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梁建章：提倡女随母姓，人类告别“父系社会”是一个进步
这一数据公布后，社交媒体的热搜词，好像被“生孩子”霸屏了。话题标签换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新闻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不愿生了？”又试图去解答同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提高生育意愿？”
育龄女性数量持续减少，是中国出生率低的重要原因。而且目前来看，女性结婚生育的意愿，还在进一步下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降低，无外乎两个因素：不能生、不愿生。生育问题上男女都有份，但毋庸置疑女性因素占决定地位。所以社交媒体上针对人口负增长的现场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声音：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导致她们不想生孩子了？甚至，有人延伸到，女性不读这么多书，生育率就能升上去了……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梁建章先生在他最新出版的书《人口战略》中对于女性生育意愿下降、非婚生育、辅助生育、女性平权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解读。本文整理摘编自《人口战略》。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育小孩并不矛盾
当我们说要大力鼓励生育时，总有人会问，这是不是会把女性当成生育机器？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会下降？包括职场上会不会加剧对女性的歧视呢？
这是一些很好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不会，只要我们的政策是所谓的“利诱”而不是“威逼”。所谓的“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鼓励生育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
所谓的“利诱”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好的福利待遇或者经济能力，而社会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种生孩子的好处或者减负措施，来鼓励女性自主地生孩子。这非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更幸福也更有社会地位。
当然，当今世界里，“利诱”和“威逼”是并存的。一些落后国家在生育问题上多少存在着“威逼”的成分。因为在这些国家，女性并不独立，在经济上往往依赖男性。但如果女性在经济上实现独立，鼓励生育则必须大幅度增加女性生孩子的福利，这就是所谓的“利诱”，可以提高女性地位，增加福祉。
如下图所示，女性工作率和生育率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传统社会，女性地位比较低，不得已而生很多孩子。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是单向的，当社会进一步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图中的 U 形曲线，展示了女性工作率和生育率的非线性关系。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工作率比较低，生育率比较高。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女性地位和工作率处于中游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使其结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
北欧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参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继承法》赋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继承权，从而使瑞典成为第一个宣布不论男女由长子（女）继承王位的君主制国家。瑞典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约占 40%。
另外，瑞典在 2003 年颁布了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近年来，瑞典生育率达到 1.9，在欧洲国家中几乎是最高的。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是世界上首个用父母育儿假取代产假的国家。目前，瑞典父母可以一起获得 480 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并不矛盾，如果把女性平权做好，并且给予很好的生育福利，所谓“利诱”就能同时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
不想结婚的东亚女性和不被接受的非婚生育
结婚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印度和中国，结婚率（已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 70%，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年满 25 岁的人都结婚了。发达国家的婚姻比例则与此不同。美国大约有 60% 的人结婚，而欧洲人的结婚率不到 50%。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只有大约 50% 的人结婚，这意味着在 25 岁以上的人中只有约 75% 的人选择结婚，有近 20% 的日本女性终身保持单身状态。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到2035年，日本15岁以上大约1亿人口中，约有4805万将是单身者，单身率（包括未婚、离婚、丧偶）将达到48%。也就是说，近一半人将面临独自生活。
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会结婚，就跟现在的中国和印度一样。
此类情况在亚洲其他国家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常见，比如韩国和新加坡。而中国的富裕城市也出现了结婚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根据我国民政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结婚率为5.22％，全年预估只会有不到700万对新人结婚，创下42年来的新低。而在2013年还有1347万对，短短八年时间直接缩减了一半。
结婚率下降的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经济上也独立起来，她们可以选择单身。此外，在亚洲国家或地区，女性普遍不愿意嫁给一个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结婚率低，是导致亚洲国家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非婚生育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难以被接受。
在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非婚生育率几乎为零。相比之下，这对欧洲和北美国家来说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些国家中，非婚生育已经变得相当普遍。
下图显示了非婚女性的生育率占各自国家总生育率的比例。在图中，黑色条代表 1980 年时的百分比，灰色条代表 2007 年时的百分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过去的近 30 年中，非婚妈妈的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国家中，如瑞典、挪威、冰岛、法国、丹麦等。
在这些国家中，来自非传统家庭的孩子在文化上可以被接受，并且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像其他孩子一样。一些非婚生育的家庭也有一位父亲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就像传统的家庭一样。
非婚生育在欧洲相当普遍，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给孩子提供福利和教育补贴时不歧视单身母亲，使得单身女性更容易抚养孩子。
法国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在社会福利层面，不管是婚生还是非婚生，都能得到同样的家庭补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补助也越多。在财产继承方面，法国民法典规定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些国家的高生育率。
亚洲国家既需要提高结婚率，也有必要改变文化观念，即更加宽容地对待非婚生育。
在中国，虽然《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但实际上，由于非婚生子不受法律保护，如果未婚妈妈（或单身母亲）在职，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也无法报销。
很多地方规定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向公安部门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等相关资料。未婚妈妈或者离异后生育的女性，因为没有结婚证，也就无法在孩子出生后为其办理户口。
我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以及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
我并非鼓励非婚生育，而是认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该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谁来保障单身女性辅助生育的权利
有很多单身女性不想找或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却想单独养育孩子。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有些职业女性，想先发展事业，保留未来生育的机会。对于上述各种需求，现代的辅助生育技术可以来帮忙。女性可以冻结卵子，推迟怀孕。
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采用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冻卵）。2012 年，美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2014 年 10 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脸书宣布，将提供冷冻卵子费用作为女性员工的一项福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近年来的出生人口中，有 2.1% 的出生人口采用了辅助生育技术。
以色列是当今发达国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 45 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辅助生育技术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是否结婚都可享有这种补贴，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但目前在中国，辅助生育技术的使用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 2003〕 176 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单身女性无法通过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其实，中国许多单身女性都有冻卵需求，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
2018 年，携程在公司内部启动生育福利项目，其中包括为公司女性管理人员提供 10万 ~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携程也成为中国首家提供这项生育福利项目的大型科技企业。
人类告别“父系社会”是一个进步
以上是经济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权和福利政策，在观念上，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分工思维。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男性在体力方面占据优势，导致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社会地位远远不如男性。但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男性的体力优势除了在体育竞技等少数领域仍然有价值以外，往往已经无助于工作方面。而在智力和情商方面，女性并不弱于男性。因此在理论上，女性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可以彻底平权。
传统婚姻制度是父系社会的产物（一开始甚至是一夫多妻制度），传统观念的夫妻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在外边赚钱，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这种过时的观念使得很多现代女性在择偶时，依旧主要考虑男方的学历、财富和地位，而男性则更注重女性自身条件，比如美貌、温柔等。
这种择偶方面的不对称性，是父系社会的产物。时至今日，高收入女性的择偶标准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不是关心男性的收入是否超过自己，而是看重男性本人的相貌和体贴程度。
但实际情况是，女性择偶时仍然普遍要求男性的学历和收入高于本人。与此同时，女性的学历和收入又正在全面赶超男性。
从数据上看，中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男性。以上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是，哪有那么多符合传统择偶要求的男性。尤其当那些学历条件较差的男性还不愿意主动承担家务时，势必有大量的高学历女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不愿意结婚。
近几年，中国大城市的结婚率下降非常快， 2013—2020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 1347 万对下降至 813 万对，中国大城市的结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总体来说，中国的年轻男性多于年轻女性，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结婚率直线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观念上也要彻底平权，要让社会普遍接受“阴盛阳衰”的家庭。有些家庭，男性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当然男女角色分工还要看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但是传统家庭中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维必须打破。
我甚至提出过在姓氏上也要彻底平权。为了增强女性传承的意愿，还可以提倡女随母姓。
女随母姓做法的好处是并不影响父系的传承链。因为女儿如果跟了父姓，到了再下一代，外孙本来也就不随外公姓了。女随母姓是在传统父系传承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一条母系传承链。这样，男女都有平等的机会让自己的基因、姓氏和事迹永远传承下去。
当然，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是，还是会有很多年轻人不结婚。因为有了快递小哥、滴滴司机，还有洗衣机和洗碗机，很多事情已经不再依赖丈夫或者妻子。其实很多年轻人虽然选择单身，但还是想要孩子的。北欧国家的孩子有一半左右来自非婚生家庭。所以我们还要从观念上接受单亲家庭，在政策上给予单亲家庭生育同样的支持，还要给予辅助生育技术在法律上的保障。
总之，随着女性的地位和独立性大幅度提高，人类告别“父系社会”是一个进步，但这很可能会引起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提高生育率和保障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这值得借鉴和学习。
我们必须提供各种福利来帮助女性和家庭来抚养子女，还要及时调整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维和择偶传统观念，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务和养育孩子。
在现代，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
《人口战略》相关摘编：梁建章：应对低生育率危机，教育应如何减负？
梁建章：中国的高房价困境
梁建章：补贴生育可以缓解失业问题
梁建章：四大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同时下降，大城市年轻人困局何解
梁建章：印度经济会不会赶超中国？
梁建章：中国人口政策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