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熊易寒：为什么穷人往往是“活在当下”？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
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
前些日子，有朋友转来《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的出版信息，调侃说：“乍一看，还以为这本书是你写的呢！”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2015年曾经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文的正标题也正好是“断裂的阶梯”(The Broken Ladder)。
出于好奇，我便把这本书找来，看看这个与我“心有灵犀”的学者到底讲了些什么？一看还真是欲罢不能，一方面是作者的知识背景与我迥异，我对不平等问题的阅读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对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偶有涉猎。
而作者基思·佩恩(Keith Payne)是一位心理学家，不平等和贫困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也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心智模式和情感体验，这些恰恰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相对忽视的维度。
另一方面，佩恩跟我一样，也是出身底层家庭，他的字里行间不仅充满了对底层的同情式理解，也不经意流露出“穷孩子”特有的那种敏感和敏锐——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贫困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穷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将“食堂阿姨经济学”作为第一章：小学四年级的佩恩因为家贫而选择免费午餐，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因为食堂阿姨清楚地知道谁是付费的，谁是免费的。
直到有一天换了一个新的食堂阿姨，破天荒地向佩恩收取饭费，而佩恩却身无分文，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吃免费午餐的，尴尬的佩恩从此在学校里变得沉默寡言。
贫困的地心引力
有时候，我们感觉贫困像是一个强有力的磁场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贫困的陷阱，我们便很难摆脱贫困？这是个人的特质造成的，还是环境、制度或结构使然？
一种观点是关注个体的能动性，穷人是懒惰的，没有责任感或者不够聪明；或者穷人有着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能促进他们拥有诸如努力工作、诚实守信、自力更生等“中产阶级价值观”(第53页)。
依据这种观点，必须通过奖励措施驱动底层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们注意：穷人的行为其实由更为急迫的动因驱使。因此他们会试图用手头最好、最短期的危机管理方式处理这些日常危机(第180页)。
美国社会活动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可以作为佩恩上述观点的最佳佐证。
1998年，芭芭拉伪装成一个只读过三年大学、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三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工作一个月。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价住所的房租。
芭芭拉发现，即使身兼两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无疑问，芭芭拉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并没有因为“卧底”而降低，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社会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另一种观点认识到收入不平等和遗传劣势等系统性因素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在贫穷成为常态的地方，贫穷很容易代代相传；但他们经常过于低估个人决策在人们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从而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悲观论调。
虽然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但任何结构都不可能脱离行动者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就无法观察到向上的社会流动。
为什么穷人往往是“活在当下”，缺乏长远打算？穷人为什么更容易选择酗酒、吸毒、未成年生子之类的自我毁灭性行为？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行为上的差别又会扩大不平等(第180页)。人们在美国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比在加拿大这种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要高。
这种导致穷人陷入堕落的恶性循环的力量，同样也是促进富人进入良性循环的力量。如果为了谋求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对于你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很可能处于一个诚信投资能得到回报的环境之中(第181页)。
相对贫穷和不平等对贫穷循环的推动相比于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同样重要(第182页)。
低收入人群有更高的压力激素水平，其血液中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也更高。反应过度的免疫系统和更高的炎症水平更容易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现。
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2017)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都在稳定下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上升了。
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男性群体。这个群体受到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们死于心脏病和癌症的概率并不高，却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杀、慢性病以及麻醉剂和止痛药的过度使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主观上的社会攀比，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流动性固化意味着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代财富不及父辈的人(第107页)，相对地位的下降让他们有着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高度不平等与高犯罪率、高压力相关的疾病风险和高度的政治极化相关(第193页)。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中，底层为了维持生存，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灰色地带的活动甚或轻微的违法活动；更有甚者，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
穷人很难做到“延迟满足”，即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在等待时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穷人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决定的。
“延迟满足”需要建立在一种长远规划和稳定预期之上，而穷人所处的环境常常是“有今天，没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
佩恩指出，必须严肃对待不平等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穷，因为我们无法简单地走出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平等在健康、决策制定、政治和社会决策等领域影响深远，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光靠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要摆脱贫困，一个较好的办法是搬迁到相对富足或平等的社区。
撤离贫困社区的家庭中，孩子变成单身父母亲的概率更小，而在学校上学并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成年后的收入也更高(第192页)。
如果不能搬迁到更富裕地区，那么还可以考虑搬迁到一个更平等的地方定居。
然而，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书中告诉我们，搬迁到更好的社区绝非易事；事实上，底层的人们能够维持住现有的住房，不被扫地出门就已经很庆幸了。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房租不应该超过其收入的30%，然而德斯蒙德发现，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房租占到了他们收入的70%乃至更高，这不仅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也意味着容错空间极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购物(在巨大生计压力下，穷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挥霍来释放压力)，就可能让租客入不敷出，最后被房东驱逐。
驱逐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为了找到新住处而耽误工作，被老板解雇，生活雪上加霜，更加无力负担房租。
更可怕的是，被房东驱逐会成为不良信用记录，未来租房更加困难，甚至租金也更高。
从断裂的阶梯到合作的阶梯
“断裂的阶梯”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或社群的团结。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层员工的满意度，但也没有提升顶层员工的幸福感(第168页)。经济学家马特·布鲁姆(Matt Bloom)基于对“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胜负情况的研究发现，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队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球队表现更差。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严重不平等会引起团队的不满，从而削弱团队合作。研究者还发现，主管与小时工之间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时工生产的产品质量就越低；底层员工会用磨洋工、偷盗产品、提高报废率等方式来回应不平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持续增长，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呈下降趋势。
2017年美国最大的350家上市公司中，CEO平均加薪17.6%，平均薪酬为1890万美元，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则停滞不前，同比增长仅为0.3%，CEO的平均收入比普通员工多312倍。
而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人幸福感的拐点是75000美元，一旦年收入超过这个数字，金钱对幸福感的正面作用就开始下降。
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碾碎了普通人的美国梦，却没有相应提高富人的幸福指数，不平等的加剧无疑损害了社会的总福利。
相对平等和社会流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修补“断裂的阶梯”。然而，在一个越来越稳定、成型的社会中，社会流动的机会往往呈下降趋势。不仅中国人有“阶层固化”的焦虑，以社会流动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梦”也在褪色。
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性别和族群的歧视依然延续，社会不平等正在代际传递。
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社会流动，特别是让底层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的短程社会流动，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避免M型社会的出现，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全球性议题。
最后，我想用这样一段文字做结语：不管一个社会的GDP总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众仍然衣食无着、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在本质上还是贫困的，只不过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已；不管一个社会的文化产业多么发达，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只要大多数富人过着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是低下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由于微信改变了推送规则
可能导致您看不到凝听的文章
希望您可以点击下方的分享、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