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慈善捐赠是中国的37.5倍，中美慈善到底是差异大还是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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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公益、慈善事业也在迅速发展，但相比于美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多年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就中美两国慈善规模、捐赠领域、慈善制度、慈善税收、公众筹款、历史传统、宗教因素、价值观念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洞察和分析，尤其在一些地方，指出了中国落后于美国的原因。
尽管中美两国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唯有正视和承认差距，才能更好培养慈善发展的土壤和创造慈善发展的环境，从而厚积薄发，实现弯道超车。
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非营利机构或者慈善机构专职工作，受教育和有限的研究也涉及两个国家以及诸多领域或议题，包括公民社会发展、减贫、农村教育、灾害管理、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发展、气候变化、社会性别等，所以非常愿意就“慈善”这一话题和大家分享，期待各位和全社会更多的参与和支持。
标题中，“慈善”这个词我做一下特别的说明。和许多其他概念一样，“慈善”这个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制度、文化中也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所以现实中混乱不少，有时还成为辩论的主题。我从一个慈善从业者、希望积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选取了“大”慈善的概念，即私人资源，亦即个人及家族和企业自发地用于服务公共利益。这也是英文词philanthropy的原意。
所谓“大”，就是它既包括救灾救济类的传统慈善，也包括环境、健康、教育、社群发展、艺术、权利维护、冲突解决等等诸多方面。在中国，现在流行的称谓是“公益”，但是我认为“公益”也包括如一些政府提供的福利，所以为明确指向“私人资源”，并与世界上大多国家一致，我仍然用“慈善”。这样，中美“比较”也有一定的基准。
中美慈善规模
时间有限，我主要选取几个经济指标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慈善规模。
如表中所示，2018年中国的捐赠总额约754.2亿元，美国是4277.1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7.5倍，两国该值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美国2.1%、中国0.08%，美国是中国的25.5倍。大家知道，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47倍。由此看来，两国慈善捐赠体量上的差异是悬殊的。
那么体现慈善文化的另一端——个人的捐赠情况呢？表中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捐赠54元，而美国同一数字是1308美元，折合人民币8655元，即相当于中国的160倍。
第二个经济指标是民间社会体量，其中社会组织数量在中国是82万家，美国相当类别组织数量是200万家。这两个数字差距不像前面所述捐赠额数据那么大，但是平均到每千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中国是0.6个，美国是6个。
两国捐赠总额相差36倍多，每千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相差9倍，这两个数字在一起比较说明，中国的社会组织获得捐赠数量比较少，事实上中国社会组织资源获得是相当薄弱。
中国和美国慈善捐赠的（对象）领域，按照所占捐赠总额的百分比，各自前五项是：中国：教育、扶贫与社会发展、医疗、救灾减灾和人类服务。美国：宗教、教育、人类服务（human services，基本的人道主义和社会服务）、基金会和医疗健康。其中美国给予这五个领域的捐赠历年排序一致，十分稳定。
中国会有比较大的变动。比如，大灾之年，如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救灾减灾受赠金额急剧上升，可以排到第一、第二。再比如，非大灾年份，教育一般排列第一，然而最近几年，扶贫领域获得捐赠占当年总捐赠额比例逐年上升，2018年还超越教育，跃升第一。
一边稳定另一边变动较大，应该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和美国总捐赠规模差异大，规模小，也就是分母小，所以占比容易波动。第二，我认为，中国的捐赠还是明显受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比如扶贫。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各位可能每年除了自己选择的捐赠行为，还有一部分是被单位、团队动员而“交”的所谓“捐赠”。过了2020年扶贫决胜年以后，看趋势应该会有变化。
中美慈善捐赠领域
我对两国各领域获得捐赠占总捐赠额比例排序进行进一步具体分析之前，必须说明，两国对领域概念有一些差异界定，如“扶贫与社会发展”在美国会被分解到其他不同领域，美国捐赠领域中没有“扶贫”一项。现在我选四个最有特色的领域分析如下：
第一，宗教。捐赠给宗教的数额占比在美国历年来高居首位，“雷打不动”。这个比例一直在30%左右，去年是第一次降到30以下，即29%。在中国该项统计中，“宗教”没有出现在“领域”中；但是有时有统计表明，总捐赠额的多少，比如2013年的0.1%投向了宗教场所，最近几年很少有这个数字的披露了。虽然在两个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宗教领域所受捐赠额都较其他领域难以得到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中美两国宗教信仰文化和习惯的不同显然是造成捐赠宗教领域规模差异巨大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基金会。这一点是统计分类方法不同所致。在中国，“基金会”不是作为一个“领域”，而是作为一种组织类型呈现的，所以在捐赠领域排列中没有出现，尽管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捐赠是流向基金会的。深究分类方法不同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是“基金会”的概念在两个国家不同。在美国，基金会不包括相当于中国“公募基金会”这部分，这部分相当于美国的“公共慈善机构”，属于非营利组织或者免税慈善机构。因此，美国“基金会”领域所受捐赠是指来自私人（往往是“大户”健在时或者遗嘱捐赠）的、用于成立或者壮大基金会的捐赠。换言之，这笔钱是当年和以后慢慢花的，可能用于任何其他的“领域”。
第三，海外。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用于美国以外的慈善捐赠一直占比算比较高的，捐赠者既有个人，也有基金会和企业。9·11之后由于“爱国者法案”，美国对外捐赠有一些减少。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海外捐赠随着总体捐赠水平的下降也有所减少。但是2012年的统计表明，其国际捐赠还是占了总捐赠额的6%，其中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的贡献不小。川普当选总统后的税收、外交等政策，使美国海外捐赠进一步有缩小的理由，不过，2018年美国对海外的捐赠比前一年增长9.8%，达到了总额的5%。我个人分析，美国慈善捐赠之所以一直比例较高（比环保领域的3%相比，尤其显高），有几个原因：宗教信仰、国际人道主义情怀、同情弱势群体、侨民捐赠，以及不排除和政治外交“对着干”的心理。事实上，去年美国海外捐赠主要集中在各个国家的难民危机上，包括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危机、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叙利亚危机。
相比起来，中国对海外捐赠还处于萌芽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长时间是国际援助的“受援国”，也是国际慈善的流入地。客观地说，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国际慈善所投入的资金贡献和能力协助。大家耳熟能详的有福特基金会、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亚洲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等美国的基金会，粮惠组织、米索尔基金会、伯尔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等德国的基金会，香港乐施会、赛马会、社区伙伴等香港的慈善机构等等。
据中民慈善捐助中心一份2012年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海外慈善非营利组织有6000多家。于此同时，中国以资金、人员、项目、机构、品牌等任何一种形式“走出去”的基金会截止2014年累计只有37家，不到当年中国基金会总个数的1%。
目前未见系统统计，但是估计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慈善走向海外应该是有所增加的，可见的案例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在非洲、东南亚、欧洲设立海外办事处，“免费午餐”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开进”了非洲，马云公益基金会2018年设立非洲青年创业基金，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每年提供100万美元的资金，通过选拔每年挑选出10名‘非洲英雄’，激励整个非洲大陆。”
从“受援国”到“走出去”，中国海外慈善目前大抵克服了第一大障碍——舆论。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最早开展国内募捐用于海外救灾的基金会，但是大约“国际化”战略前十年间只有“涓涓细流”，还常被质疑，“中国还有挨饿的孩子，为什么捐钱给非洲”？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的倡议下，在去年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契机后，中国海外慈善正在成为积极正向的努力方向。
目前还有一个延续下来尚未解决的外汇管制问题，慈善界期盼解决。海外慈善有助于“民心相通”，所以在“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应该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曾经在美国基金会、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帮助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也在中国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工作过的慈善行业工作人员，我认可国际人道主义理念，也努力推动中国慈善融入世界慈善，还有个小情节，就是中国人传统讲“知恩图报”的，有余力的时候可以“美美与共”了。
讲个美好的故事。我2008年9月加入国际美慈MercyCorps任国家主任Country Director，当时最大的任务当然是赈灾和重建。那个时候我两位在灾害管理部门的同事，都是中国人，我们一方面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伙伴合作，在四川灾区有效实施了直接援助，后来还成功和国务院扶贫办等单位合作，把地方灾害管理纳入当地应急管理系统并进行能力建设。几年过去，我们洒落在世界不同地方。去年我发现，两位中的一位在国际美慈乌干达进行援助工作，那个项目的合作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来自扶贫基金会前会长何道峰先生，而扶贫基金会正是我的同事在汶川地震时合作的机构。另一位10年美慈前同事，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国际救援专家，去年在印尼苏拉维西岛发生地震灾害时，我请他作为顾问，为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的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的救援和赈灾活动进行远程指导。对我们来说，慈善无国界，正如philanthropy的词根组成，翻译过来是“人类之爱”。
第四，环保。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有些惊讶地发现，环保领域获得的捐赠和环保领域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不成比例——在美国只有3%，在中国更只有1%。除了环保领域内容容易博得人心、传播做得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因为这两方面在很多其他领域也能做得到。自从我加入万科公益基金会，绿色环保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领域，我有一点自己的体会来进行简单的分析：
第一，环保领域资金“杠杆力”强。相对于“服务类”(servicedelivery)慈善工作人力支出大，环境领域以表达、倡导为主，人力总成本不一定高。
第二，环保领域志工/志愿者多，比如各地都有的环保志愿者协会，比如河流守望者，比如万科公益基金会社区废弃物管理项目支持的垃圾分类志愿者讲师。
第三，环保公益和环保产业关系紧密，当然这个“紧密”是双向的——既有相互一致的，也有对立的（例如反污染），所以慈善的资金更多应用于产业覆盖不到或者产业成为对立面的时候。尽管有以小博大的能力，因为人类面对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削弱等危机性的紧迫问题，环境慈善还是应该成倍地加大力度。以美国为例。美国川普总统宣布推出巴黎协定，民间则更加斗志昂扬。去年九月份加州州长Brown在旧金山举办“全球气候行动峰会”，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启动题为We are still in的campaign。有一家美国著名环保机构说，川普在环境方面的倒行逆施使他们机构来自个人的捐赠不降反升。中国环保慈善和其他领域一样，也是紧随政府和政策。这里不做赘述。
中美慈善制度
第二章我介绍一下中美两国慈善制度比较。第一节是基本法律规制。先讲中国。中国目前的“基本法”是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此前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还有一些如《企业所得税法》等等只是在个别点上有所覆盖，并不具备针对性。
《慈善法》是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最大的价值有几点：
一，承认大“慈善”概念，突破了以扶危济困为主的传统慈善，即charity的范围，还增加了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等更高层次的社会进步内容。
二，提出“慈善组织”组织形式，因而为经过认证为慈善组织的社会组织给予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可能性。
还有其他“利好”包括提出慈善信托这种新的慈善形式，有利于吸引更多慈善资源。《慈善法》后一些配套规制出台，确实有利于推动慈善规范发展。然而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行政文件似乎让《慈善法》的“红利”还没有发挥就弱化或者消失了。前面提到，中国通过认证的慈善组织还只有5000多家，也就是说，大量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还不被《慈善法》覆盖，而是分别受三类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的规范——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民政部去年启动“三合一”方案，即制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今年再次被纳入立法工作计划。
世界上最早的慈善法是英国的，1601年。而美国，没有所谓的慈善法。美国是用税法来规制非营利组织的。在美国很多人都知道的501C3即慈善组织，是美国国税局划定的，相当于中国广大的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美国对慈善组织是以它作为经济体来规范的，相对来讲，中国的政府部门要操心得多。
由此引到第二节，即执法监管部门。在美国，国税局和州检察机关履行相关职责。在中国，登记部门（即民政部门）有监管职责，还有业务主管单位，这是一个中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一个特征——除个别扶危济困、救灾赈济等传统慈善领域和个别在比较开放时期免主管单位登记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必须有个业务主管单位，如从事环保的公益机构，必须有环保部门或者科协等同级政府部门或者“官办”协会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才能登记，年度和平时重大事项也要取得其批准。民间戏称业务主管单位为“婆婆”。学界称之为“双重登记/管理”。
因为2016年还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大陆的登记和开展活动执法监管赋予公安机关，所以中国的慈善组织或社会组织如果与境外组织在境内开展活动，还需要主管单位批准和在公安部门备案。
注册这件事要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相当不同的一点。前面提到了，在中国登记注册一家社会组织或者慈善组织，往往是要取得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的，拿着批文去民政部门登记民政部门才会受理。这个规定源于“大一统”时代的思路，多受诟病，2013年曾见中新网文章《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即将成为历史》，2016年颁布实施的《慈善法》只字未提“业务主管单位”,人们以为慈善组织不需要“婆婆”的时代要来了。实际上并没有。今天一开始比较中美两国慈善规模时呈现的巨大差异，不能不说，慈善组织“生不出来”、“长不大”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简介 陈一梅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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