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籍贯却填江苏，因为我父亲是从上海调到北京的，父母皆是江苏人。我在政协民主党派宿舍长大，那儿叫三不老大楼。这是个挺特殊的宿舍，北岛散文集《城门开》写的就是我们这个宿舍楼的故事。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文革”扫四旧时楼里清出来的堆成小山一样的书，及一群老人被逼着唱牛鬼蛇神歌。

  在这个红砖班驳，风雨冲刷的老式楼房里，不知被门窗关住了多少让人心酸的往事，也许这些故事会随风慢慢淡去。也许人的一生本来就是悲喜同在，无需感时悲秋。我在编辑岗位干了一辈子，现已退休，却不想只保留“忘却”二字，我想记述那渐渐归于平淡的生命之不平。我父母双亡，用文字写下他们，以寄思念。　　　　　　

  我父亲丁可，他离世已近半个世纪，他走时仅52岁。死亡报告上写着肝癌，可我心里明白，不是由于那趟干校之行，他不会走得这么快。　　　　　　　　　　 

                      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军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时称“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两周年，黑龙江庆安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本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

  父亲是1969年底去的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那儿，人大、政协等单位联合办了“五七”干校。虽然“五七指示”中有“老弱病残者除外”这么一说，但父亲供职的单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文革”初期民主党派就停止了活动。这次下放五七干校是整个单位一锅端。当时还没有退休一说，下放队伍中，许多人已经年逾花甲，患病体弱者为数更多。我家隔壁邻居张敏光的夫人是半身不遂的家庭主妇，也得跟着丈夫一起去湖北沙洋。这样的老弱病残人士在周围数不胜数。大病未愈的父亲，不能向组织提什么要求，仅仅和我母亲商量，希望让14岁的我和他一起去。母亲拒绝了，说女儿即使要去干校，也得等初中毕了业再去。其实那年头在学校也不学什么，而头一年我哥丁东已经到山西沁县插队。父亲没有坚持。

我哥徒步插队山西，我与父亲到天安门送他出发。　　　　　　　　　　　            二

  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中苏1969年3月在珍宝岛交战后，上面发了“一号命令”，北京笼罩着一片紧张气氛，一切为了备战，中央、地方各个机关都在组织疏散，大家纷纷离开北京。我的中学是北京四中，也在操场上挖防空洞。学校组织我们到西直门抬白灰回来搅拌三合土，夯防空洞的地面。

  记得那天回家，我父母讨论要不要去买一只旧的木箱子，那会儿木箱也是紧俏物资，凭票供应。哥哥头一年下乡插队时已经买了一只，父亲就没票可买了。后来觉得大木箱实在不好运回家，就决定把一只放在厨房的一只很旧很旧都没漆的木箱带去。父亲似乎没有多少的气力收拾东西，听凭我妈和八十开外的外婆帮助他打点。

  一直到父亲要出发，到积水潭医院去取病历，方知几年前他大病实施脾脏摘除手术时，医生误摘了他的一只肾，而居然没有告诉他。他自己一直蒙在鼓里。拿到病历之后，父亲自己也傻了。行李已经托运，大队人马就要动身，有病的人一大堆，箭在弦上，不发也得发。父亲随单位登车离开了北京。

　　　　　　　　　　　三

　　从北京到沙洋，先得坐一天一夜火车到武汉，然后坐一天小火轮，逆汉水而上到沙洋，上岸后得乘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走20多里，才能到达。而干校又没有那么多卡车，步行得走近两个小时。当时，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等十多个单位的人马，只得分期分批成行。他们到时，正赶上阴雨天气，卡车在崎岖的泥浆路上颠簸，听任风吹雨打，有病的人如何受得了，结果可想而知。

  在“五七”之路上，父亲不是第一个倒下的。当一批批人到达沙洋，惊魂未定之时，年过半百身患心脏病的民革中央《团结报》编辑部副主任梅电奎，便一头栽倒在地。他刚刚从小火轮上小心翼翼地走到码头，才走了几步远，便脸色发白，额头冒汗，手捂着胸部，心脏病突发，连一句话也没说，就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长眠了。尽管明确知道他患心脏病，但那时单位掌权的军代表并没有把他归入“老弱病残”之列，连他自己也不敢以此为由要求留京。几天几夜的劳累奔波，让他猝死倒地。“走五七道路”在当时不可违抗，猝死一人的余波就很快消逝了。

　　干校的原址是一个劳改大队，只有几排破旧的土房和茅屋，除了几排长得不高的杨树林和几条水沟，便是一马平川且长满荒草的数百亩水田，看不见一个民居的村落。盖房的任务，一开始就最为突出。这现有的几座原来住劳改犯的破房子，即便沙丁鱼般往里挤塞，也很难容纳这许多男女老幼。民建和工商联充当建房专业队伍，后来十分努力地完成了建房的重任，但是一开始时的人们所受之罪，是当事人才会有的切肤之痛。

  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五七战士”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许多人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我父亲到干校仅三个月，就连站都站不住了，没有办法，机关派人把他送回了北京。

  那天早上，有人敲门。开门之后，外婆一见是我父亲，脸色都变了。我帮父亲把外衣脱了，躺到床上。父亲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第二天，我们请求机关派车，把父亲拉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告诉我妈，是肝癌晩期，已经有了腹水。医生没说，可外婆已经告诉我，父亲这次没救了，脖子已经支撑不住头颅，“将军柱”倒了。人活不成了。

  我妈说，我得上班，不能请假。你就别上学了，到医院照顾你爸吧。我说，要不要写信叫我哥回来？我妈说，暂时不叫。于是，我没上干校，倒停学上了医院。在医院里，看着父亲痛苦的模样，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有时帮他揉一揉充满腹水的肚子，隔几天，他涨得实在受不了，就只好抽一次腹水。这是饮鸩止渴，刚抽完便又开始长。直到父亲垂危，才打电报把哥哥从山西农村叫了回来。

  父亲的肝癌怎么得的？从肝硬化来；肝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始于肝炎；怎么会得肝炎，是他1959年下放山东农村传染上的。在那里，吃不饱饭，卫生条件还差，缺医少药，得了传染病，没人给治。一去就是一年，没有及时得到很好的治疗，落下了病根。后来1973年，我哥在农村也传染上了肝炎，可单位同意他回到北京调养，他吃了一阵儿中药，在家调理得好，就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五

  父亲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走完了他的“五七”之路，所有的机关干部都不在北京，没有遗体告别，没有悼词。只有我心里对他的追思。

　　江南。那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江畔低矮的小屋传出一阵“哇、哇”的婴儿啼哭声。一个男人徘徊在吊着睡儿的小竹篮旁，对那不满月的孩子说：“有娘靠娘，没娘靠屋梁，你可要给为父的争气呀！”说话的是我爷爷。

  爸爸对他的生母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小时候除了做事就是挨打。爷爷省吃俭用供爸爸读私塾。爸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爷爷叠被、拆床，下门板，他们住的是连家店，不干活没有饭吃！一天下来，晚上在油灯下写大字。一笔写错，就要吃一记耳光。爷爷心痛纸墨，更怕儿子没出息。伴随父亲童年的，只有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带着对他儿子的满腔希望，爷爷离开了人世。父母的早逝、列强的践踏、世道的艰难，在抑郁中长大的父亲顽强地挣扎着。得益于他的生母曾给一家有钱人家作奶母，这家人家感恩报恩，把我父亲从孤儿院中赎出。信佛的赵家老太太，坚持让我父亲在他们的私人银行里当学徒。要强的父亲，算盘打得一流，银行业务非常上心，一直做到上海银行预算科科长。  

  他一生为人谨慎，从不乱说任何的话，有事都憋在心里。在三不老大楼，大家邻里相处，笼罩着一层噤若寒蝉的气氛。楼里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少，谁是右派，人人的头上都没刻着字，谁弄得清楚。我妈妈在北京三十一中化学试验室工作，早出晚归，与邻里相处不多。而我外婆则不同，她的圈子就这么小，就在邻里之间。我父亲总是担心她，要她不要随便和邻里往来。这种限制对外婆而言，真是要了命，把她的社交活动给堵死了。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她嘴上应着，大家上班一走，便又我行我素了。我外婆信佛，她做善事不光是帮人救急，她对人，不分亲疏，一律友善、亲近，无论怎样都善待别人。

  外婆每天早早做好晚餐，在下班的时候，会穿着干干净净、浆得笔挺笔挺的衣服站在楼道门口，迎接大家下班。二楼住着周士观先生，早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围棋协会北京棋院主席，他1892年生人，和外婆是同代人。记得我外婆过八十岁时，周士老亲笔画了一幅国画送她，我们一直挂在中堂的位置。一年之后，“文革”爆发，给替换成毛主席画像。可惜那张国画后来不知收到哪里了。周士老与楼上一些邻居主动提出要给外婆过八十岁生日，外婆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一直寂寞，一生没有外出工作过。她渴望被关心，被重视。她很喜欢热闹，多盼望能过个热闹的生日。她有人缘，这不是人人都有的。这种无比兴奋与期盼的心情被我父亲一瓢冷水泼灭！他坚决拦住不让办。他对我母亲说，这是机关宿舍，政治有多复杂，你们根本不懂！没法子，过生日一事只好作罢。

  我那时小，不明白父亲为何这么不近人情，也弄不清民主党派到底是怎么回事，等我看到了运动整人有多可怕，方才原谅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一生谨小慎微的人，到头来也没敢为自己的生命争取过什么权利。他最终的痛苦让我终生铭记。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请求医生给他打杜冷丁，疼劲上来，又是一针。直到父亲归去。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怨我，但我曾一直自责。直到后来我得知临终关怀的安宁治疗，明白止疼是对的，方才解脱了自己。我如果陪他去干校，他的命运有没有一点儿不同。

  沙洋“五七干校”的人们从1972年开始陆续返回北京。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五七干校”终于成为历史。父亲却没能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