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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刁承泰:那年领导不准我参加高考,全县剃了光头

刁承泰 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刁承泰,1949年生人,1978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1987年在西师自然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退休前为西南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那年领导不准我参加高考




作者:刁承泰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我记得我是在火车上,听见车上广播,才知道1977年要恢复高考的。当时是1977年10月,我和弟弟坐火车从宜宾返回成都。


1977年10月,我已经在四川凉山州普格县,这个偏远的山区县里,度过了近8年的光阴:先做了两年半的知青,然后又当了五年的教师,先后在山中、沟里、坡上的中学、小学里面,教过语文、数学,以及其它的一些课程。凭着自己在文革前四年中学学习的扎实基础,上这些课程的基础知识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里的天地,毕竟过于狭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年轻人的心,毕竟还是向往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所以,一听说恢复高考,心里就像一阵风刮过平静的海面,激动起来了。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改变自己当时的生存环境。


但是,在第一关——报名时,就遇到了麻烦。


当年(1977年)的高考招生简章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才能够报名参加高考。


现在来看,这个招生简章的精神,就是放宽考生的年龄限制。而在偏僻的边远山区,领导们的理解就可能是不一样的了。


本人当时已28岁,超过了25周岁,已属于“年龄被放宽”的范围;虽然是“老三届”,但只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而非“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是不能被“注意招收”的。如果当地领导死板地从文字上去理解、执行招生简章的规定,本人或将会被拒之于此次高考门外。


于是,年龄可否被放宽,能否取得考试资格,就成为高考报名的首要问题。


记得当年的高考报名期是4天,可以在公社(当时还没有恢复乡建制)报名,由公社再上报到县招办。我是第一天在公社报的名,因为预计到在高考报名问题上可能会有障碍,尽早报名,可以使各级领导和我本人有一个回旋的时间。3天过去了,就在第4天的下午,高考报名即将截止时,公社秘书通知我,县上研究决定:因为我已经超过25周岁的报考年龄,又不属于被“注意招收”的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所以,不能允许参加高考报名;但是,暂时保留我的报名资格,要我尽快提交证明本人“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材料;能否允许参加高考,要待审核提交的材料后,才能认定。


什么材料才能证明本人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普格县当知青、做教师8年,实践经验不能算是“比较丰富”么?县上的领导不知道吗?这样想是不厚道的,是讽刺我们的县领导是官僚。所以,只能认为我这8年的实践经验不能算是“比较丰富”的。至于“有专长”,一个穷教师,吃白墨(粉笔)灰灰的,还有什么被领导认为的好专长?权衡之下,可能只有在“钻研有成绩”上,作点文章了。


好在本人基于对数学的一贯兴趣,找了几本文革前的大学数学教材,对其中的微积分做了自学,对教材的习题做了演算,写满了一个作业本。于是乎,就把这本习题本交上去,由领导去判决吧。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在普格县是一个外来户,没有后台臂膀,任何事情只有靠自己努力,自己争取。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呀,我只能尽力而为了。自己尽了力,就问心无愧了!也没有对县上领导的决定,抱太大的期望。就是对于县上是否认定我的报名资格,甚至不认定我的报名资格,还是比较清醒的。这样,在遇到不如意的决定时,不至于过于悲观,过于失望。


果不其然,县上领导最终否定了我的报名资格,使我未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失去了1977年的高考,我也就失去了改革开放潮流带给我的第一次变革机遇。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普格县的民众都知道的了。1977年的高考,普格县无一人达到录取分数线,令全县老百姓大失所望——毕竟这是普格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高考啊!在知道县上领导不准许我参加高考之后,老百姓的不满之情得到提升:考不考得上,是他本人的水平问题;不允许别人考,就是你领导的问题了。你总要给人家一个机会嘛!听说有的民众还当面质问有关领导。所以,普格县的老百姓是很好的,民意是具有正义感的。


高考结果如此之差,来自上面和同级领导、同部门的压力也是有的。当时的凉山州全州9个县,只有普格县是没有一个考生上录取分数线的,居于全州倒数第一。在全州的高考总结会议上,州领导和9个县的有关领导都参加了。在这种场合,普格县出席会议的领导,自然是十分尴尬的。据说,在会议就餐时,州领导和其它几个县的有关领导坐在餐桌边,看见普格县出席会议的领导走进餐厅,一位领导便说,欢迎普格县的光头来吃饭。大家不解:出席会议的普格县领导不是光头嘛!那位领导解释道:这次高考,把他的头发剃光了!大家才明白其意,全桌哈哈大笑!


看来,来自上下的压力和舆论,是起了作用的。我在1978年再次报名参加高考,就没有再发生1977年的报名问题,顺利地报上了名。当然,这也证明普格县有关领导,加强了对改革开放的学习,在这半年里面,思想认识有了相当大的提升!


既然县领导准许本人报名,余下的事就顺理成章了:在1978年领到准考证,参加7月的考试。然后,被录取,开始大学4年的学习。抓住国家改革开放带给我的第二次变革机遇,也是普格县赐予我的第一次机遇,我的人生开始了巨大转折。这是后话了。



这就是那张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高考前的复习



1977年高考,我在报名时即被县领导拒之门外,无缘当年高考。高考后,遇见一些当年高考的败考者,听他们哀叹题目之难难于上青天。而对他们无从着手的难解考题,我则思而解之。所以,不是考题太难,而是败考者的基础太差,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太差。

1978年3月,普格县中小学的新学期开学不久,原来在耿底公社一起当知青的W,找到我。

W家在普格,是文革中普格中学毕业的。当时普格中学只是一座初中。文革中我们都在耿底公社当知青,认识。后来,知青招工,W被招入普格纸厂。厂里有不少工人,是从昭觉中学落户普格的知青中招收的,是我的同学。我经常去同学那里玩,也见到原来就认识的W。一来二往,就成为熟人朋友了。

W找我,是为他兄弟小W的事。1978年,小W即将从普格中学的高中毕业,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那时,普格中学已经升级为高初中皆有的完全中学。由于普格县在1977年高考中全军覆没,普格中学的教学质量在老百姓中的信誉降到低点。听说我在昭觉中学读书时成绩很好,1977年高考虽然被拒于考场之外,但是事实证明,是可以拿下高考题的。于是,W与家人商量后,想把小W送到我任教的耿底学校来,在我的指导下复习几个月,力争在7月的高考中,考个好成绩。

面对熟识的W家人,我只有说:能力有限,条件简陋,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3月的一天,小W背着被盖,拎了一大包书,来到耿底学校。于是,我们两人开始了同吃同住的高考复习生活。同吃,是我俩都在公社伙食团搭伙,一日两餐。同住,是我俩都住在我的寝室里。白天,小W在寝室里看书、复习;晚上,我俩睡在学校提供给我的一张双人大床上。

我知道自己学识有限,时间也不够,是无法为小W提供系统的高考复习指导的。但我的优势在于:拿到题目,能够正确分析题意,依据已知条件来选择解题思路,迅速计算,发现此路不通则立刻另走一条,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而这正是当时考生的薄弱之处。我想,如果我能够发现小W在分析题意、解题思路、做题计算等方面的问题,也许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他的复习。所以,我安排小W的复习,主要是做题,做数理化题,写作文。然后,我批改小W做的题,把发现的问题归类,适时点评、讲解,使小W能够弄懂问题的基本解题途径,初步学会分析方法,争取复习有所实效。

好在小W带了不少的题集,理科的数理化,文科的语文、政治,都有题集,还有作文题集。白天,我给学生上课,小W在家里做题。放学后,我俩在一起复习。小W在做题时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做了某一科的十来道题后,就把解答给我,让我点评。我在讲解时,先分析题意,使他正确地理解和明确题目中的已给条件,欲解决的问题和答案。而后,一步步地分析他的解题过程,予以点评,指出哪些推理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并给出理由。最后,写出我的解题步骤和答案,解释我解题思路的切入点和逻辑过程。有时,还列举出几种不同思路、不同方法的解答,讲清楚各种解答的思考途径和利弊,以及在此路不通时的灵活转身,等等。至于作文,好像主要是纠正错别字和改正病句,无法再深入讲解了。

现在已记不清小W当时准备报考文科还是理科,因为二者的考试科目有所不同的,所以,复习当然也有侧重。现在能够想得起的,就是小W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也肯动脑筋学习,领悟很快。

我们也不是每天24小时都在看书的。公社小学的生活是单调的,有时,我们也在学校操场上打打篮球,晚上去荞窝农场看坝坝电影。周末,小W回家,换洗衣服,改善一下伙食;我去普格县城逛逛。

我在1977年高考报名时,被拒于考场之外。1978年再次报名,终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高考准考证。我的复习,就有了巨大的动力了。上课之余,我在指导小W复习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高考复习。

经过三个多月的复习,我和小W都参加了7月下旬的高考。8月,高考成绩出笼,我俩考得都不错。以后,我去了重庆的一所师范学院读书,小W被一所卫生学校录取,学医。

8年后的1986年,我为撰写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到凉山做野外考查,路过普格,受到小W一家的热情接待。得知小W早已从卫生学校毕业,在县医院工作好几年了。

又过了十多年,在2004年,我回西昌,W兄弟俩来看我。知道小W已调到西昌一所医院工作,成为那所医院的业务骨干了。

觉得,三十多年前的那次为期三个月的考前复习,我们是努了力的,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高考成绩通知单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时间考试的。我报考的是理科,从准考证上得知,1978年的高考日期是7月20-22日。我报考的是理科,第一天考政治、物理,第二天考数学、化学,第三天考语文、外语。

7月中旬,我任教的普格县耿底乡中心小学已经放了暑假。我拿着来之不易的1978年高考准考证,到了县城,借住在W同学寝室里。在普格县另一个偏远山区村小教书的好友Q同学,也来县城相聚。

按照规定,在考试的前一天,去看了考场。普格县的高考考场,就设在县城边的附城中心校里,将学校的几间教室打扫了一下,每张课桌都贴上了准考证的编号,各教室门口还写明了在本教室参加考试的准考证编号起始。考务准备是认真、严谨的。

1978年参加普格县高考的考生,大多是普格县中学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由于前一年普格县高考失败,压力很大,显得紧张。

作为非普格县毕业的考生的我,却是心情轻松,毫无压力。记得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县电影队放映文革前的老电影《红楼梦》。Q同学问我去看否?我答曰:当然要去看。于是,在高考的前夕,没有去临时抱佛脚,而是去电影队坝坝里,看了一场越剧电影。

如此放松,本人是有底气的:一是文革前,我已经读了小学、初中、高一。读书十年,历经数百场考试,战果累累,从来都没有虚过(胆怯的意思)。认为自己已经身经百战,具有“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不考不好耍”的坚强应试心态。二是,我当时任教的学校,有一位教数学的青年老师去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高考回校后,谈到数学考题极难,特别是几何题,连解题的门都摸不到。当时我们几个老师就在学校操场上讨论,我要他把题和图就地绘出。然后,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当场就在操坝地上,用粉笔把那道题一步步地解出了。那位老师能记得的其它考题,一说出来,就立刻解之。我觉得不是高考考题特别难的问题,而是考生的水平问题;而本人对于自己的水平,还是有所认识和自信的。所以,我应试时没有压力,心态好。

高考三天,每天是吃了早饭,从县城北步行至县城南的考场,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参加上午的考试。上午考完回来,和朋友们吹吹考题和考场见闻,午饭后再漫步去考场,参加下午的考试。晚上,有电影就看电影,没有电影就和朋友们摆龙门阵。

考试三天,很快就过去了。考完了,我也就把考试的事丢到一边,与几位朋友到外地去玩了一阵,然后回到普格县。

高考成绩是普格县招生办公室的L私下透露给我的。我记得,8月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县城街上,遇见L。他很神秘地把我叫到一边,小声地对我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你知不知道?”当时,高考分数尚未公布,是保密的。他当然晓得我不知道,所以马上又接着说:“你考了365分,全县第一。”他是招办主任,高考分数是先下达到招办,再通知每个考生的。他的消息,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了。

大概第二天,可能是成绩通知单上落的8月23日这个日子,就通知考生去领取高考成绩单了。记得当时县招办设在县招待所,我是到县招待所里面去领取的这张高考成绩通知单。

1978年的高考,理科考了六门课:政治、物理、数学、化学、语文、外语。外语得分单列,不计入总分。我记得数学有加试题,加分好像是20分。这样,除去外语的5门考试课程,有4门的满分是100分,数学的满分是120分,5门课的考试满分应该是520分。

看了成绩通知单,知道了本人1978年的高考成绩。总的来看,考了6科,5科总分365分(不计入外语成绩),平均单科73分。类比1977年的高考总分和录取分数线,这个成绩应该超出了当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

1978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试题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分数是按照全国评分标准来评判的,而录取分数线则有地区差别。比如,四川省的录取分数线与周边省区是不同的,凉山州的录取分数线也与四川省的其它地市有差别。

据我的记忆,1978年高考,普格县大概有五六位考生的分数上了录取分数线。加上其它的照顾名额和安慰分数,最后上了大学的考生人数要略多一些,但被录取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位数。这个结果,比起1977年高考无一人上录取分数线,靠上级照顾才有两三位读大学,要好到哪里去了。

这里,只对本人当年的高考成绩,依据高考成绩通知单上记载的分数,做点回忆。


我记得那年的物理、数学试题,大约有20-30%是要用上高二、高三学习的东西。就我们这些只学到高中一年级的高68级学生来说,每科丢20-30分,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就单科平均73分的考分来说,应该说考得基本可以,得到的考分是正常的。但是就每科成绩来说,分数差别很大:

首先,政治考了71分,属于我对得起它,它更对得起我。说实话,我对于政治,一向是不关心的。这次高考,为了凑分,不能丢掉,只有死记硬背地应付了。我对得起它,它更对得起我,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并没有付出值得71分的努力,而它给了我71分,是对得起我了。

数学得了70分,没有发挥自己的水平。那年的总分是120,正分100,加上加分20。对于数学题,我一向认为,我只要动手做了一道题,就应该是做对了一道题;没有动手做的题,就是不会做的题,自然也不能动笔。所以,实际上我是做了70分的题,就只能得70分。没有做的30分试题,有一道解析几何的题,20分,没有学过,不能做,看了一下,便放弃了。但是,做漏了一道题。做漏的那道题,是我自学过的内容,好像是三角函数方面的,应该能够做出来的。但是那道题是一道大题里面的第2个小题,第1个小题我做了,就认为整道大题都做完了。然后,把剩下的时间,用于去想最后一道最恼火的附加题。结果附加题确实没有学过,不能做出来。在临到交卷做最后检查时,才发现漏看了一道题,能够做,但是时间已经没有了。那道大题20分,两小题各10分。10分就丢了。估计数学可以多考10分的,总分应该是80分。

物理得了57分,没有及格,是唯一没有及格的科目,深为遗憾。回想起来,主要是因为物理试题内容,大约有20-30%是要用上高二、高三的东西,而且涉及物理实验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而我们既没有上过高二、高三,限于条件,学校所开设的物理实验演示也少,自己动手做过的物理实验就更少了。所以,尽管考试结果是没有及格,自己认为还是尽力了。

语文得了75分,算是较为正常的发挥,据说当年语文的最好成绩才80多一点。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作文题是缩写题,是把一个材料给你,要考生缩写为少于800字的短文。当时在考场上,我简直是出乎意料的高兴,觉得真是撞到枪口上了。因为我相当讨厌命题作文,认为命题作文束缚思路,难于写实而有利编造。当然,相信临场现编,本人还是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命题作文来的,但毕竟还是要赶时间,凑字数,麻烦费力,不如缩写省事。然而,据说当时不少考生连缩写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考场上就被麻倒了一大片。

化学考得好,得了92分,是令我惊异的高分。其实,化学题我并没有全部做完,大概有一两个小题,确实是看不懂,所以无法做的。得高分的主要原因,是考试的内容基本上是高一以前的,包括理论题、计算题、实验题等,首先是我能够看得懂,其次是能够做。对我来说,能够动笔做的题,就应该能够做出来,自信做题的正确率在95%以上。所以,尽管有一两个小题没有做,也就没有成绩,但是做了的题,基本上都对了。

最后说说外语。我在中学学了4年俄语,但是看的俄语读物太少,经过10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记得在当知青时,我还把一本毛主席语录的俄文本,带到农村。但是没有词典,是无法阅读的。俄语得了26分,主要是还记得一些固定的词语搭配,写作基本上是没有得分的。得了26分,我也满足了,自以为对得起中学的俄语老师了,毕竟当了3年的中学俄语课代表,还没有把他老先生教的东西全部丢掉!感慨的是,1978年读大学以后,是学的英语,很困难地从ABC学起走,毕竟当年已经29岁,属于学外语的高龄了。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学。结果,英语用了30多年了。现在是英语好于俄语。可能是英语只有26个字母,比俄语的33个字母要好学些吧!哈哈!这是后话。
    
高考的结果,对我这个在偏远山区,蹉跎了8年青春的贫困青年来说,最主要的是考试分数上了录取线。从此,走出大山的大门,已经为我打开。尽管以后还有反复,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毕竟是挡不住的,春风总会吹进来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机遇总会有的,“面包总会有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高考志愿的填报


直到最近,还有中学的老同学问我:你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时,为什么报了地理专业?

老同学发问的意思是:当年在中学读书时,你的数理化成绩是全班最好的。以此推理,你的高考志愿应该填报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专业,而不是去报个不伦不类的地理!

确实,在中学开设的课程里面,地理显得有点特殊:说它是理科吧,高考的理科考生又不考地理,而文科考生则必考。说它是文科吧,高校的地理专业又在不考地理的理科考生里面招生录取。所以,在中学师生看来,地理课高考的考试科目与高校的录取专业是矛盾的。所以,地理课在中学被认为是二流课程,不如语文、数学那样受到重视。就是在高校,地理学的地位也是这样。比如,我所在的大学,地理学每年都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学校一直将地理学院纳入自然科学类学院管理,学校社科联也不管地理学的。

啊啊,话扯得远了。打住打住!

其实,当年填报地理专业志愿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8年高考,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分出先后录取的一本、二本院校,分类填报志愿。而是每位考生都可报10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中,又可以填报两个专业志愿。

如此看来,考生的选择余地可谓大也!

其实不然。在志愿的填报上,尚有其它规定。如1978年高考招生简章就规定,考生是现任教师的,就只能报考师范院校。

而本人,因为当时已经教了五年多的书,是现任教师,按照招生简章的规定,就只能报考师范院校了。

但是,我当了五年多的教师,并非是我喜欢教书这个行业。在高考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当教师的。只是命运在把我捞出农门的同时,又把我丟入我未曾料想从事的教书行业。我没有办法改变命运而已。

然而,“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就是由于相信自己入错了行,所以,在五年多的从教生涯里,我是多次设想并试图过改行的,只是都未能成功而已!

现在,可以自己填报志愿了,觉得是老天给了自己一个改变谋生行当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当然,表达自己的意愿,也有很大风险的:不按规定填报志愿,就可能会被认为是违规,从而就可能被一撸到底,彻底失去高考带来的改变机遇!

权衡利弊,我的志愿是这样填报的: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我喜爱的一所工科院校,两个专业也是我喜欢的土木工程和建筑。最后一个,填报的是一所师范院校,第一专业志愿是地理,第二专业志愿记不清了。中间的8个院校志愿,都是非师范院校;专业志愿中,填报的都是理工专业,没有填报地理专业。

当时想的是:录取的重点是第一志愿,第一志愿的院校和专业都是自己喜欢的,是最佳志愿。如果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中间的院校志愿,只要被录取一个,就可以脱离教书行业;这也是能够接受的。最后一个志愿,只是象征性的填报,表明我没有刻意地去违反有关规定,作为一个现任教师,还是报考了师范院校的,而已!至于地理专业志愿,当时我对于地理专业没有一点理解,完全是当时随机想起、填报的。因为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志愿,觉得反正是读师范院校了,专业就无关紧要了。

这样剑走偏锋的结果是:我被最后一个院校志愿,即师范院校所录取,录取到该校的第一个专业志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录取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先按照考试分数,高低分归类。然后,从高分开始录取。但是,考生是现任教师的,考分再高,非师范院校是不能录取的,只能将其材料取出,送至考生填报的第一所师范院校志愿,等待该校视情况做出录取与否的决定。

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部就班地将我的志愿一个院校一个院校地送,被9个非师范院校送进、推出后,到了最后的师范院校时,该校录取的名额可能早就满员了!

那样,本人就失去了命运转折的机遇!以后的一切一切,都无从谈起啊!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

但是,也佩服自己当时的勇气,以及设置最后一个师范志愿的“事后诸葛亮”策略!

对我而言,1977年和1978年这两次高考还是有所不同的:1978年的高考,填报志愿时加了一条规定:参加考试时是教师的,只能填报师范院校。这一条规定,是1977年高考没有的。虽然我在填报志愿时没有理睬这条规定,在允许填报的10个志愿中,前9个都是非师范院校,只有最后一个是填报的师范学院。但不幸最后一个志愿被命运选中。记得当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一所建筑工程学院,如果1977年允许我参加高考,很有可能会被录取的(说实话,1977年的四川省高考试题,比1978年的全国试题简单)。也许,中国可能会多了一个工程师,少了一个教授。当然,对我来说,又是无法预测的另一番人生旅途了!

当然,进校以后,这些往事都成了过眼烟云,抛之脑后。重要的是:努力学习,充实自己!

高考的录取



三十八年前的高考,回忆到这里,似乎应该出现一张三十八年前的录取通知书,才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回忆。

曾想找到学校当年邮寄给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也曾努力地翻箱倒柜找过,但无果。后来想起,多半是在入学报到时,按照规定交还给学校了。

这里只能晒一晒邮寄录取通知的信封和与高考录取通知一起收到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通知了。


1978年10月,我在凉山州普格县收到西南师范学院邮寄给我的挂号信封,里面装着西南师范学院1978年高考的录取通知和新生入学注意事项通知。

首先,信封上的收信人地址,表明本人当时在凉山州普格县耿底小学教书。

其次,把收信人称为“同学”,猜想学校已经将本人作为学生,或者准学生对待了。

第三,寄信单位是统一铅印的“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当时的权力机构,而西南师范学院,已经在1985年成为西南师范大学,又于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成为西南大学了。三十八年来,学校的变化也不小啊!

第四,信封左上角的挂号签是发自绵阳的,表明那年的四川省高考录取场地在绵阳。那时川渝尚未分家,是四川省统一阅卷和录取的。

入学注意事项的落款日期是1978年10月16日。以此估计,本人收到信件的时间大致是1978年10月20号左右。

记得本人任教的耿底小学,早在9月就开始了新学期的教学。由于本人的高考分数,学校认为我是必被录取的,所以没有安排本人的教学任务。但是,考虑到在等待录取通知的期间,我的无所事事,所以,也给我安排了临时的教学工作。鉴于本人在学校操场当场解答1977年高考数学试题的表现,就安排我临时上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课(耿底小学有初中班,是所谓的“带帽”小学)。学校领导说,录取通知一收到,就会让我去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的。


入学注意事项共列出了9条,要留意办理的是其中的8、7、4条。

第8条是到校报到的时间,要求10月28~31日到校报到,说11月1日就开学上课。考虑到第二年,即1979年的1月28日,就是春节的大年初一,那时肯定已经放了寒假。所以,我的大学第一学期不到三个月,比较短。

第7条是需要交三张一寸单人照片。这是要到像馆去加印的。报到时才知道,这三张照片是用来贴在学籍袋、学生证等证件上的。

第4条特别提到:要带上户口、粮、油及副食品关系。户口关系,大家都知道的,需要到公安局办理。而粮、油及副食品关系,则十分重要。当时是统购统销时代,粮、油及副食品是凭票供应的,有钱无票只能去黑市购买,价格贵得多不说,还要偷偷摸摸地,因为是违背政策的啊!粮票、油票由粮食局按人头和相应的定额每月发放,各种副食品票是由商业局和副食品公司发放的。所以,粮、油及副食品关系,要到粮食局、商业局和副食品公司去办理。所谓的副食品关系,主要是当时发放的各种号票,一般是一年一大张,上面印的号票从1号到几十百把号;在上年末发放,然后每月公布当月使用的号票用途,如购买肉、糖、烟、酒,乃至日常用品如肥皂等,均需有了号票,才能购买。一般每月要公布十来张号票,才够用的。我在外地,曾经看见过某月公布的号票使用通知,上面写出了当月使用的20来张号票用途,最厉害的号票用途是:购买半斤凉粉!

粮票、油票是按月发放的,而副食品票是按年发放的,一年一大张,上面印有上百号的小票,是要使用一年的。如果在一年中离开该地,必须交还在当月使用后剩余的号票,才能出具副食品关系的转出证明;并在转出证明上,按照交还的剩余号票,注明转出月份。转入地要按照转出月份,来供应肉、糖、烟、酒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如果转出月未与入学月衔接,就有可能造成副食品供应的空缺,甚至有可能出现无肉可吃的一段时间。那事情就严重了!这确实是应该注意的啊!

现在再看这些旧物,感触颇深的是:毕竟距今已经有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的变化确实是很大的啊!当年要跑几个部门去办的粮、油及副食品关系,现在已经不需要办理了。而信封左下角的单位电话号码只有5位数,现在已经是8位数了!作为收信人的我,已经完成了从“同学”到退休教师的转变了!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在退休之后,这些往事又沉渣浮起,成为了这些文字。

诗云:
边远山人,孤陋寡闻,
数年岁月,讲台耕耘。
高考恢复,意欲一搏,
官方不允,奈何奈何!
七八再报,考分上线,
接到通知,还是师范!
当年年轻,尚有激情,
虽不如意,仍然起程。
离山别宴,众友举杯,
忆昔瞻远,情催我醉!
山溪百折,瀑跌滩波,
志在山外,进出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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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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