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王小华、刘云等：数字能力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能力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作者：王小华1,2 刘 云2 宋 檬2
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1期
一、引言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居民的投资理财意识日益增强，家庭金融资产多元化配置需求也逐步提升，极大地改变了家庭财富分配格局。与此同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加速推动了金融创新步伐，快速打破了金融资金在区域（空间）、人口和时间上所受的各种限制，进一步降低了风险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为家庭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投资工具。数字变革背景下的家庭已不再满足于仅配置传统的银行存款和国债，而逐步将投资理财目标转向股票、基金、债券、期权等风险金融资产，家庭资产配置意愿呈现多元化特点，且各类资产配置趋于均衡。尽管如此，中国家庭金融资产仍以储蓄存款为主，种类单一，且与发达国家相比，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仍显著不足，而投资组合风险则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路晓蒙等，2017）。部分家庭缺乏合理配置金融资产的意识和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经验，导致家庭部门大量资金错配。这一情况既限制了家庭财富的增长，又可能会引发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对整个社会经济平衡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在当今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逐渐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促进了数据、信息、知识、文化等与经济社会持续融合，推动了互联网经济与金融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常态，居民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也因数字赋能悄然发生了改变。数字革命对国家和家庭数字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指明了新方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使用并不能自动引致居民数字能力的发展或者提高（陈丹引，2021），人们必须具备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技能和态度，才能跟上数字技术迅速普及的步伐，更好地利用新兴技术获取信息、共享公共空间、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刘丹和黄基秉，2016），进而实现数字能力的提升。特别是移动数字化设备的广泛普及，使得数字技能门槛降低，同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日新月异，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结合更是加速推动了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升级，数字能力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愈加不容忽视。
数字能力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基本的、复合的、横跨各领域的基本生活技能，被视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存技能（Eshet，2004）和信息社会的重要资产（van Deursen and van Dijk，2009），是指在工作、学习、娱乐以及社会参与中自信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的能力，在帮助家庭获得其他重要技能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协作”“创造”“即时”三个方面。然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虽然缩小了接入鸿沟，但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邱泽奇等，2016），数字能力差异所致的“数字鸿沟”无法根除，特别是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社会中的天然弱势将会加剧其相对被剥夺感。因此，提升全民数字能力已成为各国应对数字时代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重要任务。本文关注的数字能力包含数字技术获取、使用、创造三个维度，是指家庭在数字化环境中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对传统的生产生活进行改造与升级，从而使家庭能够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挑战并抓住机遇的能力。随着数字能力的提升，数字技术的接入、使用和创造可能会分别在拓宽信息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创新思维模式等方面强化居民的认知能力，进一步改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因此，探究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对于强化居民理财意识、优化家庭资产结构、增加社会福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能力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直接作用
为深入探讨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借鉴数字鸿沟理论，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创造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数字鸿沟的存在通常会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能力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在数字化社会中的参与机会和程度。首先，数字接入是指家庭获取数字化信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意愿。数字技术的接入推动更多家庭被纳入金融市场，提高了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数字设备的逐渐普及，数字接入所带来的居民红利差异逐渐缩小（van Dijk，2005），而数字使用和数字创造方面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红利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数字使用是家庭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利用和鉴别能力（许竹青等，2013）。数字使用技能的提升赋予居民更多参与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更深入地参与金融市场，更好地管理投资，以实现更广泛的金融目标。最后，数字创造是指家庭在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后，借助技术进行各种创造类活动，从而创造各种经济价值的能力（Wei et al.，2011）。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居民提供灵活就业形态服务的同时（赵涛等，2020），也丰富了居民的学习资源，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鼓励居民积极有效地参与数字经济相关活动，从而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进一步激发了居民的投资理财需求。
（二）数字能力、金融素养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相较于传统金融高专业性和高信息门槛的特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数字金融逐渐兴起，推进金融交易的便捷化，推动金融服务门槛下移（王小华等，2022）。特别是数字技术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信息搜集、获取、评估和分析的门槛，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为数字时代的家庭金融素养提升和财富积累提供新动能。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家庭更便捷地获取金融信息，家庭成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浏览手机APP或浏览器，轻松获得所需信息，例如市场动态、投资产品详情以及国内外金融新闻等，这些信息所内含的金融知识和金融理念也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金融素养，进一步激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Fedorova et al.，2015）。另一方面，基于已获得的信息，家庭可以借助数字工具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例如搜索国内外公开的数据库，以获取更全面、准确的信息，帮助家庭更好地评估投资风险，并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综上，随着居民数字能力和金融素养的同步提升，传统金融服务的边缘家庭将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风险金融市场，并进行有效的金融投资，以满足自身的金融服务需求并实现财富保值增值。
（三）数字能力、风险偏好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会受到风险偏好程度的影响。首先，具备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家庭更信任金融市场，更易接受并采纳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投资建议和工具，并更有可能在数字环境下采取行动。其次，社会互动有助于降低个体对风险的主观感知，从而影响其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李涛和郭杰，2009）。在数字时代，风险偏好程度更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在线论坛等平台分享投资经验和观点，与其他投资者互动，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最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本质是通过信息的搜寻和处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进一步做出决策的过程（吴文生等，2022）。大数据可以通过平台、应用程序和服务来协助居民有针对性地访问和利用信息、开展投融资等活动（何婧和李庆海，2019），而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利用数字技术，他们更容易通过获取相关信息敏锐地感知风险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其投资策略。
三、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ese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简称CHFS），本文选取2017年和2019年两轮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两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4289个观测值。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包括家庭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深度（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及规模），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能力，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数字创造三个维度对数字能力进行衡量。在机制分析部分，将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程度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主要控制了户主和家庭层面的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数字能力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广度与深度。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加入控制变量后，虽然数字能力的系数方向不变，但绝对值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家庭对于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决策一般具有连续性，不仅会受到数字能力的影响，还与户主自身的特性以及家庭财富的积累等方面息息相关。
2.数字能力分维度指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由于数字能力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本文进一步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创造三个方面研究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创造皆会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且数字创造的影响效应远高于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这表明了数字创造的重要性。数字创造赋予了家庭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使其能够更深入地探索金融市场，更充分地应对金融风险，更好地满足家庭的财务目标，做出更优的金融决策。这种创新性的决策和行为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中具有显著的影响。
3.内生性分析。首先，本文基于家庭所在省份地形起伏构建数字能力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数字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其次，家庭是否使用数字技术是非随机的，由此引致的样本选择偏误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因此本文利用Heckman两阶段法来修正这种偏误。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样本选择存在偏误。同时，第二阶段估计结果中数字能力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前文的结论得到进一步证实。
4.异质性检验。数字能力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明显，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设备接入仍存在较大差距，对应的数字能力也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家庭更容易获得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此外，数字能力对高资产和高教育水平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在于而数字平台提供了更加便捷、多样化、准确、高效的投资选择和服务，而高资产家庭往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金融市场动态。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通常更容易接受数字教育和培训，且具有更多的知识、技能和更强的认知能力来有效地参与金融市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
5.影响机制分析。本文主要从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程度两个方面考察数字能力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通过提升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风险偏好程度在数字能力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另外，相比于风险厌恶型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可能对于金融市场的心理戒备和抵触情绪更弱，因此其本身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并及时调整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积极性更强，同时数字能力的提升为其提供了更便捷的参与渠道和更丰富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在风险偏好型家庭中更为明显。
四、结论与启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逐渐优化，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需求也逐步提升。引导居民积极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微观上有助于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宏观上则有益于扩大金融消费需求和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据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和2019年两期数据，研究数字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能力显著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体表现在增加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提升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扩大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三个方面。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分维度数字能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创造皆会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广度和深度，且数字创造的影响效应远高于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第三，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通过提升金融素养水平促进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风险偏好程度在数字能力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农村家庭、低资产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数字能力对城镇家庭、高资产家庭和高教育水平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普及渗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构建了社会生活新场景。但是，新兴数字技术在扩散和普及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不均衡现象，进而导致数字鸿沟的产生和加剧。本文研究的启示在于：应加快打造高质量的数字供给体系，引导数字资源供给主体发挥自身优势，贴近用户的“万般”需求，为优质数字资源直达用户端提供“软”实力；同时，应强化场景驱动和应用牵引，重点打造数字生活、数字工作、数字学习和数字创新四大应用场景，将数字技术充分融入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实践。此外，必须紧扣“能力需求”，围绕全民数字获取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数字创造能力持续强化培育，加快构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培育的体制机制，切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缩小“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确保居民更加平等广泛地享有数字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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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版）》：《中国农村经济》复合影响因子为14.707，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10.904，在农业经济类学术期刊中均排名第一，在13个经济学学科的516种学术期刊中均排名第三，排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之后；《中国农村观察》复合影响因子为8.67，期刊综合影响因子为5.689，在农业经济类学术期刊中均排名第三，在13个经济学学科的516种学术期刊中排名同样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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