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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例“抱团养老”暂停三年后

澎湃人物 202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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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璐

编辑|彭玮

从诊室出来,朱荣林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妻子牵着他的手。细雨落在他的帽檐上,他缓缓抬头看了一眼天,灰蒙蒙的,又低头看地,发呆。等了几分钟,蒋一纯把车开到医院门口,接朱荣林夫妇回浙江余杭港东村的家里。

蒋一纯是四年前在朱荣林家里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之一。2016年,朱荣林患了膀胱癌,手术后整个人沉闷叹气,夫妇俩联系当地媒体,发了一则“招募启事”,想找几对抱团养老的老人,年龄最好在75岁以下,生活能自理,经济上不能太计较。

当时超过100对老人报名,有10人左右入选。后来的几年里,抱团的老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来了又走,或不适应,或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或家中有更年长的老人急需照顾,但很快会有人补位。

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抱团养老”的案例。

直到2019年底,抱团养老的老人们收拾好各自的行李,准备回家过年。不出意外,他们将在元宵节后,再搬回这个养老的院子里。但是突然到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时隔3年多,他们散落各处,各自老去。一些人重聚时,会聊衰老,孤独和死亡,聊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事情。抱团养老的经历成为他们的回忆,重启也成为他们的期待。


一别多年

2019年年底,蒋一纯和妻子陈姮抱着小狗离开港东村——他们抱团养老的地方,像平常一样回家过春节,一个月后,全国各地陆续封控,港东村也无法进入。

当地政府通知房主王桂芬和朱荣林,十几个人暂时不能聚在一起。王桂芬也担心,自己房子里住的都是老人,如果发生感染,她担不起责任。

回到自己家里,蒋一纯隐隐感觉到,这下暂停应该不止一两个月的事情。于是他们停交了房租。

疫情期间,他在家里要么看书,要么唱歌,放着投影,举着麦克风,唱廖昌永的歌。2015年,他开始学习声乐,买简谱书自学,到网上搜教学视频学。晴天去小区后面树林练,雨天到桥洞下练。他闲不住,无论是年轻时拍纪录片,当群众演员,学声乐,旅游,还是计划重启抱团养老,他要把自己一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蒋一纯夫妇的行李物品都还放在朱荣林家,后来怕棉被发霉,过了段时间又回去取回家。想着不久后会回去,衣服、鞋子、气垫床、电水壶就还留在那里。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停,就是三年多。

2017年,蒋一纯从杭州当地的报纸上看到朱荣林夫妇招募抱团养老的消息,他打电话给报社,但当时已经有上百名老人报名,只招募10来名,根本轮不到他。这些老人像应聘一样经过筛选后,最终有10名老人住进了朱荣林的别墅里。

朱荣林和王桂芬用来抱团养老的三层楼房

蒋一纯一直留意着这些老人的消息,他想尝试这种养老方式。直到他听说有个老人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老父亲,退出来了。他心想机会来了。他跑到报社,领了张登记表,报了名。几天后,他接到朱荣林的电话,让他过去见见。

他开着车,载着妻子,拉了一堆生活用品,开到朱荣林的院子里。眼前一栋淡黄色的三层楼房,院里种着各种花草果木,蔬菜。那天,蒋一纯撞见另外两个过去看房子的老人,其中一个老人被搀扶下了车,蒋一纯心想,这个人肯定不行。后来,朱荣林果然只同意蒋一纯夫妻入住。

在朱荣林的房子里,蒋一纯自觉限缩了自由,走出他自己的房间,便是公共场所,夏天的话,就不能只穿小短裤。去之前,他跟陈姮说,到了那里以后,个性要收敛,公共场所不能太张扬。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吃清淡,有人油要少一点,摩擦难免。

有次,蒋一纯买了一条鱼,晚上要吃。他把鱼养在缸里,去村里转去了。回来以后,发现鱼肚子朝向天。同住的一个老人说,鱼死了,蒋一纯说,哪里死了,这不还在动吗?老人又说,鱼死了,蒋一纯说,鱼没死。两人关于鱼死没死争论半天,不欢而散。第二天,同一个屋檐下,两人碰了面,相逢一笑,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蒋一纯住进朱荣林的房子里后,2019年前一直没离开过。抱团养老的前两年里,他看到30多个老人来了走,走了来。有些人离开是因为不适应,与别的老人性格合不拢;有些人因为家中有老人需要贴身照料,无奈退出;还有些人在城里置换了房产,又搬回去居住。

他回想抱团养老这两年多,说自己“赶了个时髦”,人都害怕孤独,尤其是老了,更怕。和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起,还能开车一起出去玩,饭桌上都是嘻嘻哈哈的,图个热闹。

蒋一纯和妻子本来住在杭州市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里,大理石地板,橙色皮沙发,沙发旁边摆放着一盆白色的蝴蝶兰,养了4个月,一些花瓣已经开始枯萎。如果不是过两天要出门旅游,他们打算换盆新的,盛放的蝴蝶兰。

“这个是法国的法国电视台的记者爱丽丝,他们在采访朱老师。”“这个是我们去北京中央电视台录制夕阳红节目。”“这个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拍的视频。”蒋一纯坐在家里的皮沙发上,指着相册里的照片说,相册很厚,他要用两只手才能捧起。

每接受一次采访,他会留下照片,装进相册,再写上编号,时间和内容。从2018年年初开始,三四十家国内外媒体和七八所大学的老师、学生陆续来朱荣林家采访调研,考察首个“成功”的抱团养老的案例。不过,外界频繁的造访也在改变老人的日常生活,有媒体会要求朱荣林夫妇和蒋一纯夫妇在拍摄过程中“要有一点矛盾的冲突”。

蒋一纯保存着从抱团养老开启到中断的所有资料,还有一本他在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几乎每一天的经历和感受都被他写在对应日期页的背面。

蒋一纯在读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

他想写一个抱团养老的回忆录,在他见过的这些老人的故事中,找几个“典型”写出来。但眼睛越来越花,计划总是被迫中断,现在他想找个人帮他一起写。


一条狗,两个人

蒋一纯把朱荣林夫妇送回家时,清洁工刚打扫完出来,王桂芬进屋放下丈夫的一大袋药品,在客厅和厨房转了一圈,喃喃自语,桌子没擦。那天去了医院,桌子上的东西她没拿掉,清洁工就没擦那块儿。

平日,有两三个清洁工帮她打扫卫生,桌子上东西太多,都是王桂芬喜欢的零食,有花生酥,咖啡糖,客人来了,想吃什么自己拿。

吃了一粒咖啡糖后,王桂芬又转到门口,她养的小狗夹着尾巴站在门前,她唤了声“宝宝”,小狗摇着尾巴到她跟前,晃了晃又走开了。这是一条黄白相间的土狗,13岁了,王桂芬从来不允许这条狗踏进大门,在院子里给它搭个一间简易狗舍。

过了会儿,这只狗又蹲坐在门口,两眼无神,任凭谁使唤,它也不敢进入那间屋子。

陈姮也养着一条狗,叫格格,是一只雪橇杂交犬,跟了她12年,黑白色的毛发,光溜溜的。她去哪都带着格格,当初要搬去王桂芬家里住,她开出一个条件,就是能让狗进屋,王桂芬给了她特例,答应了她。陈姮的狗可以在房子里上蹿下跳,王桂芬自己的狗不可以,狗上了门前台阶,她吼一声,狗就夹着尾巴钻进院子里的棚舍去了。

狗成了他们年迈生活中的重要依靠。这两只狗年龄都大了,有些无精打采的。之前,陈姮有两个“包袱”,一个是她90多岁生病住院的母亲,一个就是狗。母亲她要管,狗也放不下。

蒋一纯心也悬着。出去玩,他不敢喝酒,万一丈母娘有事,要开车赶回去。三年前,医院说老人病危,蒋一纯挑好丧葬一条龙服务,老人又活了下来,拖了几年,今年2月去世了。安葬完老人后,蒋一纯又跟儿子说,以后他走了,火化完把骨灰撒钱塘江,不用留照片,墓地也不需要,每年清明车堵得很,都没地儿停车。

家里现在只剩下狗了。狗不吵不闹,总是依偎在陈姮身后,家里沙发的一角有它固定的位置。现在无论去哪,狗都是她最大的牵挂。

蒋一纯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儿不管爷,爷不管孙。”他跟儿子说,自己现在身体很好,经济状况也可以,夫妻俩退休金过万,自主活动没问题,“所以不用孩子来关心,他只要把自己的小家庭经营好就行了。”

他认为自己不给孩子添麻烦,就是孩子最大的幸福。在紧要关头,孩子需要他,他会去孩子身边。儿子儿媳忙不过来时,他们也会带着孙女出去玩,去游乐场,去公园,或者爬山。

之前,蒋一纯和妻子去儿子家里,看到孙女每天不是学英语就是学钢琴,他们一去,孩子的学习计划全被打乱了。身边的很多邻居朋友,像钟摆一样,每天按时接孙子孙女放学,给孩子做饭,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蒋一纯觉得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生活上,陈姮更依赖自己的“小姐妹们”。每天下午,她吃完晚饭后,7点和小姐妹们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聊天,直到晚上八九点再回家,带着狗到楼下公园散步。

这些朋友里,谁身体好不好,大家心里都有数,每天都问候一下。一个小姐妹的老公生病了,股骨坏死,女儿远在宁波,朋友们轮番问候照顾,帮着买药、送饭、接送;还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得了癌症,定期到医院化疗,蒋一纯开车接送了好几次,帮着搬轮椅,拎东西。对他来说,一脚油门的事,比找孩子帮忙方便多了。


朱老师,你要看得开

从医院回家后,朱荣林钻进了自己的卧室,打开空调,又把刚买的氧气拿出来吸几口。每个月固定的时间,王桂芬搀扶他到医院复诊开药,从前列腺科看到心肺科,他准备了一堆问题问医生。

朱荣林今年84岁了,因为腿脚不便,走路颤颤巍巍,更缓,更累,更小心,他的房间从二楼挪到一楼。

大多数时间,他都待在房间里,变得沉默寡言。医生判断朱荣林有轻微抑郁症,王桂芬说,大家一起抱团养老时,人多热闹,打牌聊天唱歌跳舞,朱荣林也跟着他们一起在客厅跳舞,说说笑笑,人也开心。

现在,家里冷清了,三层楼房,十个房间,只剩两个老人和一条狗。朱荣林现在精力有限,以前热衷炒股和打麻将,现在也没那劲头了。一个人的时候,他容易乱想,担心自己身体不行了。

每个周五,王桂芬的妹妹会来接他们夫妻到饭店吃顿好的。朱荣林坐在凳子上,像一根枯瘦的木材,陷在暗红色的棉服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后脑勺露出几茬白发,额头的几道皱纹像刀刻上去的,脸颊的老年斑像几块棕色的补丁盖在皮肤上。他的声音微弱无力,像有东西堵住喉咙,艰难地吐出一两句话,就得清清嗓子。

菜上来,王桂芬往丈夫碗里夹了一只虾,一块东坡肉,几片青菜。朱荣林两只手各叉着一根筷子,颤抖着将肉捣成两半,再小心翼翼夹起来塞进嘴里。蒋一纯坐在朱荣林旁边,也给他夹了一只虾,接着聊起死亡。

“能吃的时候多吃点,谁知道明天呢?”蒋一纯这么一说,朱荣林跟着笑起来,露出两排白牙。

“朱老师,你要想得开。”蒋一纯一边说,一边往嘴里塞了块鱼肉,接着说,“你看煤矿倒塌,早晨他们还高高兴兴上班去,跟老婆说晚上回家吃饭的,跟孩子说放学后来接你的,但是矿难他们就埋在下面了。”朱荣林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吃了只虾。

“朱老师还算好的,之前我们一起住的小林,不到60岁死掉了。”小林患子宫癌之后,想到热闹的地方住,她丈夫陪她到朱荣林家里,住了一两年。

蒋一纯说他没有想过要活到八九十岁。他设想如果能够活过70岁,就赚了。今年,他71岁。

一些现实也在偶然间提醒蒋一纯,他在变老。当他走到镜子前,看到脸上的皱纹,皮肤更松弛,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当他弯下腰去捡掉落的果皮时,他感觉头会晕,手脚不那么灵活了。头发也掉得更多,头顶一圈几乎掉光了,常年戴着鸭舌帽,稀疏的头发露在后脖颈。他有轻微的前列腺炎,有时候尿频尿急。

衰老的还有牙齿。两年前,他找了最好的医院,挑选最好的种牙材料,瑞士进口的,替换掉自己的坏牙,几颗大牙表面又镶了一圈金,花了13万多,咬合力跟真牙差不多,又白又整齐。他用手指敲了敲他的几颗门牙,发出轻微的叮叮声。

现在不怕了,吃硬的东西也敢用力嚼,唱歌也不漏风,看上去人也更年轻了。但装完假牙后,知觉不如从前那么敏感,有时会突然漏口水。这口“麻木”的假牙将伴随他直到死亡。

人可以老,但是服饰他不愿将就。去店里买衣服,他要东挑西选,直到看到中意的。如果穿的是灰裤子,上衣的颜色不能太浓烈。出门前,衣服一定要搭配到自己满意。

“人要先学会自我欣赏,不要管别人怎么看自己。”陈姮说,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宽松的驼色毛衣,驼色针织阔腿裤,看手机上的股票变化情况。有人叫陈姮阿姨,蒋一纯说,不要叫阿姨,叫阿姨就有代沟了,要叫姐姐。

她有一个消遣:外出游玩时,给丈夫拍各种姿势的照片,然后做成视频。照片里的蒋一纯要么做着鬼脸,要么抬着一条腿,陈姮喜欢把他“拍得有活力”。

最近,蒋一纯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想把抱团养老期间写的日记都敲进电脑里。初始设置时,他把电脑的密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那天,他想把电脑里的音乐拷贝进移动磁盘里,密码输了很多遍,始终是错的。想了很久,怎么也想不起当初设定的密码了。

他开始找小本本,从客厅找到书房,从书房找到厨房,又从厨房找到厕所,却怎么也找不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就算他找到了,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这台电脑。

陈姮在一旁幽幽地说,这时候如果孩子在身边还是好的。蒋一纯站在房间一个角落,默不作声,继续想密码。


番茄的理想

那天的饭桌上,王桂芬用热水给朱荣林煨了一瓶肠内营养剂,又拎出一个矿泉水瓶,盛的是她从家里带来的白酒,往高脚杯里倒了大半杯。她年轻时是化工厂厂长,工作累的时候,她也喝两口。陈姮也倒了半杯,说陪她喝。

蒋一纯要了一罐番茄汁,倒进高脚杯,呷一口,口感清爽。一看,叫番茄的理想,上面写了一句“用理想,把青春留住。”他盯着这句话看了看,自顾自地笑起来。蒋一纯现在最大的理想是重启抱团养老。

饭后,王桂芬和蒋一纯坐在一楼餐厅的红木圆桌前,商量抱团养老重启的计划。朱荣林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打点重启的事情。王桂芬要照顾丈夫,也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但他们信任蒋一纯。房租由朱荣林夫妇定,选人的事则交给蒋一纯。

蒋一纯牵着朱荣林的手离开饭店

有之前一起抱团养老的老人催促朱荣林“赶快行动”,也有人打电话给蒋一纯,但他想“稍微再选择一下人员。”

他的想法是,“这个团体更符合规范化,更有质量,不要参差不齐。”

最直接的,他希望抱团养老的人经济水平旗鼓相当,这样就不会在钱的事上斤斤计较,比如买大鱼头还是小鱼头、理发去市里找8块的店还是在附近剪10块的、电费平摊是否不公、轮流买菜的交通费要不要报销等。

他还提议,未来一起抱团养老的人“不要搬弄是非,东挑挑西捡捡的”,一定要“志趣相投,脾气不能太古怪”,这样至少能聊到一起,玩到一起。此外,也要规定来者不抽烟、没有传染病。

王桂芬点头应和着。她知道就算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她坚信快乐总是大于那些琐碎争吵的。

“家庭出身,阅历,工作,个人修养都不同,要磨合在一起确实有难度。”蒋一纯先开口。

“夫妻都要磨合的,有时候一辈子都磨合不好的,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外地人。”说到这里时,几滴口水从蒋一纯的嘴里流了出来。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口水已经滴到桌子上了。

“外地的人生活习惯更不一样了哦。”王桂芬心里有些拿不定主意。之前有一个西安的老太太突然找过来,背着一捆棉被和一罐辣椒酱,说要加入抱团养老。老太太的女儿在广东打工,她一个人没有去处。但没有房间了,王桂芬让她在沙发上睡了一晚,又把她劝走了。

“作为抱团养老,其实应该比较有包容性的,就要允许各方面的人,包括经济条件,思想意识,文化层次不同的人,对不对?”

“我们毕竟是个小团体了,层次相差太多了,折腾不起。”

“不能再招那种比较固执的,一根筋的了。有一次宁波来住了一个人,是她女婿跟女儿开车送来的,这个女性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罐头和泥螺吃,那谁就说她腐败了。”

“前面我记得,我没听到她说最后这句话呢。”

“哎呀,她说了的,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气氛很紧张。”

王桂芬剥开一颗花生酥,扔进嘴里嚼起来。

“上次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有个人,家底有几千万,女儿女婿都是证券公司的,他愿意过来。但是他看中的是你儿子的房间。”

“那人我处了两次,不错的。”

王桂芬原先在养老的房子里给儿子留了一间婚房,儿子对让出这间房没意见,但王桂芬担心儿媳不同意,她打算再去沟通一下。当初她的女儿也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别人看中以后,女儿女婿就把房间让出来了。

王桂芬当初想找几个能陪丈夫打麻将的人,这能让他分心,不只想自己的病,才发布了抱团养老招募启事。

这个抱团养老协议是在2017年7月定下的,蒋一纯2018年1月去了后,曾经提出过修改意见,比如谁摔跤了,出了什么意外,谁来负责,协议里没写。他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住在一起的人,相互之间不能算计,不打听别人的隐私,要搞好个人卫生,公共场所要有礼貌等等。但一直没修改。

抱团养老的重启还没有具体时间。朱荣林身体不好,协议的内容还要进一步完善,人员也要慢慢筛选。蒋一纯在等待一个时机,只要找到“理想的人”,他就启动,他还想和政府谈判,希望争取在水电费上给一些优惠。

前不久,有一个上海来的人看到抱团养老的新闻后,找到蒋一纯,说也想搞一个抱团养老的分支机构,在崇明岛。蒋一纯过去考察了,看了一圈下来,觉得那个地方周边居民多,很多地方没开发,出去玩交通不太方便,这事儿就没成。

聊着聊着,蒋一纯说起那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老人们。

有一对60岁左右的“小姐妹”,原来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一起工作20多年,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但是两个人从来没住在一起过。两人退休后来了这里抱团养老,住在一起矛盾来了,为什么?一个要打呼噜,另一个就睡不着觉。“一个月后就回去了。”

王桂芬又拿起手机,眯着眼,翻出微信聊天记录,递到蒋一纯面前。

“你看,向阳花现在在泰国,还和老外跳舞呢!”向阳花是之前和他们一起抱团养老的一名租客,60来岁。

蒋一纯脖子一伸,脑袋凑过去,盯着手机屏幕看。“嗯,真的是她。她看着状态不错的。”

“你看还有她唱歌的视频。”王桂芬又翻出一段聊天记录。视频里,向阳花唱了一段京剧。“她的日子过得不错哩。”王桂芬边说边收回了手机,长长叹了一口气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屋外,雨滴落在青石地板上,湿漉漉的。朱荣林在开着空调暖气的房间吸氧。

三月下旬,湖南一家报纸征求朱荣林的意见后刊登了重启抱团养老的招募启事,朱荣林顾不过来,一切交给蒋一纯。

傍晚,有位天津老人打来电话,蒋一纯问了他的情况。老人75岁,有妻女,想独自一人参加抱团养老。蒋一纯想了想,告诉他说,你的年龄偏大,而且有妻子女儿,如果一个人来,不现实。

微信编辑|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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