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彭如诗：文化诗学的建构与实践——蒋述卓教授访谈录
文化诗学的建构与实践
——蒋述卓教授访谈录
文/彭如诗
蒋述卓教授一直行走在构建与实践文化诗学批评的路上。跟随导师王元化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先生的“三结合”理论对他的学术理念和研究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也是接受这种影响的结果。近四十年来，他深耕文化诗学的理论构建，以宽阔视野进行文化诗学的批评实践，研究领域涉及文艺理论、宗教文艺、古代文论、比较诗学、城市诗学、流行文艺、海外华文文学等。行进路上，蒋述卓教授始终保持着一份古典的人文情怀和对现实的关怀意识。
一、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之路
彭如诗（以下简称“彭”）：您在早年间从事宗教与文学、文艺学理论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将文化作为中介来寻找两者影响的途径，关注佛教对社会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宗教气氛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现在看来，您当时的学术研究就已经有了深厚的文化观照和现实关怀，可否谈谈从事宗教文艺研究和后来形成文化诗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当时您的博士导师王元化教授的“三结合”方法对您的研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蒋述卓（以下简称“蒋”）：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是最早从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实际上，当时我就跨到了中外文化交流，跨到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领域去谈印度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影响。后来，我又写了《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一书，扩大到整个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和佛教之间的关系，从佛教的观念、词语范畴来谈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例如佛教对艺术真实观、悲剧观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等，这些研究中都涉及到文化是如何作为一个中介去影响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文化在两者之间架起来一座桥梁，我关注的不仅是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更多的是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宗教情感、宗教气氛和社会心理层面。
当时我的导师王元化先生所提出的“三结合”理论，也就是“文史哲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书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思想进行写作的。“三结合”理论提倡不能就问题研究问题，而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宽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心理的角度去研究它，这样才能够真正揭示古典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例如，早期我写的文章《宗教与山水结合的历史文化考察》，谈到宗教与山水的结合有它的历史性、文化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产生，背后包含了玄学的、佛学的原因。就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来看，从玄学的说理发展到描写山水的形式，这其中都有玄学哲学和佛教哲学的推动，最早写作山水诗的谢灵运也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此，研究问题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宽广，要有一种深厚的文化观照，这样才能揭示文学理论发展的文化寓意。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这对我后来形成文化诗学批评理论有直接影响。虽然我是从古代文论研究起步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远远超出了古代文论以及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研究，就是因为“三结合”的方法本身是可以拓展和延续的，它获得的是一种方法论，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
我之所以能够接受王先生提出的“三结合”思想，是因为它一方面拥有古代的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所提倡的考据和义理的结合，也就是“文史哲打通”，另一方面又强调“古今结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研究古代的东西，将古代与今天结合起来研究。我和刘绍瑾教授一起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也强调研究古典美学要挖掘它的现代意义，就是我后来一直在做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至于“中外结合”，指的是研究者的眼光不仅仅要放在中国，还要有世界的、国际的视野，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的方法。王先生本人一直在践行中外结合的研究方法，比如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在研究刘勰《文心雕龙》中某一个观念、某一个词语时，将其与国外的某个理论进行比较，虽然他没有对二者之间进行更多地阐释，但实际上也用国外的理论来观照了中国的古典文艺理论，进而揭示出它的现代意义。总的来说，“三结合”理论对我的学术影响非常大，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也非常强调“三结合”方法的使用。
彭：针对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国内学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您也是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者和有力贡献者。1986年您就发表《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一文，植根中国文化背景探究中国古代文论滋长方式和发生规律；1997年在《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中，又提出了古今文论融合的三种途径；2006年又在《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中强调了古为今中“用”字的“转换”意义，等等。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后来也成为了您构建文化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您是如何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汲取养分的？而这种“失语”现象似乎今天仍在持续，您认为“转换”的难点在哪？
蒋：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学者很多，包括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春青教授等。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早是肯定“转换”的意义，后来强调“转换”要叩问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当中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来构建现在的中国文论，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当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命题，只不过在当下转换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或者说，我们对这一问题没有很好地加以延伸。比如，过去常使用“意境”这个话语，在当代文论中同样经常被使用，但其他很多的词语我们今天基本不用，即使使用也显得稀少。当然，这里涉及到文体的问题，过去的诗词与现在的小说，不同文体的批评话语确实是不一样的，要完全对接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我认为，古代文论的价值在于它的思维方法，我更强调中华美学的精神和古代文论的思维方法应该在现代传承下来，所以我在几篇文章中都强调了这个“用”的问题。例如“传神”在现在的评论中依然可以使用，用以评价艺术作品的人物、叙事等。再如“意象”一词，我认为意象美学是中国美学的核心，中华文化是很讲究意象的，过去的唐宋诗词就极讲究意象。但扩大到叙事文学，我认为依旧可以使用，所以我在后来的批评实践中也努力去使用古代文论中的一些词语。最近，我评价了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其中就用到了“南方意象”，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植物、地域等，都有“意象”的含义在里面。虽说文体不同，但现在的纪传小说也好，叙事小说也好，依然有着中华美学的传统精神。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是一个伪命题。
现在，习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这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我用“南方意象”去评价长篇小说，就是使用了创造性转换的思维，当地的人物、植物和地域山水都可以构成意象。实际上，现在小说中意象的范畴已经扩大了。所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难点无非就是两个问题：阐释和应用。也就是如何阐释古代文论中的命题，以及如何在当下阐释出它的意义并运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创新性发展意味着不是照搬过去的词语，而是要阐释它的现代意义。也因此，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的命题。虽然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但我们如今更强调要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结合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传统和现代的阐释，我相信“失语”现象会得到改变，因为我们在创建和运用新的话语体系，包括我所提倡的文化诗学。
彭：您把文化诗学批评看做是第三种批评，相较于两大主流类型批评：一是“美学-历史批评”和社会学批评，二是纯粹的文本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新”在哪？因何迫切地想要提出第三种批评？它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有何不同？
蒋：我是1995年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当时，面对先锋派小说，很多批评家找不到合适的批评话语，不管是运用结构主义批评还是其他批评，往往只是“两张皮”。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新”在超越过去简单的社会学批评、“美学-历史”批评，更多地提倡从文化的角度去揭示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为新世纪的批评理论创造新的话语。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强调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等理论，西方文化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是脱离了审美批评，不论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是一种政治批评，一种政治诗学。而我所做的其实是“文化-审美”批评，强调既是文化的又是审美的，同时也强调中西结合，将西方逻辑式、哲理式思辨的批评和东方感悟式、印象式的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通过这种融合以区别于西方的政治诗学批评。当然，我提出的文化诗学，借鉴了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部分词语和内涵，但更多地，我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因此，我认为文化诗学批评是值得继续往前探讨的，接下来，我也将进一步在中国文化诗学批评上推进，争取构建一个中国文化诗学的学术谱系。杨义教授也提倡文化诗学，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实际上，文化诗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就已经构成，从先秦开始到刘勰的《原道》，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滋味说、趣味说等，都是中国文化诗学批评的一种表现。当然，或许有人说这个命名是不是太宽泛了，这便需要通过论证来解答了。
二、宽阔视野的文化诗学实践
彭：您曾笑称自己为“学术杂家”，但成果证明您是“”是“杂”与“专”的共存。您的研究领域涵盖文艺理论、宗教文艺、古代文论、比较诗学、城市诗学、流行文艺和海外华文文学等，各个领域之间具有一定的跨度。您是如何进入如此丰富的学术领域？又如何处理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跨度问题？
蒋：首先，因为文化诗学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范畴，也可以说是一种宽广的角度。其实，我所研究的不同学术领域之间，都有一种古典和现代的观照，以及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我认为这些学术领域之间的理论是没有隔阂的。比如，城市诗学是我在文化诗学批评的角度上提出来的。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也要诗意地栖居在城市中。城市文学发展起来之后，它也依然要具有诗意。过去，城市是一个被诅咒的对象，现在，城市应该成为人们乐于生存的地方。这里，城市文学和古代文艺一样，都应该是能够带来诗意的。再如，我研究流行文艺，将其与古代文艺进行关联，其中有一句话说道：“唐宋诗词，也不过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那么现在的流行歌曲不就是当下的文艺吗？所谓流行，就是当下人们所喜欢的，就像现在的网络文学、电影电视一样，是人们所喜爱观看的文艺对象。尽管文体和形式在不断发展，但只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便会发现研究流行文艺和研究古典诗词也是相通的。
至于如何处理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跨度问题，我想就是“古今打通、中外打通”，也就是运用“三结合”的方法。有人评价我是一个拥有古典情怀的学者，我研究古代文论起家，确实拥有古典情怀，但其实也不完全准确。如果要我自己评价的话，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拥有现代视野和古典情怀的学者，因为做学术不能仅仅往回看，还要向未来看。所以，我认为只要掌握好合适的研究方法，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那么不同问题研究之间便不存在隔阂。从最早研究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关系，到《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一书中，把文艺放在文化的视角中进行定位，考察文学与历史、伦理、宗教和哲学的关系；再到《传媒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着眼传媒时代到来之后文学的泛化问题，针对当时文学形式发生的变化，研究了广告文艺、短信文学、微博等；后来，我又带领我的学术团队撰写了《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研究中有着古典到现代的延续。我认为从古典跨到现代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就像杨义教授一样，他主要从事现代小说理论研究，但也跨到了古典小说，写作了《中国叙事学》，后来又创作“诸子还原”（指《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等著作）系列。所以，在一个学者面前，学术的界限是可以打通的。当然，在“通”之前，必须有自己的专业，对一个问题研究需要深入钻研。“杂”和“专”是不分家的，可以结合的。我称自己为“学术杂家”，也确实是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了。
彭：目前您正在从事的海外华人文学与海外华人学者文学理论的研究，除了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之外，还主持了相关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想请问您接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契机是什么？又是如何在海华研究实践中贯穿您的文化诗学理念的？
蒋：最早，我们在文艺学专业特别设置了一个方向，叫“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和诗学”，实际上也贯穿了文化诗学的理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本身是跨文化的，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艺术问题，也是研究文化问题。所以，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从文化角度去写作的，如《华文行走文学的文化功能》.《论欧华文学中欧洲游记散文的文化视野与诗意书写》/等，讨论它们如何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之间去了解不同文化，包括它们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等。我目前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研究海外华人学者在介绍和翻译中国文艺理论到国外时，如何实现文化之间的摆渡和阐释途径。这些华人学者往往采用西方人更为接受的方法进行阐释，其中涉及文化立场问题——既有为了便于西方国家接受而采取的西方立场，也有华人自带的中华文化立场。由于表达的途径不同，不论是用英文还是其他语言，都必然包含一种文化的误差。但即便存在误解和歪曲，这些海外华人学者依然是传播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使者。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他们是如何进行翻译的，如何进行意义的阐释的，如何用西方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去构建中国文艺理论的。同时，我们要从他们的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借鉴方法，也要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看到他们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缺失，如某些观念和方法的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实际上，这些实践中存在文化转换的过程和审美的过程，所以我更愿意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彭：文艺批评注重对哲学、文化、审美等层面的追问，而我们当下的文艺发展，不能忽略经济和技术层面的考虑。对此，您曾发表过《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论艺术与市场的张力关系》等文章进行讨论，在理论探索中彰显出文化诗学这一范式的前瞻性。想请教蒋教授，在今天，如何将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运用到复杂多变的新兴文化现象和文艺创作之中？
蒋：我认为文化诗学批评方法就是要对新世纪的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进行观察和透视。当下媒体技术迅速发展，文化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经济价值，形成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的发生本身是从文化研究理论中的“文化工业”一词发展而来，它作为一种产业必然具有经济价值，这便要求我们去了解和探求它的发展规律。如今，文学艺术发展在技术层面的考虑也越来越多，当下的新兴技术是一种融合的技术，如3D技术，使得文学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电影、电视、网络文学方面。但不可否认，传统文学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哪怕是网络文学最终也会落地到文本出版，同样电影艺术也脱离不了其文学母体。
我在《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中积极地肯定了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意义，文学不能只谈生产不谈消费。其实，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也是如此，文学作品只有被受众接受才能算完成，消费时代的文学也要落实到普通大众的接受层面。消费，往往是及时性、当下性的，因而我们在理论探讨中需要看到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不考虑市场，但也不能完全跟随市场，这是文艺与市场的辩证关系。文艺与市场之间存在张力，一方面文艺需要市场，进而迫切寻求新的形态、新的表达方式、新的修辞等，另一方面文艺如果跟随市场，那么可能会削弱意义的表达，甚至丢失文学的目标。因此，文学艺术在今天，依旧需要哲学审美意义，注重社会效益，突出文化教育意义。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是从这个角度彰显其前瞻性的。事实上，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到多个方面，网络文学也不例外。
彭：“粤派批评”一直拥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它的重新出发响应了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呼唤。您是它的催生者和实践者，还主编了“粤派批评”丛书，备受学界关注。如何深入理解“粤派批评”的内涵？有何特色？它与您提出文化诗学批评关系如何？
蒋：最早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讨论“粤派批评”的。当时我们指出，广东籍学者中拥有很多文学史家，如杨义、洪子诚、温儒敏等，又因为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关系密切，于是进一步地提出“粤派批评”，后来我写了《构建“粤派批评”的学术谱系》一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粤派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等人，而后又在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耕耘下发扬光大。它不是一个狭义的口号，而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概念，“粤派批评”家们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如果要用几个词去概括“粤派批评”的内涵，应该是：创新、实证、内敛和精致。“粤派批评”注重创新，强调质疑批判精神，早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站在很高的视野中看到文体发展之必要，继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但同时，“粤派批评”的表达又是内敛的、典雅的，不张扬作秀，不剑拔弩张，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学史基础之上。实际上，我们提出“粤派批评”，是为了引起对于地方性文学批评特色的重视，而不是为了“立山头”，如果说为了构建一个学派，那还尚有距离。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将“粤派批评”的成果进行收纳、整理和分析，以此来凸显岭南文化特质。至于我所提倡的文化诗学，恰是强调其在文学批评（视角与方法）的实践，也是希望能够为“粤派批评”的讨论与建设做一点贡献。
三、当下回响与未来期待
彭：您一直在关注新时代文艺发展问题，最近“元宇宙”概念大热，对“元宇宙”的讨论涉及到地理、物理、事理和伦理等层面。“元宇宙”与文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如朱国华教授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讨论了元宇宙与文学的未来。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您认为“元宇宙”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文艺景观？会对文艺的创作与评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蒋：从概念上来说，我觉得“元宇宙”是未来文艺发展的新态势。现在，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可以同时并行，同样文学世界本身也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个想象的、虚构的世界。过去，有人看《西厢记》《红楼梦》，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了文学世界。“元宇宙”所不同的是，现代技术给这个虚拟的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的体验。剧本杀其实可以算是一个雏形，你在剧本杀中扮演一个角色，你就要进入那个设定，将自己转换为那个角色，按照剧情的发展、逻辑的推演进行下去，但最终你还是要脱离那个世界，回归现实世界。“元宇宙”给文艺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仅使其产生新的表达法，也使其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果人人都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那么“元宇宙”带来的将是负面效应，如身份的困惑、心理的交错，甚至使个体产生精神方面的问题，这是我所担心的。在今天，我认为需要使用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来看待它，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作为现实中的个体，最终还是需要回归现实中来，如何设置屏障以形成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可能是未来需要讨论的话题。所谓“元宇宙”，其实是沉浸式体验的进一步延伸，过去我们所谈的仿真世界，同样可以是人们从中获得知识和体验，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人的功能的延伸。因此，从这个角度思考文艺创作，就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两个世界的关系，而文艺批评则是根据创作而言的，取决于未来文艺创作所抵达的层面。当下也有很多关于剧本杀的评论，但目前剧本杀的创作却跟不上步伐，有的借鉴已有文本出现了雷同化，丢失了创新的意义。
彭：不久前，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并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您作为广东省作协主席应邀参会，想请您分享一下参会感受，您又是如何理解习总书记的这般嘱托的？
蒋：参加本次作代会，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我有几个比较深的感触。其一，习总书记提出作家要以历史眼光主动地去把握和反映这个时代，与时代同行。这个时代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的时代，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关键的时代。这个时代波澜壮阔，人民正在上演着有声有色、多姿多彩的奋斗历史，作家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被动地跟随历史，应该以主动的精神去参与历史、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甚至对这个时代发展的未来有所把握。其二，习总书记谈到作家要提供高质量的文艺精品。今天，我们的文学并非不繁荣，但是有高原无高峰，缺少精品，缺少名家。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也就二、三十年光阴，我们便产生了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郭沫若、沈从文等名家，而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过去四十余年，真正的文学名家还是不多。有些作家创作了二、三十部作品，但能够像路遥《平凡的世界》或陈忠实《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换句话说，真正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作品还是少数。因此，文学未来的发展一定要走高质量的路线，致力于为人民留下质量更高的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并不容易，需要精心耕耘。由此也带来了第三个问题，便是要培养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青年人才，包括培养文学理论评论青年人才。目前的青年人才队伍是比较可喜的，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非常具有潜力的葛亮等；还有些网络文学作家，如唐家三少、我的学生林俊敏（阿菩）等，都加入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坚力量；广东很多青年作家，如王威廉、陈崇正、陈再见、林培源、冯娜等也势头正劲。当然，习总书记最后也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这是总书记的谆谆教诲，需要艺术家去深刻体会，将艺术创作与个人品德结合起来，为人民创造出更好的文艺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广东省的文学艺术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努力。目前，我们也在进行长篇小说推进工程和青年人才培养工程，陆续推出好的长篇小说，如陈继明的《平安批》。我们所要做的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为他们做好铺垫，进而促使他们成长。
彭：近四十年来，您深耕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为构建中国本土的文艺批评理论话语贡献了一份力量，您也用实践印证了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批评意识和策略的阐释力和生命力。您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有的都是教授、副教授了。迄今为止，回顾您过往的学术书写，您有何感悟？是否有遗憾？对年轻一代的文艺批评学者，您又有什么样的嘱托和期待呢？
蒋：构建中国本土的文艺批评理论话语确实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也力求能够达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学术研究境界。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让我在学术写作中感受到厚积薄发的重要。现在我的学术写作，一是比较谨慎，生怕写得不好，二是如果思考成熟，写作速度变快，一篇万字的文章也能在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内完成。2021年我完成的两三篇约稿，往往都是一个月内完成的。当然思考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学术是一个积累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学术的道路是艰难的，但只要有毅力与恒心，坚持走正道，找对方法，视野广阔，那么是可以收获一定成果的。如果要谈遗憾，那么我想其中最大的遗憾便是外语能力不够。相比于青年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阅读外语文献以及与国外学术交流的能力相对薄弱，而外语恰恰是研究文化诗学、比较文学等必备的能力，真正的大家都是中西饱学之士，就像我的老师王元化先生，既能译又能写。所以，我对年轻一代文艺批评学者的嘱托和期待，便是希望他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宽阔，学术积累更为扎实，面对新的文艺现象，有更好的、更恰当的研究方式去应对和表达。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文中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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