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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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年调外交部工作；先后在亚洲司、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处长、处长、参赞，曾在驻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美国休斯敦、安提瓜和巴布达、乌干达等使馆、领馆任二秘、副总领事、参赞、临时代办等职。

音频

正文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58年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后，周恩来仍然直接领导外交部。

我有幸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周恩来。他对党和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崇高的人格魅力、超人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外交艺术、精细的工作风格，使我深受教育，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图为周恩来在招待会上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右二）等人交谈。

周恩来抓工作深入具体。重要的案子或情况，他不限于审阅报告，而往往“一竿子插到底”，把主管部长、司长、处长、科员召到他的办公处，一起研究，当场敲定。

周恩来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还要逐一点上标点。他用毛笔批改，笔画浓重，清晰可辨，避免办案人员误读误辨。

我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主要工作是追踪文件流程，因此曾亲眼看到的周恩来批件很多，现谨就周恩来的严谨细致回忆几例。

01 一则简报

1965年国庆期间，印度尼西亚派出多个代表团，大量人员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

此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印尼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军、政官员，左、中、右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中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为慎重起见，代表团的大小事宜几乎都由我翻译。

北京电报大楼，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1号，始建于1956年。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工作人员脱口便答：“有。”

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营业员又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遗憾的表情和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

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情况经过写成简报上交。3日凌晨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朦胧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

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是这样。”

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此小事如此重视。后来才明白，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以为工作人员前后说法不一，是中方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了中国对“九·三〇”事件的政治态度。我不禁感叹，周恩来对一件具体事务竟能考虑到如此微妙的细节。

02 一份电报

通常情况下，中国驻外使馆每天发回的电报，国内主管人员和中央首长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以便抓紧时间研办。

印尼“九三〇”事件后的多日内，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回的所有电报，以及中国驻其他国家使馆有关该事件的重要来电，周恩来收到后都立即翻阅，亲自起草复电，发后再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外事组成员阅。之后，外交部的部领导才能看到来电和周恩来的复电内容，司、处主管人员根本接触不到。

几年后，我在整理有关印尼档案时发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用绝密电报发回的当地各方人士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反应，周恩来在报头上用重重的笔锋批示：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

我思忖良久才意识到，周恩来是要求用更高密级的电报发，以免外泄中国政府对印尼“九·三〇”事件的特殊关注度。周恩来高度的保密意识，无人企及。

03 一起抗议

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组织全司人员到西山郊游。当日上午，中国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遭到印尼右派军人的肆意抄砸。他们无端怀疑中方商参处藏有援助印尼共产党的武器。

我因出差刚回，疲惫不堪，没有去郊游。看到特急电报后，觉得情况严重，应紧急办理，但与司领导联系不上，自己又不能处理，干急而无奈。

郊游人员回来后，得知发生重大事件，便连夜分头起草处理方案和抗议照会。请示报告呈送周恩来审批后，已过午夜。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已入睡。周恩来觉得不便相扰，便把批件装进信封，注明“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泽东处。

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抗议照会，虽于下午递交出去，但已属延误一天。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是严重失误。对此，周恩来对外交部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外交部缺乏战备观念。他还明确说，毛主席午夜12点休息，陈毅在战争年月养成早睡的习惯，夜里有特急案件，就不要打扰他们了，他个人可以随时叫醒。

他还强调，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第一枪、第一炮，必须经毛主席批准”，可见周恩来纪律的严明和对他人的细致体贴。

周恩来批评后，主管副部长韩念龙每晚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司、处领导和全体主管人员轮流值守在办公室，由此形成的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保持了若干年。

- 未完待续 -

出处 | 《党史博览》    作者 | 刘一斌

图片 | 网络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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