的经济促进效应尚不显著。因此，理论上，在示范基地获批前，即时间安慰剂检验期间，其经济效应应更不突出。事实结果与理论结果相一致。

4.3.2缩小样本范围

考虑到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还有7个省份尚未获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因此，该7省下辖县作为研究示范基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的对照组，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偏差。若研究对象中的对照组仅选择获批了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省（市、区）的下辖县（区），可能由于其与同一省份内获批示范基地的区域城市享有相似的地理位置、政策支持、经济基础，可以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有效规避地理误差。因此，本研究删除了山西、吉林、黑龙江、湖南、海南、西藏、宁夏7省下辖县及区相关数据后，再次对研究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样本范围缩小后，假设1仍然成立，表明本研究模型较稳健。

4.3.2替换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不能仅靠GDP总量来表示，较多学者认为经济通常会受到当年人口的影响，因此会选择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剔除当年人口规模的影响［19］。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选择使用人均生产总值替换被解释变量，来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结果如表6中的（3）（4）列所示，结果显示均在5%水平上显著，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表明获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也会促进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再次证明假设1成立。

4.4异质性分析

借鉴刘建江等（2022）的分类方法^［20］，本研究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的中位数，将2 147个区域城市等比区分成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两个地区。由表7可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示范基地的经济促进效应并不显著，示范基地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差异，研究假说3成立。

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由于资本大量积累、人才资本雄厚、基础设施完备、公共交通便利等因素，为示范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2017年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产业增加值前十位均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4］，如福建晋江、江苏溧阳、山东乐陵、上海徐家汇、江苏武进、浙江永康、河南登封等。2017年12月获批的五角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依托杨浦区丰富的体育企业、便利的交通与基础设施、发达的经济与教育水平，联合耐克大中华区、阿里体育、上海体育学院等创建杨浦区体育产学研联盟，共同创造了领先上海市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人均体育消费支出，助力建设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21］。为进一步激发体育消费潜力，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的示范基地，亟需针对省市等上级政府的体育产业发展目标，结合自身体育工作和资源实际情况，开发更高水平的体育产品，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地区，示范基地的经济促进效应尚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获批时间较晚，目前还处于政策效果滞后期内。2017年以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获批数量逐渐增多，在这期间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地区享受到政策红利，获批数量开始增多，如云南红塔、青海贵德、陕西大荔、辽宁长海等，较多仍处于基地发展的建设期，由于政策时滞性，基地内还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导致经济效应尚未凸显。二是，多地联合建设示范基地，经济效应流向优势地区。安徽绩溪县、青海共和县、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等，这些地区大多都是与临近区域联合获批示范基地，如河西走廊（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环青海湖（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等。因此，由于顶端优势，示范基地的经济增长效应对联合区域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容易产生倾斜，如皖南（县域）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中的黄山市黄山区与宣城市宣州区等。三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通常也拥有相对较低的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开发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如安徽黟县、青海贵德县等。以旅游业为例，其发展受气候环境影响较大，不确定性突出，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处于停摆状态。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而言，示范基地的经济带动作用虽尚未凸显，但仍处于正相关关系。从长远角度看，示范基地对经济发展较低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将在时滞效应结束、疫情防控稳定、基建设施完善、规划政策及管理规章完备之后逐渐显现。

由此可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提升，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开发程度、政府扶持力度、地方规章及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示范基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4.5作用路径分析

本研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以及示范基地通过促进劳动力与人才就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以验证假设2。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主要包括：一，构造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4）；二，若示范基地的回归系数显著，则构建示范基地对中介变量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水平的回归方程（5），以及示范基地和中介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6），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若方程（5）（6）中示范基地系数均显著，并且（6）中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水平的系数也显著，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若方程（5）中示范基地系数显著，而方程（6）中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水平系数显著，但示范基地系数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基于此，本研究具体模型如下：

上式中Labourit为中介变量劳动力和人才就业水平，用全社会从业人员数量来表示。式中其他变量的涵义与前文一致。本研究主要关注模型中系数α1，β1，γ1、γ2的估计值，α1衡量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净效应，β1衡量示范基地对劳动力与人才就业的影响，γ1衡量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γ2衡量劳动力和人才就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定量分析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促进劳动力与人才就业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8所示。表中（1）列检验了示范基地的获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系数为72.973，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多期双重差分法的结果一致，即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获批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表中（2）列为示范基地获批对区域劳动力和人才就业的影响，回归系数为5.37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示范基地的获批为劳动力和人才流动创造了条件，通过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和人才就业。表中（3）列显示，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67.328，劳动力与人才就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1.051，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促进劳动力和人才就业而实现的，假说2成立。

示范基地的获批，为区域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市场需求显著增加，通过吸引大量劳动力和人才入驻基地，实现劳动要素集聚，为区域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2017年12月获批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在2018年体育行业从业人员数激增至5.33万人，增长率达80.68%，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比重达37.14%（图3）。一方面，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为区域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高精尖专业岗位需求，通过高端人才专项政策等的落地，将进一步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驱动力，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22］。另一方面，示范基地的建设必将产生众多劳动需求，如基础设施建设、日常运营维护、旅游服务等基建、管理和服务岗位，为区域降低失业率，助力乡村振兴及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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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形式

5.1研究结论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作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客观探究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构建我国2000-2020年的区域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测度了示范基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

（1）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均对示范基地所在地区GDP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缩小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此外，示范基地对地区经济增长还存在时滞效应，由于基地前期的建设和引资工程，政策红利较难立马释放。因此，示范基地获批三年后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

（2）区域对比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的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均与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示范基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示范基地，其示范效应突出，促进示范基地所在城市体育产业占比逐渐增加，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由于示范基地的红利容易优先流入邻近区域，以及本土过度依赖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导致其示范基地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不突出。

（3）从作用路径看，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促进劳动力和人才就业实现的。但是目前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经济促进效应尚未完全显现，获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区域城市如果能够不断完善政策规划，加快区域协调，鼓励产业创新驱动，为人才引进和解决劳动力就业创造条件，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劳动力要素的能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5.2政策建议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迈进，“体育强国”战略不断深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断凸显。因此，为实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所承载的国家战略要求和使命，推动示范基地高质量发展，更大程度促进经济增长，本文针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2.1加强政策引领，合理规划基地发展目标

鉴于政策效应滞后性的特点，结合示范基地发展实际，建议各地政府加强对示范基地的政策指导，将基地发展纳入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中，合理制定基地发展规划，积极成立示范基地体育产业领导小组或组织管理机构，稳步推进基地体育产业管理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实施。同时，通过制定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财政专项（含补贴）资金政策等优惠政策，激发示范基地内市场主体积极性，夯实示范基地高质量发展基础。

5.2.2加强区域协同，发挥基地辐射带动作用

建议联合获批示范基地的区域城市由区域竞争向区域协同创新转变，鼓励区域资源共享，搭建数字化区域体育产业平台，落实各项创新政策，提高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辐射引领周边非基地城市体育产业发展。

5.2.3加强生态建设，提高基地产品供给质量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议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以体育旅游、休闲体育等为主要业态的示范基地，加强生态保护，注重适度挖掘资源文化，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体育旅游及文创产品，丰富产品供给类型，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5.2.4加强人才支撑，保障基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提高基地创新驱动力，鼓励基地针对专业人才制定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对紧缺专业实行专人专策，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配套方面为人才落户提供保障。同时，建议基地依据市场主体规模及基地发展需要，合理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为缓解区域城市人口压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TY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