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式常“鸡奸案”的来龙去脉
提起达式常，好多人都知道他，这可是德艺双馨的大腕。
从1962年首次走上银幕，到2011年告别表演艺术界，从影50年的他在银幕上塑造许多鲜活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奇怪的很，谁也想不到，本该受人尊敬的他，1982年居然被人诬陷成“鸡奸犯”，还造谣说他己被公安局抓走。一夜间就让他身败名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突如其来的冤情，他如何应对？对方提出和解，他为何坚决反对？法院最终如何判？
哭诉的家信
1982年10月，达式常在东北的外境地拍摄电影《人到中年》。惊喜地收到妻子来信，满怀期待地打开阅读，内容却让他心碎。
与以前的来信绝然不同，这信是妻子用眼泪和着墨水写成的，没有温情和思念，全是哭诉和愤慨。
她要丈夫火速赶回上海处理问题，说她已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声泪俱下地告诉丈夫，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有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竟然无中生有的指责他是搞流氓的“鸡奸犯”，还有鼻子有眼地诬陷他已被公安局逮捕。
接到这样的来信，达式常大吃一惊：我这不好好的吗，自己在生活作风也一直要求很严，从来没有做过缺德事，怎么突然成了人人讨厌的“鸡奸犯”，这不是诬陷与诽谤吗？这叫我今后怎么活？
达式常浑身颤抖，怒火中烧。他恨不得马上赶到妻子身边。可是他又犹豫了，从影20多年，他早就知道一个事实，作为正在拍摄中的主要演员，如果突然离开，将对会摄制组引来灾难性后果，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会造成巨额资金损失。
可是，如果以工作大局为重，暂时不回去处理问题，仍然坚持在这里拍电影，自己的名誉已经遭到毁损，今后还能继续出现在银幕上吗？
此时谣言早已满天飞舞，不仅连剧组的领导开始关注这件事，就连受邀方的辽宁制片厂的负责同志，也被搅得真假难辩。
有领导找到达式常：“虽然我们是小厂，您是大演员，但是如果您真有这样的事，哪怕损失几十万，我们也要换人。如果您没有这样的事，希望您回去后赶紧澄清事实，迅速回来拍片。”
谣言的源头
虽有谣言止于智者这一说法，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有关名人的谣言，一旦出笼就会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被不明真相的人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
达式常并没有出格的事，也没有被公安局抓捕，漫天谣言究竟从何而来？
其中的真相令人吃惊。谁也想不到，谣言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一个在上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社记.者。
令人不解又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有30多年工龄的老记者，不仅是一名老.党.员，还是某法制类杂志的特邀记.者。
法制杂志是专门研究法律的，请他当特邀.记.者，说明他多少对法律有些研究，也应该知道法律的规章制度，可就是这样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资深记.者，居然在公开的大型场合，面对来自7个县市的听众，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讲出一些令人声败名裂的糊涂话。
人言可畏呀，无中生有的诬陷和毁谤，有时候真的可以置人于死地。
谣言到底是如何出笼的呢？真相啼笑皆非。
1982年底，达式常穿梭在东北的长春、沈阳两地，分别拍摄两部电影《人到中年》和《车祸轶闻》。因剧情需要，他理了个小平头，与囚犯的标配发型类似，《车祸轶闻》中又有许多警察办案的镜头。
当两部电影的海报，分别出现在报刊和画报中时，有人开玩笑的话，达式常看起来像个犯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开始朝无法把握的方向逆转。有不明真相的人听到这个玩笑话，开始添油加醋，慢慢变成了达式常是个犯人。
这话又被那个资深记者听到了，不知他出于什么心理动机，不仅在公开场合说达式常犯了生活作风问题，而且还专门写文章刊发在官.方媒.体上。
照道理讲，他是职业记者，就应该有头脑、有思想，为什么要干这样愚蠢的事？当时谁也不知道。
前有大会上的讲话，后有媒体的正式报道，谁还能不相信呢。于是上海的街头小巷，就开始流传耸人听闻的传言：大明星达式常因为搞同性恋，已经被抓，犯的还是令人恶心的“鸡奸罪”。
谣言除了在上海传播，还像瘟疫一样向四面八方流散。谁还能辩明真伪？
沉重的心理负担
达式常被借调到东北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妻子和女儿仍然生活在上海，妻子本来身体就有病，女儿还在读小学。怎面对旁人无尽的白眼和嘲笑？她们很快就被谣言击垮，整天哭哭啼啼的，压力巨大。这也是妻子给他写信，要他赶紧回来辟谣的目的。
达式常原以为只要他重新出现在上海，就可以止住谣言，平息风潮，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被公安局抓起来。
可现实却让他苦闷失望。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远比他估计的要严重。
有些事真的不是清者自清，谣言可止于智者那么简单。可怕的舆论早已在上海闹得满城风雨。
已回到上海的达式常，开始上街买东西，四周八方立即投来惊诧的目光。他刚一转身，背后马上有人议论：“达式常真的出事了呀，你们看，头发都被剃光了。”他们那里知道，这是达式常为拍《人到中年》，按剧组要求特意理的小平头。
因工作需要，他准备到某单位去联系业务。正在值班的门卫猛然看到他，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关心，开口就是这样一句：“哦，你出来了？被关了15天，是吧？”
人，谁没有尊严？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叫人怎么活？谁的心理能承受住这么重的压力？
满城风雨，岂只发生在上海？其实早已波及全国。
广东电视台早已安排好电影《燕归来》的播出时间，这是由他主演的。但是满天的谣言已经由北自南，流传到了广东。
电视台不知所措，不停打出长途电话，一再询问有关部门：“达式常到底有没有事？由他出演的影片还能不能播？”
有一天，武汉大学请达式常所在单位的文学编剧作专题报告，有大学生当场就写条子质问：“达式常是不是鸡奸犯？是不是已被公安局抓了？”
东北有一位与达式常很熟的同志到上海出差，发现沿途的火车上，人们都把达式常被抓的消息，作为聊天的谈资和笑料。一本刊登有达式常照片的画报，有人拿出笔，竟然在达式常的剧照旁批注“此人是鸡奸犯”。
被迫起诉
达式常的良好意愿，被现实无情击碎，他本人现身上海，也平息不了谣言，情况居然如此严重。他觉得自己哪怕长了一百张嘴，也无法说得清楚。
看来只能借助组织的力量了。于是他开始去找自己的单位，想依靠组织的力量为他辟谣，为他说话，为他还个清白。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更生气。
他找厂党委进行了专题汇报，领导很重视，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当头挨了两大棒。
有些相信他、关心他的同志，开始帮他写辟谣文章，可是某部门早已发出指示：不予发表。有些来自于电台的同志，专门为他制作了录音专访，准备在电台播放，可是报到电台领导那里，仍然是不予播放。
四处碰壁的达式常无路可走，再次找厂党委和电影局党委。他说：“请组织对我进行调查，立案审查都可以。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诬告我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结果仍然无效。
组织上的确进行了调查，证实了那些满天飞舞的消息全是谣言，便向有关单位通报情况，要求辟谣。可是相关单位的领导仍然置之不理。
这样的结果让达式常非常痛苦，也非常苦恼。他想到，既然事情到了我们二级党委去打招呼，都不起了任何作用的地步，哪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要想证明自己无罪，要想还自己清白，只能“逼上梁上”，去打官司。
反对和解
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达式常才决定向法院提起起诉。
面对可畏的人言，面对蔓延全国的舆论风潮，达式常说：“如果不去找一个有权力的机关，不去找司法部门，我是无法生活和工作的。”
可是，谁也无法想像，当他反复请求相关单位为他辟谣，当他所在的单位也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对方辟谣的时候，对方置之不理，好像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样。当他一提出诉讼，马上就有人跑来找他和解。被告人甚至说：只要不上告，愿私下了结这起诽谤案。
但是达式常坚决反对。他说：“只要把问题搞清楚，公开为我恢复名誉，原则上我不反对。可是当一切都还是一盆浆糊时，谈处理、谈和解，是否为时过早？我的清白和公道谁来还给我？”
原告在法庭上的陈述
1983年6月15日，达式常上诉案在上海开庭。冤家宜解不宜结。既然被告主动提出和解，达式常为何坚持不撤诉？
达式常在法庭上作出这样的陈述：
“我没有撤诉，有人指责我太过份了。我说我不过份。我只是行使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我要证实我是无罪的，我是受害者，我过份在哪儿？我如果答应撤诉，私下了结，那么在全国造成的恶劣影响，怎么消除？”
在法庭上，达式常提出了一份前几天刚刚收到的观众来信。信中这样说：
“达式常同志，今天我在上海出差，听到很多上海人议论，说你搞同性恋，已被公安局逮捕法办，我信以为真。回江西后也向同事、亲戚说了这件事。最近我偶尔翻阅羊城晚报，看到为你辟谣的启事。我很惭愧，不该轻信谣言。我身为党员干部，平时学习不够，以致犯了传谣错误。对不起我向您道歉，我实在出于无心。”
达式常接着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上说明，到现在为止，这件事的余波还远远未消除。对我声誉的影响，对我人格的污辱是我们能够估计得了的吗？
如果对这些事情就这么马马虎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对受害者，只能表现出一种冷漠无情，而对那些肇事者来说，不足以使他们吸取教训。
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整天都是这种无端的东西、谣言到处泛滥，我们国家精神文明能高吗？我们国家的社会治安能好吗？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就这么随随便便就了结了，这样的话，对某某同志本人也没有好处，不足以吸取教训。”
判决结果
达式常的这个官司，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怎么会这样？因为开庭后，已查清全部事实，在法院的建议下，双方还是最终达成合解。
达式常不是不愿和解吗，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这种结案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新闻媒体一旦出现不实报道，受到伤害的人往往投诉无门。达式常案就是一个证明。
其实好多人都知道他被报纸诬陷诽谤了，可是人家就是不理你这一茬，就连电影局出面也无济于事。
这又是为何呢？那时候的新闻单位的主管领.导，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报.纸是喉.舌，即使有了错，也是不能认错的，否则影响了威.信和公信力。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即使双方走上法庭，即使法院明知对方是错误的，也一般不会对新.闻媒.体做出败诉判决，大都会选择调解方式。
好在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法制的健全与完善，随着思想观念的进步与提升，新.闻媒.体公开认错、打官司败诉的事件已不足为奇。
尽管最终还是以和解方式解决，但达式常基本达到目的。对方不仅在相关报纸上公开辟谣，而且在和解时态度较诚恳。
冤家宜解不宜结，他最终同意和解。
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我充分体会到有法可依的温暖。这事如果发生在无法可依的年代，后果不堪设想。”
达式常是不幸的。一个风华正茂的演员，突遭诽谤，全身上下灰溜溜的，身心、事业和家庭饱受伤害。
达式常也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国家走向全面法治、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是公正的，公民的名誉权必须受到保护。
我们惊喜地看到，曾被歪曲的，早已拨乱反正；曾蒙冤受辱的，已得到平反昭雪；曾肆意作孽的，也绝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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