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珍钊著 周露译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文版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俄/文/版
聂珍钊 著 / 周露 译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是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
继2013年成功入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后
又于2016年成功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著作外译项目（俄文版）”
该译著于2021年
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在俄罗斯出版发行
聂珍钊 教授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外籍），中文学术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收录）主编，英文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ESCI收录）执行主编，兼任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术专著分别获教育部首届、第五届、第八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及湖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术论文分别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首席专家。聂珍钊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剑桥文学批评史》总编Claude Rawson称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arcad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tyle、CLCWeb 等均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研究和评论。
周露 教授
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以及俄汉翻译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1项，以及省部级、厅级项目多项。曾受国家教委留学基金资助先后赴乌克兰敖德萨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专著《巴拉丁斯基哲理抒情诗研究》，译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森林报》及《罪与罚》等。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先后被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二十余家出版社一再重印与加印。
译者说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是聂珍钊教授的学术力作，继2013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后，又于2016年成功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著作外译项目（俄文版）”。该译著于2021年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在俄罗斯出版发行，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我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批评理论，是一种从伦理学视角出发来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它将道德和伦理因素视为文学的核心因素，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和批评家的道德责任。《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标志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建立。该书代表了当代中国学界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最新成果，有必要向外译介。该书的外译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地对外展示我国文学理论最新发展动向与发展水准。
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也不能忽视在人文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不仅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新话语，而且与超文本结构与接受美学相呼应。俄罗斯文学和经典文学批评特别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尤其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与俄罗斯经典文学批评遥相呼应。它不仅可以吸引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的关注，而且也可以在文学批评领域与哲学批评领域之间架起一座中俄两国之间对话的桥梁。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显得尤为重要，具有迫切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成立于1724年。其出版事业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开始于1824年，出版了《科学教育评论》以及教授们的专著。现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高校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受到了俄罗斯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由知名出版社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充分体现了该书的理论水准得到了俄罗斯学界的肯定。
笔者非常荣幸地成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汉译俄项目的负责人。三年来，本人及团队成员秉承“质量第一，求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对待本书的翻译工作，以确保这部体现了中国学术界首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能够比较完美地推介给俄国学术界。
在三年来的翻译工作中，笔者切身体会到，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这样一部文学理论专著的汉译俄，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是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文学批评方法，本书所使用的素材及理论都是参照西方和中国伦理批评的相关内容完成的，这个视角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新颖的，因此很有译成俄语的必要，但这又恰恰构成了翻译的难点。相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理论，中国的伦理批评内容、传统文学经典及代表人物对于俄罗斯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本书被译成俄语后，读者是以俄语为母语的学者和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因此，就‘怎么译’而言，译文是否具有可通约性，是否能实现有效交流从而使译作具有普世价值，值得我们思考。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我们秉承 “和而不同”的翻译理念。在“和”的具体操作层面，我们怀着强烈的读者意识，采取适当增删的办法，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进行增补说明。同时，我们还采取“以俄喻中”的方式，对所译的小说与人物进行补充说明，用俄罗斯读者所熟悉的小说与人物和所译的小说和人物进行跨文化的类比，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加强读者的理解力。
其次，俄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俄语属于斯拉夫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两个不同语系在词法、句法、修辞、逻辑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许渊冲在谈到西方对等翻译理论时说：“西方语文如英、法、德、俄、 西等，约有90%的词汇有对等词。所以西方语文互译时基本可用对等译法。但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大不相同，大约只有一半词汇有对等词，所以对等译论只有一半可以应用于中西互译。” 况且，中西语法的不同，主要还在在句子内部的结构。在西方语言中多复合句，可以很长；而汉语多单句，往往很短。因此，在进行汉俄互译时，译者应该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实现最大程度的翻转。针对汉俄句子的语法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翻译度相对较大的原则，在注重将原作风格与精神保留的同时，将原作句子和段落加以重组或拆分，按照俄语语法特点重新调整句子结构，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在翻译度的把控上，译者应该秉承中国儒家哲学中庸义理的传统，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在汉俄语系的转换中，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翻译度可以较大；但译文仍应遵循原文的中心思想，译者不能擅自增加或减少内容，也不能随意改变原文的语气与修辞风格。翻译度过小容易造成硬译、死译，翻译度过大则容易造成胡译、乱译。为了使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得到更好的接受，译者应尽量做到删减适宜、恰到好处。
第三，在中国文学外译合译模式的探讨与把控方面，本团队在本次翻译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收获良多。团队成员类型的多样化与相互配合对于学术专著翻译的成功与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翻译团队由来自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组成，本项目负责人具有良好的文学专业背景与俄汉语翻译实践经验，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学与翻译工作近30年。两位俄罗斯专家一位为文学理论专业教授，发表有关文学理论与民俗学论文多篇；另一位专家为俄罗斯知名汉学家，曾在中国高校任俄语外教多年，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表达习惯，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文多篇。因此本翻译团队人员的组合对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翻译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优势互补作用，本项目的主持人作为资深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精通俄语、汉语，了解中俄文化的异同，能够很好地主持翻译工作，并在其中起到协调、沟通作用；其中一位外国专家作为资深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精确地把握文学理论方面的术语与表达法，确保理论著作翻译的准确性；另一位外国专家作为资深的俄罗斯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研究者，可以敏锐地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文化与用词方面的偏差，使译文质量更上一层楼。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先由中文为母语的译者译完初稿，再由俄语为母语的文学教授进行修改，然后由俄罗斯汉学家进行汉俄语对照修改、润色，最后再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全文通稿。经过三年来的翻译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合作模式是比较理想的，能够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既做到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著精髓，又能够符合俄罗斯人的阅读习惯，为该专著在俄罗斯的顺利出版与发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通读译稿之后，伊戈尔·沙伊塔诺夫教授和加林·提哈诺夫教授欣然提笔为俄译本撰写序言。伊戈尔是俄罗斯著名文学研究杂志《文学问题》主编、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加林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欧洲科学院院士。他们两位都是比较文学与批评理论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学术造诣深厚，享誉世界。二位教授能够为译著写序，我们深感荣幸并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俄罗斯知识界的欢迎与重视。俄罗斯广播与电视学院的教授柳叟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脸书及学院的网站上对该书进行了推荐，立刻就有朋友询问在哪里可以买到该书。他还给俄罗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独立报的书评周刊写了有关该书的评论，希望本书能被列入俄罗斯年度最佳书籍之一。俄罗斯作协第一书记瓦西连科女士也对该书做出了较高评价，认为该书在中俄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有助于帮助俄罗斯作家与学者了解中国本土原创的文艺批评理论，对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作用。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劳拉女士对该书在俄罗斯出版表示祝贺，对中国同行独创的文艺理论表示非常感兴趣，将进一步阅读与探讨。
2002年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受到俄罗斯人文基金和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的出版资助，出版事业更上一层楼。出版社拥有书店和书亭销售网络，并且拥有独立书店 "Vita Nova"，可以自行组织出版、发行、销售各类学术著作与出版物。
经与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协商，留出了180本书，由彼得堡大学出版社直接寄往俄罗斯的90家图书馆，将图书无偿赠与这些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遍布俄罗斯各大城市与高校，这些书将如星星之火，将中国学者的智慧与杰作传递给俄罗斯的读者，扩大本书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总之，中译外作为国家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关键之一。《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汉译俄的翻译过程，也是中俄学者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碰撞的过程。《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俄译本在俄罗斯的出版与发行，必将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彩重墨的一笔。
译著序言
伊戈尔·沙伊塔诺夫
Igor Shaytanov
俄罗斯著名文学研究杂志《文学问题》主编、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最近三十年，中国的人文学者力图掌握所有构成二十世纪西方（包括俄罗斯在内）知识基础的一系列流动的理论和概念。翻译文献的数量巨大。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已翻译成汉语。中国的文学大会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的数百名与会者，邀请了数十名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俄罗斯也位列其中，虽然人数很少，但是M.M.巴赫金的名字却在中国的学术界熠熠生辉。不仅他所有的著作都已被翻译和出版，而且还包括在俄罗斯和西方撰写的有关他的研究作品。在大学里开设了“巴赫金学”课程，对他的名字的引用几乎与不久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引用一样非常重要，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哲学没有失去其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巴赫金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位。这一转向与中国自身的传统相呼应，并由此在中国确立了影响力日增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流派。在后现代的众说纷纭中，中国学者听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声音，并将此宣布为人文科学的新方向。中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聂珍钊教授阐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原理，他负责组织召开了在中国、韩国、日本、英国和爱沙尼亚举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大会。
中国伦理学批评是根据过去几十年来世界文学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而做出的选择。在本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聂珍钊教授首次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从哲学论证一直到其批评方法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应用。
文学伦理学批评雄心勃勃，涵盖了整个理论思考的范围。文学伦理不是用来发掘其意义，而是与其他功能一起综合应用，从哲学基础一直到政治现实。但是，只有善于根据其固有的伦理本质来评价文学，评论家才能发挥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 、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批评方法 。……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
综上所述，文学和伦理批评在人的形成过程中获得了最重要的进化意义：伦理选择阶段紧随自然选择阶段。正是在这第二阶段，文学确保人不仅作为生物物种生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理性和道德的完善。因此，必须把伦理批评作为理解和阐释文学的手段。
聂珍钊教授在书中所提出的伦理批评，是根据西方的批评思想，在中国伦理哲学的语境下“逆流”改变而产生的。这本书的理论思想来源于神话和哲学经验，融合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可获得的一系列西方思想源泉。但是在西方主要的批评流派中，如形式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政治批评（如作者所定义的），仍然“缺乏伦理内涵”。在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聂珍钊教授还是列举了许多美国作家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伦理批评的先驱：“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文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强调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文化批评等，形成了一股伦理批评的潮流。”
在所列举的十多个名字中，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1921-2005年）是最主要的学者，他是西方伦理批评的杰出代表。早在1961年他的成名作 《小说修辞学》(Rhetoric of Fiction)出版时，他就专门讨论了“非人格化叙述的道德问题”, 认为“小说修辞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伦理问题”。
在本书正文之后的附录中给出了基本问题和术语的解释。核心观念斯芬克斯因子象征着人在伦理选择阶段依旧具有的二重性，没有完全摆脱先前自然选择阶段所固有的条件和特质。如果本书的第一章讲述的是文学的起源和本质，那么斯芬克斯因子就是第二章的主题，从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认知到奥斯卡·王尔德、卡尔维诺和中国长篇小说《西游记》中主人公的行为表现。
这本书具有丰富的文化素材：从对“文学”概念的起源和本质的“误读”到详细的追溯伦理批评的传统（从古希腊罗马开始）。这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的标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践应用”：俄狄浦斯的恋母情结，托马斯·哈代的正义观，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的伦理解读，奥尼尔的乱伦和复仇……最后的第十四章是关于中国的：“伦理演变与中国五四时期的诗歌”，论述了有关中国新诗以及新伦理的接受。
整本书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如何从中国视角接受和掌握西方批评思想的经验，哪些经验是迫切需要的，人们试图接受这些经验并根据自己的道德传统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聂珍钊教授在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道德价值如此轻易而迅速失去的现代世界，他对当今世界的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中所呈现的人提出了伦理要求。
（序言原文见译著；周露 译）
Galin Tihanov
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为有趣的文学概念，现在俄语读者可以一饱眼福了。本书的作者聂珍钊教授无疑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学者，也是人文学科领域少数几个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学者。聂教授早年从事英语文学史研究，他的论文和第一部专著均论述托马斯·哈代；之后，他的研究涉猎甚广，涵盖了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语小说和诗歌。但是，聂教授的学术兴趣和学识实际上要广泛的多。本书读者会发现，他的研究博大精深：从索福克勒斯到渥兹华斯到托尔斯泰，从海明威到16世纪及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学。
对于任何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比较文学学者来说，这足以成为一张名片。然而，聂教授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不仅凭自己广博的学问成了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概念性思考的能力以及提出新方法、创造新术语的能力。他能够对文学提出不同的看法，且能令中国的文学学术研究比肩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学学术研究，这部著作就是这种原创力的明证。
聂教授将自己的方法称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他谦逊得体又不失机智地表示，这种批评方法旨在与西方丰富的伦理批评传统进行对话（韦恩·布斯和玛莎·努斯鲍姆是他特别关注的两个批评家）。但是，虽则命名一致，他的批评方法在体系上与西方的伦理批评有很大的不同。聂教授的批评方法的独创性在于，他试图严格区分道德批评和伦理批评：前者从评论者/读者当下的观点出发作出评判；而后者则着眼于理解文学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演变，即视文学为一种直面和解决伦理两难的工具，围绕的是善与恶、责任与享乐、忠诚与自由等问题。
这正是聂教授不断阐述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之于思想史的旨趣和要义所在。在他的理论场域中，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然选择）只能有助于解释人作为生物存在的起源，但不能解释人的区别性特征，尤其不能解释人的创造性特征，即人具有创作歌曲、诗歌和散文（小说）的能力。人的这些创造性特征也无法通过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人类劳动起源论来阐释。聂教授的理论令人想起俄国史学家鲍里斯·波什涅夫及其思想。波什涅夫认为人类真正的历史要比其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存在所表明的历史短得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波什涅夫也认为恩格斯关于语言和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存有不足之处。
波什涅夫认为，语言和艺术源于表达、暗示和反暗示的需要，这才是充满力量的人类交流（互动）的核心形式。在聂教授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并非始于“自然选择”，而是始于后来的“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令我们脱离了“伦理混乱”王国，进入了他所谓的“伦理启蒙”王国，从而促使了我们从动物向人的过渡。聂教授以《圣经》中的著名故事为例，旨在唤起人们关注亚当和夏娃离开的原始场景，也即是他所说的“道德蒙昧”状态，并由此进入持续的伦理两难境地。纵览全书，他研究了许多小说和戏剧，其观点往往与弗洛伊德的经典心理分析相佐。聂教授的研读不是针对情节，而是针对叙事中种种挑战留下的蛛丝马迹。对于俄罗斯和西方的读者而言，这种对道德形成过程的追寻通常类似于解读一部成长小说的社会政治环境，当然，成长小说这一类型本身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譬如，聂教授在书中就论及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
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批评界一直都在探讨类似的问题。毫无疑问，聂教授对文学的广博且深入的思考必将对俄语读者产生吸引力——浸染这些读者的知识传统培养了大量的思想家，如马尔、弗雷登伯格、巴赫金、波什涅夫和洛特曼，他们都竭力以自己的方式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以掌握文学演进的原理。聂教授的大胆尝试既是对文学发生原理的阐述，同时又是对诗学问题的敏感回应，就更广的伦理关切而言，其思想发人深省，其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充分表明，当前中国的文学研究充满活力和雄心，它必将引领读者踏上一次迷人的思想之旅。
（序言原文见译著；王松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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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任洁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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