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那些年

农村工作队的“西洋景”

作者 | 冯印谱

给工厂、农村、学校派出“工作队”指导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驾轻就熟、屡试不爽的政治工作方式之一。土改时期，广大农村派有“土改工作队”，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四清”运动，广大农村派有“工作队”，解决农村的干群矛盾和经济问题；“文革”初期，有派往高校的“工作组”，解决高校领导跟学生之间的问题，结果引发了最高领袖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严重分歧，毛泽东以雷霆之怒，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爆发的一根导火索。

上世纪70年代，上级派驻我们村的“工作队”一茬接一茬。我们村有12个生产队，4000多口人，但是政治运动开展得不那么轰轰烈烈，“农业学大寨”运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粮棉油产量一直排在全公社末尾。这种状况，亟需派驻“工作队”加以解决，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的“工作队”号称“三级工作队”，即由公社、县、地区各自抽调干部组成，每一任“工作队”队长均由地委选派的干部担任。

实事求是讲，那时的机关干部下乡，还是挺“革命化”的。每任“工作队”有四五名干部，分别居住在社员家中。大队干部为他们选择的住户，都是村里成分好、人口不多、孩子又少、收拾得干净利落的社员家庭。每位工作队员独居一间屋子，冬天烧有火炉取暖。吃饭，则由每户社员轮流管饭。当时社员们生活十分困苦，有时连粗粮也吃不饱。但是，轮到管饭那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拿出白面，变着花样做给工作队员吃。一日三餐，除了白面馒头和面条，不少人家还会做烙饼、煎饼、包包子、包饺子。每个工作队员在社员家吃一天饭，会留下1斤粮票和5角钱。特别是粮票，社员们见了可稀罕哩，仔细积攒下来，万一遇事进城，就能上饭店买饭吃。

“工作队”驻村，主要任务一是调整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班子，包括生产队干部；二是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第一项任务比较容易，对大队原班子成员该留的留，该撤的撤，稍微做些调整补充就可以了。而抓革命促生产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促生产，提高粮棉产量，不是一下子就能促上去的。粮棉产量低，社员没粮吃，没钱花，要害问题就是“大锅饭”的体制问题。“工作队”那有眼光和胆量正视这个问题，或者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只一味强调大搞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花拳绣脚”，南辕北辙。

其实，“工作队”也有自己的难处。虽说长年驻在村里，但对于农村的复杂情况并不一定深入了解。干群中间，既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又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还有为谋取各自私利构建的人际关系。经过“工作队”调整的大队新领导班子，当然唯马首是瞻，事事必向“工作队”请示汇报，“工作队”成了他们开展工作的靠山。平日里，各生产队长跟社员之间发生矛盾、吵嘴、打架，甚至某个社员夫妻闹架、婆媳不和，也会直接找“工作队”告状。“工作队”管的具体事情越多，越是陷入各种纠纷中去，难以自拔。

驻我们村的两位“工作队”队长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一位人们喊他康局长，是运城地区公安局的，身材不高，胖乎乎的，穿一件黄色军大衣，表情严肃，凡人不答话。他居住的社员家离我家很近，大概是因为身材胖硕的缘故，每天喜欢上我家的厕所。我家的土厕所紧临街道，比别人家厕所宽敞点。经常看见康局长在巷道转悠，但从没看见他上地劳动，也没听过他在大会上讲话。可能是他资格老，级别高，办事比较公道，康局长在群众中威望挺高，人们格外尊重他。他上各家吃派饭，家庭主妇们尽量做可口的饭菜。康局长说：“丁樊村老百姓真好，每天都是烙饼煎饼，煎饼烙饼！”似乎有点吃腻了。他哪里知道，晋南虽然是小麦产区，但旱地产量低，上交公粮多，普通社员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烙饼煎饼！

另一位队长也来自运城地区公安局，接替康局长，人们喊他李主任，级别可能比康局长低点。李主任是外省人，说话口音比较硬，不大好懂。他个头稍高点，也穿一件黄色军大衣。有天黄昏，李主任去公社开会回来晚了，在巷道碰见我，询问管他饭的社员家住在哪里。这户社员家十分偏僻，我担心李主任黑乎乎找不见，主动领他去。到了管饭社员家，主妇已经做好饭菜，是白面面条。等了一阵，男社员还没下地回来，主妇就让李主任一人先吃，李主任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埋头吃了两大碗，放下钱和粮票，起身就走。我又把他领回村中央。饭前饭后，李主任没跟管饭的主妇和我多说一句话。

作为“工作队”队长，李主任在村中央的大槐树下面主持过一次批判大会。好像是在林彪事件之后，上面传达文件说，林彪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假如林彪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就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所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路线，必须联系实际。那天晚上，会场上放了一张单桌，李主任独自坐在桌子后面。会议开始，村里一户地主家庭的小老婆被叫出来，站在桌子前面。老太太的地主分子丈夫早多年就去世了。李主任首先讲了一通揭批野心家林彪的伟大意义，因为口音重，参会社员听得似懂非懂。接着，李主任又叫上来一位老贫农，坐在他身边，做批判发言。

这位老贫农是村里最朴实厚道的老人，诚实到人们可以忽略他的存在。李主任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打听到旧社会老人给本村这家地主扛过长工。贫农老汉坐在明晃晃的电灯下，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很不习惯，憋屈了半天，他说道：“旧社会，我给她家熬活（扛长工）。那时候，主家对咱还真不赖，吃的熟的，拿的生的。假如不是人家给咱活干，家里哪么多孩子咋养活呢？”

社员们一阵哄笑，李主任感觉不对劲，启发老贫农：“你就说，这个地主是怎样剥削你，欺压你的？”

老贫农想了想，说道：“咋说呢，到了秋天，庄稼快成熟了，主家让我夜里上地看护庄稼。那时我年轻，胆小害怕，主家就给了我一堆炮仗，让我走一程，燃放一个炮仗。走着，放着，嗨，慢慢的，我胆子也大了，啥也不怕了……”

“轰——”人群又发笑了。

李主任见老贫农再也讲不出啥新内容，便宣布散会。自始至终，那个地主婆乖乖地站在单桌前，低头不语。人们渐渐散去，李主任询问地主婆：“你谈谈，对今晚的批判会，你有什么体会？”

不知是地主婆没听懂李主任问啥，还是自己没文化，闹不明白“体会”二字的意思。她抬起头，举起一只手连连摇摆，嘴里说：“好李主任哩，一点点也没有！一点点也没有！”

李主任书生气十足，对农村情况十分生疏，却善于紧跟政治形势，搞点新鲜花样。某生产队一位妇女性格泼辣，热爱集体，干活能吃苦，敢于提意见，属于电影《李双双》中“李双双”式的人物。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李主任就把这位妇女树立为典型，扶持她突击入党，还让她担任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虽说是全国最小的官职，但要率领几百口人吃粮分红，可不是小事。妇女担任生产队长，在我们村及周围村庄，也算是一件破天荒的稀罕事，自然成了一个新生事物。

这位女队长上任后，立刻引起轰动，周围大队干部纷纷前来学习取经。过了不久，女队长既不懂种庄稼的门道，又缺乏威望，指挥不动社员，出力不少，闹得焦头烂额，并没有取得任何骄人成绩。等到李主任那任“工作队”撤走后，便卸任队长，昙花一现了。

有段时间，我家隔壁邻居家住的“工作队”队员，是县法院一名干部。也许是群众上县城法院门难进吧，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十几里的群众，因为婚姻家庭等问题，一个个寻找到我们村来了，县法院这位干部一天到晚应接不暇。夏日的夜晚，月光如水，凉风习习，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当事人一把鼻涕一把泪讲述离婚原委，哭诉冤屈，旁边围满了瞧热闹的男女老少。我也混迹其中，支起耳朵听那些稀奇古怪的离婚案件，觉得蛮有趣。

“工作队”换了一茬又一茬，要说为村里做出贡献，就是依靠“三级工作队”这块招牌，以解决人畜吃水的名义，向上面要回不少水利专项款，在村东七八里处，打了一眼几百米深的“洋井”。趁着打井的机会，给村里架起了高压输电线路，社员们首次告别了煤油灯，用上了电灯。这眼深井原本是供人畜吃水的，打成后一来水量不大，二来离村距离太远，村民还是缺水吃。后来，又在大队部院里打了一眼“洋井”，结果不仅没有挖出地下水，打井期间还发生一起恶性事故，造成两名打井的社员一死一伤的惨剧。

说起驻村“工作队”，有一件跟我家相关的事，不得不记。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们村几名青年考取大学，多是本村学校的民办教师。我当年也参加了高考，分数保密，不知考了多少，反正达线了，接到通知参加了体检，填报了志愿，不知什么原因没能被录取。1978年秋天，我以全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下来，社员们闻讯，格外惊喜。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踏踏实实在生产队当农民，天天修理地球，啥脏活累活都干过。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属于“黑五类子女”。像我这般身份和境遇，不仅能考上大学，竟然还考上了名牌大学，在过去，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此事不仅在我们村，在周围村庄也引发较大震动。事实面前，人们终于相信，恢复高考制度确实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确实是不论家庭出身。这样，大伙儿自发地围拢在我家大门口，燃放鞭炮，噼噼啪啪，震耳欲聋，飘飞的红炮屑落满一地。我父母亲急急忙忙出门，热情招待大伙进家里，从村供销社买来酒、饮料、罐头、糕点、麻花等现成的食品，邀请众人享用，以表感谢。

这是家乡的一种风俗习惯，遇到谁家建房上梁、生了男孩、参军、提干等喜事，都会这样做。关键在于燃放的鞭炮，是随意从村供销社赊账取出的，假如主家没能及时邀请众人进家吃喝，他们就会在门外无节制地燃放，最后在供销社赊下的鞭炮钱，还需要主家去结账。

就在这当儿，不知是村里什么人，也不知出于什么用心，竟然找到住在距离我家不远处的一位“工作队”队长，绘声绘色描述一番，声称：“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在自个大门口肆意燃放鞭炮，这不是公然向党支部、革委会、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示威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

恰恰这位“工作队”队长，头脑简单，但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听了汇报，不加思考，急匆匆赶到我家门口，神气十足，脸色阴沉，向欢闹的人群发出质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燃放这么多鞭炮？”

这一问，不仅没有镇住社员，反倒把大伙惹火了，你一言，他一语，回应他：“我们庆祝人家孩子考上大学，犯了什么法？”“人家考上名牌大学，这是我们全村的光荣，难道不应该庆祝吗？”“国家高考都不论成分啦，咋的，你是不是还想开批斗会？”

……

听说门外来了“工作队”队长，我父亲吓得躲了起来。参与招待乡亲们的我的奶爸出来，和颜悦色地跟队长解释：“您看，孩子考上大学，大伙儿来热闹热闹，我们只好招待大家。您也凑上了，进家里喝杯喜酒？”

见此情景，该队长害怕犯了众怒，立马给自己找个台阶：“我，没什么意思。我是说，这个……‘三秋’大忙季节，社员们不要耽误了生产。”说罢，灰头土脸溜了。身后，人群一阵讪笑。

恰好，那天我骑自行车上县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不在现场，夜晚回家才知晓的。

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有社员上我家门口燃放鞭炮，连别的生产队社员也来了，我父母照样热情款待大家。花点钱，辛苦点，父母亲开心。

瞧！这样的“工作队”，这样的队长，抱残守缺，思想僵化，一个心眼“抓革命”，怎么能指望他们带领群众“促生产”呢？

1979年，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获得平反。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队”便撤走了。时间不长，责任田粮棉双丰收，农民的温饱问题一举得到了解决。

2017年2月15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月16日修改

2018年10月27日再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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