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着其它民族不可比拟的重要性，相对于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华民族最具有贵和尚中精神的民族，中道观也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个人生活的基本态度、方法甚至理想，并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现在，我们在对中庸进行“正本清源”的时候，还应该看到，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认为的20世纪许多激进的革命家那里，实际上也在“大偏”中走的是小“中”，这应该就是唐力权先生所说的“偏为正用”吧。毛泽东早在1939年2月《致陈伯达》的信里说：“[中庸]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路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当然，我们今天决不能说毛泽东完全认同儒家的中庸之道，只能说毛泽东对儒家的中庸做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且“古为今用”，应用在他的“路线斗争”中。但至少可以说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庸思想，而是斟酌采用，也说明了中庸思想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永久魅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还提到“相反相成”，说它指“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并发挥道：“‘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西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显然是试图把中庸与相反相成结合起来，在对立中寻求统一，是对传统思想进行“现代化”的尝试。

纵观中国历史，从正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断裂，不曾灭亡是与走“中道”有很大关系的，只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大的弊端，直到近代一接触外来文明消极方面就暴露出来了。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就是唐先生所说的“太落实”了，这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早就提出的“实用理性”过分发展的结果吧。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人生，注重日常伦理，中庸之道也就主要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没有从抽象理论上往更高的思想和精神领域发展，即使有个别圣贤人物达到了某种很高的境界，广大的民众不但没有真正成圣成贤，而且由于各个方面的限制，在实际生活中反而容易沉溺在狭隘的经验层面提升不上来。

其二，中庸之道在对中国人思想观念上影响很大，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宏观的“中庸”氛围中却也不乏反中庸，走极端的行为，特别是政治斗争中，惨无人道的事情很多，离中庸之道太远了。

其三，中庸观念与阴阳观念没有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庸有“中心主义”的倾向，阴阳有“二元分立”的倾向。中庸思想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肯定了“过”与“不及”之间有一个“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对立两极的地位和作用。阴阳思想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肯定了对立两极的地位和作用，其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两种偏向又是以儒道的分立为前提的，即老子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思想正是孔子所忽视的，而孔子哲学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思想正是老子所忽视的。这种分立对后来中国哲学影响深远。这就难怪近代以来一遇到好走极端的西方文明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中道本身之过，是没有走中道之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是一种过渡，是中国历史曲折前进的一个必要环节。经过“曲为正用”，中国文化一定会走上大中至正之道。

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各个文明体系的互相接近，我们已经有可能对各个文明的历史、现状进行认识、比较。一开始，各个文明容易站在自己本位文化的立场注重差异，但当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就应该有超越的意识，在深层次探讨各文明的“差异”时更注重“共通”的方面。场有哲学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文明在经历了20世纪以大开为主、大合为辅的动荡分化的历史以后，21世纪必将步入大合为主、大开为辅的综合统一的历史。中道观曾经作为人类不同文明早期同宗共赞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华文明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成果，一定会在这大开大合的文明格局变革中，为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问题，摆脱目前的困境提供必不可少的有价值的指导。

原载于《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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