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音频

前文

正文

7

我参加的是第二场辩论，两场辩论中间仅间隔1分钟，电视台插播一些广告。参加第二场辩论的有法国前总理朱佩、法国雇主协会副主席凯斯莱尔、阿德科公司总裁德马塞奈尔和我。

主持人要凯斯莱尔首先发言。凯斯莱尔是法中委员会前任主席，是法国的一位大企业家，很善于演说，讲话有煽动性。他第一个发言，听众都很期待。

凯斯莱尔准备这篇发言是煞费苦心的，上台时带了厚厚的一大本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的寓言集。他的发言不是念拉封丹的寓言，而是念他模仿拉封丹的体裁写的一篇讽刺法国实行35小时工作制的寓言。他一口气念了6页纸的发言，这篇讲话很有特色，不断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

凯斯莱尔发言后，主持人问他，写这篇讲话花了多长时间？他回答说，在暑假期间花了一周时间来撰写这篇发言。

随后，主持人要我评论凯斯莱尔这篇讲话。我回答说：“我们中国人喜爱拉封丹的寓言，我们赞赏古老的智慧。”我的简短回答却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场辩论的中心是讨论法国的失业问题。朱佩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介绍了法国在经济领域的强项，诸如科技创新能力强，有一批优秀的大企业、中小企业很有活力，等等。他认为只要发挥法国经济中的优势，就能解决就业问题。

在他讲话之后，主持人请我发言，我是这样讲的：

朱佩总理讲了法国的长处，我完全赞成。我在法国工作期间对法国的长处深有体会。任何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我认为法国的失业问题也与法国的短处有关。

我1998年11月来法国工作，在法国前后工作了5年时间。法国若斯潘政府1998年提出把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减为35小时的方案。后来议会制定了法律，每周工作35小时。

我在法国期间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35小时工作制，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对此都不以为然。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你把劳动减少了，还要享受更多的财富，这二者不是矛盾吗？

35小时工作制还涉及一个如何看待劳动的问题。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负担，越少越好，这样就带来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不鼓励劳动，而是鼓励懒惰。不鼓励劳动，鼓励懒惰，社会如何前进？（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全球化使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法国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使劳动成本上升，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法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下降。

瓦尔斯总理今天下午强调，法兰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企业家。这说明法国政府今天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巨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企业家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里企业家被视为资本家、剥削者、坏人，是要消灭的对象、打倒的对象，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经济成为一种短缺经济，商品越来越少，票证越来越多。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宴请五位工商业界的代表人士吃饭。（电视剧剧照）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本人出面宴请五位工商业界的代表人士吃饭，鼓励他们重操旧业、办公司。企业家被视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

邓小平的上述行动，反映出我们对于企业家的认识和态度有了重大变化，这是对生产力极大的解放。

35年来，涌现出大批的企业家，中国现在有1250万家企业、4300万家个体工商户。没有他们，中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业者就利用了境外的部分民间集资，创办起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35年前，中国没有民营经济，今天民营经济总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65%，创造75%的就业机会，提供占全国税收总量60%的税收。（我上述这段发言，多次被长时间的掌声打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平均主义的问题。在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这样一来，就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热情完全扼杀了，我们为此吃了大苦头。

大家都说中国的改革很成功，中国经济大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打破了“大锅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是与民粹主义相联系的。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搞平均主义，在选举中能多得选票，这有很大的吸引力。（听众对上述这番讲话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四人的电视辩论集中在讨论法国社会保障体制。企业家们肯定了社会保障体制的作用，同时也揭露了其弊病，主张进行改革。朱佩发言也赞成改革。主持人再次邀请我发言，我说：

中国也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我们研究国外的经验，包括法国、德国的经验。我们意识到，社会保障体制必须同本国的国力相适应。如果太丰厚了，那就很难持续。我们目前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基本上还是低水平的。

今天，大家都赞成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是不容易的。

两年前，我曾经会见了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我问他：“为什么德国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如此之好？”

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为2003年我担任德国总理时，对德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我认为福利制度如果太丰厚的话，很难长久持续。我把改革福利制度作为‘2010年议程’的一部分。改革是改了，但是大选中我败北了。”在欧洲，谁改革谁下台。这就是今天欧洲的现实。

在今天的讨论中，大家都赞同改革，然而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有勇气来进行改革吗？（听众的掌声长达2分钟）

 主持人听了我的发言后，把目光转向朱佩，问他有勇气进行改革吗？朱佩不得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说我有勇气进行改革，你们可能不一定会相信。但是如果法国人把我选上台了，大家会看到我是会进行改革的。”

朱佩的上述回答，引来了主持人评论，她说：“吴大使的问题逼出了朱佩先生的上述讲话，这可是‘泄露了天机’哦！”

8

电视辩论会结束后，我先出席小范围内的酒会，随后去大厅参加了大约有1000人出席的晚餐。

在酒会和晚餐会上，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法国企业家来找我，纷纷对我的发言叫好，表示欣赏，认为我的发言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有的还对我说：“中国改革搞得那么好，你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成功的原因。”

晚餐时，法兰西企业运动主席加塔兹专门过来对我说：“你的发言非常好，今天的晚餐会上，大家都在议论你的发言。”一位法国企业家过来对我说：“你讲话言简意赅，句子短，但是切中要害。”

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了解法国人的华裔企业家对我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有时有点护短。但你的发言，会场认可度如此之高，这是罕见的。”

一位担任法国企业运动办公室主任的华人发短信跟我说：“你的精彩发言使我们感到骄傲。”

晚上回到饭店后，我想我的发言受到法国人如此热烈的欢迎，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中国改革的成功。

30多年的大发展，使我的发言有了底气。没有中国的大发展，我是说不出这一番话来的。1978年至2013年，不过短短的35年。然而在35年中，中法两国经济总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中国GDP为1481亿美元，法国为5000亿美元，法国是中国的3.5倍；2013年法国的GDP为2.73万亿美元，中国为9.24万亿美元，中国是法国的3.4倍。

二是法国今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促使人们进行反思。

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我们过去40年的生活都超出了我国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换句话说，法国人寅吃卯粮已经40年了，问题成堆。

而且法国的选举制度使得民粹主义盛行，政党领导人为了讨好选民，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惜采取损害法国经济的措施，每周工作时间从39小时减到35小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识到，法国的上述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了，总有一天要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是困难的，改革会打破现存的利益格局，有很大的阻力。

法国企业运动副主席私下对我说：“看来法国经济还没有困难到混不下去的地步，所以眼下改革还难以实施。只有到了有一天，混不下去了，出现大危机了，那时候改革才能够得以实施。”

我对世界观察了几十年，感到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反思的时期。出席法兰西企业运动夏季大学的电视辩论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

- END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Contributions Wanted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咨询电话：

18611178186

投稿邮箱：

info@wujianminfoundation.org

/ 推荐阅读前文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 关注我们 /

“走近外交”订阅号

带您揭开大国外交神秘面纱

“吴建民基金会”服务号

扶贫济困 助学育人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