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低智社会
低智社会
文：杜君立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金钱往往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更高的情感、尊重、审美、求知和自我实现却是金钱无法购买的。幸福是现代人最后一件奢侈品，它昂贵到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而且它的保质期特别短暂，根本无法永久保存。对人类来说，生命的标准越高，就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健美的身体、机敏的头脑、朴素的生活、高尚的思想、雅致的审美、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情感反应，这些东西绝不是机器体系可以提供的。机器可以制造消费，但无法填补人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正如王小波所说，人是一种追求有趣的动物。枯燥乏味、单调重复、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只适合“傻子”（智障者）来做；对正常人来说，这种机械的工作会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它不仅摧残人的身体，禁锢人的思想，窒息人的心灵，还塑造人的奴性。因此说，机器化的工作对人类是有害的，这种危害是金钱远远不能弥补的。
从文化上来说，欧洲是世界大家庭中最小最年轻的兄弟，亚洲才是真正的“老大哥”。年轻并不总是坏事，年轻意味着活力和上进。欧洲后来者居上，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宰者，这让曾经的“老大哥”多少有些失落之后的愤懑。同样，致力于殖民掠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现代进程中也举步维艰。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不仅要在器物和经济方面进步，也要从制度和思想层面走向文明。一百多年来，东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应而生的世俗化和城市化，但西方文明中最为核心的现代理念和价值观，比如理性、法治、民主和人权等，却始终遭到拒绝和排斥。对古老的东方来说，最大的悲哀是，既无法回到过去，也不愿走向未来，因此处处弥漫着一种虚无与冷漠。
“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弗罗姆《逃避自由》）虽然智慧的瓶颈依然无法逾越，但在此同时，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民主程度走向大众化。“通过读书，人们可以通晓历史，预知未来。只要潜心读书，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人类不断增长的‘国际合作’的现实。”（房龙《欧洲印刷史话》）
在纸质书出现之前，中国人使用竹简和木简，如“学富五车”；孔子周游列国载了半车书，实际不过几本书而已。数字化的电子书比纸质书的出现更具革命性，文字影像构成的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实物状态，以比特的形式抽象化存在和传播，汗牛充栋已经成为往事。有一天我们将怀揣着一个硬币大小的存储器，它存储着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人类社会从进入印刷书时代以来，先后经历过五次关于书籍消亡的“危机”：第次是报纸的出现，第二次是电影的出现，第三次是广播的出现，第四次是电视的出现，第五次是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基于技术形态的改变，中国书业尚未走向成熟，就已面临第二次严重的危机。在数码技术垄断一切的时代，传统出版业、实体书店和纸质阅读如何生存，成为所有图书从业者的最大难题。”（朱大可《书店的涅槃》）事实上，对阅读构成真正威胁的与其说是进步的技术，不如说是落后的权力。人类出版文明一路走下来，泥板可以替代，甲骨可以替代，竹简可以替代，帛书可以替代，但纸质书似乎不可能被电子书完全替代，因为它的艺术品质是不可替代的。即使纸质书会消失，但书写和阅读会永远存在。
19世纪以来，书籍生产一直是德国真正的工业活动。作为谷登堡革命和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至今仍然在印刷领域保持着世界垄断地位；在中国，“海德堡”几乎就是印刷厂的代名词。事实上，德国本身也是顶级机器的代名词，中国人对奔驰和宝马有着近乎宗教的崇拜。但在德国人心目中，只有图书才是显赫的。正是读书的滋养，才培育了德国人严谨的态度和缜密的思维。统计显示，2013年德国人购买了42亿欧元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当然，这不包括各种学校教材和教辅考试书）。在德国整个文化娱乐业中，图书独占半壁江山，几乎是其他如音乐、游戏、软件、电影、电视、录像等的市场总和。早在18世纪，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就曾掀起一场被称为“阅读革命”的阅读实践。德国人自古爱书如命，书店多，书痴更多；纳粹时期和民主德国时期，许多读者不惜冒着坐牢的危险读禁书。在书籍审查制度结束之后，德国图书出版业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法兰克福书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图书出版业的奥林匹克。
作为一种“绅士的生意”，西方传统出版的灵魂是观念先导，奉行智性、审美和社会价值，其初衷并不是为赚钱。在近二三百年间，欧美出版业的年利润率甚至低于银行存款利率，但仍有许多精英出版人乐此不疲。1935年，艾伦·莱恩创立的企鹅出版社尝试以一包烟的价格将伟大的书籍出售给千百万普通民众，让原先被精英文化排斥在外的大众接受普遍而优质的文化启蒙，由此开启了世界出版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对出版商来说，他虽依赖于人们买书，但并不依赖于人们读书；实际上，现代人买书更多是为了查询而非阅读。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新出版的图书数量达到64万种，而中国以30万种独占鳌头。中国一般将民国之前的书称为“古籍”，其数量仅为8～10万种（2000多年加起来，也不足现在一年出版量的三分之一）。对于大量粗制滥造的书籍，中国古代有“祸及枣梨”的说法，意思是白白糟蹋了刻版的枣木和梨木；现代的危害已经不限于枣梨，而是祸及整个森林。据李泽厚先生统计，从“五四”运动到上世纪末，中国翻译引进的西方书籍共计106800册，中国书籍（包括古籍）被西方翻译引进的仅为800多套。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从未经历过印刷革命和启蒙运动。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广播、电影、电视迅速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介，从而跳越过了印刷化的阅读阶段。书分有用的书和没用的书，后者是指那些有关思想、文化和心灵的书，这些书可以丰盈人的精神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实用性的教科书、医学保健、各种工具书以及成功学、官场学等，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阅读”范畴，真正的阅读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甚至说是修行。在西方传统中，读书就是读《圣经》。自从文字诞生以来，阅读便是人类文明的典型姿态。对身陷物质和欲望的现代人来说，阅读并不能带来金钱，但却可以抵抗金钱的诱惑。
麦克卢汉认为，以书面文字为主的印刷品属于冷媒体，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广播电视电影属于热媒体，前者偏重于知识信息和逻辑推理，后者偏重于戏谑娱乐。与中世纪的聆听型公众不同，现代公众往往是阅读型的。对早期工业化国家来说，在广播电视普及之前，普遍经历了二三百年和数代人的阅读时期，因而养成了阅读和思考的习惯，而中国在现代进程中恰恰缺失了这种书面化的阅读传统与阅读训练。即使当下，很多中国作家也常常不得不从书桌走向讲台。
学贯中西的许倬云先生颇为痛心地指出，中国人在接受现代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逐渐遗忘了；犹如邯郸学步，人们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传统文化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丧失殆尽。读书是一种复杂的脑力活动，缺乏阅读必然导致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低下。在2014年“世界读书日”发布的官方报告中，中国图书总印数达到793亿册，平均每人超过5本，而人均图书阅读量却不到5本。这个数字远远低于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美国50本，以色列64本。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到13分钟，但看电视的时间超过3小时。
本文选自《现代的历程》，杜君立／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7月。转自“冰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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