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新起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著作。由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而且流传下来的既有未完成的手稿，又有可以拿去印刷的付印稿，因此，如何编排这部成分复杂且形式多样的手稿，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群。最近，随着新MEGA I/5卷的正式问世，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Online版》上线，对这一课题群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我想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阶段可能要面对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做一介绍和分析，以便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提供前提。这几个问题是：（1）新MEGA I/5卷的去体系化编辑；（2）Online版对成稿过程的再现；（3）如何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4）重新评价广松涉版的价值。

2017年底，新MEGA I/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und Drucke）——正式问世。这是一部制作精良、编辑质量上乘的新MEGA卷次。在该卷中，编者撰写了一份长达74页的编者“导论”（Einführung），阐明了I/5卷的编辑方针，这使得它与I/5卷一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篇“导论”中，编者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1）《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体系性的著作，因此需要对它进行去体系化编辑；（2）“费尔巴哈”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不居核心地位，其理论地位甚至不及与麦克斯·施蒂纳论战的“圣麦克斯”章，因此需要对“费尔巴哈”章进行降格处理。由此出发，编者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思想和概念不能被视为自然形成的理论结果。”换句话说，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核心思想都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偶然产物，而非体系构想下产生的必然的理论结果。对于熟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读者而言，这些观点不可谓不新颖，也不可谓不重大，需要我们认真地予以对待和回应。

众所周知，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绝大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但是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这一点，在新MEGA出版前是没有问题的。以前的各个主要原文版本，从最早的梁赞诺夫版（1926年）到旧MEGA的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再到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新德文版（1966年）和广松涉版（1974年），都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进行了“逻辑体系编排”，目的是要使它更像一部著作。但是，自英格·陶伯特等人开始负责编辑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卷次以来，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编辑们采取了与以往相反的编辑方针，目的是要使它看起来不像一部著作。陶伯特主张：“这些文稿将被当作独立成篇的著作编辑加工，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也就是说，编辑要遵循“独立成篇”和“时间顺序”两项原则。所谓“独立成篇”，就是把留传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作为单独成篇的文本加以收录”。采取这种编辑方针的主要理由是19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季刊说”。按照“季刊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原本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体系化著作，而是为了编辑两卷季刊而写的独立论文。所谓“时间顺序”原则，就是要根据作者写作的时间顺序来编排手稿，这样做的根据是新MEGA编委会1993年制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准则》。准则中有这样的规定：“所编文本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陶伯特等人提出这两项编辑准则的目的，是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采取去体系化编辑，使它更像是一本文集汇编。

可是，当他们将去体系化编辑方针付诸实施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手稿写作的最后关头曾经出现过要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化的意图。按照 I/5卷编者的说法，“在1846年夏天季刊出版计划落空之后，他们曾尝试将这些材料编成独立的两卷出版物，或者压缩为一卷予以出版”。既然如此，同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准则》，“关于作者生前没有出版的著作，将把最后作者认定的手稿视为文本的底本”。如果“最后作者认定的手稿”是一部体系性著作，而并不是什么季刊论文合集，那么编者就应该尊重原作者的本意，对手稿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即按照通常所说的两卷六章著作结构进行编辑。这是编辑的铁则，与陶伯特等人想进行的去体系化编辑无疑是矛盾的。

从1990年代起，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编者们就一直存在着争论。从正式出版的I/5卷来看，由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乌尔里希·帕格尔（Ulrich Pagel）、格哈尔特·胡布曼（Gerald Hubmann）和克莉丝汀·维尔特（Christine Weckwerth）组成的新编辑小组事实上并没有采纳陶伯特等人的编辑方针，而是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出版物尽可能按照计划的章节结构排列；难以完成时再根据手稿写作的相对时间顺序来编辑”。换句话说，他们以传统的“逻辑体系编排”为第一原则，只有当“逻辑体系编排”原则无法贯彻时，才会遵循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原则。结果，我们在I/5卷中看到了下述矛盾的事实：一方面，编者在“导论”中一再声称，不再去“重构一部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要采取陶伯特等人确立的去体系化编辑方针；另一方面，I/5卷的排版又与旧MEGA的著作结构并无实质性区别；除了对“费尔巴哈”章的开头和誊清稿的排序略有调整外，“费尔巴哈”章的主体部分，即“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H⁵）的编排也与巴加图利亚版以来的各版无实质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去体系化编辑有名无实，只停留在口号阶段。对于读者而言，如果不看“导论”中编者对编辑方案的主观解释，I/5卷的编排本身并没有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也不影响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体把握，因此也就无需对去体系化编辑的口号太过认真。

与去体系化编辑相比，编者“导论”中的第二个观点——对“费尔巴哈”章的降格处理——倒是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是I/5卷编者超出客观编辑范围、带有自己理论倾向的解释，在“导论”中也着墨较多。迄今为止，“费尔巴哈”章处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这一常识源于恩格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称，手稿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相对于具有论战性质的“圣布鲁诺”章和“圣麦克斯”章而言，“费尔巴哈”章的确是从正面阐述了作者的唯物史观“主张”。正因为如此，在I/5卷出版之前，无论是编者还是读者，都鲜有人怀疑恩格斯说法的真实性，而是很自然地将“费尔巴哈”章置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而I/5卷编者偏偏要推翻这一常识。在“导论”的开篇，编者就这样写道：“‘三、圣麦克斯’章（H¹¹）就应该居于第一卷文本群的核心地位。”之所以要让与施蒂纳论战的“圣麦克斯”章取代“费尔巴哈”章的核心地位，编者最主要的理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是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而非建构自己的“主张”。既然是为了“论战”，那么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首要论敌是施蒂纳，而非费尔巴哈。因此，“圣麦克斯”章比“费尔巴哈”章更重要。

如果仅仅是给出这一判断，其实并无不妥，编者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费尔巴哈”章和“圣麦克斯”章定位，但问题是他们从这一判断引申出的结论，即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费尔巴哈”章都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临时起意的结果，两位作者其实并未计划阐述唯物史观。这是I/5卷编者通过对“费尔巴哈”章的降格而要表达的真正理论意图。我们无法对这一结论和意图坐视不管，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回应第二种观点的原因。我认为，I/5卷编者给出的理由很难成立。首先，“论战”不能代替“主张”。即使是“论战”，也需要事先有自己的正面“主张”，否则无法进行“论战”，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唯物史观。其次，不能因为写“费尔巴哈”章的计划晚于“圣麦克斯”章，就推导出费尔巴哈被视为他们的论战对手要晚于施蒂纳，甚至没有施蒂纳重要，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的系统批判，I/5卷编者没有从整个思想发展史的视野出发，而仅仅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孤立的文本，由此出发得出上述重大结论有过于武断之嫌。当然，我们还可以给出许多反驳的理由，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新MEGA的编者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对手稿采取去体系化的编辑方针，其实是为了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创作变化”，使读者能够把握两位作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如果编者“导论”只停留在这一层面，我认为应该予以褒扬，事实上I/5卷的编排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出色。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肯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给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思想和概念不能被视为自然形成的理论结果”的解释。这一解释令人难以接受，但I/5卷的编辑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2019年8月，国际上出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Online版》，发表在https//www.online-dif.com上。它与迄今为止的原文版不同，是一个读者可以在网上自行查阅的在线版。那么，为什么会编辑一个在线版?它与纸质版又有什么区别以及独立的价值呢？我从2007年起参与了Online版的编辑工作，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编辑经验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说明。

“费尔巴哈”章手稿每页都分左右两栏，左栏是底稿，右栏是对左栏内容的修改、增补、边注和备忘录等。从笔迹来看，除了第[25]页左栏一处的几行以及在左栏所做的直接修改外，左栏底稿几乎都出自恩格斯之手；马克思的笔迹基本上集中在右栏。手稿中包含两种信息：一是分别写在左右分栏中的文字以及作者的不同笔迹信息；二是手稿从最初的底稿到修改稿、再到最终文本的成稿过程信息，或者用新MEGA试刊版的说法，即“文本层次”信息。由于这些信息是最终出版物中所没有的，因此如何将它们尽可能再现出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通过它们可以追踪两位作者的思想轨迹及其思想差异，甚至可以追踪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史上，很多著名的研究成果，譬如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和望月清司的两种“史论”就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而取得的。

手稿的成稿过程并不是读者一眼就能从手稿中捕捉到的，而是需要经过特殊的编辑才能再现出来。对手稿的编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额外的工作，费时费力，除非是认识到这样做有价值，否则没有编辑愿意干。在笔者所知的范围内，最早意识到再现“文本层次”的重要性并最终付诸实施的，是新MEGA试刊版（1972年）和广松涉的河出书房版（1974年）。为了呈现手稿的成稿过程，这两个版本在组版方式上进行了革命。新MEGA试刊版，其实也包括后来的先行版（2004年）和正式版，采取了将修改过程与最终文本分开的做法。以 I/5卷为例，它在《正文》（Text）卷中只刊印手稿的最终文本，而对修改过程的说明则放在《附属材料》（Apparat）卷的“异文一览”中。所谓“异文”（Variante），是指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删除、替换、增补和栏外笔记等；而“异文一览”则是对这些异文的记述，其中最重要的是“分行并列”标记法。它用标有数字序号的几个对齐的行来表示手稿的修改过程，并标明执笔者。通过“异文一览”，读者可以准确地把握手稿的层次性和执笔者。但是，由于它把最终文本与对修改过程的说明分离了，因而读者要想真正弄懂手稿的成稿过程，就不得不对照《正文》卷；再加上它依赖德语的文字结构，很难按原样翻译成汉语等其他语种，从而造成了新MEGA系列对成稿过程的再现缺少直观性和实用性。而广松涉版则采取了将包括删除、修正、增补、栏外笔记以及执笔者的不同笔迹等异文信息都直接编在正文中的组版方式，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手稿的原始状态，比新MEGA系列更具有实用性。但是，由于它把所有的修改信息都压缩在正文中，结果在成稿过程的记述上出现了很多错误，再加上使用了各种符号和不同字体，导致阅读起来相当困难。关于这一点，只要是读过汉译广松涉版的读者都会有同感。

总之，无论是新MEGA系列还是广松涉版，虽然为再现手稿的层次性做了很多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满意。那么，我们能不能克服上述两种版本的缺点，编辑出一个既准确又便于阅读的新版本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是Online版编辑的出发点。Online版继承了新MEGA“异文一览”中将手稿分成几个层次记述的做法，同时又吸收了广松涉版让修改过程直接呈现在正文中的组版方式，将它们的优点结合起来。具体而言：（1）它将手稿视为一个包括底稿、修订稿和最终文本在内的三阶段产物，严格区分手稿的各层次，并通过引入电子技术，以图层（layer）的方式再现手稿的成稿过程；（2）它彻底实现了对手稿左右两栏的编排，将右栏信息全部保留在右栏。这种尝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尚属首次。

Online版的前提是要建立起一个明确的成稿过程概念，即要区分出底稿、修订稿和最终文本三个阶段。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异文区分为“即时异文”与“后续异文”，以及对手稿采取左右两栏的编辑。所谓“即时异文”，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修改、删除等，由于它们与原来的底稿属于同一层次，对于判定手稿的层次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后续异文”则是在底稿完成后由作者在对底稿进行推敲和修改时出现的删除、替换和增补等，它们反映的是手稿的层次和时间顺序，对判定成稿过程具有实质性意义。Online版就是根据“后续异文”提出了“底稿→恩格斯的修订稿→马克思的修订稿”的成稿过程构想。这是Online版区别于其他各版的最大特征。它用图层表示这三个阶段：第一层（layer 1）对应的是“费尔巴哈”章的底稿，其中包括了写作中出现的“即时异文”；第二层（layer 2）是去掉了“即时异文”后的文本；第三层（layer 3）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底稿的修改，其中包含对文本的删除、替换和增补等异文。第三层又分四个子图层：恩格斯在左栏的修改（layer 3-1l）和在右栏的修改（layer 3-1r）,以及马克思在左栏的修改（layer 3-2l）和在右栏的修改（layer 3-2r）。为了醒目起见，Online版还以不同的颜色标记了删除、更换和增补等异文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笔迹。

至于为什么要对手稿采取左右两栏的编辑，也与再现手稿的成稿过程相关。作为一个事实，“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H⁵）共流传下来63页手稿（[1]，[2]，[8—35]，[40—72]），其中在右栏没有字迹的只有3页（[20]，[40]，[46]），而在右栏留有字迹的多达60页。I/5卷对这些右栏信息的处理采取了尽可能将写于右栏的文字都纳入左栏、只将那些无法插入左栏的边注和备忘录等留在右栏的方针。结果，在它的《正文》卷中，右栏为空白的共计28页，排有信息的共计35页，这些信息也并非原来写在右栏的信息的全部。广松涉版甚至不如I/5卷，它除了少数重要的页外，事实上沿袭了以往一栏编排的做法，将写在右栏的信息尽可能纳入左栏，只将那些实在无法纳入的边注移到脚注中予以说明。结果，在广松涉版中，右栏为空白的多达54页，仅排有右栏信息的几页也不是对右栏信息的完整再现。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让读者读起来顺畅，将右栏文字插入左栏并非不可，因为很多写在右栏的文字原本就带有作者标注的插入左栏的记号“F”和“×”等，即使不带插入记号，在内容上也与左栏有着明显的联系，可以插入左栏。但是，对于宣称要让读者看到“原来的文章、修改过程、最终的文案这三点”的版本来说，这样做则有些不妥。因为，右栏文字大多是对底稿的修改，反映的恰恰是手稿的层次性和成稿过程，将右栏文字纳入左栏，可能会给读者带来错觉，以为这些文字本来就是恩格斯在左栏一气呵成地写就的；或者很难知晓是哪些文字以及这些文字是何时修改和补充上去的，等等。总之，不分栏编排往往会抹平手稿的层次性，造成成稿过程信息的流失。而Online版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真正做到了对手稿的彻底分栏，并将右栏信息毫无遗漏地保留在了右栏，真正实现了对手稿成稿过程的再现。

总之，在对成稿过程再现的准确性和直观性上，Online版远比新MEGA系列和广松涉版优越。也难怪Online版编者称：“在我们的Online版中，读者可以阅读‘费尔巴哈’章手稿的基本文本，并可以很容易地确定文本是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改进和修改的。”此言不虚，这的确是Online版最突出的优点，也是Online版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通过Online版来确认这一点。只要按一下鼠标，你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手稿在不同阶段所处的真实状态以及手稿的变化过程，这对于读者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吗？

随着I/5卷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译工作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最近，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柴方国教授提出了他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的初步编译设想。从这一设想来看，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与I/5的《正文》卷相对应，在有关中文版整体结构的安排方面将延续迄今为止的做法，对手稿采取“系统编排方式”；另一个是与I/5的《附属材料》卷相对应，在有关中文版附属材料内容的编译方面也要反映手稿动态的形成过程。

关于第一个要点，柴方国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德意志意识形态》卷可供考虑的办法是依据手稿保存下来的结构，编成一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著作，同时吸收相关研究和考证成果，对有关文稿的编排次序做必要的调整……同时，也要兼顾《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特殊复杂性，不能机械地把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文稿统编在一起。”这就是说，中文版可能不会接受I/5卷编者“导论”中的去体系化编辑理念，而是将对手稿进行著作编排。以此为标准，中文版将不再收录与这一著作体系缺少内在关联的文献，譬如“费尔巴哈[笔记]”（H⁶）、“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H¹⁴）和“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手稿片断（摘录）”（H¹⁷）等。对比较复杂的“费尔巴哈”章，柴方国提出了两种排序设想：一种是继续遵循原来的《费尔巴哈》单行本（1988年）的顺序，即作为其底本的新德文版的顺序，只对原作者为“费尔巴哈”章写的三个开头做微调，将原来的H⁴→H²→H³改为H²→H⁴→H³，并将这三个开头（H²、H⁴、H³）与那两个片段（H⁷和H⁸）统一置于“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H⁵）的前面，具体说来就是按照H²→H⁴→H³→H⁷→H⁸→H⁵来排列；另一种是按照 I/5卷给出的顺序——即H²→H³→H⁴→H⁵→H⁷→H⁸——来编排（参见表1）。至于最终要采取哪种排序方式，他在文章中未做进一步的讨论。

表1：新MEGA I/5卷收录文献一览表

我赞成中文版不接受I/5卷的去体系化编辑理念这一点。如上所述，由于“最后作者认定的手稿”本来就是著作，因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采取“系统编排的方式”符合作者的原意。至于那些周边文献该不该收录以及怎样收录，中文版有自己的编目原则，只要I/5卷收录的最主要文献出现在中文版中即可。倒是对“费尔巴哈”章的编译，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前已述及，I/5卷对“费尔巴哈”章的排序，即H²→H³→H⁴→H⁵→H⁷→H⁸，采取的是“逻辑体系编排”优先、兼具“时间顺序”的原则。由于“H²、H³、H⁴”属于“费尔巴哈”章的开头，因此它们虽然写于H⁵之后，但根据“逻辑体系编排”原则，应被提至H⁵之前；而由于“H⁷和H⁸”这两个片段是对H⁵某部分的誊清稿，故按照“时间顺序”原则，应被排在H⁵之后。从这一排序中，读者既能看到作为著作的“费尔巴哈”章，又能看到它的形成顺序。按照柴方国的说法，中文版的编辑方案在坚持系统编排的同时，“也要兼顾《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特殊复杂性，不能机械地把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文稿统编在一起”。这就是说，中文版的编辑方案也考虑到了写作时间顺序的因素，事实上会采取兼顾“时间顺序”的“逻辑体系编排”。既然如此，中文版何不就采取I/5卷的排序方案呢？因为，在结合这两个原则方面，目前以新MEGA I/5卷为最佳。

中文版的第二个编译要点涉及如何编译《附属材料》卷。众所周知，新MEGA是“历史考证”版，而“历史考证”的关键在于要全方位地展示手稿的写作过程、流传情况和具体的成稿过程，反映这些内容的是《附属材料》卷中的编者“导论”、“产生与传承”、“异文一览”和“注释”等。因此，如何编译这些内容对于让中文读者理解什么是“历史考证”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柴方国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资料部分应当把手稿的具体写作经过、流传情况、重要异文和注解翔实地展示出来，充分反映手稿的过程性特征。”对于这一编译设想，我举双手赞成，尤其是他提到，要在编译中“充分反映手稿的过程性特征”。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熟悉“历史考证”版的读者都知道，新MEGA对“手稿的过程性”的记述集中在“异文一览”中，因为其中包括了作者对手稿的删除、替换和增补等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手稿的过程性和层次性，对于追踪两位作者的思想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价值。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新MEGA编者花费大力气制作了“异文一览”。在I/5《附属材料》卷中，除了“目录”和编者“导论”外，“异文一览”占到了总篇幅的一半，有500页之多。中文版要对“异文一览”进行编译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异文一览”数量庞大，而且还因为它严重依赖德文的文法结构，按其原样翻译成东方文字几无可能。据我所知，目前翻译了新MEGA“异文一览”的有日本的《资本论草稿集》，它曾以正文中加脚注的方式对新MEGA第II部分卷次中的“异文”悉数进行了编译，结果导致该译本的篇幅比只有正文的日译版增加了近一倍。早在2016年I/5卷出版之前，我就曾撰文建议中文版要对“异文一览”进行编译，“形式可以借鉴日本《资本论草稿集》的编译方法，以译者注释的方式编译出来”。尽管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中文版要采取何种形式编译“异文”以及要编译多少“异文”，但我相信，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编译力量，只要下定决心，“充分反映手稿的过程性特征”，其成果必定可期。

与“异文一览”的编译问题相关，我还曾建议对“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H⁵）“采取将文本分成左右两栏进行编译的方针”。由于这一问题在柴方国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所以我觉得有重提的必要。手稿本来就是分左右两栏撰写的：左栏是底稿，右栏是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对手稿做的修改。可是，在1970年代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是不分栏的。受此编辑方针的限制，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版（1965年）和新德文版（1966年）等在处理右栏文字时，都将它们插入左栏，只是把那些实在无法插入的栏外笔记等放到注释中予以说明。受这些翻译底本的影响，迄今为止的中文版也采取了不分栏的组版方式。

但是，这种组版方式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一，原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写在右栏且没有标明插入位置的文字，都依据编者的主观判断而被插入左栏，从而造成了各版所提供的底本不同，进而导致读者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有些即使标明了插入位置的右栏文字，由于在内容上与左栏文字无法接续，也被编者不恰当地编入了左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第[17]—[19]页的右栏部分。在[18]页的右栏，有从“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一句开始，延续到以“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一句结尾的段落。这段话的前面虽然有插入指示“×”号，但是，如果按照这一指示将其插入到左栏的指定位置，将会使上下文的联系中断。正是因为存在这一问题，从1972年的试刊版开始，新MEGA系列改变了过去不分栏的做法，对包括第[17]—[19]页手稿在内的整个“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H⁵）采取了分栏编排的方针，将那些无法插入左栏的增补、边注、备忘录等留在了右栏。既然新MEGA已经做了这种改变，中文版是否也可以做这样的改变？

第二，正如我们在有关Online版的介绍中阐明的那样，由于右栏文字大多是对底稿的修改，反映的是手稿的层次性和过程性，因而将右栏文字纳入左栏，往往会把手稿的层次性和过程性抹平。所以，要想准确地再现手稿的形成过程，将写在右栏的文字留在右栏是必须的。既然中文版的编辑也要“充分反映手稿的过程性特征”，那么按道理也应该对手稿进行左右两栏的编排，将作者写在右栏的文字留在右栏。不过，考虑到中文版的普及性质和组版难度，要让它像Online版那样将右栏的文字悉数编排在右栏是不现实的，但是让它仿效I/5卷，对“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部分采取左右两栏编排，将现在I/5卷排在右栏的文本编译在右栏应该不难，因为I/5卷留在右栏的文字并不是很多。尽管这种有限度的分栏组版还不能全面反映手稿全部的修改过程，但是相对于新德文版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自1988年《费尔巴哈》单行本出版以来，中国官方就一直没有出版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译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等I/5卷的问世。现在I/5卷已经正式出版，借此出版的东风，我们希望中文版的编译不仅在翻译底本上从新德文版转变到I/5卷上来，而且在组版方式上也从新德文版转到I/5卷上来。这样，广大中文读者在感受到中文版独创性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新MEGA不同于新德文版的风采。

广松涉的河出书房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一座高峰。1974年，它刚刚在日本问世就好评如潮，被誉为“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版本。直到1990年代初期，人们还认为“在新MEGA版未出版以前，以广松涉版最佳”。这种评价并不局限于日本。2005年，南京大学的翻译团队将它翻译成中文。张一兵在汉译广松涉版的“代译序”中这样写道：“广松涉的这个文献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版本考据方面的文献学研究论著，因此我十分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多少能补上这个空白。”即使在欧洲的编者那里，广松涉版也同样有一席之地。在新MEGA I/5卷“导论”中，编者曾列举了它之前的八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版本，其中第七个就是广松涉版，而且这是唯一一个由非德国人或俄国人编辑的版本。不过，在I/5卷和Online版已经问世的今天，它是不是像新MEGA以外的其他版本一样，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价值，值得我们继续使用和研究？

类似的疑问在以前也出现过。1990年代中期，随着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和对新MEGA编辑方针讨论的深入，陶伯特指出，“广松涉基于猜测而对文稿所做的编排是对马克思已注明页码的草稿的干扰”，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小林昌人等人要求新MEGA编辑采纳广松涉版编排的建议。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质疑广松涉版的声音。涩谷正提出，广松涉版在文本的可靠性上不如新MEGA试刊版，因为“广松涉版在结果上只是全盘继承了前述阿多拉茨基版的缺陷，而没有将新MEGA试刊版的成果吸收到文本的编辑中来”。这些质疑着实让当时的日本读者大吃一惊，广松涉版是否已经过时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不过，广松涉的弟子们并不接受这些批评。2002年，小林昌人在编辑岩波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坚称：“河出版的原文文本篇现在仍处于国际顶尖水平。即便将来预告的新MEGA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它的地位也不会动摇。”随着汉译广松涉版在中国的出版，这一争论也波及到我国。2007年，《学术月刊》刊登了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合写的论文《MEGA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以及张一兵的反驳论文《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先生和大村等日本学者》。日本学者指责小林昌人和张一兵“无条件地赞扬”广松涉版，认为现阶段再翻译广松涉版是一个错误；张一兵和小林昌人则坚持认为广松涉版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肯定了它在中国出版的意义。随着争论的扩大，这一论战又回到了日本。日本的《情报》杂志刊登了小林昌人反驳大村泉等人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的歪曲》等论文，后来大村泉等人又撰写了《再论广松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张一兵和小林昌人空虚的‘反批判’的驳斥》。争论双方立场对立、言辞激烈，一时间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广松涉版的原文文本卷是否精准；二是把广松涉版翻译成中文有没有价值。大村泉等人认为，广松涉版没有理解新MEGA的“异文一览”标记法，结果在再现手稿的修改过程上存在缺陷。由此出发，他们指责张一兵组织翻译广松涉版缺少学术眼光，而小林昌人在明知广松涉版有此缺陷的情况下还向中国推荐该版本有违学术道德。对此指责，张一兵和小林昌人当然不予认同。我也曾经公开发表过对广松涉版的看法。我的意见是：“大村等人对广松涉版的批评，即广松涉版没有对照原始手稿和吸收MEGA试刊版的成果，存在着许多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无疑也是事实，由于这一批评是建立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的，恐怕没有办法反驳。……不过他们的批评的确有过分和不适宜之嫌……虽然广松涉版在再现手稿修改过程的精确度上不如涩谷版，但并非达到了不可以使用的地步，况且汉译广松涉版已经根据涩谷版和岩波文库版作了一定的修订，我以为在新MEGA第I部分第5卷正式出版以前，以汉译广松涉版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文本并无大碍。”现在，时过境迁，I/5卷已经出版，我们对广松涉版的态度是不是该有大的转变呢？其实不然。

一方面，广松涉版在再现成稿过程文本细节的精度上的确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广松涉对新MEGA的“分行并列”与旧MEGA的“正文异文”标记法之间的区别缺少理解（2007年以前我本人在这一点上也跟广松涉一样，只是随着Online版的编辑，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反而对试刊版评价过低，结果在编辑河出书房版原文文本篇时，除去少数的例子外，他没能利用试刊版的“异文一览”，而主要依据了1932年的旧MEGA。与对“分行并列”标记法的认识不足相关，广松涉缺少对分左右两栏编辑手稿的必要性的认识，除了少数的例子以外，几乎将手稿右栏的信息都编入左栏，结果在反映手稿的层次性和过程性上缺少准确性，不如新MEGA系列，当然更无法与Online版相比。总之，要想对手稿的成稿过程进行研究，只参照广松涉版是绝对不行的，还需要核对I/5的《附属材料》卷和Online版。这一点无可争议。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广松涉版在文本细节上不够精确，就彻底否定它的利用价值。理由有两个：首先，由于I/5卷的正式出版，关于修改过程的记述最终只能以 I/5卷为准，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哪一个版本的异文记述更精确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其次，对广松涉版的评价不能仅仅从细节精度这一角度来进行，还应该从它的组版方式、排序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等角度给予综合性评价，正是从后者出发，我以为广松涉版仍有积极的利用价值。广松涉版属于与新MEGA不同的编辑流派。在组版方式上，它把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记、栏外笔记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等信息都直接排在正文中，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最终文稿和对文本的修改过程，在便利性上超过了新MEGA版。事实上，在笔者组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读书会上，大家使用的还是汉译广松涉版。在排序方式上，它采取了按内容排序的方案，提供了广松涉所理解的“费尔巴哈”章的体系性结构。这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具有学术价值。对此，即使陶伯特也不得不承认，广松涉版代表了“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上的一项科学编辑成果。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要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由组版问题和排序问题引发的理论问题，不可能绕过汉译广松涉版。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与一般的文献学家不同，广松涉是一位哲学家。他之所以要花大力气“复原”手稿，决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版本，而是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即要提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早期马克思的新解释。迄今为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和研究领域，还很难有哪位编辑或文献学家能够像广松涉那样，把文献学研究与对文本的思想解读结合起来，提出那么多理论问题，譬如“分担问题”“恩格斯主导说”“自我异化”“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等。在这些理论问题中，无论哪一个都有助于提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水平。在理论解释框架的提出方面，广松涉版是独一无二的。我之所以要重提对广松涉版的评价问题，也是要强调这一点。总之，广松涉版绝不会因为新MEGA I/5卷的出版而过时，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

［作者：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10JZD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