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汪三贵、马兰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

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

——基于8省16县的微观数据分析

作者：汪三贵^1,2  马 兰^1,2  孙俊娜³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0期

一、引言

截至2020年底，960多万贫困群众“搬得出”的任务已全部完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搬得出”只是阶段性成果，搬迁后搬迁户能否“稳得住、能致富”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阶段关注的重点，也是决定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2020；时鹏等，2022）。收入是表征搬迁户是否能顺利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重要指标，若搬迁后收入状况得不到改善，就很容易出现规模性返贫甚至返迁。同时，若只关注收入数量的变化，而忽略收入变化过程中搬迁户收入质量问题的特殊性，就容易造成“为增长而增长”的倾向和“有增长无质量”的境况。因此，确保搬迁户在“后搬迁”时期收入平稳有序增长、收入质量全面有效提升，将是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重点工作，也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已有文献主要基于“是否搬迁”这一识别策略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收入效应进行评价，较少有研究关注搬迁户被安置到不同区位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差异。实际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若搬迁区域的选择与家庭资源禀赋无法适配，那么在搬迁后的生计重建、社会融合、后续发展等方面将面临较多问题与挑战。因此，若想“稳得住、能致富”，安置区位的选择十分关键。基于此，本文从收入和收入质量视角评估不同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有何不同影响，不仅可以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对于乡村振兴阶段是选择就地并村还是选择城镇安置来实现新型城镇化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的影响

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距迁出地较远，回原居住地从事种养殖业投入的时间和成本较高；同时，城镇安置多为无土安置，加上居住模式的改变（时鹏等，2022），使搬迁户无法在安置区从事种养殖业（李霄等，2019）。因此，城镇安置的搬迁户会减少种养殖规模，进而减少经营净收入。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从农业中释放的劳动力等可变要素在家庭内部经过再调整可以配置到其他生产部门（马志雄和丁士军，2013）。一是促进非农转移就业。在搬迁到城镇后，搬迁户尽可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从农业中释放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通过增加非农就业人数来提高家庭工资性收入；或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或挤出的劳动力照料家中老人和孩子，让其他劳动力有更多时间专注于非农工作，通过提高非农劳动强度来增加工资性收入。二是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城镇安置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务工补贴和省外交通补助，从而提高搬迁户转移性收入。三是促进土地流转。城镇安置引致家庭闲置耕地数量增加，促进了搬迁户土地转出行为，进而通过增加土地租金收入来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谢先雄等，2020）。整体来看，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能弥补经营净收入的下降，最终促进搬迁户收入的增加。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更强。

H1a：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更强。

（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质量的影响

1.持久收入理论视角下收入质量的内涵界定。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持久性收入是指长期的、有规律的稳定收入，具有稳定性、多元化等特征；而暂时性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具有不稳定性、非连续性和偶然性等特征（金春雨等，2012；赵航和吴迪，2019）。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反映了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质态差异性，且因质态的差异，相同数量水平的收入所带来的效用水平也不同。因此，本文将搬迁户获取的收入中所反映的质态差异特性综合界定为收入质量，并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和成本性四个维度构建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基于指标体系计算收入质量指数以及四个维度的分指数，全面测量搬迁户的收入质量。同时，本文预期高质量的收入表现为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增长稳定、获取成本低（孔荣和王欣，2013）。

2.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影响收入质量的机制分析。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的搬迁户会根据现有的资源将生计策略由农业生产转向非农就业（黎洁，2016），进而影响搬迁户的收入质量。一是城镇安置直接降低收入的成本性。对于搬迁户来说，收入的成本主要是农业生产成本和务工成本。一方面，城镇安置促使搬迁户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就业，直接减少占比较高、费用较多的农业生产性投入；另一方面，城镇安置为搬迁户提供更多就近务工的机会，加上政府对脱贫户省外务工发放交通补贴，务工成本增加较少。二是城镇安置间接提高收入的充足性，优化收入的结构性。城镇安置工作机会的增加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或从农业中释放的劳动力从事多元化工作。这有利于增加搬迁户家庭收入，使收入的充足性进一步提高；同时，收入来源的增加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罗媛月等，2022）。三是城镇安置间接降低收入的稳定性。搬迁户家庭劳动力大多文化素质偏低，技能水平差，为避免劳动力资源浪费，他们会选择从事一些低端或临时性工作（张会萍和罗媛月，2021），与稳定的农业生产相比，搬迁后工作频繁变动降低了搬迁户收入的稳定性。整体来看，充足性、结构性和成本性的优化效果会超过稳定性下降的影响效应，最终促进搬迁户收入质量的提高。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收入提质效应更强。

H2a：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其收入的结构性、降低其收入的稳定性和成本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农户数据来源于2017年、2019年和2021年“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项目在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湖南、甘肃、贵州和陕西8省份的调查数据。在剔除无效样本、关键变量缺失样本以及未追踪到的样本后，最终形成1144户搬迁户的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观测值总数为3432户。

（二）收入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收入质量的内涵，从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四个维度选取7个具体指标构建搬迁户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收入的充足性由家庭年收入指标构成；收入的结构性用收入来源数量和家庭务工收入比重2个指标来综合反映；收入的稳定性由收入增长率和贷款金额2个指标综合反映；收入的成本性由农业生产成本和务工成本2个指标组成。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收入质量及其四个维度。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及收入质量的影响。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其中，收入包括搬迁户家庭年收入及分项收入。家庭年收入是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和。经营净收入包括种植业净收入和养殖业净收入2项；工资性收入指家庭全部工资性收入，含本地或外地打工的全部收入、退休金等；财产性收入包括土地、房屋等租金，入股分红和利息收入；转移性收入指政府补贴和人情往来等收入。收入质量包括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四个维度和基于这四个维度综合计算得出的收入质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安置区位。继续在本村或外村生活的称为农村安置，赋值为0；作为城镇居民在迁入乡镇或县城生活的称为城镇安置，赋值为1。

3.控制变量。一是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情况、户主健康状况和户主居家时间4个变量。二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负担人口数量、家庭患病人数、人均耕地面积、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是否本村大姓、亲戚朋友数量6个变量。三是安置区特征。包括家到村委会距离、家到最近水泥路距离和家到最近县城距离3个变量。此外，为尽可能降低内生性问题，本文还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1.安置区位对搬迁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增强了14.6%。从收入结构看，相比于农村安置，城镇安置对搬迁户的经营净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2.安置区位对搬迁户家庭收入质量的影响。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收入提质效应显著提高了2.6%。从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和结构性、降低搬迁户收入的成本性、对搬迁户收入的稳定性无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1.更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在收入的测量上，一是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剔除转移性收入；二是基准回归中的收入核算扣除了家庭各项成本，该部分对收入的核算未扣除各项成本。在收入质量的测量上，一是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收入质量重新测量。二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增加收入的知识性维度（用户主学历、是否参加培训2个指标衡量），再用熵值法重新计算收入质量。检验结果表明，在对收入和收入质量重新测量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成立。

2.克服遗漏变量导致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为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迁出村海拔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表明，在克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安置区位对搬迁户收入和收入质量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更强的结论较稳健。

3.克服自选择导致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为缓解潜在的自选择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处理效应模型缓解自选择内生性后，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比农村安置更强的结论依然稳健。

（三）异质性分析

1.不同搬迁时间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按搬迁时间将样本分为搬迁1年、搬迁2年和搬迁2年以上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从收入来看，与农村安置相比，无论搬迁时间长短，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均更强。从收入质量来看，与农村安置相比，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安置区位系数由正向不显著变为正向显著。即在短期内，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更强；而从长期来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均更强。

2.不同收入搬迁户的异质性分析。为检验安置区位对不同收入水平搬迁户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将搬迁户收入分为10%分位数-90%分位数9个分位点，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从收入上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分位数的上升整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不益富”特点。从收入质量上看，随着搬迁户收入水平分位数上升，安置区位的系数值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且在60%分位数处达到最大值，表现出一定的“益富不益贫”特点。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带来的增收效应和提质效应分别提高了14.6%和2.6%。从收入结构视角看，城镇安置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效应比农村安置更强；从收入质量不同维度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更有利于提升搬迁户收入的充足性、优化收入的结构性、降低收入的成本性。从不同搬迁时间来看，在短期内，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的增收效应更强，而从长期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的增收和提质效应均更强。从不同收入水平搬迁户来看，与农村安置相比，城镇安置对中低收入搬迁户带来的增收效应更强，表现出一定的“益贫不益富”特点；而对中高收入搬迁户的提质效应更强，表现出一定的“益富不益贫”特点。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第一，乡村振兴阶段的搬迁，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充分考量迁入地的区位选择，在承载能力允许且做好后续扶持保障的前提下，应以城镇搬迁为主，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带动效应。第二，在乡村振兴阶段，需长期动态关注农村安置搬迁户的收入和收入质量状况，尤其是人力资本较差、适应能力不强的搬迁户，防止其因收入下降或不稳定而出现规模性返贫。第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应更多关注农村安置搬迁户的内部收入差距问题，谨防低收入群体“因搬迁返贫”，从而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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