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梅×付涛：基金会要做引领者，不做跟随者 | “好基金会”对话EP02
导读：
“基金会的发展动力其实还是在创新的层面。所有的历史和趋势都表明，基金会要扮演的不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
从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和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付涛关于基金会的角色与定位的讨论来看，基金会应当扮演公益慈善发展中的一个引领者。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策划了“好基金会”系列对话，希望搭建一个理论和实践零距离对话的平台，让基金会领域的学者与有广泛实践经验的实务工作者展开观点探讨，共同思考和探寻中国基金会发挥独特价值、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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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对话嘉宾
陈一梅
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二十多年中国公益专职工作经历。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官员和翻译、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任首席代表助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国际美慈中国主任、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等。2017年9月起担任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与同事、伙伴一起推动可持续社区发展。
付 涛
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2000年进入公益行业，曾任中国发展简报主编，长期从事中国非营利领域的观察、研究和报道。
目录
陈一梅和付涛跟“基金会”或“基金会行业”的渊源；
谈基金会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定位；
从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基金会发展动力的变化；
中国基金会在追求卓越发展时，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一家基金会，可以如何参与公益慈善生态建设；
理解基金会的“独立治理”。
对话内容
01
陈一梅和付涛跟“基金会”
或“基金会行业”的渊源
CFF：请两位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跟“基金会”或“基金会行业”的渊源。
陈一梅
我把我跟基金会的渊源，分成三部分。
一是“在基金会”。我与基金会最早的渊源始于1997年，我加入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助理。当时加入时，我没有听说过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等概念。加入福特基金会是很大的机缘巧合。在那之后，我在中美的基金会、非营利组织都有一些工作经历。
二是“跟基金会相关”。在公益行业里，我的所有的经历都与基金会相关，“在”基金会以外，我也在草根公益机构工作过，属于生态链的一环。
三是“为基金会”。从福特基金会开始，我就把推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包括基金会的发展、推动慈善相关法律制定等作为工作任务之一。
在实际工作中，这几点经常是交叉的。比如现在我在万科公益基金会工作，同时我们在上下游有很多合作伙伴，有些伙伴也是基金会，比如沃启基金会，我们与合作伙伴一道，共同推动议题，也同时促进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加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也是“为基金会”的举措之一。
付涛
我和基金会的渊源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年加入中国发展简报，开始观察、研究和报道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国际在华基金会和国内基金会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群体，这段时期的工作自然包括了对基金会的研究和报道。另外中国发展简报一直接受基金会的资助来开展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作为受资助方，我也和很多基金会发生了链接。
第二阶段是2017年我加入沃启基金会，正式在基金会领域开展工作。
沃启基金会的定位是做知识生产和行业研究支持。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既有基金会本身的工作，也有行业视角。我个人在研究者与秘书长这两个角色之间，要做到两者兼顾。从法定的意义上是秘书长，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更希望自己是个研究者或者研究支持者，并且以研究介入行动，参与推动行业的变化和发展。
02
谈基金会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定位
CFF：有不少研究者或实务工作者认为，现代基金会通过有效利用其资源、系统解决社会问题，扮演公益慈善生态中的“发动机”角色。付涛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付涛
这个问题中隐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从应然的角度，我非常认同基金会有效利用资产、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价值。基金会一端是资金入口，代表着捐赠人的慈善意志，提供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空间和渠道；另一端是慈善资金投入社会议题的专业化出口，特别强调基金会慈善资金投入的专业性。一方面，用有效的方案运营慈善资金，同时也要需要对各类捐赠方进行倡导和施加影响。基金会在回应社会慈善情感的同时，也需要向捐赠方倡导专业有效的慈善方案。在公益慈善需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匮乏型的慈善需求，同时也有发展型的慈善需求。两种需求都需要用专业的方案回应，这其实强调了基金会的“专业价值”。
谈基金会的功能价值，还要考虑基金会和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基金会如何有效利用资产的问题，强调基金会对资金、资产进行汇集和整合的功能属性。基金会不只是钱左手进、右手出，基金会有对资产的保值增值的价值。好的基金会不是只汲取捐赠资金，同时还通过有效保值增值的手段，放大慈善资源，提升慈善资源的持续性。这尤其是基金会有别于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的特性。
另外，强调系统性也是国内基金会发展变化的一个新趋势，包括识别和应对问题的思维、策略和方式等，比如集合影响力就是一种系统的方法论。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议题具有关联性，有时候从系统视角出发，能够对推动问题解决提供新的动力和方案。
当然从实然的角度，我们还离这个期待中的角色还有很大距离。
CFF：一梅老师曾经撰文，对中美慈善历史传统、宗教因素、价值观念、税收、筹款等方面的异同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洞察和见解。那么，从“基金会的功能价值”展开谈，我们的基金会跟美国基金会的角色与定位，两位认为有什么不同？
陈一梅
我从个人的实务经验观察，来简单探讨下中美基金会之间角色和定位方面的差异。美国的基金会经常被定义是用私人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很注重“私人资源”这个词。基于此，美国的这类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体现着基金会本身治理的独立性、运作的多样化，以及独立判断的业务选择，因而也呈现出工作方向、战略目标和使命的多样化。
从表象上来看，中国基金会的工作领域相对来说集中于社会主流话题，特别是符合国家议程的领域（如乡村振兴）。究其原因，我认为部分和公民性原因有关，即有没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去支配私人财富用于第三次分配。亦或是大家更多在响应国家议程，并为之提供补充。
付涛
我们要从更细节、微观的层面做中西对比。刚才一梅已经提到，中美基金会在公益环境和具体表现上存在差异，包括议题的多样性，以及政社关系的差异。对于中美基金会的差异，我主要谈两点。
一是中美基金会在资助上的差异。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中国本土资助型基金会的比例很低，大量基金会虽然以基金会身份注册，但实际做的是“民非的事情”。这与基金会定位的差异性有关。中国对于基金会的定义来自于法律和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的定义，并不包含资助功能和价值。美国基金会的定义更多来自于民间，比如美国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的界定——基金会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有自己的独立资金，其创办目的为支持或援助社会、慈善宗教以及类似的慈善事业，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资助。从源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基金会发展方向上的差异性，在推动行业发展和建设行业生态的时候，对此可以给于充分注意。
二是中美基金会历史方面的差异。美国的基金会有比较长的发展历史，许多基金会有相对清晰的使命目标、良好的治理、相对成熟的资助策略，以及自己的方法论和工具。并且，这些方法论和工具在不停地迭代，不断地加深基金会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并形成新的行动策略。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际发展领域数十年内逐渐形成“发展理论、性别理论”，又如2014年萨拉蒙教授提出“慈善新前沿”等等（点击此处查看：以阅读纪念萨拉蒙博士>>>）。当公益慈善资源更多元化，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创新。影响力规模化、集合影响力、系统化思维等，都是在新的资源进入之后逐渐形成，当然也引发了行业内的反思讨论，启发了新的思考。另外，美国的基金会资助很多知识生产和赋能活动，因此其行业基础设施和支持体系相对更成熟。
03
从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
看中国基金会发展动力的变化
CFF：我们从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基金会的前进与发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动态变化的时代进程中，两位认为我国基金会的发展动力有发生哪些演变？
付涛
一方面是基金会发展的客观背景、另一方面是其内在动力。从整个行业大环境的角度来说，截至目前，总体上基金会的数量在持续增长，年度捐赠总额在扩大（虽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基金会的数量已经接近9,000家，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数据，内地慈善捐赠在2020年达到两千多亿的规模。其中一些年份，由于特定公共事件的影响（如疫情响应），造成了数据波动，但常态性的捐赠在持续增长。在公众层面，公众和财富阶层对于公益慈善认知的提升和积极参与的愿望，是基金会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在政策层面，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政策性节点，比如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给非公募基金会带来了发展空间，意味着非官方、社会性的资源拥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去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此外，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和近年间一些国家重大政策的实施，比如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这些也会影响基金会的捐赠或者投入方向。
从基金会的内在动力来讲，也可以结合基金会发展历史来看，从一些节点性或者趋势性的变化来观察。第一，官方基金会的社会化转型，动力就是要响应真正的社会需求；第二个趋势或者动力是，追求行业自律和问责透明，向追求公益效能的方向去转型；第三个发展的趋势或节点，是行业发展开始受到更多元的理论、思维、方法和工具的影响，也强调本土化、本土经验与本土理论建设；第四，基金会行业对于专业化运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五，我们开始有了建设行业生态和行业共同体的意识和行动。
总的来说，基金会的发展动力其实还是在创新的层面。所有的历史和趋势都表明，基金会要扮演的不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宽松也好，有制约性也罢，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资源带来很多创新，有很多新的机会和探索空间，这些都不是为了机构自身的存活。当然也有许多仅仅为了存活的基金会，这也是客观现实。
陈一梅
第一，私人部门对复杂社会环境的问题意识、以及愿意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有明显的提高。比如万科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王石先生，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了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从政社关系的角度讲，有很多问题在过去都是政府的事情，但改革开放以后，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发现个人也可以致力于解决问题。
第二，私人财富的增长。要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要有心，还要有资源。资源可以说是基金会成立和发展的“能源”。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私人资本不仅得以积累，而且逐渐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日益拥有利用私人财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合法性”，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法》等。
第三，专业化是一个循环的动力。基金会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就越给机构和行业赋能。基金会有了能力，就会更有意愿、资源和条件，去挑战更大的社会问题。
最后，有利于公益慈善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社会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力。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积极支持公益慈善发展的社会环境，大家从事公益慈善的动力会被大大削弱，也不会有很多投入公益慈善方面的资源。
CFF：您觉得基金会专业化向前发展的动力，更多是来自于外在影响——比如社会变迁对公益行业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专业公益人的自我要求？
陈一梅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角度。我认为内外因兼备，但最终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包括你刚提到的行业自律等方面。2004年左右，公益慈善领域就出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自律行动，当时有一位行业前辈用“近乎自虐”来形容此次行动，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可能就说明，内外对基金会自律的要求，其实推动基金会行业不断专业化发展。
2010年，我作为嘉宾参加了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仪式，其中一个环节是嘉宾轮流用一句话表达对中国基金会的期待，没有提前考虑的时间。当时我说，中国的基金会从透明公益到有效公益、再到战略公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回过头思考，自律，只是一个基点。接下来，我们是在往更有效、更有战略性的公益，建设更大范围的公益生态圈、甚至是推动相关政策的改变等方面继续做努力。
04
中国基金会在追求卓越发展时
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CFF：我国的基金会在追求卓越发展时，应该“好”在哪些方面？对于企业基金会而言，您认为对“好”的追求与其他基金会有什么不同吗？
陈一梅
首先，在中国，企业基金会并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形式，大家对企业基金会的理解可能也有差异。其实我不能对企业基金会做概括，仅是谈一些我的个人观察，和基于我自身经历的一点期待。
在万科公益基金会，我们将发展战略慈善作为目标，这不是只说给别人听，而的确是理事会给予基金会的一个期许。2018年，我们确立了基金会五年战略规划，在实现战略目标的道路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战略规划执行情况所做的的回顾与评估。目前看来，我们的战略基本上按照计划执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得益于万科基金会有相对独立的治理、有效战略的制定、对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专业和有远见的团队等因素，以及在制定战略时回应了中国在社区发展和环境发展方面的议题设置。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基金会都能做到刚才所提及的这些，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比较独特的特性。
我曾试图比较万科公益基金会和一般的私人基金会，发现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异在于，企业的运作思维和运作方式会对基金会产生影响。在企业基金会的光谱上，万科公益基金会处于“独立基金会”和“几乎只作为企业部门之一的基金会”中间，相对更偏独立的基金会。但作为一个企业基金会，我们还是会与企业（万科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尤其是，企业的经营思维会给基金会带来启发。比如，万科公益基金会在推动社区垃圾分类上，一方面支持公益合作伙伴开展试点、赋能、倡导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也操盘做一些形成产品或服务的试点，比如支持社区做垃圾堆肥等，并将之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包括企业和政府部门，然后去带动更大的改变。这些其实就是受到了企业运作方式的启发。
CFF：沃启基金会在2018年出版了《资助的价值初探》，认为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是以资助来促进公益生态发展。在今年7月份，基金会论坛2022年度组委会成员发出“基金会助力公益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行动倡议”（点击此处查看倡议内容>>>），其中也包括“支持伙伴、开展更多资助行动，陪伴和赋能县域基层社会组织伙伴”等内容。请问您如何看待“资助”？“资助”对于我国的基金会卓越发展，意味着什么？
付涛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许多好基金会应该具备的要素，比如说有清晰的使命定位和战略、好的治理和团队、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从行动方面能够有效地识别和回应社会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不一定是由基金会自身来做，而是需要协同或资助合作伙伴进行专业分工，共同去回应这些问题，并且要有持续的迭代更新。
基金会有资助型、实操型和混合型，并不是说做资助的基金会，就一定是好的基金会。但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基金会更多地关注资助这个方向呢？因为无论是从建设行业生态的角度、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还是从有效回应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说，在当今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资助型基金会特别少的情况下，需要发育、培育、倡导基金会做资助。这是由行业客观现状所决定的一个方向。
从资助和支持行业生态的角度，好的基金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持一线公益组织的行动，若有可能，同时对他们提供赋能发展的支持。我们常说找不到值得信任的、有专业能力的一线组织来在地化地回应问题，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去做。在支持一线公益组织做项目的同时，从培育和发展生态的角度，我们也应该承担起为一线公益组织赋能发展的责任。以疫情响应为例，从许多研究和行业讨论中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基金会认识到了让公益资源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打通最后一公里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一线组织去差异化地识别社区和特定人群的需求，去提供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其中社区基金会，就是一类对地方问题具有敏感度、非常在地化的一种公益力量。
第二，在赋能方面，一方面是组织能力的赋能，也包括公益人的赋能。公益人的赋能包括向内的探索和转化，提升他们从事公益的内在动力和彼此的协同性。另一方面，好的资助不只是资金的支持和流程化的监管，同时也是和一线受助伙伴的协作。跟一线伙伴分享知识、技术和方法、一起梳理和沉淀行动经验、提供资源链接，才能建立一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资助伙伴关系，资助双方更能在各自的生态位上发挥协同价值。
第三，资助型基金会最好能够关注并支持公益慈善生态建设，包括支持不同类型的行业基础设施发展。
第四，探索好的方法以评估项目的有效性，并与伙伴在评估的过程中一同学习和成长。在评估方面，已经出现了影响力评估、参与性评估、学习性评估等不同视角和类型的评估方式，针对有效的评估进行探索。尽管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和标准，但行业内已经出现很多主动的协同探索；另外，应该鼓励基金会支持合理、有效的评估体系和工具的开发，这正是一种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评估工具要针对不同的议题、不同规模的项目、不同的组织形态，有差异性地进行设计。
05
一家基金会
可以如何参与公益慈善生态建设
CFF：万科基金会是基金会论坛2022年度组委会成员之一，也与其他成员一起参与发起了上文所提到的“行动倡议”。那么，您如何理解基金会参与公益慈善生态建设这个话题？万科基金会近些年在推动公益慈善生态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陈一梅
首先，在万科基金会2018年所制定实施的五年战略规划中，即提到了基金会的一个理念：建设公益强生态。我们认为，任何社会议题，只有在强生态的的背景下去推动改变，才有可能是有效的，甚至能达到更大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定位下，万科基金会的各种项目都十分着力于公益生态建设展开，并主要是围绕着议题生态去推动建设。
万科基金会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针对不同的议题，开展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在资助项目中，我们专门设有赋能模块，包括对公益组织的赋能、对社区具体工作（比如垃圾分类）的赋能、对领域和议题的赋能——比如向我们的行星伙伴、恒星伙伴等提供非限定性支持。总的来说，是以支持项目的形式直接支持个人或是机构，并且并不限定是公益组织，也有很多社区工作中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其次，除了资金支持以外，我们也支持能力建设项目，并鼓励项目合作方在项目设计时纳入能力建设的考虑。在我们资助项目的预算模板中，就设计有能力建设这个部分。比如我们支持某家机构开展试点工作，如果合作伙伴提出他们需要资金去学习相关技能，我们就会专门支持项目中的能力建设费用。万科基金会也特别注重社群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所进行的赋能，比如我们组织的“老友会”——相似议题的重要合作方在一起交流，其实就是一种互相赋能过程。
另外，在机构运营层面，只要合作伙伴提出管理费的诉求，我们都会给予支持。管理费金额上基金会没有设定统一比例，而是根据伙伴各自的需要来评估确定。除了管理费用以外，我们也资助项目人力费用，帮助伙伴机构的团队可以发展和成长。
最后，我们还参与了发起一些基金会或者公益组织，这是我们建设生态的一个重要做法。生态，首先就要有新的生命，有这些机构存在和发展，然后再彼此产生能量交换，才能成为生态。
万科基金会参与公益生态建设的具体做法，除了上文提到的直接资助项目、专门资助能力建设、专门支持机构运营、参与发起新公益组织等，还包括用议题的方式来汇聚大家的力量。
比如，以社区废弃物管理为旗舰项目，我们自2019年开始每年举办社区废弃物管理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展示在这个议题上的创新以及最佳实践，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借鉴和复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态建设，即把议题放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让大家看到有这样一个生态，然后再去跨界、破圈，扩大这个生态。
CFF：沃启基金会致力于通过知识生产、研究、咨询和传播，协同和支持社会组织提升专业化水平，推动有效公益，助益社会生态的包容多元和可持续发展。那么，您如何看待知识生产对于基金会参与公益生态建设的意义与价值？
付涛
公益生态建设有多个维度，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包括政策，资金，知识、工具和数据，以及普惠基础设施四个维度。知识、工具和数据，作为支持性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维度，其形成依赖大量的知识生产工作来完成。关于知识生产和公益生态建设的具体关系，我的理解是：
第一，要进行公益生态建设，就需要对行业的问题、包括生态的问题，进行探究和认知，建构相关知识，形成建设的路径方法。在这个方面，其实已经有基金会开展了相关工作，包括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三一基金会等。他们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扫描、翻译引入、公益知识图谱的搭建、建立公益知识库等方面进行了倡导和推动，并支持伙伴做探索。
第二是在行动层面。从知识生产者的角度，知识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益行动者或公益组织自身的知识生产，另一种是学术领域的研究机构进行的知识生产。行动者知识生产的特点是以行动实践为导向，完全服务于实践的需求，但同时需要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支撑。而由于体系的藩篱和诉求的差异，学术领域的知识生产与公益实践存在很大断裂，这种断裂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来桥接。在这个方面，沃启基金会部分现有项目正在做出努力。比如，在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项目中，我们联合专业研究机构，对我们所资助的一线伙伴的项目开展学习型的案例研究和评估。在研究和评估的过程中，支持伙伴提升研究的意识和经验，同时沃启的团队也得到了学习和成长。此外，在支持学者开展生活废弃物议题研究的“息壤学者支持计划”中，沃启团队通过行业扫描研究的形式，为学术领域提供生活废弃物行动领域的组织、议题现况和进展扫描报告。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进行的转换和桥接工作。
最后，基金会的创新，意味着行业需要有新的知识储备；基金会要基于现有的行动经验往前走，就需要进行知识生产。如果现有的经验没有得到沉淀和分享，那么行业不断进行重复探索和积累，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资源浪费与损失。
06
理解基金会的“独立治理”
CFF：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前身是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2017年，基金会与企业脱钩，在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上进行转型，发展为现在的沃启基金会。这样的转型，为沃启基金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变化？
付涛
沃启基金会前身是企业背景的万通公益基金会，在万通基金会时期，当时理事会就十分重视独立的治理和运营。2017年，万通基金会在相关各方的支持下更名、转型为沃启基金会。沃启基金会具有完全独立的理事会治理并进行社会化筹资。理监事会成员核心都是专业和资深的公益人士，并有专职团队在运作管理。万通基金会的发起人冯仑先生，现在仍然是我们的理事。在各方的支持下，沃启基金会转型的过程非常顺畅，并承袭了万通基金会的规范化管理体系，以及长期深耕于环境和生态议题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一梅，来介绍万科基金会的经验。
CFF：2017年，王石先生从万科集团退休后担任万科基金会的理事长，您也正式加入万科基金会并担任秘书长一职。从实践的角度来谈，万科基金会作为一家由企业发起的基金会，有多位理事来自企业，如何保证治理的独立性，在治理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协调基金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呢？
陈一梅
简单来讲，我觉得秘书长在基金会“独立治理”上发挥的并不是决定性作用。独立治理，是由出资方、理事长、理事会的组成、社会文化对公益慈善的观念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秘书长进入一家既有基金会后，很难改变理事会独立运作程度这个客观现实。但是，我觉得秘书长仍有一些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比如：
第一，理事会会成长。无论是理事个人、还是理事会，都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秘书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理事会认可、接受和促成改变，这样的空间是有的。比如，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确立五年战略规划时，理事会在整体上认同我们的工作手法，即以资助为主，搭建平台，推动可持续社区建设和发展，但是其中个别理事不一定理解。幸运的是，我们的理事会支持了这个决定，并且秘书处团队在开展工作两年后就展现出了成效。原来的是否应用资助方式、为什么要资助已经不再是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第二，秘书长可以分别根据每个理监事自身的特点，吸取其中最适合基金会战略发展的部分，在整体层面上进行整合，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理事长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理事长领导理事会这一框架下，秘书处的一些具体操作可以带来积极影响。基金会要想达到独立治理，要求很高，但也值得努力。
END
策划｜“好基金会”项目组
采访｜任梦洁
编辑｜邵 晗、张培铃
音频｜季 拓
说明：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如有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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