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下，冲突与动荡 |《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译者说明

1943年，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 1889—1962）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由伦敦著名出版商“查托与温达斯”（Chatto & Windus）出版。时至今日，它仍旧再版，且被引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是继洛夫乔伊（A. O. Lovejoy）的《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之后，英国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此书言简意赅，描绘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如何看待世界和人，论述中既有整体架构，也有细节描述。全书的精髓在于用“一个存在巨链、一个对应平面和宇宙舞蹈”建构起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看世界的系统，在这个框架内讨论他们眼中的世界秩序、人的位置以及人和世界的联动。其中诸多论述对后世读者和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已故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胡家峦先生的《历史的星空》（2001）中就多次引用该书内容。

然而，这样一部有影响的著作问世之初却伴随着争议。本次编译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和《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的全书，以及《神话与英式思维》的部分章节，即是围绕部分争议所选。

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基本延续了中世纪看世界和人的传统，在个别地方有所取舍。这是贯穿《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的主要论点。相当一部分评论认为，书中论述内容的选取有偏颇，并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时代的面貌，主要缺陷在于缺乏对时代涌现的新思潮的追溯。署名为阿德洛特（Frank Aydelotte）的作者在书评中虽然肯定了蒂利亚德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哲学与思想的描摹，但明确指出他对17世纪重要的科学和神学的理论演进缺乏必要的了解，而相比之下，洛夫乔伊和斯宾塞（Theodore Spencer）的著作在这方面更有建树。【1】

持类似批评观点的还有同为文艺复兴学者的克莱格（Hardin Craig）。【2】 他认为“存在之链上的环”和“对应”这两部分内容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中的最佳部分，而书中突出体现的问题是引证文献范围偏窄，虽然较好地呈现了波埃修斯（Boethius, circa AD 480—524）、尼默修斯（Nemesius, 公元4世纪）、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Areopagitica, 公元5世纪）、蒙田（Montaigne, 1533—1592）、雷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埃利奥特（Sir Thomas Elyot, 1490—1546）等人的著作，但体现出作者对普林尼（Pliny, 23—79）、盖伦（Galen, 130—210）、普鲁塔克（Plutarch, 46—127）等古人的著作了解不够。同时，蒂利亚德也没有涉及一些对现代思潮兴起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例如斐奇诺（Ficino, 1433—1499）、皮科（Pico, 1363—1494）、庞达诺（Pontano, 1426—1503）、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 1486—1535）和晚期的弗洛德（Robert Fludd, 1574—1637）等。

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企鹅版莎士比亚经典系列编辑哈里森（G B Harrison）同样对蒂利亚德引证文献提出质疑，【3】 他认为还应该考量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例如纳什（Thomas Nashe, 1567—1601）、海顿（Christopher Heydon, 1561—1623）、布莱特（Timothy Bright, 1551？—1615）等，而广为人知的作家中，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马斯顿（John Marston, 1576—1634）, 以及查普曼（George Chapman, 1559—1634）等也并未被详细论述。

这些评论突出显示出，在不同时代观念的比较研究中，选材是持久难题。《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这本书的篇幅不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书无法涵盖所有思潮，而蒂利亚德选取的材料集中论证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思想与中世纪思想之间的关联，因此有关时代新思潮的追溯并不是重点。但是书出版后的争议也让他反思。于是1950—1951年间，蒂利亚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特恩布尔纪念讲座（the Turnbull Memorial Lectures）中，以“究竟是否存在英格兰的文艺复兴”为话题，部分回应了争议。讲座取名《英格兰文艺复兴——事实还是虚构》（The English Renaissance, Fact Or Fiction?），于1952年出版。他自己在讲座中承认，先前的作品过于强调伊丽莎白时代与之前时代的相同之处，可能会误导读者，因此他用相当的篇幅追溯了文艺复兴的“新学”，侧重讲评伊丽莎白时代对新学的吸收，并由此体现出与中世纪的不同之处。在这本书中，蒂利亚德选取文学作为切入点，分三种体裁——抒情诗、批评和史诗，梳理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对之前时代的选择性吸收与革新，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相呼应与比对。

围绕《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的第二个争议聚焦于研究方法层面。上文提到的同期评论中，哈里森在评论的最后简要分析了蒂利亚德研究思路的局限，认为后者并没有考虑文本的社会语境，例如：莎士比亚有关“纪律”的论述，其实与剧作家所处的时代有重大关联。莎士比亚之前的一个世纪，英国长期内战。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人们担心会回到之前的连年战乱中，因此极度渴望秩序。而蒂利亚德的论述只是追溯了这种渴望与中世纪追求秩序的关联，并未考虑剧作的历史社会背景。哈里森的批评，实际上展现了英国思想史研究发展史中重要的、关于语境的方法论纷争。 

一般认为，当前的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有别于20世纪早期以洛夫乔伊为主要代表的观念史研究（history of ideas）。《存在巨链》的概论中，洛夫乔伊论述了观念史研究中单元概念（unit-idea）研究的必要性和方法。他指出西方思想体系层层分解，都可以追踪到最基本的组成成分——单元概念。单元概念为各种思想体系共有，但区分这些体系的只是它们组成方式的不同而已。每个个体或者时代都存在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或说假定（assumptions），这些假定影响着个体或时代思想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应区分这些单元概念，清除其中任何模糊含义，追溯其产生、发展、相互影响的过程。具体方法上，洛夫乔伊主张以时代而非国籍、语言等作为划分的界限，研究大的群体的思维，关注大范围传播并产生影响的观念。【4】

对照洛夫乔伊的论述来看，《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更倾向于观念史研究。蒂利亚德也在注释中承认洛夫乔伊对他的影响之深。蒂利亚德的“世界图景”包含了多个单元概念，例如秩序、丰饶、对应等。书中以中世纪和伊丽莎白时代作为划分界限，比照两个时代中这些单元概念的传承、取舍和演进。其中，蒂利亚德多次强调他研究的是时代中只要受过教育的人都持有的观念，而非时代的先锋思想。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观念史研究遭受了来自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 of 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严峻挑战。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 1915—2001）、波考克（J. G. A. Pocock，1924—）、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1940—）、邓恩（John Dunn, 1940—）等。他们都曾求学或执教于剑桥大学，研究领域大都是政治思想史。拉斯莱特主攻洛克（John Locke）研究，波考克的建树主要在古代宪制研究领域，斯金纳在重新挖掘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同时，出版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978）。观念史聚焦某个抽象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而思想史强调将观念置于产生这种观念的语境下（context）。

受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启发，20世纪70、80年代也出现社会史（social history）、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等研究。在此有必要援引罗伯逊（John Robertson）对观念史和思想史区别的简述：

“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抽象概念，观念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承载观念的文本和文本作者，并将所研究的观念与特定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所关注的是思想本身，至于思想产生的环境和思想家的具体关切则退居次席。与此相反，“思想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人类活动，其研究方式与政治史、经济史并无二致。这里的观念不再被当作抽象之物来对待，而是将更多的研究精力聚焦于提出观念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思想史”关注的是思想家和文本作者的主体行为，即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观点而不是其他的观点。【5】

随着思想史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流行，蒂利亚德的一系列论述被重新检视。不单《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还有《莎士比亚的历史剧》（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1944）都受到了批判。《莎士比亚——历史的戏剧》（Shakespeare, the Play of History, 1987）中，著者之一霍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评述认为，所谓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不过是虚构，它成于二战后期，更多体现的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社会，而是战争年代中对秩序的渴望，因此它强调这一时期的思想体系中的“秩序”“纪律”和条分缕析的“存在之链”。【6】

同时，多年来数位学者的研究展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各种冲突，揭示了当时社会中，蒂利亚德所论述的“秩序”其实已经受到严峻挑战。斯通（Lawrence Stone）在《王权的危机：1558—1641》（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1965）中就力证伊丽莎白时期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在19、20世纪之前所有时期中最高的。【7】 马塔兰（H. W. Matalene）评述道，蒂利亚德试图让读者忘记，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实际上充满了宗教冲突，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最终走向了内战（1642-1651），时任国王查尔斯一世被砍头。【8】甚至有学者认为蒂利亚德的研究有着浓厚的精英倾向，崇尚等级、秩序、权威，谴责反抗与动乱，为当时社会现状找合理化解读，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服务。【9】

《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在出版后的数十年间被多次作为关键文献反复加以评述，正说明了该书的重要地位。蒂利亚德的批评视野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它不同于后来的修正主义。【10】 时至今天，《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仍然拥有众多读者。首版之后，该书于1944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在美国出过。此后不断重印，目前仍然在售。即便是在蒂利亚德受负面批评最为激烈的20世纪80年代，《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第5版仍旧把该书列为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重要论述，认为它简洁、有影响力，是基础性的读物，虽然有过度简化的嫌疑，但可为17世纪科学视角的发展过程提供注脚。【11】

争议声音大量出现，已是在蒂利亚德身后了，而他在研究生涯的后期，也曾引入文本语境来丰富之前的研究。早前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中，蒂利亚德论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将伊丽莎白女王视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宗动天”（primum mobile），但他生成这个结论依赖的是“存在巨链”和宇宙运行等体系，并没有深入挖掘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并且如前面提到的评论所言，论述掩盖了伊丽莎白时代社会中的冲突与动荡。

这个缺憾在1961年出版的《英国文学的神话元素》（Some Mythical Elements in English Literature）中得到部分弥补。该书原为蒂利亚德1959—1960年间在剑桥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的“克拉克系列讲座”（the Clark Lectures）的讲稿合集。1962年在美国面世的版本取名为《神话与英式思维》（Myth and the English Mind）。书中主要探索不同时代的英国文学如何仰仗、使用并制造神话。为切题的需要，本书选译第一章导言和与伊丽莎白时代密切相关的第三章。第三章结合历史背景，论述了“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为天选之人”的神话，为当时人们对伊丽莎白女王的迷信提供注解，可视为对20年前出版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珍贵的补充和发展。

此次编译选取以上三部关联紧密的作品，将有助于把蒂利亚德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思想的论述及其发展脉络展现给读者，相对完整地还原论述的面貌。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文本回溯思想史研究中曾经历的方法论上的重要节点。《伊丽莎白时代的图景》曾是历史语境主义批判的对象，但是近年来逐渐呈现出观念史研究的回潮。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2012年发表的《什么是大观念? 思想史与长时段》（What's the Big Idea?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一文中敏锐地察觉到了思想史研究者重新关注长时段的现象，呼吁学者研究过去大概三百年间对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和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大观念”。同时，在语境的考量上，提倡将语境主义者特别关注的某个特定时期的语境关联起来，建构更大范围的历史。【12】国内学者张旭鹏总结道：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思想观念跨越边界的现象非常普遍。观念史的回潮并不是简单回归到以前的方法，而是借鉴它长时段、跨语境、跨民族的方法和论述。【13】在这样的背景下，译介《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等书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书中大量使用伊丽莎白时期的著作进行引证，相当一部分引文并没有中文译本，它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为中世纪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研究者提供了搜索的线索。对已有中译的引文，本书选择转引中译、标注出版信息，以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延展阅读。

裴 云

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