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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
编者按：空间新书栏目推介最新上市好书，本期推荐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黄永年先生《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作者围绕许多重要问题，对旧史记载及现代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不少商榷意见，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
武昭仪的夺权之路
现在要讲到这位武昭仪、武氏皇后了。她如今常被称为武则天，这并非她的名字。她是姓武，是武士彟的女儿，但闺名久已不传。《旧唐书》卷六是她的本纪，说她“讳曌”，这是载初元年（689）正月她准备革唐建周时造了作为自己大名的新字，大概取之日月当空照的意思，也就读为“照”，还因“照”“诏”同音而“改诏书为制书”，以免触犯御讳。至于“则天”，乃是她最后从大周皇帝宝座上跌了下来才出现的。先是被儿子中宗“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不久去世仍成李唐的太后“谥曰则天大圣皇后”。此后官修《实录》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也就跟着叫《则天皇后实录》，《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本纪也都叫做《则天皇后本纪》，本纪和列传里也往往称她为“则天”。这大概如同以谥号称唐太宗为“文皇”，称后来的唐玄宗为“明皇”，但“文皇”“明皇”前可从来不加“李”的，如今在“则天”前面加个“武”称她为“武则天”就不合适。而且假如她地下有灵，对用这个倒霉后才出现的尊号、谥号来称她怕也未必乐意。还不如就如实地称她为武后、武太后，在没有当上皇后前则用武昭仪这个称谓。
这里先看这位武昭仪在上述斗争中的作用，很明显，她并未充当主角。排除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本是高宗的一贯策略，而柳奭与元老重臣打成一片，王皇后自然非废不可。这都出于高宗的乾纲独断，用不到武昭仪或其他人来指使，更谈不上一切都听武昭仪指挥。再从武昭仪本身来看，在当时也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武昭仪之入高宗后宫成为昭仪有两说。《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说：“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宫。”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则说：“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后（王氏）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五年三月庚申条则调停两说，复谓“〔太宗〕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云云，不知有何根据？不管怎样，武氏入高宗后宫之在永徽初年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是元年吧，到永徽六年废王皇后也不过五年多一点，在这点时间里，凭区区昭仪的地位，就能发展到足以使高宗俯首听命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这时期武昭仪并无结交外朝的实迹便是明证（这当然不排除她代表高宗和许敬宗、李义府辈有往来）。至于凭美貌，使高宗沉溺失志而唯其命是听，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废后王氏传》也是说这位王皇后“有美色”而被纳为晋王妃，从而成为皇后的，而且年纪还比武昭仪轻了好几岁，即使武昭仪真如后来骆宾王讨武檄文中所说“狐媚偏能惑主”，也尽可由她获专房之宠而不必急于废掉王皇后。在这点上，还是《旧唐书·则天皇后纪》透露了点真相，即所谓“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是凭其“多智计”“涉文史”才能充当高宗政治斗争的内助而获得宠信，犹如后来宦官之有才智者在内廷所起的作用。高宗既因政治原因要废王皇后，最合适的递补者当然是这个政治贤内助武昭仪。这种充当政治内助正是武氏当时真能起的作用。或者说得形象一点，在当时政治舞台上高宗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斗争双方的主角，武氏只是高宗一边的配角。武氏之逐步从高宗手里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以后。这在道理上也应如此，专宠与否和是否皇后或妃嫔无关，而要在政治上取得权力，则不名正言顺地当上皇后便有困难。当然，人的性格有差异，有的人当上皇后便满足于安富尊荣，不想再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权力，有的则有强烈的政治欲望，对权力特别感兴趣，武氏便是后一类型的人物。她既以政治内助获高宗宠信而取得皇后这个政治地位，就要进而抑制高宗，分享甚至全部取得皇帝的权力。她此时如何活动，宫掖事秘，文献无征，其详已不可得而闻。但如《则天皇后纪》所说，高宗“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武后）详决”，至少给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经过了将近十年，到麟德元年（664）高宗终于不堪忍受，又计划要把她废掉。其经过《旧唐书》不详，《高宗纪》只记“十二月丙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仪。戊子，庶人忠（废太子）坐与仪交通而死”，卷八○《上官仪传》也只说“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遂下狱而死”，都不明缘由，盖系后来修《实录》时有所讳饰。《新唐书》卷一○五《上官仪传》则说：“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武后〕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武后〕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忠为陈王时，仪为谘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略同，均当有所本，尽管“帝乃悔”等细节未必真实，大体应属信史。案原先在废立皇后上出力的李义府，如《旧唐书》本传所说久已“怙武后之势”，“帝颇知其罪失，从容诫义府，……义府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曰：‘谁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睆然，殊不引咎，缓步而去”，足见其气焰之盛，旋别以“蓄邪黩货”之故在上官仪被杀前的龙朔三年（663）“除名长流”。许敬宗则在上官仪狱事中起了构陷的作用，乃“以词彩自达”为高宗扶植为宰相的新进人物上官仪卒不敌而失败，说明其时武后之声势已压过高宗。终于如《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所说：“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武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这“圣人”者，本是唐人对皇上的习惯称呼，“内外称为‘二圣’”就是公认有了两个皇帝，高宗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入武后手里。当年太宗李世民和建成、元吉以至高祖李渊父子兄弟之间的斗争，有些人认为是关陇山东之争或士族庶族之争，为此我已在第四章“李唐创建和玄武门之变”的最后专门写了个第五节加以否定。这次高宗废立皇后的事件也是如此，并不牵涉到关陇山东或士族庶族的问题。武后父武士彟传见《旧唐书》卷五八，说是“并州文水人”，“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陈寅恪先生《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复据《太平广记》卷一三七“武士彟”条引《太原事迹》，考证其“本以鬻材致富”，其为山东地区之庶族自无问题。投靠武后的李义府据《旧唐书》本传是“瀛州饶阳人”，其祖只是“梓州射洪县丞”，崔义玄据本传是“贝州武城人”，其先世不著，自亦均是山东的庶族。但许敬宗据本传却是“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世仕江左”，是江左的旧士族。武氏对立面长孙无忌之为关陇旧士族已详第四章第五节。柳奭据《旧唐书》卷七七《柳亨传》是“蒲州解人”，魏尚书左仆射柳庆的曾孙，于志宁据本传是“雍州高陵人”，宇文泰所任六柱国之一于谨的曾孙，韩瑗据《旧唐书》卷八○本传是“雍州三原人”，“祖绍，隋太仆少卿”，都是关陇的旧士族，但传见同卷的来济却是“扬州江都人，隋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护子”，检《隋书》卷六四《来护儿传》不著先世，以“军功”贵显，则又是江左的庶族。而和武氏对立得最厉害的褚遂良据卷七二其父褚亮传，却也是江左的“杭州钱唐人”，褚亮“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陈秘书监”，则是江左的旧士族，又和武后的党羽许敬宗之籍贯杭州累世显宦完全相同。而且这所谓“江左”本属广义的山东范围，同属江左旧士族的褚、许二人在是否支持山东武姓之为皇后上正处于对立面。足见这些政治人物其实只是为个人权势利益而鸠合，在全国久已统一之后其关陇、山东等地域观念至少已不甚强烈。士族则自门阀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其上代是否士族已和他本人之参与哪个政治派别并无联系。至于陈寅恪先生所说武氏“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则事实上关陇集团在杨隋已见解体，如第二章第五六节所论证，初不待武氏来加以破坏，这里自亦毋庸赘说。
内容简介
本书是文史名家黄永年先生以北朝隋唐史专题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一部政治史著作。全书共分十五章，系统讨论了北齐、北周至唐宪宗时期的政治发展演变。作者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着手，考辨史料，抉发历史真相，解释政治现象。全书脉络清晰，多树新义，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推进，如北齐内部的文武之争、唐初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武则天掌权后形成的“李武政权”、玄宗时期的内朝和外朝之争、神策军的政治本质等，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北朝后期至中唐的政治演变历程多有启发。同时，作者围绕许多重要问题，对旧史记载及现代学者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不少商榷意见，澄清了一些基本史实。本书观点鲜明，见解精到，是学习和研究北朝隋唐政治史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著作有《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树新义室笔谈》《古文献学四讲》及《唐史十二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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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史学界，有主观意识，又有实力能够整体上与陈寅恪的政治史解说相对话的，应当就属黄永年先生了。而能够把零散的学术专论，整合成系统的讲说，这又是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能够与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相媲美的地方，都是有关中国中古史必读的大著。
——荣新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史学训练的专业性何在？一是熟读史籍，二是熟读专著。以魏晋隋唐史为例，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早就是唐史研究生的必读书。如何更好地理解陈寅恪，通常的方法是阅读陈说的对立性观点，通过学者之间的论辩理解学术及其方法。陈说对立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是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著述甚丰，而真正“综合研究成果之专著”，正是这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此书二十年前曾有出版，如今已经罕寻踪迹，欣闻最近会再次出版，不禁为学界和青年学子深感庆幸。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黄永年先生一系列具有独见之明的论文为基础，勾勒出从北朝后期至中唐的政治演变，线索清晰，自成一体，在不少重要史事的考订上较之前人有明显推进，足成一家之言。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辑推荐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系统考察了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黄先生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见识卓著，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作为中古政治史的经典名作，本书绝版多年，二手书曾炒至500元。此次再版，在尊重作品原貌的基础上，精心编校，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为可靠的版本。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