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文化多样性和创新型创业
编者按
本研究调查了地区文化多样性与早期创业者创新取向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按原籍地（欧盟内部和外部）和教育水平分解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从而考虑调节因素。结合全球创业观察的调查数据与基于人口的文化多样性指标相结合，研究者对140个欧洲地区进行了多层次分析。结果表明，在文化更多元化地区的创业者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导向。
文化多样性与创新型创业
文献来源：Prenzel, P., Bosma, N., Schutjens, V. et 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 Econ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1187-024-00888-1
1. 引言
文化多样性意味着当地存在不同的经验、行为、市场、知识和技能，这可能导致新思想的出现。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由于多样化的人口促进了新发现，以不同的方式评估机遇或对机遇采取不同的行动，或者是由于多样化的地区为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关于文化多样性潜力的经验证据已经研究了对专利和企业内部创新引进等创新措施的影响，以及对创业精神的影响。
然而，尽管新公司的形成有时可被理解为创新本身的一个指标，但并非所有创业本身都具有创新性。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探讨文化多样性如何促进创业，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业，特别是涉及新组合的创业（创新型创业）与复制现有商业模式（复制型创业）的创业。创新型创业与复制型创业在性质和经济效应上有很大不同：创新型创业基于熊彼特的观点，即创业者作为创新者，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商业化；而复制型创业的特点是采用现有的商业理念，从而起到建立和传播这些理念的作用。如果文化多样性能促进创新，那么与复制型创业相比，我们预计文化多样性将是创新型创业更重要的条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文化多样性与创新型创业和复制型创业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首要贡献是从概念上区分创新型创业和复制型创业。其次，研究者对 24 个欧洲国家跨地区的多样性和创业精神进行了调查，同时也考虑了个人层面的特征，从而为现有的实证文献做出了贡献。第三，文化多样性交叉并包含不同的维度，因而使其成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具有挑战性的概念，研究者通过探讨人力资本可用性和认知接近性等干预因素的作用，推进了有关多元化对创业创新影响的文献。
2. 假设
多样性的创新利用可能存在限制因素，这意味着超过一定程度后，过多的多样性可能会成为一种障碍。将最佳认知距离的概念（Nooteboom等，2007）应用到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中，就会发现一种非线性关系：人们认为创新会随着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直至达到一个（最佳）点时，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加会开始降低创新效应（即反 U）。由于理论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对这一关系的形态模棱两可，研究者提出了两个备选假设 H1a 和 H1b：
H1a：地区文化多样性与创业者创新取向的可能性呈正相关。
H1b：文化多样性与创业者创新取向之间的关系随着多样性的增加而非线性变化，呈反 U 型。
然而，虽然 H1a 和 H1b 指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数量范围，但文化背景的（不）相似性可能存在差异。来自相对更 "遥远 "的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可能蕴含着更多新组合的潜力，但也可能更难转化为创新，甚至可能阻碍创新。从经验上讲，这里只能研究认知距离的净影响；作者仍然提出了两个假设，以说明新颖性与交流便利性之间理论权衡的极端情况：
H2a：当外国出生人口的文化背景较疏远时，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导向的可能性影响更大。
H2b：当外国出生人口的文化背景较疏远时，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导向的影响较弱。
另一个相关的维度是人力资本禀赋。一方面，与创业的知识溢出理论有关，如果外国出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本身可能会刺激创新行动。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出生人口可能能够更容易地弥合文化差异，从而促进其他人（例如作为商业伙伴或雇员）转移和吸收创新型创业企业。这导致假设：
H3a：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取向可能性的影响受到外国出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正向调节。
人力资本，即经验或教育水平，可以使创业者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刺激，采取行动或创造商业机会。因此，理解和应用多样性的新内容可能需要在个人层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吸收能力，即识别、创造和追求由多样性引发的商业机会的能力。多样性的创新效果可能在个体创业者中分布不均，那些具有必要吸收能力的人比那些缺乏某些技能的人更能激发创新商业模式。由此研究者将吸收能力与教育程度和假设相结合并得出：
H3b：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取向可能性的影响受到创业者教育程度的正向调节。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
创业数据来自全球创业监测（GEM），这是一项关于创业活动和创业观念的成年人口的代表性年度调查。为了区分以创新为导向和以复制为导向的早期创业者，研究者使用了创业板数据集中的两个问题：将认为他们的商品或服务至少对某些客户不熟悉，并且期望很少或没有竞争对手（而不是许多竞争对手）的早期创业者归类为创新型创业者。否则，受访者被归类为复制型创业者。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研究者衡量的是自我报告的创新取向，因此无法区分个人是否真的更倾向于创新，或者他们是否可能在自我认知上有所不同，正如调查中所表达的那样。除了创业活动和商业导向外，创业板数据集还涵盖了一般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和家庭收入，以及更普遍地描述对创业态度的指标。
3.1.1 自变量
在分析中，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区域特征对个别受访者业务取向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欧洲次国家区域来考虑他们的地理位置。由于依赖欧盟统计局报告的统计数据，这些地区对应于欧洲 NUTS（领土统计统称法）地区的标准化行政边界。鉴于全球教育监测的数据限制和有限的区域样本量，研究使用尽可能小的地理单位：一些国家为NUTS 2区域，其他国家为NUTS 1区域。汇总2002年至2014年的GEM调查，并排除有缺失值的观测值，研究者掌握了来自140个地区和24个欧洲国家的24,085人的信息。其中，6842人（28.41%）为创新型创业者，其余17243人（71.59%）为复制型创业者。
3.1.2 因变量
每个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这一衡量标准不能充分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深度，但它确实允许将文化异质人口塑造的地区与更同质的人口区分开来，因此研究者在这里使用它的方式。欧洲人口普查数据还记录了按教育水平划分的外国出生人口，以及移民是否出生在欧盟内部或外部的另一个国家。研究者用前者的区别来检验我们对人力资本的假设，用后者来检验认知距离的粗略代表。
分数化指数捕捉两个随机选择的个体在其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的概率，通常根据出生国或种族变量的全方位进行计算。
在这里，研究者实施了一个简化版本，仅考虑“本地人口”、“出生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和“出生在非欧盟国家”三组中每个地区的份额 （si）。通常，F 随着不同种群的数量及其规模而增加。然而，由于所有地区的群体数量都为三个，因此 F 的唯一变化是由于本地、外国-欧盟和外国-非欧盟人口的比例相对大小不同。
由于分数化指数往往会超过大型群体，研究者还计算了泰尔熵指数：
为了获得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指数，研究者通过除以 ln（K=3） 对 Ti 进行归一化。当所有三个份额相等时，泰尔指数最大化，即 1/3 的人口是本地出生的，1/3 来自另一个欧盟国家，最后 1/3 出生在非欧盟国家。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们对多样性的测量，并使用更全面的数据对我们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查，研究还从其他实证应用中获得了替代的多样性测量。
3.2 方法
如果受访者是以创新为导向的早期创业者，则为1，否则为0。研究者指定了一种逻辑回归，该回归根据创业者及其环境的不同特征对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复制取向进行建模。根据区域和国家特征对个人进行建模需要考虑到数据中存在一种等级结构，其中个人被聚类到区域，而区域又被聚类到国家。为了解决这种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研究者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实施了随机截距的多层次分析。因此，分析包括三个层次：个人（第1级）、国家以下区域（第2级）和国家（第3级）。
在逻辑回归中，研究者使用通过概率定义的对数赔率，即区域 j 和国家 k 的给定创业者 i 表现出创新而不是复制取向。该概率的解释因素是指由回归系数 훽1 表示的创业者特征（级别 1）、由系数捕获的区域特征（级别 2）和国家特征（级别 3 ）的向量。通过包括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随机截距，该模型包括个人层面 （eijk） 以及区域层面 （ujk） 和国家层面 （vk） 的残差。除了承认数据的层次结构外，多层次模型还允许估计由各个层次解释的因变量的变异量。由于这些原因，多层次估计是一种广泛实施的方法，可以同时对创业的个人和情境因素进行建模）。
除了主要变量，即文化多样性的不同操作化之外，研究者还包括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控制变量，这些方面可能会影响个人、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创新型创业。在个人层面，研究者使用GEM数据来控制人口统计数据（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和工作状况。在区域层面，研究者考虑了2010年区域经济（人均GDP、失业率、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创新条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研发支出、专利）以及人口环境（人口密度、18-34岁人口比例）的特征。
在测试了基线假设 H1a 之后，研究者通过包含平方项来测试多样性的潜在非线性影响。为了研究H3b，研究者引入了多样性与高个人教育程度（大专或以上）之间的跨层次交互，以测试受过高等教育的早期创业者在发现来自文化多样性地区的新机会方面是否具有优势，从而产生以创新为导向的新业务。作为进一步的扩展和稳健性检查，研究者还尝试了文化多样性的不同替代指标，并实施了多项式多层次回归。
4.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结果
Figure 1 显示了早期创业的地理分布以及欧洲地区创新导向的比例，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早期创业盛行率存在明显的地理差异，特别是在东欧，TEA率较高。
虽然创新导向在地理上也有所不同，但这种模式与创业的总体流行程度不同：早期创业者比例相对较高的地区不一定有更多的创新创业。事实上，这两个份额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皮尔逊相关系数r = 0.0022），这表明创新取向代表了创业的一个质的不同维度，而不是简单地反映其数量程度（Figure 2）。
文化多样性也表现出明显的地理格局（Figure 3）总体而言，首都和经济核心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明显较高。
4.2 基线结果
基线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零模型（第1栏）以及所有其他模型都表明了国家一级变异的相关性，超过了区域一级的其余变异。类内相关性计算显示，仅国家层面就解释了总变异的2.31%，而考虑聚集在国家中的区域解释了2.44%。虽然这些值相对较小，但它们与TEA的类似研究结果一致（实际上略大于）。然而，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这促使研究者决定在控制地方区域特征的同时考虑三级多层次的规范。
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模型2）显著为正，表明外国人口比例较高地区的早期创业者更有可能报告创新导向。该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AME）为0.31：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平均增加10个百分点，与早期创业者创新导向概率增加3.1个百分点有关。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影响规模，但它不容忽视——特别是考虑到欧洲境内外国出生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以及近年来移民规模的扩大。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第2节中讨论的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创业的理论价值一致，并支持H1a。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而人口异质性与企业家追求创新商业模式的倾向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文化多样性，控制变量还为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相对普遍性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个体层面的变量很大程度上与文献中得出的期望值相一致。早期创业者从事创新行为而不是复制行为的可能性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此外，学生、退休人员或一般不工作的创业者也更有可能表现出创新导向。
4.3 按出身和教育程度考虑文化多样性
为了研究假设 2 和 3，表 2 显示了按原籍国组（欧盟与非欧盟外国出生人口）以及外国人口的技能水平（高教育程度与低教育程度）划分的分解和交互模型。将外国出生人口的总体比例分解为在其他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出生的人口时（第2栏），这两个指标都明显为正，尽管欧盟外国出生人口比例的影响规模略大且更显著（p值0.004，p值0.045）。因此，即使控制了欧盟出生的外国人口的比例，非欧盟出生人口的更大比例仍然与特定地区（反之亦然）创业者高创新倾向有关。可以说，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型创业可能性的明显有益影响仅仅是由于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水平（即教育、技能或专门知识），而不是其固有的多样性。
研究者发现，外国出生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总人口比例显著为正。因此，在国外出生并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创业者似乎特别有可能从事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相比之下，外国出生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不是负面的。
4.4 替代多样性测量和稳健性检查
表3列出了文化多样性替代操作的估计结果，并表明多样性的替代指标产生了可比的结果。分化和泰尔指数（第1列和第3列）都表明，在总人口更多样化的地区（即三个群体（本地人、欧盟出生、非欧盟出生）的规模相对相等），创业者更有可能以创新为导向。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创新对异质性人群的影响可能会减弱的观点（假设H1b）。这些模型表明，随着地区变得更加多样化，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效果甚至可能增加，而不是假设的负平方项。即文化多样性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可能不是U型，而是J型。
多项式多层次模型的结果与基线结果一起出现在表 4 的第 2 列和第 3 列中，这两列都代表了相对于基本类别（非 TEA，即未从事早期创业的个人）的结果。与非创业者相比，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与复制型创业的更高或更低概率无关。然而，随着该地区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个人成为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者而不是根本不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显着增加。这一变量仅对以创新为导向的创业有意义，而对以复制为导向的创业则不重要，这一事实支持了研究者的结论，并进一步证明了区域文化多样性与创新型创业之间存在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
5. 讨论和结论
研究表明欧洲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对创新型企业家的创新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发现，地区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家展现创新倾向的概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无论是以外国出生人口比例还是其他多样性指标来衡量。这些结果支持了从熊彼特-雅各布斯创业理论中发展出的理论期望，即地区多样性刺激创新。
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是来自文化相似还是不同背景的外国人口，地区的多样性都有助于创新型创业者的发展，这表明多样性总体上有利于创新型创业活动。这些结果为文化多样性对创业的创新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并为移民的经济潜力提供了论据，支持了多样性在促进创业和创新方面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建立在以往关于多样性促进创业和创新的文献基础上，还通过将区域和个体特征与欧洲24个国家的140个地区的创新型与复制型企业行为联系起来的实证方法提供了新的测试和见解。
因此，促进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可以成为刺激创新型创业的有效投资，为未来的生产力和社会生活质量带来改善。这些结果为政策支持文化多样性和移民，从而受益于多样化地区人口的创新增强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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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尚天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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