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64周年纪

母校


明天（北京时间今天）是老李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庆日。科大是1958年9月20日建校。这所大学与其他院校所不同的是，它不归教育部而是直接隶属中国科学院。

校办学原则是“所系结合”。也就是说，科学院有一个所，科大就有一个系，研究所所长就是科大对应的那个系的系主任，比如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就是科大数学系的系主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是科大校长。

科大建校没几年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科大被贬出北京来到了安徽合肥。老李1978年3月入学，是科大转移到合肥的第八年。

因为所有的原北京教师教授们都不愿离开北京，造成科大成了全国唯一一所校园里没有校长和系主任的大学。据说全校只有数学系有一位副教授，其他系都是讲师和助教们顶大梁。

老李进校的时候，合肥师范学院的碑还戳在校园里（在科大来之前这里是合肥师范学院）。好破好烂的一所大学。校园不像样，师资不像样，根本配不上重点大学的称号。但非常奇怪的是，在招生方面，科大却是超一流的，比北大清华还高一层，全国最好的学生大多上了科大。当年我们说科大是：一流学生，二流师资，三流校园。

为啥这么破烂的大学在招生方面能招到超一流学生呢？

第一是当年的科学狂热潮。四人帮被抓后掀起了一个所谓“科学春天”的舆论浪潮。好学生就要学科学，于是“中国科技大学”，就成了最吸引人的牌子。

第二是科大的分配去向。虽然分配面向全国，但却只针对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这个去向是全国其他大学不能比的。

我当时进入的是科大第一期少年班。现在的少年班已经发展成了科大少年班学院，今年应该是第44期了。第一期共21人，年龄从11岁到16岁。我当年13岁，比我更小的是湖南谢彦波11岁，吉林梁中杰12岁。13岁有三个，上海张方，江西宁铂，和黑龙江的我。13岁的三个中我最小，因此我排全班第三小，可我身材却是全班第二高。

少年班基本没学啥东西，拍了一部20分钟的电影干掉了两个月，当了不少次政治花瓶，比如参观淮南万人坑，吃忆苦思甜饭等。

第二期少年班78年10月入校。在他们入校的时候，科大决定解散少年班第一期，把学生插入78级正常班的各个系。而第二期少年班一年后也解散插入到78级，至此，第一期第二期少年班全部合并到了78级正常班。合并后我选择了近代物理系（4系）。

往事1：读报纸

那个年头，政治还是要“挂帅”的。每个年级，每个系都有一个政治指导员。隔三差五就要“政治学习”。学什么呢？读报纸！

4系78级政治指导员是一个76级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我入校时，她还没毕业。她当我们指导员之前我就认识她。她为人善良朴实，但知识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科大近代物理系毕业，你问她牛顿三定律都能把她难住！但大家一般都不在她的知识领域跟她开玩笑。

常打趣的是她读的错别字。她念报纸时出现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强奸犯”读成了“强汉犯”。教室里一片哧哧笑声。她辩解江西人把那个字读汉。我妈就是江西人，我怎么没听她说过“强汉犯”呢？我怀疑她把“汉奸”这两个字，哪个念“汉”，哪个念“奸”搞糊涂了。渐渐大家发现她不认识的字太多了，笑话越搞越大：“小痞子”读成“小否子”，“鹤立鸡群”读成“鹏立鸡群”，“恬不知耻”读成“刮不知耻”...…没多长时间，政治学习变成了全年级的最大的乐子。大家拿着小本本记录错别字，偶尔赶上她没读错别字时大家竟还非常失望。为了打趣，我们也跟着她学说错别字，最后搞得我们自己都糊涂了。记得我宿舍的陈同学与人在食堂吵架时居然脱口而出：“刮不知耻！”大伙儿又笑了半天。

这些乐子中的精品是“国务卿”这个词。美国“国务卿”，这应该怎么念呢？我们指导员在它面前打了一个顿后念到：“美国国务柳…” 一百多人哄堂大笑！咱们指导员蹦着脸，不管那一套，继续开路。这他妈文章真不够意思，“美国国务卿”转一圈又回来了。指导员清清嗓子，大声读到：“美国国务卵…” 这下子教室里乱了套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鼻涕眼泪都出来了。这政治学习课直接没法继续下去了。

指导员再也不读报纸了。如果遇到必须读什么的时候，她就找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来读了。此后这种乐子就不太多见了。

往事2：我们爱下绊儿

大学期间，科大出现两位很活跃的教授：一个是天体物理系（七系）的方老师，另一个是化学系（三系）的温老师。也许是因为方老师在基础课时教过我，所以我对方老师印象比较深。

我刚入校时，方老师连个讲师都不是，不是讲师也罢，竟然连一块手表都不舍得买。记得有一次参加他的学术讲演，其实我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只是听说有外国人来，就跑去装成有学问的样子，陪着一块点头，实际上是想看看外国人长啥样儿。方老师讲着讲着，突然跑下讲台问别人还剩多长时间。搞的我们很难堪：外国人都来听你报告了，怎么连块表都没有，借一块也好啊，这不是给咱大学（那时候小，没想到国家）跌份儿吗！

他给我们上课的特点是没有讲义，信口开河，黑板上几乎一个字没有。但大家貌似都听得津津有味。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就严肃地教育我们这些“小不点”：真正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样，那些只会念讲义的，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把他教的东西搞明白，往黑板上抄“板书”，那是故意消磨时间。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儿。我们曾有一个老师讲量子力学，上课80%的时间抄“板书”。有一次我一觉醒来发现老师没了。刚要站起来去食堂（年轻，老是饿），边上一位大哥拉住我：“你要干嘛？” “吃饭去！”“没下课，你吃鸟饭！” “啊，那老师呢？” “讲桌后面蹲着抄黑板呢，没看到那只手？” 这位老师抄了几堂课大家都受不了了，几个学生代表向系里抗议，老师被炒了！

方老师后来在天体物理领域有名了，出国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职位也被提升到副校长——不怕您笑，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我的校长是谁，当时进校时的校长郭沫若已经去世，八三年毕业时，毕业证上的校长签字是严济慈。但据我所知，严济慈那时只是第一副校长——出国自然就长见识了，按方老师的性格，那必须得和别人唠叨唠叨。没想到这一唠叨不要紧，把他唠叨成著名人物了。很多大学请他去讲演，自然我们母校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记得有一次他讲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品行比较，他认为外国人也同样嫉妒别人的成就，但嫉妒后的反应不同：外国人是发奋追上或超过他嫉妒的人，而中国人是爱下绊儿，绊倒你这王八蛋！我自己不灵，但我一定要把你搞失灵！

离开母校虽然将近40年了，再忆起，往事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