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

这句话，据说是梅贻琦先生在从美国归来，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的就职演讲中讲的。

当时的背景是，在梅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而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也就是美元，这样，换成中国的货币后，学校的经费就显得比平时宽裕不少。于是，各院系除了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有一股大兴土木之风。于是，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就职典礼上说了这句话，目的是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

应当说，梅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大学的精髓。一个学校水平高低，关键是看你的学术质量，看你的人才质量。没有一流的学者和教师，校园再漂亮，大楼再雄伟也没用。当年的西南联大，在炮火声中，在昆明那简陋的校舍里，培养了多少超一流的学术人才。

于是，这些年也就有无数人不断在重复老校长的这句话。寻找大师，造就大师，也就成了各个大学竞相忙活的事情。有点责任心的人，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没有这点责任心的人，就只想着如何用行政的手段造出一些大师来。更有甚者，盘算的是如何在退休前把自己鼓捣成大师。

所以，前些年在一些饭桌上，每当有人说起大楼大师的话题，我就忍不住说，你别老说这个，他们要真给你培养起大师来，可麻烦了。还不如用那些钱，盖个好点的大楼。当然，这也是一句戏谑的话了。

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在那个时候，高校的经费就开始多了起来。头部的学校，每年都在几十个亿。当然和现在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据说现在头部大学的经费每年都在两三百个亿。但以那时的物价水平，几十亿应该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了。当时，很多高校也在大兴土木，一些大楼建得巍峨雄伟，装修得富丽堂皇。有人批评，但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们这代人，恐怕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将来后代上课或者搞研究，有个不错的硬件环境，也是一件幸事，总比把这钱浪费了强。

我的意思是，我当时的担心之一，就是用这钱来堆人造大师。梅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要看环境。在我们现在的氛围中，强行人造大师，官造大师，真不知能给你弄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果不其然，这些年，在各个高校，各种名目的大师就被成批地制造了出来。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前，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就说：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其实，说是虚火也不尽然。你可以看看许多大师，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原来或现在的学校、学院或系里的头头。因此，这次的造大师运动，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在里边的，其结果，当然也更为不堪。

问题还不仅如此。大师造出来了，就得有适合大师的事情做。于是，学术资源的垄断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我原来就曾说过，你看看现在学校里谁最忙？不是年轻教师也不是老年教师，而是那些有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的人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他们垄断着学术资源，自己又做不过来，于是只能交给手下的学生。

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在网上看到某大学哲学学院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的岗位是，哲学学院教学科研岗。其中的A1岗，开出的招聘待遇是：税前年薪260万元，住房补贴面议，所属团队的科研和实验室建设经费不低于1亿元。看到这则消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以我对当前国内哲学发展水平的了解，唉，只能说，还真的不如用这个钱去建大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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