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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丨孟国庆: 我也说说上海人

孟国庆 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孟国庆,1942年10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1979~1981在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现任上海市黄浦区人大代表、政协之友理事。


原题

我也说说上海人


作者: 孟国庆


              


我转载过一篇比较上海和北京两个地方的文章,其中说到对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印象,这篇文章颇得大家的欢迎。事后我也有不少感触,现在我也说说上海人。


我原籍不是上海,但我1948年就到了上海,至今毛算算已经70年了,其中我自1960年在外地学习和工作24年(包括在美国留学的2年)。我长期在外地上学、生活和工作,回上海后又在央企工作,同事中也有不少外地人,工作语言是普通话,所以我自称“介于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


鉴于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出差,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我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长期待过,多次出国也碰到很多上海人,其中不少人还是我的好朋友。说见多识广我谈不上,但是我对上海人和其他地方的人还是了解得比较清楚,可能也比较客观、中肯。


上海人的家乡观念


上海人的家乡观念很强,似乎骨子里有这个基因,犹如大雁南飞一样。外地的上海人千方百计想回上海,我们当时在贵州工作时,很多人都说宁可在上海扫马路,也不愿意在外地“当白领”(因为都是大学生,都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这话不一定是真话,但是想回上海之心“昭然若揭”。



外地的上海人即使自己回不来也会想方设法把第二辈、第三辈弄回上海。东北等地方的人喜欢北京,但是在北京的上海人却是“养不家”(意思是,养宠物时间再长也没有,总想逃往原地,这是一句上海话),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上海也是念念不忘。


我一位同学宁可放弃东北的副厅高干位置,全家调回上海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当然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后来当了水利局(后称水务局)的正处长和上海市人大代表,但是调回上海以前,他被明确告知“不安排任何行政职务”,也不安排住房。不少上海人能到中央升官也不去,因为他们离不开上海,即使不得不去,他们的家还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是个“裸官”。市井传说,从上海出去的领导人在上海都留有“官邸”,这估计也不是空穴来风。


我是人大代表,曾遇到这么一回事……一位已经入外籍(南美一个国家)的从上海出去到江西插队的老知青,放弃外国国籍想到上海落户。他太太是台湾人,估计到台湾落户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还是想要上海的户口。将心比心,我为此做了不少努力甚至还得罪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但限于政策最后也没有办成。尽管我不知道他落户上海的真正目的,但他叶落归根上海的坚强决心却令人唏嘘不已。



上海话的“魅力”


对在上海工作或学习的外地年轻人,我总希望他们努力学说上海话,融入这座城市,使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倒不是因为上海话有什么高贵,只是因为方言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上海话。就和拜佛烧香一样,香点燃后通过袅袅的佛香,拜佛人才有和佛沟通的渠道。


以前在外地听到上海话尤其亲切,似有异乡遇故人的感觉。只要同是上海人,什么买火车票插个队,买东西开个后门都不难。甚至遇到上海同乡,谈得投机请到家吃饭的都有。


以前看病都是免费的,凭处方在外地买药也是实报实销。白药是云南知名的特产中药,对跌打损伤和止血有奇效,尽管便宜但是很不好买。尽管白药是云南出品,但那时在昆明买白药也不好买,要凭医院处方才能买几瓶。


文革时根据毛主席“6.26指示”,上海的延安医院整建制搬到昆明。因为医生都是上海人,对上海人特别照顾,只要听到上海话,那里的医生就“大大方方”地开买白药的处方。因此,只要我们出差昆明,代大家买白药就是我们的必要任务。



我在山东薛城(铁道游击队的故乡,属于枣庄市的一个区)工作时枣庄矿务局医院有一位牙医是上海人,是个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远比现在的博导稀罕得多),不知什么原因被“贬”到这个小地方。但他的医术极佳。我们单位上海人多,都如过江之鲫般地找他看牙齿,他见到老乡分外客气,看病十分到位,连牙齿完好的我都十分羡慕,简直有点嫉妒了,心想我牙齿咋没病呢?


上海人一般都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不少人还会说外国话,但是上海人见了上海人一般只说上海话,这才显得亲切,也叫低调。如果一个上海人明知对方是上海人,但还说普通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对方也会感到有点不自在。上海人哪怕在海外,碰在一起都说一口上海话(前提是这群人里没有外国人或外地人);哪怕暴粗话,也绝对是方言。


上海话不是课堂用语,不是官方用语,更不是文学用语,也谈不上什么高雅,因为亲切所以喜欢。在国际化的都市里,说本地话,做本色人,这就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社交


上海人的相处方式属于有分寸的距离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也不轻易承诺别人,不想欠人情债。


上海人一般不会麻烦别人。以前搬家之类的事情没办法,只能请亲朋、同事帮忙。如今什么都市场化了,上海人搬家都请搬家公司。但听说外地不少地方搬家还是请亲朋帮忙,一去十几个人帮忙搬家。为了搬家不仅欠了别人的人情,而且花钱也不一定少,光招待这么多人吃饭要花多少钱?这次你搬家别人来帮忙,下次别人搬家你也要去,周而复始多累啊!还不如请搬家公司搬家干净利索,还省钱。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萧规曹随,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吧!


外地逢亲人故世,参加追悼会的亲朋好友往往有一百多人,参加追悼会的人还要随礼,场面上是风光了,但是大家都很累。下次别人有追悼会你也要去,也要随礼。上海人这方面比较简单,参加追悼会的只是直系亲属和近亲,最多加上少量朋友。除非知名人士或VIP,一般一个小厅,最多一个中厅就够了。



上海人做事“先小人后君子”


很多外地人酒桌上“花好稻好”,酒一喝啥都答应,事后啥承诺都不作数了。上海人有高度的契约意识,不轻易对别人承诺,一旦答应的事情就会规规矩矩地做好;办事情不必非要拉关系;上海人谈合作先小人后君子,严格按照合同来处理。上海人习惯这种高度透明的相处方式,在这种人际环境下,隐形的人际交往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上海人的“排外”


很多人说上海人排外,其实哪个地方不排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实排外并非上海的专利,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问题。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地方性保护在各国各地都非常普遍。这本身也受我国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将人的出生地与居住进行严格地区分。


以地域划分的族群之间彼此有些隔膜和攻讦并不奇怪。据说各个州的美国人对纽约人都不待见。我1985年因公务到英国三周,乘汽车跑遍了整个英国本土。旅途中发现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经常相互拿地域开玩笑,尽管这些玩笑是善意的,但从中我也感到二者的差异,似乎从中也感到有些隔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经说过“差异就是矛盾”,而矛盾谁说不会发展成排外呢?


上海自开埠以来已经算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了,说到排外怎么也轮不到上海。说“上海以外都是乡下人”那是过去,如今“说普通话的人住在内环,说上海话的人住在外环”的说法尽管有点偏颇,但是说明上海人对外地人没有什么歧见了,当然还有一些水平不高的上海人嘴巴里还习惯说:“Ta是外地人!”但这绝对不是主流。


相比之下,上海是比较海纳百川的,也是各地人的“融炉”。和美国人一样,上海人尊重有本事的人,不管你来至何处。我周边有不少“长江学者”,国外知名大学的博士、教授都是外地人,我们民主党派不少市区级主委、领导都是外地人,我估计约占40%。鉴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参加一些正式会议,会上大家都说普通话,似乎不说普通话就上不了“档次”。能做到这样,你还能说上海人排外吗?


从深层次的社会学角度,在我们这个历史久远的农业国,上海人和各地族群之间的所谓“歧见”可能还带有某些农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冲突的深层意味。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纷争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弥合的。


上海人的交友


北方人习惯称兄道弟的没有距离感的热络劲,好像很豪爽、很亲热似的,好像不称兄道弟不酒酣耳热,你就看不起他一样,其实称兄道弟地喊着,心里可能是另外一本账。


几十年来这些我看得多了,一些人好的时候亲密得似乎“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交恶时却“咬牙切齿”,恨不得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


大多数上海人不认同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也很不喜欢在那种闹哄哄的氛围下被裹挟的感觉。而且,北方人办事情喜欢先拉关系,很多事情要在酒桌上谈,这一点上海人也很不习惯。   

  

当然就具体个人来说,总有例外,但概括的总结,上海的人文环境更偏西方化一些,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比较适合我不喜欢拉帮结派,喜欢一切都摆在台面上的人。


上海的“官场”


哪都有贪官和不负责任的“懒政”官员,但上海相对少得多,有人笑称“上海的贪官是贪污,但是他们也是能为老百姓办事的人”。


上海政府行政效率非常高。政府官员,即使是底层的一线公务员,那办事效率,那服务意识,那政务电子化水平,绝对令人印象深刻,绝对是服务型的政府。至于其他地方的衙门,差距可太大了。 

               

外地办事很多靠关系,但上海很少。一是上海实在太大了,很少有人能这么神通广大,认识这么多人,二来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老百姓盯得紧,三来他们都有底线,多少还有点“敬畏之心”。碰到熟人办事,条文能“活络”的他们可以通融,也能快一点,但很少会“违规作业”,他们不会为蝇头小利而丢掉自己宝贵的乌纱帽。


我当了21年人大代表(其中10年常委),遇到过不少来自外地偏远县城的公务员,不少人对我说他们在老家没有关系,也没有后台,要是在老家他们根本没法“拼爹”当上公务员,但是在上海就可以,Ta们深切体会到上海办事的公正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录取公务员面试的监督员,见证了很多公务员面试。上海录取公务员的流程是……如果录取一位公务员,须按录取人数的三倍即选择笔试前三名参加面试,5~7位面试考官是随机挑选的(进人单位有一位考官,一般是该单位领导),考卷是上海市考试院密封的,由我这个面试监督员随机抽取并当场启封。考试卷子分2套,随机确定一套。参加面试人员抽签确定面试次序,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面试结束后马上打分和确定最终成绩(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再平均),并显示在大屏幕上,考官和监督员签名后立刻生效,杜绝了作弊改分数的空间。综合笔试和面试成绩后,在规定天数内上网公示,体检和政审合格后即正式录取为公务员,并无条件地给外地人员予上海户口。


这种情况下作弊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只是太难、太难了!当然,这种录取方式只能保证公开、透明和公正,录取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也有人在面试中发挥失常的。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方式应该是最公平的了。


上海各级政府对老百姓还算“客气”,政府官员对老百姓还是敬畏的,当然各区也不平衡。各级政府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很尊重,至少在我们这个区,我当了21年的人大代表,对此深有体会。当然有些属于“大气候”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这个大家也会理解。


例如,上海没有电梯的旧大楼多,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爬楼很吃力,有人要求在楼层之间安装折叠椅可以歇一下,经我这个人大代表提议很快就办成了。老百姓嫌换领“医保卡”麻烦,政府就在每个街道设一个点;老年人说“病历卡”(门急诊就医记录册)写完了换新的麻烦。经我提议后,如今在每个街道医院都可以换,这种办法将逐步推广到其他二、三级医院……


还有,上海的政府工作人员很按章办事,一旦被来办事的老百姓“抓住理”,他们会“老老实实”接受意见,因为他们怕被人投诉。很多外地根本无所谓的小事,在上海可能就是大事,处理很认真。


“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在我们黄浦区基本做到了。


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美国留学时,看到的第一部台湾电影就是《小城故事》,剧中的女主角是林凤娇饰演的,主题曲“小城故事多”是邓丽君唱的。台湾报纸当时评论邓丽君: 她唱歌不如xxx,颜值不如xxx,什么不如xxx……但是她还是最好的华语女歌手,因为她的总分最高。


借用这个“典故”,我也说: 上海挣钱不如广东,玩的方面不如北京,海景不如青岛,气候不如昆明……但是,上海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城市,没有之一,因为上海的“总分”最高。



在上海,有当今中国大陆最公平的环境、最廉洁的政府、最高效的政府公务员,最规范的制度,最完善的培训体制。在这块土地上,没有那么多黑暗,没有那么多丑闻。公共资源可以被有效地利用。是人才,无论出身和地域,都有足够的机会脱颖而出。在上海,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始终不会动摇。这些话不是我的“原创”,是一位外地朋友在媒体上说的。


在这块土地上,人情、裙带关系、哥们义气有,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只有实力才能确保你在竞争中胜出。调查归国留学人员,不论原籍哪里,都把上海作为落户的首选,在他们嘴里最频繁出现的词汇是:公平!


以上我对上海人的评述只是一般概念上的,或统计学概念上的评论,并不能代表一切。凡事都有例外,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坏人,关键是数量或程度而已。


当然,上海人也有很多缺点,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漂移,“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上海人会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将会以越来越“高大上”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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