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于良芝，樊振佳：信息处理进路：LIS学科独特性再探究

2020年，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在学界掀起新一轮热潮，《情报资料工作》相继推出学界专家的多篇重磅文章参与讨论。2020年第5期，本刊再次推出于良芝教授和樊振佳老师的又一力作——《信息处理进路：LIS学科独特性再探究》。

文章旨在从信息处理进路的角度，探究图书馆信息学相对于其他信息学科的独特性，为该学科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思考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关系提供启迪。

于良芝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教育部第二、三届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八届学术委员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国图书馆学报》等刊物编委。

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6部，发表中英文论80 余篇，获Emerald 2016杰出论文奖。

研究兴趣包括图书馆信息学基础理论、社会的信息获取差异、公共图书馆发展与管理。

樊振佳

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讲师。

2002-2008年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学习，先后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2011-2015年在北京大学情报学专业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天津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校内科研项目3项；在Journal of Documentation，Libri，Library Trends，《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担任JASIST，《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等期刊青年编委或审稿人；获得天津市131人才等称号。

信息处理进路：LIS学科独特性再探究

于良芝 樊振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引用格式：于良芝，樊振佳. 信息处理进路：LIS学科独特性再探究【J】.情报资料工作，2020,41（5）:5-13.

引言

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初，由于信息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的巨大能量以及信息资源产生的巨大价值，信息相关职业和学科分别成为人类实践领域和知识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版块。各种以数据、信息、知识或其他相关要素命名的职业和学科在短期内大量涌现。对世界范围的图书馆信息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来说，这些新兴学科带来的最现实影响，首先就是形成了与之分享科研资助、生源、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竞争者；其次是将其卷入了信息相关学科的重组旋涡，令其不得不对自身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做出判断与选择。可以说，LIS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在实现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定义自身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应对来自新兴信息学科的挑战。

在LIS的发展史上，其实不乏“自我认知”的努力。国内外学者围绕LIS内容构成而开展的文献计量学分析^[1-9]，就是自我认知的体现。然而，从过去二十年的学科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LIS的自我认知还不足以支持其在平衡守正与创新的前提下，处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突出地表现在，当新兴信息学科不断涌现时，LIS学界在更大程度上选择了淡化自身独特性及学科区分、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策略。iSchool运动甚至推出了体现学科融合的iField，将iField定义为围绕“人、信息、技术”三要素^[10-11]或者“人、信息、技术、管理”^[12]四要素发展知识体系的学科，主张LIS重建对iField的身份认同。iField的庞大无界使得关于学科独特性的追问失去了意义，也使得LIS基于学科独特性形成聚敛的知识体系的努力不再受到鼓励。然而，无论从“独特性产生不可取代性，不可取代性赢得合法性”的常识看，还是从科学发展史的分化趋势^[13]来看，LIS都需要警惕学科融合对自身独特性的消解。

本研究以此为背景，从信息处理进路的角度讨论LIS相对于其他信息学科的独特性。如下节的相关研究回顾所示，观察LIS独特性的角度之一是其知识体系。这种角度认为，作为信息学科群的组成部分，LIS难免与其他信息学科分享部分研究旨趣和局部知识，但它必须拥有专门的知识体系，才能对整个人类知识做出独特的、不可取代的贡献。观察LIS独特性的角度之二是它与信息关联的方式。这种角度认为，每个信息学科都以特定的方式与信息关联，将信息作为客体加以处理，因此，不同学科信息处理的进路蕴含着彼此区分的可能性。本文旨在从第二个角度入手，对LIS的独特性进行考察（对第一个角度的考察构成了作者另外一篇论文^[14]的主要目的）。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支持LIS社群在彰显自身独立性和不可取代性的前提下，考虑和建设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的LIS与国内学者所说的图情学科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指传统图书馆学与源自文献学（Documentation）的信息学（Information Science）（下文称为“文献学-信息学”）融合而成的融贯学科，后者指两个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之和。本文的讨论建立在前一种理解之上。

LIS的自我认知研究回顾

2.1 LIS自我认知的不同路径

在世界范围内，LIS作为一门融贯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由传统图书馆学与“文献学-信息学”融合而成。融合前的图书馆学被视为关于图书馆的学问，主要聚焦图书馆业务、流程及图书馆事业，因而具有比较清晰的边界；“文献学-信息学”被定义为关乎信息的生产、收集、组织、贮存、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的知识体系^[15]，其边界随信息的内涵外延及生命周期的不确定性而具有模糊性。这两个学科融合的结果，使得LIS的宗旨、内容构成和边界也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LIS学者都试图通过学科的自我认知研究，赋予LIS学科以一定的边界明晰性。

此类研究大都围绕“LIS究竟由哪些内容构成”或“LIS拥有怎样的认知结构”的问题展开。解答这一问题的最常见方式是针对LIS出版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包括内容分析、语词分析、引用关系分析等^[1-9]。其中多数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考察特定时期LIS期刊论文的内容，揭示LIS的主题聚类或分支领域。Atkins^[1]对1975—1984年间九种LIS期刊的论文的考察，确认出58个主题，其中较稳定的主题包括：信息检索、研究方法、图书馆史、信息学、多媒体、图书馆教育和馆藏借阅活动等；Järvelin和Vakkari^[3]对1965、1975、1985年期刊论文的考察和Kumpulainen^[2]对1975年期刊论文的考察，都显示出两大核心领域：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信息储存与检索；Tuomaala等^[8]对1965、1985、2005三个年度期刊论文的考察，揭示出三大核心领域：信息储存与检索、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和信息搜寻；Koufogiannakis等^[5]对2001年论文的研究显示出五个领域：信息获取与检索、馆藏建设、管理、教育与咨询服务和职业问题（Professional Issues）。

在内容分析研究之外，还存在基于关键词共现关系和文献引用关系的计量研究。Åström[6]针对1990—2004年的LIS期刊论文，以5年为单元进行引文分析，也确认出两个稳定领域，但这两个领域与Järvelin和Vakkari的两大领域并不吻合，它们是信息计量学和信息搜寻与检索。Onyancha^[9]针对1971—2015年的LIS期刊论文，利用计算机辅助软件对论文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LIS的核心构成在调研跨度期内出现了明显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系统设计和管理演化到21世纪的科学交流、信息储存与检索、信息获取、信息与知识管理、用户教育。同样采用共词分析法，Milojević等^[16]针对1988—2007年的论文展开分析，其结果显示出五个LIS分支，它们分别是图书馆学、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信息学、信息搜寻行为和书目指导。我国学者张斌和贾茜^[17]采用同样的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方法，针对1998—2011年间国内图情刊物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将研究结果与Milojević等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该研究显示，国内图情与国外LIS的认知结构大致相同，国内图情的核心领域包括：数字信息的组织与管理、图书馆学、信息计量与评价和组织知识管理。

对“LIS究竟由哪些内容构成”的第二组回答来自LIS学者的规范阐释或论证。这类研究根据特定理论或视角，基于LIS发展过程或其环境的相关事实，论证LIS应该具有的内容结构。例如初景利和张颖^[18]根据国内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发展史及当前面临的问题，提出构建以信息和数据为核心的图情档学科体系, 突显文献管理与文献服务、信息采集与知识组织、情报研究与智库服务、数字出版与出版服务、数据监管与数据分析、智能技术与智慧服务六大能力特征。叶继元^[19]根据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并参照相关学科,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图情学科的核心内容：从文献、信息、知识的组织整理看,核心内容是知识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从文献的组织程度上看,核心内容是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各种专题数据库的编制及快报、述评论文的编写；从知识的形态、内容和效用看,核心内容是知识内容和效用分析、评价、利用；从组成信息、知识、智能系统的要素来看, 核心内容是知识与人员。

对“LIS究竟由哪些内容构成”的第三组回答来自LIS学者的逻辑推理。这类研究将某些相对确定的概念或理论作为起点，通过逻辑推导，得出LIS的构成。例如，叶鹰^[20]从书-人-用、数据-信息-知识两组概念及其关系（前者为形式、后者为内容）出发，推导出数据治理、信息优化和知识解析三大LIS领域。丹麦学者Hjørland^[21]根据瑞典学者Olsson的框架，从形式与内容、通才与专才两个维度推导出LIS内容的四个象限。其中，形式是指职业活动采用的技术手段与方式方法；内容是指其涉及的信息的内容；通才和专才则分别指职业活动所涉及的形式或内容的多寡、宽窄。两个维度交叉得出“通才-形式”“专才-形式” “通才-内容”“专才-内容”四个象限。Hjørland在上述四个象限里分别列举了以下四组内容作为代表：（1）在“通才-形式”象限，代表性内容包括统计学、信息技术、管理学及认知科学的部分内容；（2）在“专才-形式”象限，代表性内容包括国家书目、编目、图书馆系统、文献计量等内容；（3）在“通才-内容”象限，代表性内容包括文化理论、学科文献知识、科学理论、传播学理论以及话语社区理论等；（4）在“专才-内容”象限，代表性内容包括音乐文献知识、化学文献知识、主题目录、主题参考咨询及主题分类等。

2.2 对LIS自我认知的反思

如前言部分所述，面对新兴信息学科的冲击和挑战，LIS整体上选择了淡化学科独立性、强化学科融合性的发展策略。LIS学科的自我认知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却没有激发出对这一发展策略的争鸣，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影响力的欠缺。

在突显学科独特性方面，以往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很少有研究明确追问LIS的独特性是什么。因此，尽管大多数研究都揭示了LIS的主要内容，却没有回答LIS为什么要由这些内容组成。例如，若干研究都显示了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和信息储存与检索两大领域，却没有解释这两个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领域为什么竟然可以聚合成LIS的核心领域。正因为如此，使LIS之所以成为LIS的那个特质，即使LIS区别于其他信息学科的特质，始终是未知的。

以往研究的第二个局限来自大多数研究采用的归纳思路本身。由于依赖经验观察，归纳研究在确保研究发现的确定性方面，始终被演绎思路所诟病。在LIS自我认知的问题上，归纳思路确实很难达成对“LIS究竟是什么”的确定认知。抽样论文的时代特色（如追风倾向）、抽样偏差、分析过程或工具的信效度问题，都可能导致各项研究的结果误差。不同研究在结果上的差异，也佐证了归纳研究思路的内在欠缺：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我们无从判断哪个版本的LIS内容更代表真实的LIS构成。

在这方面，通过论证得出的答案存在类似局限。论证的基本架构是“观点-理由”或“论点-论据”，而理由或论据通常由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观察而得，不同的角度会观察到不同的理由。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完全不同的观点，都能找到使之成立的理由。

从认知的确定性来看，逻辑推理具有公认的优越性。但截至目前，LIS的自我认知很少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而尝试这一路径的少数研究也都采取了过于宽泛的起点，例如，叶鹰和Hjørland都采取了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作为起点。这样一来，要推导出有关LIS的确定认知，就需要首先在LIS领域重新界定这些宽泛概念的含义，例如，首先定义什么是LIS的形式，什么是LIS的内容。由于不同学者在这个环节上的理解差异，他们对所选概念的再定义往往不同。例如，在叶鹰这里，形式是书-人-用，内容是数据-信息-知识，而在Olsson和Hjørland那里，形式是技术、方法，内容是信息的意义。

上述回顾与反思表明，要探究LIS的独特性，比较可行的路径是采用逻辑推演方法，但需要选择比以往研究更为具体确定的概念作为逻辑起点。这正是本文意欲尝试的。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从信息处理进路的角度阐释LIS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为LIS彰显自身合法性，并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思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提供启迪。根据上节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反思，本研究决定采用逻辑推理为主、归纳为辅的方法，即从某个确定的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信息处理进路的一般框架，然后以此为依据，观察典型的LIS信息处理案例，归纳LIS信息处理的特征。

在逻辑推理方面，本文主要借鉴Olsson和Hjørland的推理思路，但修改了他们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Olsson和Hjørland采用了两对通用概念（形式与内容、通才与专才）作为逻辑起点，将两对概念所定义的两个维度进行交叉，形成四个象限，然后以此为框架分类LIS的职业实践和学科内容。本研究保留了Olsson和Hjørland从概念推演象限的思路，但放弃了他们采用的通用概念，根据自身目的，直接选取信息概念作为逻辑起点。它首先根据于良芝^[22]在其前期研究中定义的信息概念，将信息解析为数据和意义两大要素，然后将它们分别作为信息处理的对象和结果，形成信息处理的四个象限。在此基础上，借助四个象限中的实际事例，分析LIS进路的特点。

与Hjørland一样，本文所说的LIS是涵盖了职业实践与研究活动的大领域，因而既涉及信息组织整理等实践活动中的信息处理，也涉及本学科研究活动中的信息处理。

基于信息概念的信息处理象限及LIS进路

在LIS的发展史上，关于什么构成其处理对象的问题，的确有过争议。在20世纪初的文献运动中，当时的文献专家（documentalists）和专门馆员（special librarians）就认为他们的处理对象是信息，而普通图书馆员的处理对象是文献。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传统图书馆学和“文献学-信息学”走向融合，很多学者（如谢拉^[23]、泰勒^[24]）都阐释了信息对于LIS的中心性。本文在认同这一观点的前提下，讨论LIS的信息处理进路。

4.1 作为数据和意义结合物的信息

信息或许是LIS领域最富争议的概念。本研究将信息理解为数据和意义的结合体。按照这样的理解，信息产生于以下创作过程：信息创作者选择特定的数据（如句子和图表）表达特定的意义（如知识发现）或将特定的意义（如某人的身份）赋予已经存在的特定数据（如摄像头拍下的影像）。对本文拟考察的问题而言，这一定义的优势在于：首先，它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信息的构成要素，为考察信息处理进路提供了基于信息要素的解析途径；其次，它通过强调意义作为信息的要素，将信息限定为人类交流活动的产物，即限定为内在地具有通报功能的符号性存在，这就搁置了存在论上的关切（即信息究竟是不是与物质及能量并列的存在），使信息概念更贴近LIS及相关职业实际的处理对象。

信息的数据要素取材自人类的各种表意符号系统，如语言、绘画、音符、信号等。信息创作者利用这些符号系统的材料（如词汇）并根据特定的规则（如句法），就可以形成表达思想、知识、想象、事实等的数据。如前所述，一个科学家选择英语语言里的词汇，根据英语句法，形成表达其知识发现的句子集合；这些句子以及必要的配图配表共同构成一份信息（如一篇论文）的数据。

信息的意义要素是有关世界、他人、自我、观念（如真善美）等的想法、见解、认识和事实等。例如，上面提到的科学家通过句子、图表等数据形式所表达的知识发现，就是有关外部世界某个方面的意义。可见，意义总是指涉它自身之外的某物。正如胡塞尔^[25]说意识总是关于特定对象的意识，意义也总是关于特定对象的意义，没有空无所指的意义。但无论意义是指涉外部世界还是自我，人类都可以按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有关它们的不同意义，因而，意义也分为不同种类，如知识发现、猜测、消息、想象等。在现代社会，职业化的信息生产者经常按其生产意义的方式而被划分为不同群体，例如，科学家通过研究活动创造出有关世界或自我的知识，作家通过想象创作出故事及思想，记者通过纪实报道通报新闻或事实。

由于意义的形成依赖思维，而思维离不开语言，因而，意义事实上也无法离开语言的应用，即无法脱离数据而独立存在。可以说，人在思维过程中同时生成信息的意义和数据要素。LIS领域著名的英文陈述“information informs”（信息传意）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信息内在地具有意义且意义已被表达。

虽然信息的数据和意义要素在实存中不可分割，但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因而具有在理论上被解析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信息一旦进入交流环节，这两大要素就可以被分别关注和处理。例如，面对同一部作品，修辞学家更关注其数据模式（语言风格）而不是思想，而思想史学家则恰恰相反，更关注其意义而不是数据；面对同一篇学术论文，做词频统计的学者关注其数据，而做文献综述的学者则关注其意义。再例如，学习古诗的小学生可以在完全忽略意义的情况下，先背诵诗句，然后再听老师解释含义；计算机系统可以在完全忽略意义的前提下单独处理数据，搜索引擎可以在不考虑词汇语义的情况下实现网页词汇与用户输入词汇的匹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信息的处理过程就是对其要素进行处理的过程。

4.2信息处理的数据与意义面向

数据和意义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属性、特征和功能意味着，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它们事实上需要被分别处理。如上所述，一首古诗在被小学生处理时经常经历先记忆数据（诗句）、后理解意义的过程。事实上，一首诗在被成人处理时同样需要经历“记忆数据”和“理解意义”两个不同过程，尽管这两个过程之间未必存在明显时差。所谓分别处理，是指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数据和意义分别成为信息处理过程的输入项（input），在经过处理之后，分别产生处理结果或输出项（output）。

因此，任何直观的信息处理过程都可以被进一步解析为数据的处理过程和意义的处理过程，因而可能隶属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况：[1,1]、[1,0]、 [0,1]。第一种（[1,1]）表示直观的信息处理过程包含了数据和意义两个实质性处理过程；第二种（[1,0]）表示直观的信息处理过程只包含了对数据的实质性处理；第三种（[0,1]）表示直观的信息处理只包含了对意义的实质性处理。之所以说“实质性处理”，是因为信息一旦产生，其两大要素就合为一体，在实存上不可分割；信息处理过程可以关注一方，忽略另一方，却不能去除一方，保留另一方。在这个过程中被关注的一方就成为“实质性处理对象”或主要处理对象。

当数据作为信息处理过程的实质性对象，这意味着信息处理的焦点是表达意义的词汇、句子、符号、声音等。前面提到的小学生对古诗的背诵、修辞学家对作品语言风格的考察、搜索引擎对特定词汇的搜索，便是以数据为实质性处理对象。数据处理的主要结果可能仅仅是原始数据的“复制”或“刻录”（如古诗词的背诵），也可能是原始数据的转换（如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但还可能是有关数据本身或其他事物的研究发现（如修辞学家得到的有关作品语言风格的发现、数据挖掘得到的有关某种趋势的发现）。当数据处理过程意在得到数据的“复制”“刻录”和“转换”，这意味着信息处理过程的实质性结果也是数据；当数据处理的结果意在得到对数据含义的理解、有关数据本身的发现或有关其他事物的发现，这意味着处理过程的实质性结果是意义。可见，在以数据为主要处理对象时，实质性输出可能是数据，也可能是意义。

当意义作为信息处理过程的实质性对象，这意味着信息处理的焦点是数据所表达的知识、思想、事实、想象等。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人们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聚焦意义：有时是为了在理解特定信息的意义的基础上，用更经济、更通俗或更便于查询的方式对其重新表达（如为原始论文编写文摘）；有时是为了在理解特定信息的意义的基础上，形成对它的诠释、批判、延伸；有时是为了在分析不同信息的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相关意义之间的对比、组合、佐证等（如在分析相关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撰写文献综述）。当意义处理的目标是形成对它的新表述，其实质性结果就是数据；当意义处理的目标是形成对它的诠释、批判、对比、综合等，其实质性结果就是意义。总之，当以信息的意义为实质性处理对象时，其实质性结果可能是意义，也可能是数据。

依据信息处理过程的对象和结果，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信息处理面向（orientations）或象限。

图1 信息处理的数据和意义面向

4.3 信息处理的LIS进路

从LIS在社会的交流系统中承担的分工来看，其核心使命就是通过对信息的组织整理和传递传播，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14]。为了实现这一目标，LIS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必须既关注信息的数据也关注其意义，以便人们能够从这两个方面尽可能精准地查询和获取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因而，LIS对一份信息的处理通常都可以分解为针对其数据的处理和针对其意义的处理，即隶属于前面提到的[1,1]处理过程。

LIS领域针对数据的处理，传统上有几种典型方式。第一种典型的数据处理是从不同方面揭示一份信息的数据要素的特征。例如，将一篇学术论文的数据要素揭示为：语言：英语；图：a幅；表：b个；公式：c个。这种数据处理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信息用户有关特定信息的数据要素的简单事实，以辅助用户对信息的可用性做出判断。这表明，它以特定信息的数据为主要处理对象，以有关该数据的事实（意义）为主要输出对象。LIS领域第二种典型的数据处理是对信息的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将不符合规范标准的数据形式转化成合乎标准的形式。例如，将“印尼”这一数据形式转化为“印度尼西亚”，或将“石头记”这一数据形式转化为“红楼梦”。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数据（一种表达），主要结果也是数据（另一种表达）。LIS领域第三种典型的数据处理是利用数据挖掘和统计技术，发现有关LIS客体的知识。例如，通过统计不同词汇在一份信息中的出现频率，发现词汇在信息中的分布规律（齐普夫定律就产生于这样的数据处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抽样信息的数据，主要结果是有关LIS客体的意义。LIS领域第四种典型的数据处理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或信息计量技术发现LIS学科的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和发展趋势等。例如，张斌和贾茜^[17]通过关键词共现关系发现国内图情学科的认知结构，就属于此类处理。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抽样信息的数据，主要结果是有关图情学科的意义。

LIS领域针对信息意义的处理，也有几种典型方式。最常见的意义处理就是从学科领域和主题指涉（aboutness）等方面对信息的意义进行分析（LIS领域通常称为“主题分析”），然后用本学科专用的数据形式（如代码和词汇）对信息的意义加以表达。例如图书馆员通过分析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的内容，确认该作品的意义主要关乎图书馆学在20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然后采用中图法分类号G250.91、图书馆学史-研究-世界-20世纪、20世纪西方的图书馆学、20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学、图书馆与社会、理性主义思潮等符号和术语重新表达该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处理对象是信息的意义，主要结果是表达原有意义的不同数据。LIS对信息意义的第二种典型处理是研究活动中对本领域相关研究发现的分析、解释和评论，例如，本文作者对Hjørland四个象限的解释和批评。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意义，主要结果是在该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意义。

总之，从数据和意义两种面向来看，发生在LIS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的典型信息处理进路包括：（1）对特定信息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该数据的转换数据，如前文提到的从“印尼”到“印度尼西亚”的转换；（2）对特定信息的意义进行处理，得到描述该意义的、由信息检索语言组成的数据，如对范并思《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内容的描述；（3）对特定信息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有关该数据特征的意义（如有关其语种、插图、字数等方面的事实）；（4）对一组抽样信息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有关LIS客体的意义（如有关词汇在信息中分布的规律、有关文献的引用规律）；（5）对一组抽样的LIS信息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有关LIS学科的意义（如有关LIS研究热点的发现）；（6）对特定LIS信息的意义（如一篇论文的研究发现）进行处理，得到对该意义的阐释性或评价性意义。图2展现了LIS信息处理的典型进路。

图2 LIS的信息处理进路

对比上述进路中的对象和结果，不难发现LIS进路的以下特点：（1）LIS既处理数据也处理意义；（2）作为LIS信息处理对象的数据和意义可以是任何信息的数据和意义要素；（3）作为其处理结果的数据却主要是辅助信息查询和获取的数据，作为其处理结果的意义主要是关乎LIS客体或学科的意义。这些特点的合理性与LIS的使命相关。根据本文作者的阐释^[14]， LIS是以保障信息的有效查询和获取为旨归的领域，因此，它必须既聚焦数据也聚焦意义，以便信息用户能够从数据和意义两个方面查询信息，判断信息的相关性及可用性。LIS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使命既包括保障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能被查询和获取到，也包括保障信息用户在任何情境下产生的信息查询和获取需要都得到满足，这就要求LIS把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视为其信息处理对象。保障信息有效查询和获取的使命还要求LIS的信息处理结果能够直接支持信息查询和获取，或能够指导信息查询或获取效率/效果的改善，正是这一要求限定了LIS信息处理的结果。

LIS边界之惑

20世纪末以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LIS领域的很多从业人员和学者也开始扩大信息处理的范围。其结果是，当前LIS在上述典型信息处理之外，也常见其他信息处理过程。

最常见的新型信息处理就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或信息计量技术，发现有关非LIS客体的知识，例如有关特定疾病（传统的医学客体）、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传统的历史学客体）、特定文学艺术作品（传统的人文科学客体）的知识。这类信息处理的经典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斯旺森（Swanson）对学术论文数据的处理，他利用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文本发现了鱼油对雷诺氏病的治疗作用[26]。雷诺综合症在当时是一种病因和治疗方法均未知的血液循环紊乱疾病。斯旺森在一组文献中发现了雷诺综合症病人血液异常的记载，又在另一组文献中发现了鱼油对血液异常现象的疗效记载。斯旺森由此提出了“食用鱼油会对雷诺氏病患者有益”的假设。两年之后，这一假设被临床实验所证实。在这一案例中，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已发表文献的文本（数据），产生的主要结果是关于雷诺综合症的研究发现（意义）。

第二种常见的信息处理是围绕政府或行业决策中的特定战略问题，系统梳理和分析各学科信息中的相关研究发现、观点和事实等，并对其进行比较、评价、分析、综合，然后基于上述评价分析，针对决策中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在这里，主要的处理对象是各学科信息的意义，主要的输出结果是决策相关意义。

与上节总结的LIS信息处理进路相比，这两类信息处理所输出的意义都超出了保障信息查询与获取的使命限定，既不关乎LIS的常规客体——数据、信息、文献等，也不关乎LIS学科，而是关乎传统学科分野中其他学科的客体。以斯旺森的研究为例，雷诺综合症是医学的客体，鱼油是食品和药学研究的客体。不难理解，由此形成的意义更有可能随其客体成为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在其他领域产生应用价值，却很难合乎逻辑地归入LIS知识体系。20世纪末之前LIS较少从事此类信息处理的原因，除了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也与那时的LIS比较注重学科区分相关。例如，在Hjørland提出的LIS职业活动和学科内容四象限中，涉及具体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内容的LIS实践和研究，被归入第二象限（即“专才-内容”象限），但Hjørland同时指出，最能代表这类实践和研究的是学科馆员的活动，而学科馆员的活动关乎学科文献的组织及交流而不是学科内容的研究，正如各学科教师的活动关乎学科知识的传授而不是内容创新一样。这表明，在Hjørland看来，当对具体学科内容的介入专深到一定程度时，它们就超出了LIS的范畴，而成为其他学科的组成部分。

今天的LIS无疑拥有更庞大的可处理数据及更强大的数据处理技术，因而拥有通过数据处理获得各学科知识发现的优势，这构成了LIS拓展边界、推动学科融合的重要基础。但这样的学科发展策略可能还需要解答若干困惑，例如，LIS开展的这类信息处理与其他学科的信息处理有什么区别？LIS从事这类信息处理的目的是什么？如何通过这类信息处理推动LIS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前沿？

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图书馆信息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具有怎样的知识内容等问题，已经产生了大量文献计量学研究以及少量论证或推理。然而，过去二十年的学科发展趋势似乎表明，这些研究尚不足以支持世界LIS学界阐明自身独特性，并以此为基础守正创新。

本研究采用逻辑推理与经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探究LIS在信息处理活动中体现出的独特性。在推理方面，本研究借鉴丹麦学者Hjørland的职业实践与学科内容象限，以于良芝定义的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推导出信息处理的四个象限：（1）以信息的数据为主要处理对象和主要输出对象；（2）以信息的意义为主要处理对象，以数据为主要输出对象；（3）以信息的数据为主要处理对象，以意义为主要输出对象；（4）以信息的意义为主要处理对象和主要输出对象。

从上述象限来看，经典的LIS信息处理进路表现出以下特征：（1）LIS既处理信息的数据，也处理信息的意义，其目的是从数据和意义两个方面保障信息的查询与获取；（2）任何信息的数据和意义都可能成为LIS信息处理的对象，因为LIS需要保证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都能被查询和获取到；（3）LIS信息处理所输出的，主要是辅助信息查询和获取的数据以及关乎LIS客体或学科的意义，因为保障信息查询和获取的使命对其处理结果起到了聚敛和限定作用。这三大特征共同反映了LIS领域与信息发生关联的独特方式，构成了信息处理视角下的LIS独特性。

参考文献：

[1] Atkins S E. Subject trend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75-1984[J]. Library Trends,1988,37 (spring):633-658.

[2] Kumpulainen 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1975: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journal articles[J]. Libri, 1991, 41(1): 59-76.

[3] Järvelin K, Vakkari P.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65–1985: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1993, 29(1): 129-144.

[4] Rochester M K.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Australia 1985–1994: a content analysis of research articles in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and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J].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1995, 26(3): 163-170.

[5] Koufogiannakis D, Slater L, Crumley E. A content analysis of librarianship research[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 30(3): 227-239.

[6] Åström F. Changes in the LIS research front: time‐sliced cocitation analyses of LIS journal articles, 1990–2004[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58(7): 947-957.

[7] Åström F. The visibil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bibliometric mapping of the LIS field[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0, 80(2): 143-159.

[8] Tuomaala O, Järvelin K, Vakkari P.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65–2005: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65(7): 1446-1462.

[9] Onyancha O B. Forty-five years of LIS research evolution, 1971–2015: an informetrics study of the author-supplied keywords[J].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34(3): 456-470.

[10]  Wu D, He D Q，Jiang J P, et al. The state of iSchools: an analysi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graduate educatio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38(1): 15-36.

[11]  Zuo Z, Zhao K, Eichmann D. The state and evolution of US iSchools: from talent acquisitions to research outcome[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68(5): 1266-1277.

[12] Zhang P. The intelle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field: heritage and substanc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64 (12): 2468-2491.

[13] Bonnici L J，Subramaniam M，Burnett K． Everything old is new again: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from LIS to iField[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2009，50 ( 4) : 263-274．

[14]  于良芝 樊振佳.图书馆信息学的逻辑架构及历史轨迹：基于推理与史实的学科独特性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46（4）：4-19.

[15] Borko H. Information Science: What is it?[J]. American Documentation, 1968, 19(1): 3-5.

[16] Milojević S, Sugimoto C R, Yan E, et al.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alysis of article title word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62(10): 1933-1953.

[17]  张  斌，贾  茜．国内外图书情报学认知结构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9)：69-77.

[18]  初景利，张颖．以信息和数据为核心构建图情档学科体系与能力[J]．文献与数据学报，2019，1(1)：21-31.

[19]  叶继元．图书情报学 (LIS) 核心内容及其人才培养[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6)：13-19.

[20]  叶  鹰．图书情报学的学术思想与技术方法及其开新[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2)：15-25.

[21]  Hjørland B.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actice,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basis[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2000, 36(3): 501-531.

[22] Yu L.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again[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4): 795-816.

[23] Shera J H.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Machlup F & Mansfield U.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1983: 379-388.

[24] Taylor R S. Reminiscing about the futu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J]. Library Journal, 1979, 104(16): 1871-1875．

[25] 埃德蒙德·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M].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26] Swanson D R. Fish oil, Raynaud's syndrome, and undiscovered public knowledge[J].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1986, 30(1):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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