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一个想法，促成了新加坡SMU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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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岁月如梭—詹道存传》一书中。
1991年至1995年期间，陈庆炎博士未在内阁任职，但他仍在高等教育机构（当时仅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担任顾问。1995年，他回到内阁担任副总理和国防部长，于是也再次积极推动大学发展。
大约在1997 年，他和我讨论过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他说：“看看美国的常春藤盟校，所有顶级大学都是私立学校。也许我们应该尝试让私营部门创办大学，而不是由政府资助办学。”
他认为新加坡管理学院不属于体制内办学，因此会是个不错的候选对象。1997年，他建议尚达曼和我加入新加坡管理学院理事会。当时尚达曼是教育部副常任秘书。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机会在理事会一展拳脚，因为六个月后他就加入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新加坡管理学院主席陈祝强，曾是新加坡驻台湾商务代表。再往前，他曾担任财政部常务秘书。担任新加坡管理学院主席时他已年逾花甲，在这个职位上尚不足12个月。
陈庆炎认为，理事会需要一位更年轻的主席来推动管理大学的建立。在武吉甘柏的办公室中，他召集新加坡管理学院首席执行官叶顺广和陈祝强开了一次会。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长王瑞杰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陈庆炎博士快刀斩乱麻地指明了革新的必要，然后对陈祝强说：“您能辞去新加坡管理学院主席一职吗？”陈祝强清楚当时的情势，大度地应允了。
当时，我对何光平有较深的了解，于是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出任新加坡管理学院理事会主席。我开门见山地说：“也许，这是个不应拒绝的提议。”
他回答：“好吧，我们可以这周见个面吗？”于是我们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咖啡馆见面了。我告诉何光平，在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提议之前，已经向陈庆炎推荐了他，而且陈庆炎已经征询了内阁的意见。
他其实对这个提议惊讶不已。然后他给我列了两页问题。也就是说，他在那一周时间里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而且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看了看那些问题，然后说：“或许不是我来回答您的问题。您当面询问陈庆炎会更好。”
何光平当时四十来岁，很年轻，而且在私营部门任职，非常适合担任主席。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何光平曾经因奉行自身的信念而入狱，这表明他是个愿意大声疾呼、敢怒敢言的人。他前卫犀利、精力充沛、意志坚强，我认为他是一个能把新建大学办好的优秀人选。于是我们推选他担任理事会主席。
新加坡管理学院非常支持创办私立大学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学院将升级为大学。这是提升管理学院的大好机会，多数理事会成员都为之振奋。
政府建议我们洽询沃顿商学院提供帮助。当时，政府正努力与全球顶尖大学与机构建立联系，经济发展局也参与其中。
我与时任经济发展局主席马宣仁医生一起前往沃顿商学院， 签署了一项协议。在该协议下，我们的一些员工也隶属于沃顿商学院。
在那里，我们与沃顿商学院副院长贝拉丝（Janice Bellace） 共进晚餐。她后来同意出任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
我有机会参与新校园选址工作。首选地点是海湾舫地区，原因是那里地方大，可以容纳所有学院。但是市区重建局不同意， 因为那里可是寸土寸金。他们提议的地点是在欧南路附近。
何光平问道：“市区怎么样？”
在他看来，管理大学就是城市大学。话虽如此，但要是你也去过伦敦商学院的话，就会知道它的校园散布在城市各处，你根本无法知道大学到底在哪儿。
尽管如此，何光平作为理事会主席，结果由他来定。于是， 新加坡管理大学就在市区建设了起来。
至此，我决定退出执行委员会，因为我同时还身兼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的职务，这会造成冲突。不过，离开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后来，我听说教育部决定接管这所大学，而不是让它继续隶属于新加坡管理学院。这也就是它更名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原因。
我问陈庆炎：“这是为什么？”
陈庆炎告诉我，如果继续私立办校，就无法获得政府资助。而如果允许新加坡管理大学获得政府资助，那么其他私立大学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因此，教育部决定接管，同时也给新加坡管理大学发展成正式大学的机会。
2002年底，我卸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职。
2003年，新加坡管理学院院长谢福华感到学院需要提升教学品质和声誉，因此向我寻求帮助。于是我受聘担任新加坡管理学院理事会特别顾问，是一个带薪职务，这也意味着我必需卸下原来的理事会成员身份。
我认为第一步是要确保管理学院具有高品质教学，这样学校才能得到尊重，也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因此，我成立了品质保证部。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提升了管理学院的教学标准。我们出了一本《优秀实践手册》（Good Practice Manual）。这本手册凝聚了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经验。我相信，这本手册直到今天管理学院还在使用。
这本手册的内容包括师资选拔、教学组织、最佳班级规模以及辅助教具等。我们也极为关注学生的资质。经过多年的发展， 管理学院已经成为一所广受学生欢迎的教育机构。有些学生甚至拒绝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转而报读管理学院。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伦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考获一等荣誉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大幅攀升，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大约200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他们 参加的考试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考试类似。其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代表告诉我，我们考获一等荣誉的学生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己的学生还要多。
我对部分获得一等荣誉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A水准考试成绩足以让他们升入南洋理工大学或国立大学。我约见了其中10人，询问他们：“你们有申请国立大学吗？”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有啊！我们拒绝了国立大学，来到新加坡管理学院。”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报读管理学院费用较低；其次，管理大学能提供高排名大学的学位。我认为这是最合情合理的理由。
2005年，陈庆炎对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终身学习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我们没有给身处职场的成年人第二次机会去攻读学位。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他鼓励我创办一所大学，为在职成年人提供兼职学习机会。于是，新跃大学诞生了。
我们把重点放在有市场需求的课程上。例如，我们与国防部合作，联合开办课程，以满足国防部的人才需求。
我们也大力发展网络教学。有工作在身的成年人很难参加晚间课程，尤其是许多人工作到很晚才下班或不得不出国公干。网络教学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随时随地学习。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我有机会与一位毕业生交谈。他说：“能从午夜大学毕业，我非常幸运，也很高兴。”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白天工作，下班回到家要以家人为重。等孩子和妻子入睡后，我才开始上课，那时已经是午夜了。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大量的网络教学。”
不久前，教育部考察了高等教育机构，评举出新跃大学在网络教学方面是新加坡最先进的。
在大学里实施网络教学并不容易。教授们（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都是在使用马克笔和白板的教室里接受面对面教学长大的，网络教学对他们而言很是陌生。
然而网络教学是未来大势所趋，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们接受这点。
这十分困难。难点并不在于硬件，硬件并没有多么昂贵。问题在于软件和师资培训。我们有六七百名兼职讲师，他们必须通过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网络教学之后，校方才允许他们开班授课。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成功使新跃大学的教师们对网络教学得心应手了。如今，我们的网络教学课程已经闻名全球。
当然，新跃大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教育部接管后将其重新命名为新跃社科大学。
政府想集中精力发展终身学习，尤其关注那些想要有第二次机会考取学位的人。教育部甚至还曾想自己开办开放式大学。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他们真的办了一所这样的大学， 也无法与新跃大学竞争，接管新跃大学要来得更加简单易行。
新加坡管理学院理事会当然不愿意放手。我说：“我认为我们根本无法抗拒，因为没有教育部批准，我们就无法授予学位。”因此，我建议理事会接受教育部的决定。
从新加坡管理学院的立场来看，这是我们第二次将一所大学拱手相让。在新加坡管理学院工作九年后，我退休了。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不得不提。
新加坡管理大学成立第二年的庆祝活动。
刚刚成立新跃大学时，作为一所科系齐全的大学，我们需要找一位大学名誉校长。于是我联系了纳丹，他应允了。那是2005年，他是新加坡总统。 有一天，我接到尚达曼的电话，他当时是教育部长。
他说：“您想让纳丹担任名誉校长， 教育部是不会同意的。”我问：“为什么？”他解释说：“你们是一所私立大学。其他私立大学也曾请他担任名誉校长，但我们没有同意。”
我接着说：“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应该让谁担任名誉校长？”
他说：“您。”
因此，我既是理事会主席，又是名誉校长。这极不寻常，但这是教育部长的建议。
新跃大学是一个私人机构，因此政府无法直接资助我们。政府所做的是为学生提供帮助。比方说，新加坡籍学生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55%的学费补贴。
我们没有政府注资，收入完全来自学生缴交的学费。不过， 新跃大学既然是新加坡管理学院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从新加坡管理学院获得一些帮助，管理学院自1964年成立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资金。
因此，新加坡管理学院多年来一直为新跃大学提供经费支持，他们也为新跃大学作为管理学院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无论是引入新设备和软件，还是吸引专业人士开发网络课程，这些额外开支都得到新加坡管理学院的慷慨资助。
运营支出这块，我们则依赖于学费。当然，学生也能反过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
我们的全职人员很少，但兼职教员很多。这些兼职教员来自工业界和企业界，知识渊博。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教学技能有时无法达标。因此，他们必须参加教学研讨会和培训。在每门课程结束时，我们也会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如果发现讲师的水平始终低于标准，我们就会停止雇用。
我们的全职员工中有一半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余的教员则至少拥有硕士学位，而且全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实际上，他们即使是博士也同样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招聘员工，尤其是招聘兼职员工并不难。实际上许多人已有10至20年的工作经验，当中一些人还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都有极高尚的无私奉献精神，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分享给年轻学生。
其实，我认为要吸引优秀的全职讲师会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教学与研究俱佳的讲师。
一般而言，学生需要用大约五年时间来完成学位，比通常的四年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他们还要兼顾工作，要选修与自己时间相匹配的必修课程比较困难。辍学率也相当高，大概在两三成左右。如果工作太过繁重，他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课程学习。
但与许多海外兼职学位的辍学率相比，我们的辍学率只有两成到三成，其实还是不错的。
在新加坡，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学位。
我们的目标是每年要有3000至4000名毕业生，这是个不小的 数目，因为我们的学生总人数约为1万5000人。我们的学生年龄范围很广，最年长的学生有六十五岁。这些大龄学生前来求学，所为的更多是满足个人追求，并非出于实用性考量。
获得学位后，相当大部分人都会获得升职或加薪。我们也有些学生抱怨说：“雇主不承认我的学位。”但总的来说，接受教 育还是会让许多人受益。
雇主对新跃大学学位的印象非常好。我们的学生精明能干。全日制学生里有的以努力考取一等荣誉为目标，但是大多数学生更加实际；在职学生对自己的工作已有所了解，因此也更加自信。全日制学生倾向于选择“轻松的科目”，这样好考获一等 荣誉；而在职学生则选择与自己工作相关的科目，不选简单的科目。
他们一心投入到学习上。要兼顾学习、工作和家庭，谈何容易？我向他们致敬。与全日制学生相比，我认为他们的成功更加宝贵。
我也参与了新跃大学的创办。不过，新加坡管理学院也希望培养年轻学生的创业精神。我们设想，很快地，我们大多数毕业生不是自雇人士，就是到小型公司工作。因此，他们更加需要创业精神。于是我受托创办一个新的中心——创业家交流平台“Platform-E”，其中字母“E”代表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 ship）。
新加坡的孵化中心彼此间竞争激烈，那么人们为何要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只要我们有资金，就能吸引人们过来。我去了硅谷，试图为新加坡管理大学找到风险投资人和天使投资人。
年轻人在小公司工作，自身需要具备大量的知识。例如，他们必须学会看懂资产负债表，能够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时也要懂得如何进行营销，怎样聘请雇员以及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
此外，他们还必须掌握信息技术。
应届毕业生对于这些基本技能一窍不通。无论你是艺术或科学毕业生，还是工程系毕业生，都只了解自己的学科，对实践技能却一无所知。你如果来到一家只有三四名职员的小公司工作， 这些事情你必须全都能应付。这部分教育也是非常重要和实用的。
在新加坡，我们每年都有1万5000名毕业生。可能有两三千人 是为政府和大公司工作。其余的1万2000到1万3000人必须自谋出 路。因此，他们必须了解这些技能。正因如此，我们侧重强调技术技能。
在我看来，最迫切的莫过于让应届毕业生拥有理想、把理想付诸实践并过上美好的生活。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奖学金得主，于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于1968 年获得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他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升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他创办了三所大学，即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曾担任吉宝集团、新加坡大众钢铁集团、大华银行和新加坡报业集团等大公司的董事，并活跃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陈振传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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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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