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出现退潮？精英逃离？移居新加坡不后悔中产大有人在
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下南洋退潮：租不起房，吃不起饭，精英逃离新加坡》的长文在中国社交平台热传。《联合早报》中国组高级记者刘柳与特约评论员严孟达为此撰文，发表他们的看法。
《下南洋退潮：租不起房，吃不起饭，精英逃离新加坡》一文描绘三名移居新加坡的中国中产人士，因物价上涨等原因而作出“逃离”的决定。（档案照）
刘柳：中国中产逃离新加坡?
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篇题为《下南洋退潮：租不起房，吃不起饭，精英逃离新加坡》的长文，上周在中国社交平台热传，引发网民感叹：新加坡的生活真是“水深火热”啊！
文章用三个个案描绘了新加坡近一年房租、餐饮各项物价飞涨的状况，导致原本想在新加坡定居的中国中产，不得不作出“逃离”的决定，并在醒目位置写道：“新加坡不再是中产应许之地”。
新加坡连续多年蝉联“全球外派专才生活费最高的城市”，尤其近两年通胀率持续居高不下，这是事实。
对于外来人口，房租是生活成本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两年涨幅更高达34%，已和纽约并列全球第一。其中一名受访者王锋提到，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房东将房租从5000元涨到7000元；另一个受访者也抱怨，自己租的50平米一居室，即使位置偏僻，至少也要4000元。
但当笔者把这个租房情况分享给新加坡朋友群后，却立即炸了锅。
他们指出：7000元的租金肯定是市区豪华公寓，一面要住高档公寓，一面又抱怨房租贵，自己在国内年薪70万人民币（约13万新元），税后到手才60万，这个薪资在上海等一线城市，也住不了高标准的豪华公寓，凭什么认为在新加坡就可以？他们难道不知道，八成以上新加坡人住的都是政府组屋吗？
事实上，打开新加坡租房应用就可以查到，如果租政府组屋，即使是在中央商业区，两室一厅的租金也不过4000元。文章却将这个重要的信息省略了。
更为巧合的是，文章里想要逃离的三名受访者，都是Web3及区块链从业者。联想到新加坡官方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近半年急转直下，加上行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币圈大佬纷纷转移阵地，相关从业者在新加坡的职业前景，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这可能才是他们想要逃离的真正原因。
更何况，文章得出“逃离新加坡成了新趋势”这一结论，却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支撑。若以受访者为样本来看，与其说是中产逃离，倒不如说是Web3逃离。
文章将Web3群体在新加坡遭遇的困境，引申到整个“中产精英”都在逃离，并把原因仅仅归结到新加坡物价上。作为一家有官媒背景的严肃刊物，这个结论下得似乎过于草率。
新加坡近两年迎来一波中国移民潮，中国媒体也不断输出“逃去新加坡的中产后悔了”“新加坡不再适合中产”这类文章，一方面制造话题获取流量，更重要的是，试图引导舆论风向，阻止资本和人才外流。同样的情况，可参见早前掀起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移民潮时，中国的舆论风向。
中国中产群体正在快速增长，当他们拥有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更强的适应能力，而国内资源或生活模式与他们的需求不符时，自然会考虑移居国外。
日、韩、印度、香港乃至新加坡都有类似经历，这是一个社会在经历结构转型时的普遍现象，其中原因值得探析。但作为一个强调“大国自信”的国家，实在无须将这视为洪水猛兽，还用舆论围堵。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组高级记者）
严孟达：长安居大不易？
日前在中国网上读到一篇文字不短的文章说：“这两年，隔段时间便有富豪移民新加坡的热潮，很多人都吹捧新加坡有多好，多么适合中产移居。但真相就是这么残酷！如今的新加坡，房价暴涨、物价逆天，移民太难，就业天花板等等问题，让新加坡一步步远离国内中产，不再成为中产移民的天堂……”文中还引述不少人觉得后悔的亲身体验。
文章透露了不少客观现实，也有一些主观或说是直观的意见，且暂时按下不表。话说唐朝着名诗人白居易在还未成名时，拿着自己的诗稿求见长安名士顾况，“顾老师”看了他的名字便调侃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唐代都城长安是东西交通枢纽和文化交流中心，是近两千年前的国际大都会。唐朝的文化影响力远播，长安吸引了不少国际人士定居，唐朝诗歌也有不少作品反映当时长安的繁荣与发达，如元稹的《法曲》和李白的《少年行》。长安的生活水平非其他城市可比，长安是当时唯一“一线城市”，“顾老师”说“长安米贵”可能不假。
今天的新加坡高度国际化、中心化，商贾云集，富豪、科技人才、专业人士、中产阶级来建立基地，这已在国际上掀起热潮。今天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长安。
那么，长安米贵吗？新加坡不只米贵，今天连一粒鸡蛋都要三毛多。
调查显示，更多新加坡人担忧不够钱退休，从前年的37%增至去年的42%，中高收入者的担忧从24%激增至42%。低收入者的担忧则从50%降至47%，这得归功于新加坡的小贩文化。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社会研究室今年3月发表的《在外用餐的成本：食物价格指数2.0》报告指出，中学或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的薪金中位数是2000元，而根据全岛小贩档口早午晚餐的平均价格计算，一个人在这方面的月平均开销是506元4角，即月入的25.3％。根据相同的计算方式，一日三餐都在外解决的大学毕业生，开销约为月入的12.1％；理工学院文凭及A水准毕业生为19.5％。
最近公布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发现，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新跃社科大学毕业生起薪中位数为4200元，理工学院文凭及A水准毕业生的月薪中位数是2600元。
报告也注意到食物方面的开支占了新加坡家庭开销的两成，其中超过一半花在小贩餐食，验证了新加坡小贩文化盛行，为人们提供可负担的在外用餐选择。
多种力量的作用，或多或少抵消了生活费的上涨，如政府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多种名目的补贴，为新加坡增添了“社会主义”的色彩，甚至有人认为新加坡开始走向福利主义的道路。
4月17日国会动议感谢总统哈莉玛发表施政方针，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演说时慎重其事地表明，政府不打算采取全面的全民福利制度，而是坚守核心价值观，走自己的路。
国家实行福利主义政策，弊端有目共睹：政府开支一般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羊毛出在羊身上，所得税也远高于30%，增值税（或称消费税）一般介于20%到25%。
新加坡知道陷阱在哪里，自然避之则吉，不会跟着跳下去。
但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恶化，危机四伏，导致人们感受到高利率、高价格和高费用带来的生活压力，政府必须与民分忧，全面援助，一不小心，可能越做越像全民福利制度。
长安居大不易吗？
今年2月，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潘群勤在国会上说，担心一些动用大部分公积金存款来购屋的组屋买家，会随着组屋屋契减少和价值归零，退休金所剩无几。工人党议员林志蔚（盛港集选区）也对屋主寿命可能超出屋契的情况表达关切。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屋主比屋契长命。前者担心屋子的价值归零，后者担心屋子没了自己人还在。
这两个似是而非的担忧，忽略了最基本的现实，购买一手组屋的人都是成家的公民，如果命比屋契长，这将是人类罕见的人瑞，政府应该当作国宝加以照顾。如果是买二手屋的人不可能不考虑屋契的剩余年限，而且屋主的下一代也会购买自己的屋子，更不可能继承一间七老八老的组屋。
组屋不是“祖屋”，而且新加坡有各种组屋翻新配套，一些上了年龄的组屋迟早被拆掉重建，不可能死撑硬顶到屋契期满的最后一天。
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回应指出：“新加坡人并不单靠拥屋来满足退休需求，公积金制度既允许人们动用部分存款购买可终身居住的组屋，也保障他们年老时，即使不卖屋套现也能获得终身入息。”新加坡解决“居大不易”问题有自己的一套，不易在其他地方翻版。
长治久安是吸引外国投资家、身负一技之长，或为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的外人，来此落地生根的最基本因素。
然而，他们在入籍或是获得长久居留之前，难免会碰到一些障碍和难题。新加坡人今天是分享前人打拼的成果，外人也须要在此经历一些奋斗，成功的留下来，失意的另求他去，乃人之常情。
长治久安是新加坡坚定不移的发展理念，“长安”二字亦契合今日新加坡的国际地位。
“居大不易”的下半段故事说，当顾况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句，惊叹白居易的才华，说“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所以，移居新加坡而不后悔的中产人士大有人在。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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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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