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个难以定位的人群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知识分子:一个难以定位的人群

文：王人博

从根本上说来，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中西对之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和用法。西方学者的解释是：

据中国的研究者考析，在英文中表达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Intelligentsia，另一个是Intellectual。它们的历史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来自东欧,有特殊的历史含义。波兰的社会学家吉拉(Gella)认为， Intelligentsia来自波兰，是指受过相当教育并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人，他们在社会中是拥有特殊地位的一个阶层。后者来自法国，法文中的Intellectuals是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是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者。这种传统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鼓吹实证哲学,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他们长年逗留在咖啡店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式(Messianic Bohemians)的精神，以天下为已任。就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东欧传统中具有的社会阶层的含义，但总体来看，西方传统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意识，对政治采取批判的态度，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群。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往往蕴含了以下两个要素，舍其此，知识分子的概念便无法满足：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即是说，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的。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苏格拉底式的任务。反过来讲，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产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使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来自西方。在中国的文化中，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而士大夫作为一个中国化的概念与之接近，但在知识特质、行为模式以及目标和理想方面仍有极大的差异。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是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思想的轴心，关心的问题偏于人与人、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士大夫讲究的是行为规范和人格风范，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即一个典型的风范表征。他们要求的是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一个读书人要求的是中庸、不偏不倚的生命态度。

虽然传统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但缺乏主动性。当处顺境时,表现的是儒家的积极哲学思想；处逆境时，则转以佛道为走向，以退隐、悠闲田园诗人故作潇洒的过日子。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风范一直保持着两极形态。另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来自单一的社会阶层。固然魏晋以来有世族门第的阶级情形，然而，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来自各个阶层，虽有特殊地位，似乎却未能形成一个明显的社会阶层，有的仅是以儒家思想为指标和生命理想的认同倾向，这种倾向在科举制度下显得更加明显、更加具体了。

总括起来说，在单一的中心思想体系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关心社会、注意政治，但他们所持的态度却是保守的、矜持的。当他们对时局有所不满时，缺乏主动的正面表现,往往会使用含蓄、间接的方式来疏解不满的情绪。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威文本里，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了西方的那种含义，也不具传统士大夫的意味。它主要指涉那些对一种既定的价值体系认同和效忠的特定人群。有时被用在泛指有文化的阶层，主要与工人、农民以及士兵相对应；有时又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是指从事某类特定职业的有文化的人。这些人又可以根据认同和效忠的程度被划分为三类：即革 命的知识分子、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和反 动的知识分子——右 派分子。而后者最接近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这在文化史上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知识分子本身对社会的既定价值体系持有疑义或者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认同和效忠方式持有疑义。换句话说，知识分子概念在社会主义中国已发生了政治性转换，而这种转换本身又隐含着一种复杂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