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蒋国辉：情同手足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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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蒋国辉：情同手足的好友

蒋国辉新三届 2019-01-05

作者简介

作者在矿区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我的矿工生涯之——

情同手足的好友

作者：蒋国辉

我们和好友李先葳（左二）、先葳的太太（左三）合影（2006年）

我所在的采煤一队，工人来自几个地方：人数最多的一拨，是打通煤矿刚投产时从重庆市巴县农村招来的农民。当时知识青年正源源不断被下放到农村，和知青的流向刚好相反，这些农民却从农村被招工到了工矿。他们挣脱了被二元化户籍政策固定在土地上的命运，拥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稳定的皇粮，工资和劳保待遇还比一般工厂高得多。

这个身份的变化，让他们犹如沉埋于泥土不见天日的蛹，华丽转身成为了飞舞在鲜花丛中缤纷的蝶，他们没有什么理由对现状不满。尽管煤矿的工作很艰苦，危险性很大，但他们所得到的丰厚报酬，是他们一辈子在泥土里刨食的前辈和依然留在农村的同辈望尘莫及的。

当时的矿工每月有固定的五十三斤口粮（依我的经验，每月一般可以有十到十五斤的节余），有七八十块钱的工资，城市里其它企业的青年二级工，月工资不过区区三十几元，此外，还有远远多于普通市民定量的猪肉、菜油、黄豆等劳保待遇。

这样，从农村来的矿工们不仅可以时不时寄些钱粮回去补贴家用，还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假期回家探亲。回到乡下便有了衣锦还乡的意思，家里的父母老婆也很风光。那个年代在农村躬腰驼背一颗汗珠摔八瓣干上一年，收入还比不上矿工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这批农民矿工在煤矿都很安心，也很能吃苦，煤矿各级领导对他们满意程度比较高。

和我们这批工作不安心，又爱闹点事的知青相比，巴县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在领导那里受到了较多的重视，不少人在采煤队和掘进队等一线生产单位里，被提拔起来当了干部。我所在的采煤一队，就有好几个巴县农村来的工人被提到了采煤队和班组的领导副职位置上。当我们这批知青被招进煤矿充实到各采煤队后，不少巴县农村招来的那批工人被调换了好的工种。

我们同一批招到煤矿的知青，是从两个地方来的：一个是我们苍溪县，另一个是丰都县。苍溪知青的家都住在北碚区，丰都知青的家都住在市中区。如果不是被招到了同一个煤矿，我们这两拨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碰面的机会。

家住北碚的知青，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都被招到了煤矿的原因——家长都没有什么门路，在自己子女的前途问题上毫无办法，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苍溪知青下乡前多就读于西师附中、重庆十三中（兼善中学）之类的好学校。丰都来的知青，基本都出身于市中区的小市民家庭，就读的也是由民办中学收归编制的学校。这么一比较，可看到两拨人的个人素质是有一定差距的。

然而，也是由于家庭管教问题上的差距，在“为人处世”方面，出身小市民的丰都知青，远胜于从小生活在单纯的学校环境里、家教严格、对社会上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待人接物规矩差不多一窍不通的我们。他们的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在煤矿里都显得“如鱼得水”，许多人到煤矿不久，就从采煤队调到了通风队、基建队、运输队和食堂这些既安全工作又轻松的好单位，他们那拨人混得最次的，也在采煤队里得到了相对好一点的工种。

而我们多数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苍溪知青，到我离开煤矿还一直呆在采煤队里没挪过窝，有不少人仍旧留在工作最苦的攉煤班。不过，在1977年全国大学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苍溪来的知青中有六个人报名参加了高考，四个人被录取。从丰都来的知青，只有一个人参加考试，当年还落榜了。

两群反差比较大的人聚在一起，难免会产生许多矛盾，有时甚至有斗殴事件，最为糟糕的是那种不动声色的暗中算计，踩着我们这些单纯的，“不设防”的人往高处爬。前面的文章已有叙述，我就曾经成为了一个丰都知青“往高处走”的垫脚石。

1972年新招的知青，刚开始全都分配在采煤队。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几个人是最大的一拨，分在采煤一队。采煤一队的基础，是打通煤矿刚建矿时从四川威远县的威远煤矿调来的一个采煤队。到打通后，只有少数人被分派到其它采煤队，这个威远煤矿采煤队的原班人马基本上没有动，改称为打通煤矿采煤一队。

采煤一队的各级干部，如采煤队长、党支部书记、各带班队长差不多都由老采煤工担任。我的印象是，这个老班底中除了党支部书记，其他的都是勤勤恳恳为人正派的老工人，他们自己干活从不偷奸耍滑，对我们新工人也很关心，在工作面上言传身教，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

打通煤矿还有一拨人被称为——六冶的崽儿。这批人是重庆市（主要是市中区和沙坪坝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1962 年到1964年间——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多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由于贯彻“阶级路线”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而他们又不具备要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更高觉悟，没有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当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因此成了社会闲散人员。

1964年，重庆附近的江津县某地开工修建一个飞机制造厂，由于基础建设阶段需要大批劳动力，就在重庆市招了好几百社会闲散人员去那里当工人，相当多的失学青年被招去了。几年后，飞机制造厂的基建工程完成，这批人的家庭背景大都有“问题”，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飞机制造厂。

可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他们这批人是作为国家正式工人被招入工作单位的，不能留在飞机制造厂，亦不能遣返回重庆继续当社会闲散人员。时逢打通煤矿开工投产需要劳动力，他们当中除了少数人自动离职外，其余人员被原封不动打包调拨到了打通矿区，分配在下属的各个单位——主要是打通一矿。以前招收他们去搞飞机厂基建工程的单位，对外称做“冶金部第六建筑工程公司”，这批人到了打通以后，就自称“我们六冶的”。其后，便拥有了“六冶的崽儿”这个集体绰号。

这批人在整个打通矿区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一拨，但他们非常团结，有一种当时群体以外的人无法理解的凝聚力，遇到棘手的事情总是聚在一起协力解决，从繁华市区里来的年轻人，生活习惯和言谈举止似也与众不同。这一切，使得他们在这个基本上由地道的煤矿世家和农民工人组成的山沟沟小社会里，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显眼炫目的群体，是一道情调异样的风景线。

这批重庆失学青年招聘到六冶，再集体转入打通煤矿的年轻人，确实有不少相当出色的人才。在我们这批知青被招进去之前，整个打通矿务局，包括矿直属机关单位和打通一、二矿两个生产单位，几乎所有摇笔杆子的“秀才”，文娱宣传队、篮球队等业余文体团体的骨干，都是六冶的崽儿。可是，这些来自大城市家庭背景都有大大小小问题的“六冶崽儿”们，也就止步于“摇摇笔杆子”“唱唱歌跳跳舞”和“打打球跑跑步”了，他们没能得到矿区领导层更多的赏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六冶的崽儿”被提拔为煤矿哪怕最基层的小干部。

我和好友李先葳于2006年重返打通煤矿（曾经住过的简易棚子还有小部分在）

在这批“六冶的崽儿”工人中，李先葳和我成了很特别的朋友，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另外还有三五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其中两个是夫妻，我在煤矿工作的后期常常去这对夫妇朋友家，可以说，那时我的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

当然，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观察外部世界的窗口，所谓外部消息，也不过是来自那时我们这些平民阶层看不到的《参考消息》，此外，他们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图片。这些寥寥可数的外部消息足以让我——一个初中毕业就下农村，离开农村又进煤矿，近十年时间一直待在闭塞荒僻的大山里面的人大开眼界，我了解到许多以前根本不知道也无从知晓的事物。

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日本大阪的一幢摩天楼，最顶层是一个圆柱形的餐厅。文字解释说，这个餐厅可以旋转，人坐在里边吃饭，不知不觉就能欣赏到整个大阪的风光。我们看着这幅图片，跟看着天方夜谭中的神话故事差不多。

神话一样的旋转餐厅，让我们不能不暗暗在心中进行对比：那些年月，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作为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翁的产业工人；在大山沟里辛勤劳作、冒着随时都会发生的生命危险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奉献的产业工人，大多数都还住在用篾席和油毛毡搭起来的棚子里，过着夏天似烤炉，冬天如冰窖的“幸福生活”，条件最好的也不过是“干打垒”的简易筒子楼。而那些“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拥有如此豪华的摩天大楼，大楼顶上还有可以旋转的餐厅，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不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强烈的对比反差，在我们由于闭关锁国而形成的封闭式头脑里，画出了无数的问号和惊叹号。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南巡时说，我们搞了几十年，人民还这样贫穷，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国家和人民的贫穷，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多少年来，我们的头脑中被宣传和教育所灌输的概念，都是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即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亿万人民吃粗糠咽野菜乃至饿殍千万的情况下，国家对这种信念的宣传都没有变，人民对宣传的信念也没有变。

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实实在在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经过多年真正的发展，国内的各大城市也相继出现了这样的旋转餐厅。1990年代回国探亲，我不止一次跟家人一起到旋转餐厅用餐，一遍遍把过去从图片中看到的“外国神话”落到了自己生活的实处。每次进入高层大楼顶部的旋转餐厅，我的脑海里，总要漂浮出一张图片，图片上是日本的旋转餐厅；我的眼前，总要呈现出一个画面，画面里是打通煤矿的粗篾席油毛毡工棚。坐在豪华的旋转餐厅里，观望着餐厅外面欣欣向荣的城市，心中油然涌出一种遥远的酸楚和万千的感叹。

这些朋友中，亲密如兄弟的一位叫李先葳，他是一名锅炉工。和他还没有交道的时候，作为刚参加工作的新工人，我能够碰到他的地方，除了人人都必须去的食堂，就是每天下班从井下出来必须去的澡堂。之所以对先葳有印象，是因为他不像南方人，个儿高块儿大，超过了1.8米的个子在煤矿特别引人注目，我很快就注意到他了。但我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不像其他很多知青，见到重庆人就黏上去套近乎，而且，我本人也没有什么突出特点能让先葳在食堂和澡堂这两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注意到我。所以，在煤矿工作的头两年，虽然和先葳天天见面，却依然是陌生人。

先葳后来告知，他第一次注意到我，是我在打通煤矿陷入人生低谷倒霉透顶的时候。

如前文所述，当时的我在打通煤矿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寄居在我们同一批进矿的一个姓兰的知青同事那里。兰从采煤队调到食堂当了炊事员，住在食堂旁边的一个油毛毡大工棚里，我在他的床位旁边支了一扇木板，就算是床了。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又不愿意出去闲逛，就天天坐在床前的一张矮板凳上，把床当桌子，自己自学俄语，并开始翻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

这个工棚属于行政科，行政科的单身员工很多都住在里面，先葳有位同事也住这间棚子，他时不时来串门，就看见了我抱着砖头一样的字典和厚厚的外文书。用他的话说：当时简直大吃一惊，没想到在打通煤矿这样的文化沙漠里，竟有人如此精通外语，甚至能够翻译小说。开始，他并不相信我是真有相关的外语知识，认为我是“腰杆上别个死耗子，冒充打猎人”。为窥探我的真实情况，他有事无事都往我们住的棚子里跑，悄悄观察，看我是不是真的在翻译床头那本厚厚的书。终于，他确认我不是在表演“书生秀”，就决定要和我交朋友。

我当然不知道他是为观察我而来的，所以每次见到他，都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慢慢的，打招呼就发展成为互相询问，再往后就往肝胆相照的方向一路走了下去。我和先葳成了金石之交，我们的情谊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出国后几经迁徙，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到2005年我才通过互联网再次联系上了他，和我想象的一样，虽然多年未通音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被时空阻隔的陌生感，就跟从未分别过一样依然是推心置腹的亲密。

那个年代，家庭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因此人生道路坎坷曲折的青年很多。但李先葳有些特别，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父亲的遭遇颇具悲剧传奇色彩，他们兄弟姊妹的经历比我所认识所知道的很多人更加坎坷不幸，我妹妹还专门以他们家为原型，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李显皓家的往事”。

先葳的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现在的重庆第二钢铁厂（以前叫什么名不清楚，生产特殊钢材）的总会计师，属于厂里地位很高的高级职员。众所周知，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特殊钢材厂对于军事工业又十分重要，我不清楚先葳的父亲在国民党内是否有任职，不过，他这样的军工企业高级职员，和国民党要人有所交往应是不可避免的。虽如此，先威的父亲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军人或政客，国民党失败退至台湾，他也并没有跟随离去的打算，他留下来了。

可是，重庆刚解放不久他就被逮捕了。事情的起因是当时接管工厂的军管会放了一些武器在他家，这说明，新政府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可是事有蹊跷，后来取枪的时候发现枪支少了。偏偏那时又经历了一次国民党特务的武装进攻破坏行动，在被击溃的特务撂下的枪支里，发现了丢失的枪。铁证如山，先葳的父亲根本无法申辩，他以现行反革命并同历史反革命二罪被立即抓铺，之后遣送到了遥远的新疆。

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先葳只有两三岁，他听母亲说，父亲临走前还抱了抱他。父亲是双料反革命，这一走完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一家人还能不能再次团聚？告别也就是生离死别，但他们谁也不能流露出悲伤和哀恸，所有的痛苦全都压抑在了心底。还不懂事的先葳对父亲，对家里凄凉和惨痛情景完全没什么印象。他从那时起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父亲从此杳无音信。直到1960年代先葳的大哥大学毕业分配到新疆工作，他按打听来的地址去找父亲，才知道父亲在被遣送新疆的第二年，就这么孤独凄凉地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走了，尸骨无存，也没给他的妻子儿女留下只言片语或任何遗物。

先葳的母亲在丈夫被抓捕后，从前那种绫罗绸缎衣食不愁的优越生活就永远结束了。一个原本养尊处优的女人拖着五个孩子，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突然断绝了经济来源，没有任何收入，他们家的生活立即滑出了原来锦衣玉食的轨道，陷入了以往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困境之中。

民国时期，先葳母亲这样的妇女，虽然接受过新式教育，但结婚后家境尚可的，一般都在家里做全职太太。从来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因而，除了相夫教子，也没有别的生活技能，丈夫没了，她只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最下等的妇女，靠帮人洗衣服、糊纸盒等，挣一点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他们全家就跌入了赤贫的生存状态之中。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先葳在十二三岁时，就和他的二哥四哥一起，去歌乐山的小煤窑挑煤挣钱，干自己力所能及活儿，挣钱帮助母亲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一家人除了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外，政治待遇也陷入了深渊。五个弟兄姊妹中，只有大哥赶在1950年代还没有全面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考上了大学。他们家唯一的女孩子先葳的姐姐，是姊妹中最聪明、学习最用功的一个。她参加了高考，而且成绩优异，听说上了北京大学的分数线，可是她正好落在了贯彻阶级路线的疾风暴雨中。

父亲走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带不走，留下来成了永远罩在他们家庭之上的阴影，成了他们兄弟姐妹无论怎样努力也洗刷不掉的原罪。她因此没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即便是重庆师专这种最低档次的大专学校也拒她于门外。得到消息后，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吞了一瓶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才抢救过来。姐姐以下，先葳和他的二哥四哥都只上了高中或初中就再也未能升学，三弟兄一起被招到了六冶。再后来，他和他二哥（四哥此时已病故）又一起到了打通煤矿。

和李先葳结识不久，我寄居的那个工棚拆除了，里面的人除我之外都有单位，他们被安排到了其它居所。唯有我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也无人安排我迁居，那位同情我的同事当时在食堂当炊事员，我随他一起迁去了他们行政科员工的寝室。他的寝室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棚子，不过，棚子里再用篾席围出一些小小的格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空间。同事的方格子内刚好能放下两张床。

那时正值盛夏，金鸡岩地处低洼的山沟，一到夏天，热量被捂在沟里根本散发不出去，我们的油毛毡棚子被太阳一烤，更是成了蒸笼。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放一个小板凳在床前，除了到食堂打饭离开一下，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伏在床上看和写。对抗暑热的办法就是打一盆冷水，将毛巾在水里浸湿，然后湿漉漉地披在背上。毛巾很快就在体温和高热空气的夹击下烤干了，再把毛巾放进水里浸湿，循环往复……

这期间我和先葳交往日深，渐渐拥有了亲兄弟一般的情谊，坦诚相见无需设防，成了莫逆之交，至此，我发现自己在煤矿终于也有了放松愉快的时光。打通一矿那时只有一条小街在打通山上，很多矿工下班后就沿着简易公路往打通山方向散步，走到小街上进入小饭馆喝二两。我和先葳跟其他人不一样，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简易公路上散步，但不往打通山方向去，而是相反，那里通往英雄山。我们一路天南地北扯山海经，政治时局、家庭遭遇、个人经历、对未来的憧憬……等等。

那一年９月８日，下班后吃过晚饭，我和先葳一起在简易公路上边走边摆龙门阵。也不知为什么，那天我们的谈兴特别浓厚，就像喝了兴奋剂，九点多钟了还坐在山沟里一块大石头上扯咸淡。扯来扯去又扯到了自己的命运，我们感叹俩人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相近的遭遇；感叹如果国家不发生真正的变革，我们这样的人将永远被压在社会底层，少儿时代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上流社会”已经遥远成了无法追溯过往和无法企及的未来；少儿时代为自己规划的美好愿景，也都成了南柯一梦……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月和5月，党、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物、政治巨星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可是极左的那一套却愈演愈烈。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日常工作，那段时间，即使一个普通百姓，也可以从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到国家的变化，比如，自由市场的东西比以前多了；比如，学校要通过文化考试招生了（尽管因张铁生的出现而失败）；比如，工矿企业的生产比以前正规了……底层百姓私下纷纷议论，发自内心地认为邓小平的举措是对的，眼看着国家发生了一些人民期待的变化；眼看着市场的物资供应一天天丰富起来。

可是，邓小平在一夜之间又不可思议地成了右倾翻案，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中央通过“两报一刊”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此时的中国广大民众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了，他们心中异常强烈地盼望着多长些资本主义的苗出来，社会主义的草已经把人民吃怕了。但是民众不敢在公开场合说任何话，国家是万马齐喑的局面。

我们两个卑微如尘埃的区区小人物，在空寂荒芜的山沟野岭里抒发着“忧国忧民”的宏大感慨。我们感叹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也感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己命运的不济，更感叹出头日子的遥遥无期。不知不觉坐到了深夜十一点左右，才起身返回自己的简陋篾席棚子。

第二天是我的公休日（我们是倒班轮休），起床后，我按惯例把小凳子放在床边，伏在床上开始一天的“阅读和翻译”，这项“业余工作”从我请长病假到考上大学，一直没中断过。那时没有收音机，我一般不关注时事新闻，也没听到煤矿的广播，只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中午时分，先葳突然闯进来，劈头一句话石破天惊：你还不晓得呀，老人家“冰”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那一刻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昨晚在荒郊野外，我们还探讨过“伟大领袖”的健康状况，算起来，昨晚我们议论的时候，正是他弥留之际。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太诡异了……

我在同事的寝室搭个床板的日子没能持续下去，同事从食堂调往矿医务室学习，准备被培养做医生，单位安排了正式的宿舍搬走了。他一走，我在那个工棚里继续住下去就有了问题，因为宿舍属于行政科，我不是行政科的员工，也不是任何单位的员工，行政科不可能让我长久住下去。我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请”出这个棚子，但又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正发愁，那天李先葳到我这里来了，我迫于无奈告诉了他我的难处。本来我还觉得自己有些唐突，没想到先葳一听，非常爽快地说，正好，我早就想问你愿不愿意到我那里和我一起住，既然这样，你干脆搬到我那里去好了。

就这样，我搬到了先葳住的宿舍里。

先葳的寝室，虽然也是用油毛毡和篾席搭起来的棚子，却搭得比较像样，可能是一开始就准备好作为长期建筑物来搭建的。这个棚子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住着好几户拖家带口的人户和若干单身汉，一楼还开着一个简易商店。先葳的寝室在“这栋房子”一楼的侧面，正好位于他上班的锅炉房后边。房间大概有十平方米左右，和我以前住过的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空间的大棚子相比，这里相对独立，私人空间比较大，比照当时工人的住宿条件，算是高档次的住宅了。

先葳在他的屋子里用两个水泥墩加一块水泥板，搭了一张桌子，虽然只有齐膝高，但比我在大工棚里终日伏在床上看书写字强多了。我和先葳同居一室约半年左右，他被调到了风井锅炉房，单位又给了他另一间宿舍，他搬走了，这间房子就留给了我。

本来，这栋工棚楼房和其它工棚一样，也不是某个私人建的，属于煤矿的公房。但这里并不是以集体宿舍的形式存在的，住在里面的人都各自有自己的房间——虽然分隔房间的墙依然只是粗篾席。工人被分配进去以后就像拥有了私人的房屋产权，房间的主人不住了，可以凭自己的意愿转让给其他人使用，也无人会来干涉。先葳走后，房间转让给我，这间十平米的陋室又似乎成了我的私有财产，从来没有人过问和清查，我乐得悄悄藏在这里可以不与更多人交往，清清静静一直住到1977年考上大学，离开打通煤矿。

先葳和我一样只是初中毕业，但书香世家热爱阅读的传统，通过他家大哥和姐姐传给了先葳，他看过不少文学作品，理解力强，喜欢思考，对许多作家和作品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就他在文学和汉语方面的基础和潜能，要是读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能不能成为作家我不敢说，但他肯定能成为一名好的教师。

但是，由于从小生活艰难，十六七岁时就进入了建筑工人的行列，在一个比较粗野的群体里耳濡目染，形成了一些消极的人生观。他对家庭的遭遇和自己的处境，对煤矿的工作和矿工的地位满腹怨言，可他似乎没有更长远的打算和奋发努力，业余时间，更多地被耗在了打桥牌、下围棋上。到1977年考大学的机会来临时，套用一句被说俗套了的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先葳与机会擦肩而过。

1978年春，我考上大学离开煤矿时，先葳正准备结婚。临行的前一天，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为我和另一名考上大学的同事送行。那天聚会有先葳和他的二哥，那一对夫妻朋友，和老大哥周德勤。周德勤当时对李先葳说，蒋国辉他们上大学，是喜事；你马上要结婚，也是喜事。常言说，人生之喜，不外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这洞房花烛小登科，跟他们其实也差得不远嘛。周德勤大哥的话给我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彼情彼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先葳任教的子弟校

我们回到重庆，先葳在几天婚假喜庆之后，又回山沟里去了，结婚的幸福和快乐后面，紧跟着朋友们离去后的孤单和夫妻两地分居的苦恼。几年后，大约在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李先葳调回了重庆缝纫机厂。恢复高考的时候，先葳没能通过高考走出煤矿，但在煤矿他的才能得到了肯定，被调到矿子弟学校当了教师，终于结束了锅炉工生涯。1979年到1981年间，他通过自学考试完成了重庆师院中文系函授大专学业，取得文聘后，按当时的政策照顾夫妻关系调入重庆缝纫机厂宣教科，成为工人夜大学的老师，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他们家一两次，从歌乐山下的川外到沙坪坝街上，只需坐几站路的公共汽车，很方便。硕士毕业在西师工作一段时间，北碚是远郊区，去沙坪坝乘坐公交车要近一小时，去先葳家的次数就稀疏了，但我只要有机会，都会去他家里看看。后来我到黑龙江大学读博士研究生，见面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往后，我在南方工作，到乌克兰第聂伯大学任教，时常往返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帮朋友做一些事，几经辗转最后到了德国。由于工作忙碌生活动荡，没有长期的固定居所，和先葳也中断了联系。

1994年夏天，我短暂回国再次离开之前，回到重庆和先葳见了一面，那时，他已经跟别人合伙买了一台数控磨床，由他妻子管理，雇了工人，当起了小老板。他和他太太走在了改革前沿，离职做了个体兴办实业的第一批人，他们夫妻和几个兄弟姐妹联手，把企业做到了相当的规模，直到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的酒肉钱是不缺了。

那次，我在重庆来去匆匆，分手那天大雨滂沱，从先葳家出来走到街上，他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雨中我们挥手告别，心情也跟老天一样水淋淋的。先前好几位朋友，都是一别即成永远，先葳和我情同手足，谁也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俩人心里都颇有些“天地黯然泪不绝”的感觉。

2005年我通过互联网查到先葳姐夫单位的电话，几经周折找到他后来居住地的电话。十多年没有联系，先葳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隔着万水千山，依靠先进的现代通讯工具，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还意犹未尽。我定居国外，回国一趟已不是那么容易，更难有时间去重庆。不过，2006年我们终于约定并践行，一起回到了打通煤矿。

物是人非，以前知道的那些旧人几乎没有了，接待我们的是先葳在子弟校任教时的那些娃娃，其时，他们已经成了煤矿的中流砥柱，担任着高中层的各级领导职务；原先仅有一条小街的打通山，已经扩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煤矿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变，都是我们在那里工作生活的时候如梦的愿望。

唉，打通煤矿，我从来不愿意想起，却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地方。

前排左一、左三，后排左一是先葳的学生，前排右是先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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