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翻译界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您是新中国外交翻译界的前辈，以高度的使命感投身祖国外交事业，曾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的英文翻译，亲历“乒乓外交”等外交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架设沟通桥梁，传递中国立场。

目前，很多年轻人正在投身外交翻译这项崇高的事业，大家想知道，您和一代代外交翻译官在见证外交风云、展现大国风范的幕后经历了怎样的千锤百炼，拥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全社会对翻译这个职业表达赞美的同时，还应该怎样更好地读懂和理解。我相信，从您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

——中国网总编辑  王晓辉

您小的时候出生在美国，所以英语基础是在美国打下的，回来就一直没有忘？

唐闻生：我9岁半离开美国，回来的时候已经识字、能够看书了，我妈妈带了一些书回来。

另外，我一直有机会说（英文）。小学有个英国同学，他不懂中文，就得我跟他说。中学还有呢，一个（初次来华的）美国女同学，（另外的美国朋友）家里有侦探小说，有时候借来看看。

我进到（北外）的时候还赶上教改。我们9个人专门一个小班，多讲一点，我们就走得快一点。这很有幸啊！像王佐良老师、吴千之老师都教过我们。

王晓辉：那都是大师级的老师。

您是一进入外交部就承担起了为毛主席、周总理做翻译的工作吗？

唐闻生：1965年4月，我们三个英文、三个俄文、两个西班牙文专业的学生，一块儿被外交部翻译室选拔去了。那时候很多外交工作都在开展。刚去的时候哪儿行呢，都是从打字、（翻译）小电报开始的。

我进入外交部第一个翻译任务是什么呢？那时候有使节旅行，因为开放的城市很少，每年两次组织驻华使节夫妇去旅行。我的任务就是在大堂里大声宣布几点吃早饭、几点吃中饭、几点吃晚饭。后来翻译工作慢慢多了，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工作、打字，还有陪同外宾参观访问。我觉得都是从打杂干起的吧！

王晓辉：最后才能够坐到领导的身后或身边，担任翻译。

您在给毛主席做翻译的时候，有哪些铭刻在心的记忆和场景？

唐闻生：我记得给主席当翻译不久，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现在记不清是些什么问题了，但肯定我当时回答得不怎么样，然后主席就批评我了。他说：“你就是会那么几十个英文字母，还一个月能拿到56块钱，56块钱你就满意了。你也不研究点学问，比如说英语是哪来的。”我一想，我还真不知道。

我后来找了一本书，（关于）拉丁语系、古德语、古拉丁语，（研究英语是）怎么来的。当时我是好好去了解了一下，而且也明白了：我的各方面知识还有很多不足。主席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学习，以为大学毕业了、英文会一点了就洋洋自得的。这（远远）不够。

王晓辉：主席是激励您做翻译的时候不仅要懂语言，还要有更多的背景知识。

唐闻生：对，而且这个知识还跟语言有关系。

学生：我感觉平时一紧张声音就放不出来，像卡住了一样，请唐老师给我点儿建议吧！

唐闻生：就是不能害怕，因为你害怕也没用，得有豁出去的精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位张振先老师，教我们早晨在操场上相隔20米，要用腹式呼吸，肩膀不能动，你的声音传得越远越好，如果他能听清楚，他再往后退或者你往后退，再拉长距离，你就会练得嗓门比较大了。

学生怎样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社会实践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您有什么建议？

唐闻生：我觉得学生们最好有一些实习，利用寒暑假或者周末，最好去跟自己的专业有点关系的地方，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

另外，现在学校开设很多课程，而且有那么好的图书馆，多汲取一些知识，对于扩大知识储备是很有好处的。我觉得学生们要抓紧时间，利用在学校的这些有利条件去打好基础。

特别是外语基础，发音要准确，讲出去能够让人家很明白你的意思。拿口译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听得懂；二是记得住；三是翻得出。

听得懂，要知道双方的背景、政策。有时我们也碰到有人说半句话，如果你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就能翻成一整句话，翻出来的话才能够让人听得懂。

记得住，我感觉年轻的时候用脑子记多一点，越到后来就必须靠笔记了。当时我的衣服一定要有个兜儿，兜儿要能放下一个小本和一支不太长的笔。不一定什么时候人家就讲起来，而且可能讲的时间很长，不用笔记是不行的。

翻得出，也要考虑怎么讲才讲得明白，不能字对字地去凑，不能用一些对方听不懂的说法，比如一些套话。过去主席讲“对牛弹琴”，那不是牛的罪过，是弹琴的人的问题。

作为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唐闻生： 我觉得首先要爱国，因为你是代表中国，所以必须站在祖国的立场上去解释，去沟通。有一种理论，说翻译是中立的。如果做外交翻译那是不行的，一定要明白你是替祖国说话，某种意义上有一种神圣的责任，要对祖国忠诚。

翻译讲究“信达雅”。

“信”就要忠诚老实，而且要有本事，就是你的中外文要有一定的功底，要准确地翻译出来，不能随心所欲、没听懂就瞎翻，这会出大问题的，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事。

“达”就是要表达清楚讲话人的意思。

“雅”，还要带有情绪地转达，不能“嘚嘚嘚”这么念，实际上你是传达某种情感，要有抑扬顿挫，这点也要拿准分寸。

“乒乓外交”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小球转动了大球，您作为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唐闻生：首先应该说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的力量强大了，而且有一种“苏攻美守”的态势。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话，会有利于它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就职以后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报告里就称呼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一点微小的变化。而且，后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我此生，我死以前，如果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美方还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一些想法，他们是有很多表示的。

大概是1970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来了。国庆的时候，他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后来总理把他引到主席旁边，在正中间的位置他们交谈了几句，约好了以后再谈。

12月18日凌晨，主席那儿打电话到外交部，问斯诺走了没有，了解到斯诺还没走，说那现在就请老朋友来。我记得王海容和我是乘主席的车，从外交部去了北京饭店，了解他住在哪个房间后，使劲敲门。她（斯诺的夫人）睡眼惺忪地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按主席交代的，告诉她几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想见（斯诺）。

我记得是在晨曦中进了中南海。主席跟他谈了5个小时，大概从早晨8点到中午1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主席说：尼克松托人带话，想到中国来。他要是愿意来，我愿意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行者来也行，偷偷地上一架飞机就来了。

 （虽似调侃，）但是这个话分量是很重的。

斯诺走的时候，主席站起来后又跟他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和几十年前一样，standing。”主席用英文讲的。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在这儿它有双重意义：一个是我们俩都站在这儿；还有一个意义，我们的关系和几十年前一样是“standing”，那就是持久的。

旁白：1971年4月，美国作家斯诺与毛主席的谈话内容被刊登在了美国《生活》杂志上，为引导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大一步。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非常重视这次（访华）。包括各种不同的问题，我们是什么看法、他们应该怎么讲，他准备了很多材料。（美方代表）就四个人，再加上两个安全官。全部的资料放在大箱子里，由安全官一人提两个箱子。那两个安全官，根本没人告诉他们上哪儿去，上了飞机一看，是几个中国人。后来告诉他们要去北京。重要人物出访总要有人打前站，这还没人打过前站，（此前）也没有安全官参加会谈。（当时他们）面无表情，戴着墨镜，一人提两个箱子，坐在（基辛格的）后边，好像我们随时可能从桌子对面扑过来，有什么（不轨企图）似的。

基辛格说他临来北京之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是因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啥事也没有。

中间给他们安排了半天到故宫去参观。但是（作为安全官），一来不能离开基辛格，二来不能离开文件，于是他俩每人提着两个大箱子去的故宫。

唐闻生：尼克松真的来了以后，我觉得他还是挺高兴的。这不仅是一次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访问，而且对世界（局势也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尼克松在打开中美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

王晓辉：外交活动中，翻译肩负着促进国际沟通与理解的重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更了解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唐老师带我来到了一个地方——中国外文局。

旁白：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于1982年，是翻译领域唯一的全国性非盈利社会团体。该协会由翻译及与翻译工作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结成。在这里，翻译人才群星荟萃，各类学术活动、品牌项目也层出不穷。

高岸明（中国外文出版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译联理事）：欢迎来到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协会成立40周年，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展览。您看，这边是外文局翻译事业70年发展的一个简要介绍。外文局是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专业的国际传播机构。

唐闻生：这个标题“present”用得挺好的——向世界说明中国。

高岸明：翻译事业是外文局业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这边是中国四大名著。这是《中国绘画三千年》，非常的精美。这是《本草纲目》。

唐闻生：这个可不好翻！这还要懂中医呢。

高岸明：这一部分展览是唐老师比较熟悉的，是由您亲自参与的2008年国际译联和中国译协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翻译大会。

唐闻生：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历届（世界）翻译大会参加人数最多的，第一次在亚洲召开，过去都是在欧美。

高岸明：是的，这是奥运前夕在国内举行的唯一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

唐闻生：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是要把外文说得跟外国人一样好，而是应该与我们的母语匹配得很好。这就要靠咱们提高水平，不容易，所以译协挺伟大的！

王晓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了大批的优秀翻译。我们把很多中华民族优秀的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到国外去。这都是外文局、外文出版社所做的工作，这对传播中国文化很有意义。

您作为资深翻译家，在您的心目中，老一辈翻译家身上存在着哪些优良的品质和特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

唐闻生：我讲个故事吧！1955年在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也叫万隆会议。即将闭幕的那天上午，一些国家发表了另外的观点，包含对中国的不理解，所以那天下午需要有所说明，作一个回答。

中午，总理就把几个人找到一起，其中有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总理跟浦寿昌说，因为这个发言比较长，为了节省时间，自己只念头和尾，中间部分由他完全用英文讲。

结果浦寿昌就声情并茂地讲了：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当年影像）浦寿昌：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and not to quarrel）……

总理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 。“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据说讲完之后，原本上午对我们有所误解的一些人，下来就跟总理说：“你讲得很好，我很赞成你讲的很多话。”这就化解了本来会有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人员也功不可没吧！

王晓辉：浦寿昌先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段内容这么完美地翻出来，说明他的政治素质、语言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唐闻生：如果没有坚实的基本功，没有对于我们国家政策的了解，不懂得总理这样苦口婆心地讲是什么意思，如果生硬地翻，效果肯定不好。这都是我们后辈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传统。

王晓辉：作为一名翻译，首先要有家国情怀，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一个好的翻译，要对中文和你所应用的外文有非常熟练的运用能力和翻译能力。除此之外，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的历史，对国外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等都要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够得心应手，架起中外沟通的桥梁。

现在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有一些困惑，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解释起来比较难，像“小康社会”。当时我记得，新华社有新华社的翻法，中国日报有中国日报的一些想法。

后来大家聚到一起，还是外文局的老局长林戊荪老先生最后一锤定音，把它翻成“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这样外国人能够接受得了，他能够听得明白。

比如，毛主席也讲过“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中国人都知道诸葛亮是谁，他是智慧的化身，但外国人未必知道。你如果说三个臭皮匠和诸葛亮一样厉害，那么外国人就觉得诸葛亮也是个皮匠，只不过他是个很厉害的皮匠。

钱钟书先生最后把它翻出来——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他加了一个“master mind”，这又押韵又能够把意思翻出来。这就属于绝佳的翻译。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往的范围扩大了，翻译的人才也多了。今天，更多的人投入到翻译的行业当中。对于年轻的翻译，您有哪些期待？

唐闻生：这个行业很大。我们是国际译联里人数最多的翻译协会，有90多万从事翻译的工作人员。我觉得除了量之外，还需要有质。我们需要有更多高水平的能够应对各种需要的人才。

现在出现了人工智能翻译，很多人认为翻译这一行当将来就要失业了。您怎么看呢？

唐闻生：我们会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但是我们不会失业。你同意吗？

王晓辉：我同意。机器做得再好，它是为人服务的，而且是人在驾驭它、在培训它，很多情感的问题它是表达不了的。

唐闻生：人工智能翻小说、古诗词可能都有难度。

王晓辉：对，比如说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用人工智能可能就翻成“两岸猴声啼不住”。但是猴和猿不同，猿更具有诗的意象，猿声让人想起远离、悲伤，例如三峡里的猿鸣，非常凄厉。所以，它翻不出这种意境来。

唐闻生：这就需要很有诗意的人，他既懂得中文诗词，而且会用很诗意的英文表达，这要有点水平才行。

当然，我相信机器越来越发达，它会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成为我们很好的工具，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翻译。

王晓辉：未来可能是人机合作、人机互助的时代。

唐闻生：而且随着中外交流越来越深入，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王晓辉：傅雷先生说，一个好的翻译要有敏感的心灵、高度的同情、一定的鉴赏能力、相当的社会经验，他还没说你的外语要多么好。

唐闻生：所以这也为新一代的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汲取尽量多的知识。

王晓辉：唐老师是个性格开朗、为人热情的人。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她之所以二十几岁就能够承担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重要外交场合翻译的重任，说明她本身有很好的基础，还有就是她这种认真的精神。

唐老师也说了，做翻译要一辈子坚持，同时要不断学习。实际上翻译是一项苦差事，非常不容易，但是翻译这个职业是神圣的，是崇高的，只要有国家之间的交流，就有翻译发展的空间。

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所以未来这些年轻的从事翻译的同事们，一定能够有更广阔的舞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能够为国家、为世界的人文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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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中国网

文字 | 根据视频内容整理而成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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