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

从1970年代开始，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开始席卷全球。在此之前，独裁政体的数量是民主政体的两倍多。2008年前后，两者关系发生了逆转，民主化浪潮达到顶点，民主国家的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现代西方民主斗争以来，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大获全胜。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观念(它常常被误解)认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达到终点，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实现普遍化”的阶段，这一观念体现了那个时代亢奋的，甚至必胜主义的精神。

然而，仅仅在西式民主达到其顶点后的10年左右，那种亢奋和必胜的信念就已经崩溃。在拉丁美洲和东欧，西式民主正在衰败，在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崩溃。在亚洲，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甚至在世界上最大的西式民主国家印度，都出现了西式民主的倒退。在美国和西欧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建立西式民主的地方，其民主也出现了显著衰退。现在学者和评论家们不再庆祝“历史的终结”，而是在反思上述的种种趋势，为民主的解固和专制化而担心。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89年，当时他是一个反对独裁的人，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反对民主的人，最近他声称：“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

尽管在之前所有的民主化浪潮之后都会紧接着出现逆流，但今天的民主倒退至少在一个关键方面与此前不同，即当代民主更有可能是逐渐衰落，而不是迅速消亡。当今民主的主要威胁是通过投票获得权力的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通过政变获得权力的独裁者。在深入思考这一点后，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将我们的时代称为“民粹主义时代”。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如何理解为什么西式民主正陷入困境，而民粹主义却盛行于世?今天威胁民主的民粹主义浪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引起相关研究的激增，既使美国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结合了起来，同时也鼓励了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流。当前关于民粹主义的广泛的跨学科文献在研究什么？掌握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聚焦于那些体现研究特点的重要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各门社会科学内部在理解政治生活方面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或不同观点，因此，在民粹主义的背景下审视它们，可以提供一个在更普遍意义上评价民粹主义的实质和优缺点的机会。本文考察了研究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的成因，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成因的文献，当然，这些文献大部分也借鉴和引用了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

民粹主义这个术语目前在学术和大众话语中都非常流行，所以在深入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它加以界定。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运动或派别，它强调摩尼教式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我们”与“他们”进行的是零和斗争，“我们”指“人民”，通常是从种族或小群体（communal）角度界定的，而“他们”指自由派精英、建制派、少数族裔或外来移民。此外，民粹主义者声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是他们是从多数主义和非自由主义角度来理解民主的。事实上，他们的许多言论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即现有政治制度不顾、忽视或公然违背了人民利益。这种自相矛盾的理念让我们看到了民粹主义者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他们蔑视自由民主的许多基本规范和制度，例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以及承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特别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关于民粹主义起因的一个重要争论发生在基于需求方的解释与基于供给方的解释之间。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基于需求方的解释是指这样一些论点，即把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归结于公民不断变化的不满或主张。这一解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因为它们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或个人。相比之下，基于供给方的解释将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归结于民主自身性质的诸多变化，特别是权力精英和政府机构越来越无力或不愿回应公民的需求。因此，基于供给方的解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因为他们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时，其关注点是政府、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政党和其他行动者的失效。

基于需求方解释民粹主义的学者们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即是优先考虑经济需求，还是优先考虑社会文化需求。

（一）经济方面的不满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对民粹主义的研究突出了经济解释。这些解释集中关注的是，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技术革新等各种经济因素如何使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更加不安全，以及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居民，让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享有特权，从而在公民中产生不满和分裂。

在这些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他在其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记录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在这几十年间，经济收益份额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如此。在美国，一个无可否认的极端例证是：2019年，贫富差距达到了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开展跟踪调查以来的最高点，最富有的1%人群控制的国家财富“超过了整个美国中产阶级”。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等学者认为，更糟糕的是，不平等的加剧伴随着“不安全感的上升，因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增加了收入的波动性”，也导致工作变动更加频繁，并且“使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失去财务基础后迅速下降”。这种不安全感使公民对自己及子女的未来更加不确定。不平等的加剧也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将这种关系称为“盖茨比曲线”——这可能会把“富人”和“穷人”变成“世袭性”的阶层，并终结美国梦。此外，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穷人”不仅在经济上与“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大，这一状态更有可能持续下去，而且穷人的寿命可能更短，并在身体和心理上出现健康问题，成为酗酒和其他成瘾症的受害者，他们更多地是生活在破败的社区。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绝妙地将白人工薪阶层的预期寿命下降的原因称为“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因为这些都可归因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加剧和其他经济变化带来的诸多异常病态，这些变化使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公民的生活更加困难。

关注民粹主义的经济原因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缩小贫富差距，相反，它在许多社会中造成了富人与穷人、精英与所谓普通人、农村与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等之间的深刻分裂。经济发展除在社会内部造成分裂外，也造成了国家之间的深刻分裂，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某些群体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上述分裂中不成比例地受益，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因此，发达国家中那些经济上的“输家”将自己及其国家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等国家以及本国社会中的“赢家”。这些经济趋势累积起来，让许多选民感到不满，从而也导致他们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因为后者把自己国家的精英和建制派以及成功崛起的大国(如中国)当作替罪羊，并诋毁他们。《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总结了这一角度的解释，认为我们需要关注“民粹主义急剧增长的经济根源”：“毫不意外的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也是最不平等的西方高收入国家，今天深受民粹主义之苦……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去听一听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辩论，你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民众的失望主要要归咎于低工资移民的涌入或来自中国的进口，或兼而有之。”但沃尔夫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被“操控”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否则，在民粹主义者的攻击下，它就会走向灭亡”。

从经济不满的角度解释民粹主义的学者经常指出，数十年来这些经济趋势导致了分裂和不稳定，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些经济趋势的政治后果，因为经济衰退往往对已经遭受痛苦或被抛在后面的人打击特别严重。这段经历让许多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选民发现，民粹主义者传递的信息更加令人信服，即体制被操控了，别人得利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例如，曼纽尔·丰克（Manuel Funke）等人基于对1870年代至今的投票数据和经济危机的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政治会出现急剧右转……在二战前后的数据中都可以发现这个模式……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极右翼政党的增长尤为明显。”

从经济不满的角度对民粹主义作出的解释有着各种突出优势，其中最明显的是这类解释符合人们的直觉。在宏观层面上，过去几十年造成分裂和不稳定的经济趋势与民粹主义的支持率上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许多研究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些可能被视为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的选票份额显著上升。正如一项研究的结论所指出：

（我们的研究）得出的主要见解是，过去30年的金融危机是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催化剂。欧洲正在异军突起的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比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Lega Nord)、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挪威进步党(Norwegian Progress Party)或芬兰人党(Finn’s Party)，均是“金融危机的产物”，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它们在国家政治领域取得了突破。我们还发现，2008年的危机引发了一波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政府中掌权的浪潮，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作为联合政府的成员掌权的。

在微观或个人层面上，尽管个人在经济方面的挫折和/或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选民支持民粹主义者这一点看似有道理，但是并没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个人在经济方面的不满与投票支持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关联性。学者们尚无法在个人特定的经济状况——例如，他们的收入、财富或就业状况——与他们支持民粹主义的倾向之间建立起一致性关系。肖恩·凯茨（Sean Kates）和约书亚·塔克（Joshua Tucker）直接对“在经济危机期间，关心自己经济状况的个人是否更容易认同极右意识形态信仰”这一点进行了验证，“最终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2007—2009年的大衰退及其后果改变了支持极右意识形态的决定因素的说法”。

一些学者没有关注个人当前的特定经济状况，而是认为对未来的担忧这一因素的影响更大。在这些学者看来，如果个人担心他们从事的行业因为自动化技术、外国竞争等因素而受到威胁或走向衰败，从而导致他们的财务状况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那么他们可能容易受到那些反正统的、喜欢寻找替罪羊的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其他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支持民粹主义时，真正重要的因素不是个人对自己当前或未来的经济或财务状况的评估，而是个人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或经济制度在当前的运作方式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运作方式作出的评估。社会科学家将这种宏观层面的关注称为“社会取向的”。然而，充其量而言，即使存在这方面的证据，它们也是与其他因素混杂在一起的。

（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满

在基于需求方对民粹主义进行解释的研究中，强调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满的解释是基于经济不满的解释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类解释并不关注经济趋势，而是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文化趋势——最显著的是外来移民的增加，传统价值观的衰落，以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动员——是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趋势对种族和性别秩序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种逆向反应。这种逆向反应——尤其是在白人男性中——导致了对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他们承诺要捍卫支持者的利益。在研究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美国政治的政治学家中，基于社会文化不满的解释很盛行，在社会学家中亦是如此。

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在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达到了历史新高。在欧洲, 2015年的难民危机和备受瞩目的恐怖主义事件所产生的恐惧都加剧了移民的政治影响，例如，2015年11月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00多人死亡；还有2016年12月在柏林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十几人死亡。近来的移民，尤其是欧洲的移民，大多来自非西方和非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这引发了人们对欧洲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走向衰落的担忧，进而导致一些选民支持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因为他们大声承诺会保护这些选民的利益。与此同时，在美国，随着移民数量达到历史高位，有关更广泛的人口趋势的讨论越来越多，他们认为美国到本世纪中叶将成为非白人占多数的国家。许多政治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已经在其著述中记录下了群体身份受到威胁这一情况的普遍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类情况如何导致选民支持那些承诺保护其支持者的群体地位和身份的政客与政党。莫林·克雷格（Maureen Craig）和詹尼弗·里彻森（Jennifer Richeson）发现，只要让美国白人意识到他们很快就会成为少数族裔，这些白人就会更倾向于偏袒自己的群体，并对其他群体保持警惕。类似的效应也存在于加拿大人之中。的确,虽然白人的群体身份受到的威胁是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的关注点，因为这一群体最有可能投票给民粹主义者，但是研究者们一直就发现，当任何群体感知到这种威胁时，他们偏袒自己的群体和/或妖魔化其他群体的倾向都会增加。

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当选，突显了这个国家长期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权力动态变化，使更多白人选民感到不满并认为受到威胁。例如，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和詹尼弗·麦考伊（Jennifer McCoy）认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当选表明，新的少数族裔获得了权力，这强化了白人工人阶层选民的失落感和权力被剥夺感。这一选民阶层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经济中发生了改变，他们先前占据优势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个国家在人种和种族、性别角色以及性取向方面的日益多元化而遭到挑战。”许多学者强调，在美国和欧洲，移民造成了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少数族群的规模不断增长并日益被动员起来，与这些情况以及前面提及的其他因素相伴而生的是，自1960年代以来有人就已经感知到传统价值观遭到了侵袭，这导致许多人，尤其是白人感到他们的身份和价值观受到了威胁。日积月累，随着越来越多的公民，尤其是白人男性觉得他们在自己国家像是外来者，这些趋势引发了本土文化保护者、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反弹。

与基于经济需求的解释相比，基于社会文化需求的解释有着相反的优势和劣势。在微观层面上，学者们一致发现个人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看法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投票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例如，在欧洲，“移民政策方面的偏好几乎是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投票行为的完美预测器”。在美国，学者一致发现，“种族仇恨”或对“黑人、移民、穆斯林”的态度是预测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的最佳指标。然而，在宏观层面上，基于社会文化的解释存在问题。

在经验层面，种族主义或反移民情绪的严重程度与民粹主义获得成功之间几乎没有跨国相关性。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研究了长期的投票数据，发现“民粹主义情绪的严重程度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实际支持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例如，瑞典人在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立场方面的测试中得分较低，但右翼民粹主义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是该国第二大或第三大政党。与此同时，爱尔兰和西班牙在这些指标上得分相对较高，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在这两个国家都不是特别强大。从历时角度来看，虽然右翼民粹主义者随着时间推移在政治上越来越成功，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其实是下降的。与此相关的是，由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根深蒂固且长期存在，仅参考这种社会文化态度或不满，我们很难理解右翼民粹主义的命运的变化。例如，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差异，特朗普与先前两位共和党被提名人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差异，以及自2016年大选以来社会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急剧恶化。

（三）社会文化原因与经济原因的相互作用

由于基于经济需求和社会文化需求的解释各有优缺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将这两方面的观点或见解结合起来，对民粹主义构建起更复杂却可能更具因果说服力的解释。基于对数十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认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满是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投票行为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日益重要和普遍，是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发生的经济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和传统价值观遭到侵蚀的结果。其他学者则通过社会地位焦虑这一因素将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与民粹主义联系起来。这些解释强调，随着蓝领工作已经无法保证经济安全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下降，并日益认为自己在社会中被边缘化，这些为某种政治思潮和行动的形成提供了沃土，“这种政治与群体地位受到威胁有关——它是一种强大的、情绪化的、与道德有关的 (但绝不是非理性的)政治，这种政治可以在对专业精英和少数群体的深刻怨恨的基础上被发动起来”。例如，诺姆·吉德龙（Noam Gidron）和彼得·豪尔（Peter Hall）认为：

（在关于民粹主义起因的争论中）一方学者认为，在那些面临不利经济状况的人中，激进右翼或激进左翼候选人获得的支持率最高。……另一方学者认为，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上升得尤其快，这是由文化结构变化激发的。这种文化结构变化使社会政治精英接受后物质主义和多元文化价值观，同时也引起了那些持有更加传统的立场的选民作出逆向反应，他们反对移民，反对促进种族或性别平等。……但是，经济和文化发展通常是相互影响的，我们所需要的，与其说是讨论经济和社会文化哪个方面更重要,不如说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用来理解这两方面的发展如何结合起来，从而引发了那些促使人们支持激进政党的不满。……我们发现，那些更具社会边缘感的人更可能疏离主流政治，转而支持激进党派，因为他们缺少对正常秩序的强烈的依附感，缺少社会参与，或者缺少一种社会尊重感。我们还发现，近期经济与文化发展指标之间存在联系，这些指标通常被认为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对社会边缘化的感受，在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尤其如此。

更普遍的是，政治学家一致发现，仇外情绪、反移民情绪、对外来群体的怨恨等往往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加容易暴发出来。在这样的时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公民担心失业和未来的工作前景，为住房或社会福利这样的稀缺公共资源方面的竞争感到担忧。例如，拉斐拉·丹西吉耶（Rafaela Dancygier）在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欧洲的移民与冲突》(Immigration and Conflict in Europe)一书中发现，经济匮乏对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有着极重要的影响：

当政府鼓励(或容忍)移民，但不采取措施帮助地方吸纳移民的流入时，国内城镇之间在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在决定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冲突的严重程度方面)被证明具有重要影响。……简要地说，当每个群体都面临经济短缺时，当地居民更有可能反对他们的移民邻居，而移民更容易与国家行动者发生冲突。资源匮乏——而不是种族差异——是移民冲突的关键驱动因素。

经济学家还发现，经济冲击可能会引发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满和怨恨，从而导致对民粹主义的支持。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发现，恶劣的经济条件会加剧对外来群体的怨恨和对本土群体的依附感，从而增加对本土主义者或极端主义政客的支持。在欧洲，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因果链条，它将经济冲击与人们对外来/本土群体所持情绪的加剧、支持民粹主义的投票行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

虽然侧重于需求方（即社会文化或经济方面的变化和不满，或者这两方面因素的某种结合）对民粹主义作出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民粹主义的起因，但这些解释存在一些局限性，或者至少存在某些需要注意的偏见。最明显的是，经济和/或社会文化变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有在现有主流政治家、政党和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并对之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它们才会让公民变得愤怒、怨恨，并且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因此，一些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供给方，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民主机制对公民的回应性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因此容易受到今天正威胁着它们的民粹主义反弹的影响。

基于供给方对民粹主义给出的解释不同意基于需求方的解释所固有的政治传送带观点（conveyor-belt view），即广泛的经济和/或社会趋势会即刻或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需求和选择。相反，基于供给方的解释借鉴了制度主义学者的见解，认为制度对经济、社会和其他结构性趋势进行了过滤处理，而制度决定了这些经济和/或社会趋势如何被转化为政治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供给方的解释认为，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在于政治机制的回应力和效能的下降，这使得许多公民愿意投票给那些反体制、反现状的政客和政党。这种解释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的学者中很盛行，不过，它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已经有很长历史了，至少可以追溯到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68年的开创性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认为，政治失序源于各国面临的挑战与其政治体制的能力之间的脱节。正如他所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来自社会的需求“越多、越复杂、越繁复、越多元”，那么政治稳定“越依赖于”能够回应这些需求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证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平民有就业机会，为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团体提供政治参与途径，这样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强大的、回应性高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而言是容易应对的，而在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这些挑战则会造成政治失序甚至暴力。亨廷顿认为，这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亚非拉国家所面临问题的根源，即它们正在经历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大众媒体的扩张，这些变革增加了公民的期望和需求，但这些国家缺乏能够满足这些期望和需求的政治体制。虽然亨廷顿关注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强大而具有回应性的政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但他也认识到，已经发展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导致政治系统变得反应迟钝、效率低下，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混乱。基于供给方对民粹主义所做的解释认为，这种制度衰退或堕落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一直发生的事情。

例如，一些美国学者一直关注选区划分不公、选举人团、参议院和其他机制如何日益扭曲着选民偏好向政治结果转化的过程。另一些美国学者则研究了金钱在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金钱如何使政客们关注的对象和控制议程设置过程的人发生了偏离。此外，学者们注意到，随着私人竞选捐款的增长，私人捐赠者，而不是政党机构或选民，对谁竞选公职、谁当选以及候选人对什么问题作出回应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正是候选人必须自己筹集竞选资金这一点可能会阻碍低收入者竞选公职。这尤其会使经济方面的辩论变形失真，因为研究显示，即使研究者控制了党派、地区特征和其他因素，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政客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采取进步或支持工人的立场。美国的投票制度也不鼓励某些群体投票，特别是穷人和少数族裔，从而扭曲了在选举期间和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内所能听到的各种意见。与此相关，许多政治学家认为，经济精英的利益和代表他们的组织化集团强有力地塑造了政府政策，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大众利益团体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一些政治学家甚至发现，国会的高级官员——帮助他们的老板决定执行和支持什么法案的人——也“不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他们用于与大企业而不是大众团体交谈的时间越多，这些国会官员就变得越无知。日积月累，这些趋势削弱了美国民主体制对大多数公民作出回应的能力,引起了民众对体制和现状的不满，加深了这些趋势产生的获胜方与失败方之间的分裂，所有这一切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沃土。

除了类似的趋势外，欧洲主义者还发现了削弱民主制度回应能力和效能的其他趋势。欧洲主义者最大的共同关注点是欧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决策领域被纳入欧盟管辖范围，其中最显著的可能是货币政策，而欧洲各国公民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却没有相应的增加。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选民对这些政府有着更直接的控制)能给公民提供的政策选择减少了，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正如基里亚基·纳努（Kyriaki Nanou）和汉·多鲁森（Han Dorussen）所指出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破坏了国内选举过程的基本功能之一——为选民提供广泛的政策选择。从本质上讲，如目前这样，欧盟制定的决策越多，各党派竞相提出的政策选择就越没有区别。”欧盟不断增长的权力也受到政治日益司法化的推动——关键决定往往由欧洲法院而不是各国政府做出。正如一位批评者忧虑的那样，不断增加的欧盟规则和法律何时从“培育文明政治”走向了“削弱民主”? 东欧的一些学者认为，除限制了民主政府的权力和政策选择外，加入欧盟的过程限制了可以由各国政府提出的政策的范围，赋予行政官员高于立法机构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国内民主体制的权力和回应能力，从而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发展。例如，希瑟·格拉贝（Heather Grabbe)认为，加入欧盟的过程有利于将资源和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而使立法机构边缘化。她还指出，在东欧，加入欧盟的过程使欧盟能够决定更多领域的政策结果，这些领域包括从“司法改革”到“监禁条款”，再到“养老金改革、税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司治理”，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民主选举的政府的特有权力。她的结论是，采用“技术官僚的办法”（technocratic approach）来实现东欧一体化，造成了“东欧加入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中的民主赤字”。欧盟方面缺乏问责制，因为欧盟委员会控制了很多加入欧盟方面的政策，而且东欧国家本身“也很少能民主地参与这些政策过程”。“由于缺乏关于加入条件的争辩权，[东欧]决策者往往更多地受制于欧盟提出的条件，而不是国内政策。”

在解释欧洲民粹主义的原因时，另一个经常被强调的因素是技术官僚政治（technocracy politics）在各国国内和欧盟内的增长。技术官僚政治指的是决策权被移交给非选举产生的官僚和国际组织。将权力移交给技术官僚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偏好偏离普通公民的偏好，这导致了公民的需求与政府提供的政策相脱节。这个问题的一个缩影就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购买主权债务，干预商业债务、房地产和抵押贷款市场，并被赋予对金融系统的监督权。正如保罗·塔克（Paul Tucker）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对欧洲央行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传统上，在分配方面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政策的决定权都留给民选领导人，但央行不是选举产生的。当然，问题是央行行长们像其他技术官僚一样，往往只关心一项政策是否有效，而不关心同样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问题，即它是否合法，因为当公民可以投票否决那些他们不同意其决议的人时，才更有可能容忍“在所难免的政策上的缺憾和无效”。日积月累，这些趋势提高了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承诺保护国家主权，并如其口号所言，从布鲁塞尔（欧盟）的官僚手中夺回控制权，将之交还给人民。

欧洲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主流政党的衰落。在战后时期，欧洲的政党普遍比美国的政党强大。它们的党员数量多，忠诚度高，与市民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与美国相比，欧洲公民更多地通过政党被动员起来参与民主政治。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政党变得比较软弱。它们的党员人数减少了，与市民社会组织的联系瓦解了，政党活动家的网络萎缩了。彼得·梅尔(Peter Mair)所著的《统治无效：西方民主空心化》(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 of Western Democracy)一书研究了过去几十年欧洲政党的衰落过程，他在这一堪称经典的著作中指出：“政党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政党本身仍然存在，但它们与广大社会已经脱节，追求的是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竞争形式，以致它们似乎没有能力维持目前形式的民主。”一些学者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衰落促成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因为历史上这些政党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和无权者的捍卫者。例如，谢里·伯曼（Sheri Berman）和玛丽亚·斯涅戈瓦娅（Maria Snegovaya）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们没有能力或不再愿意扮演这一角色，因此造就了一批易受民粹主义者的主张影响的选民，因为民粹主义者声称自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捍卫者。

简而言之，基于供给方的解释将民粹主义视为主流政治体制衰退的症状。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是公民对现有的主流政治体制日益不满，因为这些体制似乎不愿或无力回应他们的不满和要求。

尽管基于需求方的解释和基于供给方的解释各自认定的民粹主义的主要起因有所不同——前者认定其起因是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趋势，后者认定其起因是主流政治体制衰退——但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较多地关注关键政治角色的选择和行为如何影响民粹主义的兴起。换句话说，民粹主义研究已经卷入另一个经典政治学争论，即是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解释，还是基于主体能动性或唯意志论进行解释。

对民粹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关注政治家和政党的选择与行为。例如，邦妮·麦吉德（Bonnie Meguid）认为，当民粹主义政党首次出现时，现有主流政党是采取轻视、对抗的策略，还是采取宽容的策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粹主义的成功机率。其他学者则关注了民粹主义者自身的选择和行为。例如，许多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起源于20世纪70、80年代，最初都是作为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或反民主运动出现的。因此，它们很少得到选民支持。只有在缓和了自己的政策立场——变成排外的而不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接受民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声称是民主的捍卫者——之后，它们才得以提高自己的选票份额。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决定围绕移民、所谓的传统价值观和欧洲怀疑论等议题动员选民，对于这些议题，主流政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提出的方案不符合众多选民的偏好。更普遍的是，学者们发现，当主流的中左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在当代重要的议题上没能为选民提出明确的选择方案时，民粹主义往往就会得到蓬勃发展。广泛的政党联盟进一步模糊了主流中左翼政党与中右翼政党之间的差异，往往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发展壮大，因为它们使民粹主义者能够声称其所提供的是替代现状的唯一真正选项。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选民对现状不满，同时主流政党不能就他们关心的问题提供明确的替代方案，那么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就会通过产生或加深‘代表裂隙’（representation gap）——选民的偏好与主流政党提供的替代方案之间的不匹配——而导致极端主义和民主的衰败。”安娜·格瑞兹马拉-布希（Anna Grzymala-Busse）在其关于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研究中同样强调：

主流政党竞争失败推动了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民众对移民、经济或文化变革的焦虑不足以解释对民粹主义的支持的激增。中左翼和中右翼主流政党都未能代表选民群体，未能明确有力地表达他们的需求，也未能提出清晰的政策解决方案。中左翼已经放弃了其传统的社会政策承诺，而中右翼经常无法容纳仇外者和本土主义者。对于选民来说，这些失败证实了民粹主义的主张，即当前的政治相当于由一个腐败的、自私的精英垄断联盟在统治，只有激进的解决方案才能确保“人民”被真正地代表。

政治家和政党的选择与行动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影响议题的突显性。如上所述，学者们发现，在移民政策或种族问题上的偏好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度的最佳指示器，但是，由于这些偏好不会很快发生改变，因此将它们与民粹主义在各种选举中不断变化的政治命运联系起来是有问题的。(这是“常量不能解释变量”问题的一个版本。)议题的突显性可以帮助解决这个因果问题。偏好指个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突显性指该观点被赋予的强度或重要性。个人有许多政治偏好，但只有那些具有突显性的偏好才能对政治行为发挥决定性影响。许多因素可以塑造突显性，包括外部冲击，如恐怖袭击或难民潮，或强烈的媒体关注。但是，政治家和政党的选择和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认为，政治结果取决于政治操控和议程的构成。成功的政治家“构建世界，因此他们就能取胜”。他们知道哪些议题对他们和他们的政党有利，哪些不利，并强调前者，而把后者放在一边。当移民和国家认同之类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突显性高时，右翼民粹主义者就会受益，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力图把这些问题置于辩论的中心，他们妖魔化移民和少数族裔，指责他们导致犯罪率上升和侵蚀国家价值观。然而，导致移民、国家认同等社会文化问题的突显性变高的，不仅仅是民粹主义者的选择和行为，中左翼政党和政客的选择也对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战后时期，尤其在欧洲，政治竞争主要围绕经济政策方面的差异展开。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左翼接受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经济政策差异逐渐缩小。在欧洲，随着主流中左翼政党和中右翼政党的经济主张和诉求趋同，政党日益强调社会议题而不是经济议题，从而使得社会议题而不是经济议题更加突显的趋势在增强。正如加博尔·托卡（Gabor Tóka）等人所总结的那样，在左翼政党拥护亲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情况下，“政客们不可能在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选举竞争中产生两极分化。于是，他们受到刺激，在社会文化方面构建起一种单一且非常明显的分歧，他们围绕这一分歧来彰显其在政纲上的重大差异，并利用这些差异来吸引选民”。同样，另一项关于政党的经济主张变化的跨国研究发现，随着政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有吸引力的“生存策略”就是将非经济问题政治化，即“将竞争转移到一个新的议题领域，这一策略可以让各党派更好地区分彼此，从而避免因无差异而失去选民”。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学者们研究发现，不仅特朗普比其他共和党人更重视移民和种族/身份问题，希拉里·克林顿也比她的前任更关注这些问题。因此，这次竞选活动格外关注社会和文化议题，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特别大，从而提高了这些议题的突显性，并因此提高了这些议题对票箱的影响力。关于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表明，在使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和选民转向民粹主义阵营方面，社会和文化议题日益增加的突显性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选民通常在经济问题上持左翼立场，但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观点，所以社会和文化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越突显，他们就越有可能把票投给民粹主义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经说过：“政治远比物理更难。”他指的是为紧迫的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很难，但他的妙语同样适用于理解政治现象。理解民粹主义和民主衰退也许是当今政治学家和其他民主研究学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政治科学的“科学”抱负导致许多政治研究者在寻找简单的因果解释——可以解释特定的因变量的单个变量、可以解释时空变换中的特定政治结果的相对简单的模型或理论。尽管简约化的方法从知识和心理方面来说是令人满意的，然而要理解民粹主义的起因和自由民主目前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把复杂性囊括进来，并汇集不同角度的各种见解。对民粹主义的各种解释的关注点各不相同，有的站在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角度，关注社会和经济趋势与自由民主面临的各种问题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有的关注政党和其他政治行动者在塑造相关议题和利益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议题和利益决定着政治竞争，影响着自由民主的运转和合法性。这些解释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变动，从整体上洞察解释政治现象的不同视角的优长与不足。

［作者：谢里·伯曼（Sheri Berm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译者：李月军，华东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原载《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21年卷（总第24卷），译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