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研究
一、作者简介
史琳琰（1988一），女，河南濮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消费经济学
胡怀国（1971一），男，山东苦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二、引用本文
史琳琰,胡怀国.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1(5):1-9.
三、文章摘要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良性互动。以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两个一级指标，将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居民收入增长的渐进性、居民共享发展的全面性和居民生活质量作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四个一级指标，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进行度量，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加快了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提升速度；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依托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加强居民发展成果共享与高质量发展的互动互促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四、原文作者
史琳琰 胡怀国
五、原文刊发
《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5期
六、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成果共享 扩大内需 创新驱动 共同富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经济总量在短短数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亦逐渐由“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转向“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收入的高低与差距是影响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最重要的方面，也成为影响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但同时也伴随着较为显著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会导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难以有效积累人力资本，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发展中经济体在迈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容易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增长停滞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过少和居民收入间的不平衡，造成了经济发展失速和社会秩序失稳，不少拉美经济体就是其中的典型国。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城乡、地区、行业间较大的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限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劳动报酬是初次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横向来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纵向来看，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2011-2017年持续上升，但仍低于2002年的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为主题。因而，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及互促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对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不仅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社会整体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带动人力资本积累和国家创新力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风险的韧性和张力，推动中国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上的开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并力求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不仅需要系统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必要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与发展成果共享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相互促进。已有研究更多地对二者关系予以理论化分析，较少用实证方法对其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对二者如何产生互动的内部机制更缺乏详细探讨。因而，本文结合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理念，将理论予以实证研究，以更好地说明高质量发展与发展成果共享的内在一致性与协调性，努力推动新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文献综述
关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收人差距及再分配政策；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收入差距过大及再分配政策的不完善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国内外有大量文献对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及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探讨。Alesina et al.认为，收入不平等不仅能够通过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Keefer et al.发现，社会两极分化会通过降低合约及产权的安全性而阻碍一国经济增长国。Croix et al.则认为，收入不平等还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生育率差异随着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上升，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积累的人力资本较少，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此外，Vandemoortele认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会导致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失去作用。Neves et al.则运用Meta-Analysis对1994-2014年发表在《科学期刊》（Scientific Journal）上有关收入、土地、人力资本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在总体上会产生负面的影响。Ciegis以2005-2013年欧盟25国为样本，发现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储蓄、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支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Aiyar et al.发现，收人不平等会通过机会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代际流动性下降会通过阻碍人力资本积累而抑制未来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不仅对中国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而且对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以及改善民生对于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李实认为，中国城乡、地区间不仅收入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为显著，尤其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限制了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城乡分割体制下农村的“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入一低收入”与城市的“高收入—高人力资本投入一高收入”的鲜明对比。要实现全体居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亟需解决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的非均等化问题，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兼容、发展与共享的良性互动。王晓霞等通过研究认为，市场对完全竞争的偏离扭曲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关于收入分配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黄思宁等发现，收人分配会通过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影响经济结构的演化，即通过收入结构一需求结构一产业结构来实现一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一国新兴产业的形成并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林晓珊围认为，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和结构失衡会阻碍消费升级和经济增长，导致社会的消费不平等。袁富华等发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及较高的收入水平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关键，而且是助推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重要因素。同时，周绍洁等研究认为，改善民生状况，提升国民幸福感，应注重提高弱势人群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性。成功迈向高收入组别的国家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尤其是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强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整体而言，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之间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探讨，尚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定量分析；对共享发展成果的衡量主要基于收入差距，尚缺乏更全面的衡量体系。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会通过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受制于理解收入共享或收人分配公平性涵盖内容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在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如何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等方面，尚没有提出相对完善并有针对性的机制和措施。此外，经济发展中成果共享应是发展提升共享水平，共享推动更高质量发展的双向互动，而已有文献多停留在公平型共享或效率型发展的单向研究。本文认为，在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中，不少人属于“被增长”“被富裕”，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共享发展的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意味着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协调一致性，有必要深入分析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状况及发展成果共享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揭示发展成果共享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形成以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促进成果共享，以更高的共享水平进一步带动高质量发展的互促互动的良性循环。
三、指标评价与选取
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取得了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投资驱动与“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逐渐难以为继，并积累起了日趋明显的国际收支失衡、产业升级困难、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了世界格局的动荡变化，为应对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不得不努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国在当前国际局势下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充分发挥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努力打通国内大循环，启动国内消费市场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这又要求我们深入研究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内在机制，以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成果共享的协调共进。
（一）高质量发展的指标选取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投资过度偏重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视相对不足，目前投资率过高（超过40%）、消费率偏低及消费升级乏力等问题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消费已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日益显示出其对于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具体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目前的不到1%，2016年GDP名义增速首次高于固定资产名义增速，预示着中国“投资驱动模式”已不可持续。目前，中国工业化进程已接近尾声，在以增进国民福利为目标、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下，消费需求增加及消费升级在推动服务业高端化的同时，通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积累，为农业、工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撑，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随着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业占比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加快促进了服务消费的持续增长，而目前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特别是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品的供给数量以及质量已无法充分满足人们当前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快速转变的需要，亟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业的市场供给能力，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虽然中国已进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成果人人共享仍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同时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物质基础。根据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人均GDP长期保持在4%以上的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为缩小现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有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提供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只有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不断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目前存在的失业、社保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区域差距较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得以解决。因而，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始终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性，推动中国发展不断迈向新台阶。一般认为，尽管GDP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迄今为止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为可取的综合性指标。经济发展速度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赶超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GDP增长率不仅能够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一国GDP增长率的变化也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因此，我们以GDP增长率来度量经济发展的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对成功实现赶超并具有较高储蓄率传统的亚洲国家日韩而言，消费率总体保持在60%以上，消费需求对驱动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1所示，在低收入国家，居民收人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最终消费率处于较高水平；伴随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国家居民的购买力及消费层次逐步提升并不断得以满足，而相应满足更高需求的高端商品和服务尚未出现，此发展阶段出现了最终消费率的相应下降；进人高收入国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居民的消费需求不仅在量上增加，而且表现为消费层级的不断提升，此阶段会出现最终消费率的逐步上升。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消费升级与经济结构服务化同时发生，转方式调结构的基础动力在创新。因而，在由中等收入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通过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推动消费率的提升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同时，从短期供求均衡和长期增长质量看，“稳消费”将成为今后经济政策的重心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质量和效益则是新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大力挖掘内需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服务业供给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努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最终消费率、服务业占比、研发支出占 GDP 比例及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度 量经济发展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较快的增长，经济总量在短短数十年间跃居世界第二位，目前已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亦逐渐由“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转向“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
（二）共享发展成果的指标选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享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以及居民获取收入能力的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第一，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共享是全民共享，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的发展；第二，就共享的内容而言，共享是全面共享，共享发展就是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第三，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共享是共建共享，共享发展就是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局面；第四，就共享发展的进程而言，共享是渐进共享，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应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们要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结构，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增强共享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居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应包括收入差距的适度性，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保持在合理范围，能让全体居民普惠式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其次是具备渐进性，收入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一个逐步提升和完善的过程；再次应做到全面性，即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应更多体现为对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均等共享；最后，发展成果应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本文选取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居民收入增长的渐进性、居民共享发展的全面性、居民生活质量作为一级指标，以此来度量发展成果共享的程度和水平。本文仅对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互促关系进行研究，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及构建模型的需要，选取了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典型代表指标（如表1所示）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居民对发展成果共享水平的度量
为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居民对发展成果共享的变动情况，本文借鉴高友才等的分析方法设定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各指标的基准值和目标值。国际上有公认标准的，基准值和目标值均采取国际公认标准；国际上没有公认标准的，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个发展中国家指标值的平均值作为居民收入共享的基准值。取美国、日本、德国三个发达国家指标值的平均值作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值。其中，基准值的得分设定为60分，目标值的得分设定为100分，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综合得分越高，说明发展成果共享水平越高；低于60分，意味着没有达到共享发展成果的最低要求。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首先，计算各二级指标的共享得分，其中，基准值之上的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共享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Xti-yi）/（Yi-yi）×40+60和（yi-Xti）/（yi-Yi）×40+60，基准值之下的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共享得分的计算公式分别为Xti/yi×60和yi/Xti×60。式中，Xti为i指标第t年的实际值，Yi为i指标的目标值，yi为i指标的基准值。其次，计算一级指标的共享得分，此时需要对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确定其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大小；根据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的权重大小及二级指标的共享得分，利用公式I=∑W'i×Qti，可得一级指标的共享得分。其中，I为一级指标的共享得分，W'i为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的相对权重，Qti为二级指标在不同年份的共享得分。最后，计算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综合得分，我们利用因子分析再次确定一级指标相对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权重大小，利用加权计算可得到历年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得分（如表2所示；具体计算过程，参见高友才等）。
表2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伴随居民对发展成果共享水平的逐步提升，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并在2018年超过了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国际基准水平，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发展对共享的促进。居民生活质量在此期间变化最为明显，2013年基本达到基准水平，2013年之后增长迅速，并逐步向国际目标值迈进，充分显示了新时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作用。然而，城乡、地区间较大的收入差距及医疗、教育等发展的非全面性，对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
（二）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度量
为分析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程度及变化，我们利用灰色关联模型测度有关指标之间的关联性，从分项指标及整体分析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然后分阶段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动态变化，以更好地理解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之间的作用机制。根据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我们对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指标的共享得分和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下式求得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εij（k）以及各指标间的关联度γij:
其中，εij（k）为指标 i 和指标 j 在 k 时刻的相关系数, min(j)min（k） Δij（k）为第二级最小差，max(j) max(k)Δij（k） 为第二级最大差，Δij（k）为比较序列 (自变量)曲线上每一个点与参考序列(因变量)曲 线上每一个点的差的绝对值，ρ 为分辨系数，其作用是提高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取值范围为（0,1）。γij 为指标 i 和指标 j 的关联度，计算结果如 表 3 所示。
整体而言，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大部分指标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关联度小于经济发展速度。在个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各指标间的加权平均，得到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影响。结果显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关联度0.6058，小于其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平均关联度0.6291。这意味着，虽然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逐步改善了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状况，但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尚未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推动作用。
从各项具体指标来看：首先，GDP增长率与科教文卫消费比重的关联度最大，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关联度次之，教育基尼系数及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紧随其后。科教文卫消费的增加不仅代表了消费升级，而且对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创新力的形成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它与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公平分享及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升，共同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消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保障与前提。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接受学校教育增加一年带来的收入增长相当于参加工作四年所实现的收人增长2]。因此，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不仅能通过消费升级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而且人力资本提升能够进一步带来居民收入的增长，不断夯实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动力基础，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最终消费率、服务业占比均与地区基尼系数及城乡基尼系数显现出较大的关联度，该结果进一步表明了经济结构服务化与消费的同步性。根据边际消费理论，城乡、地区之间的过大收人差距会降低总消费水平，尤其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未形成供给对需求完美适配的情形下，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受制于收入水平较低而无法充分满足中低等消费需求；而另一部分高收入群体受制于社会供给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对商品和服务等潜在的高级消费需求，这也是大多数中等收入阶段国家普遍面临的过度依赖投资与外需及由此带来的消费不足与消费升级不畅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引发的外部冲击下，促进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共建共享，推动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及消费升级，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进而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劳动生产率与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的关联度最大。社保支出占GDP比重，该结果进一步表明了以“人”为中心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新发展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努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环节。全要素生产率（TFP）与恩格尔系数的关联度最大，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该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消费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食品等基本生活需求占比的缩小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不仅能够促进社会整体消费结构的升级，而且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型时期，高投资率的传统经济逻辑正在失去其现实基础，而以人力资本提升为核心的劳动力再生产成为城市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基础。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不仅表现为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而且表现为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替换，尤其是与高素质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
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带来的新变化，本文分阶段对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进行关联度分析，即把所有样本分为两个阶段：2001-2012年大规模工业化高速增长与外向型经济发展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各指标的关联度，基本呈现出高质量发展转变期大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时代特征。其中，城乡及地区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在两个阶段的变化最为明显；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逐渐增大的趋势，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共享理念，致力于资源的充分流动及合理分配，不断降低了城乡、地区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并充分发挥城乡共享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带动作用。恩格尔系数及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在两个阶段的影响变化较小，尤其是恩格尔系数整体呈现出高质量发展转变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高速增长阶段，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在2013年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小于高速增长阶段。该结果不仅说明了中国居民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方面逐渐接近国际水平，更彰显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总要求”。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教育基尼系数、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及（科教文卫）消费比重指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提升较为明显，并远超同时期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变化；并且，这些共享指标均具有促进消费升级、形成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国家创新力提升的发展效果，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以上研究结果充分表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能够在提升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水平的同时，增强发展成果共享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分析表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和发展协同性。整体而言，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推动了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调整加速了居民对发展成果共享水平的提高，但整体共享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从21世纪以来的发展来看，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更大，但2012年以来，其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形成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与高质量发展的互促机制，践行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念，本文提出以下相应建议：
首先，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的发展成果共享，进一步发挥城乡共享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带动作用；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不断提升其消费能力，增强居民增加消费、实现消费升级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坚实基础。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满足高收入群体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提升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促进国内消费率的提升。其次，增加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着力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此外，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门槛，保障居民获取收入增长的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不断提高居民共享发展的全面性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更多地让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增长。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互促互动，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中国经济沿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道路行稳致远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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