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第十辑）

陈戎女 主编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当代比较文学》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辑刊。该书的立意在于呈现近年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讨论，把握新时期学科守正与创新的脉搏。第十辑设有栏目“汉斯·布鲁门伯格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中外文学研究”“古典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经典与阐释”“书评”等。

 本辑中论文和译文关涉的主题，时间跨度相当长，从古希腊跨越到20世纪比较文学理论。所涉及的空间也殊为广阔，中国、日本、欧洲等均有涉猎。

目    录

【编者的话】陈戎女

【汉斯·布鲁门伯格研究】

 · 主持人语（黄薇薇）

 · “摹仿自然”——论人类创造性观念的前史（汉斯· 布鲁门伯格） 

 · 布鲁门伯格与“普罗米修斯”——读《神话研究》和《神话与现代灵知》 （吴明波）

【比较视野下的中外文学研究】

 · 中英传统诗歌中的宫体怨情诗（吴伏生）

 · 20世纪30年代乡愁小说译介中的“洋病”与“乡土”（冯波）

 · 奇异的插曲：梅兰芳访美演出中的百老汇制作人（孙柏）

 · 谢六逸与日本文学史译介（张敏娜）

【古典学研究】

 · 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一场灾难还是一次大胜？（菲利普· 西奥多· 斯蒂文斯）

【文学理论研究】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下的“摹仿”（聂渡洛）

 · 模仿欲望：一种语言欲望的表征——以斐德若的修辞学学习为例（陶艳柯）

【经典与阐释】

 · 伊塔洛· 卡尔维诺的轻之建筑——城市危机时代的乌托邦想象（莱蒂齐亚· 摩德纳）

 · 《李尔王》中缺席的母亲（葛蓓莉亚· 卡恩）

 · 保罗· 奥斯特旅行叙事中的多元文学传统（李宇虹　余斌）

【书评】 

 · 开放的形象学与多元批评路径——评《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 （郑家欣）

 · 探幽穷赜，沿波溯源——评张沛《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肖剑）

【《当代比较文学》征稿启事】

内文试读

“摹仿自然”——论人类创造性观念的前史

（节选）

布鲁门伯格

内容摘要：“摹仿自然”可以说是布鲁门伯格早期最细致入微和志存高远的名篇。该文显白的主题是人类如何将自己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存在”。为了把握这一论题，必须进入自古希腊哲人到现代哲学关于存在和创造的概念史深层。

布鲁门伯格将论题延伸到形而上学传统的范围之外，从神学、文学、艺术、美学和技术宣言等角度，对这一观念的历史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研究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和自然界的创造物的变化态度， 以及对艺术摹仿自然的漫长指涉的反应范围。

这种传统的艺术美学思考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假定宇宙本身是完整的，一切“存在”都已经包含在自然中。因此，他只能把人的作品解释为对自然界预定目标的实现，即摹仿。人类的创造物不能被理解为具有其自身存在份额的依赖性创造物， 而只能被理解为根据自然的指令而制造的对象。同样，创造行为本身也只能被理解为延续了现存的宇宙。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绝对否定了人类原始创造的可能性，并使所有人类生产充其量成为自然的婢女。

布鲁门伯格认为，尽管摹仿对人类的创造性要求造成了限制，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摹仿一直作为人类创造问题的“决定性和最终答案”而无可争议地统治着世界。

一

亚里士多德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技能，究竟能有何作为？近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已给出了最终和明确的答案。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据此定义了古代希腊人借以涵盖人类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能力的概念——“技艺”概念。

运用这一表述，希腊人所示的远远不只是我们当今所谓的“技术”（Technik）：它赋予它们一个包容的概念，据以描述人类创制作品和塑造形象的能力。这么一个包容的概念构成了“艺术性”（Künstliche）与“人为性”（Künstlerische），我们当今也将二者鲜明地区分开来。惟有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我们方可将它翻译为“艺术”。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艺术一是完成自然所不能实现之事，另一是摹仿自然。

这个定义具有二重性，与之紧密相关的是“自然”概念的二重含义：作为创造的原则（拉丁语，natura naturans，“创造自然的自然”）， 作为被创造的形式（natura naturata，“被创造的自然”）。然而不难看出，在“摹仿”的元素之中有一种整体构造：毕竟，要重拾自然的遗物，就必须切近地遵循自然的预设，必须获取给定的东西的生命实体（Entelechie des Gegebenen）且将之变成现实。

“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替代，延伸如此之广，以至于亚里士多德可以断言：假如自然能“自动生长出”房子，那么建筑师只不过是做了自然想做的事情而已。自然与“艺术”，结构如一：各自领域的内在特征可以互相转换。在历史流传过程之中，亚里士多德的命题被简化为“艺术摹仿自然”（ars imitator naturam），一如他本人已经做出的表述，这个观念就被确定为铁的事实。

这种让我们不懈地研究其前提和历史转型的命题，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意义？现代人是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定自己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物，从根本上将自然对立于人为结构？

1523 年，巴米加尼诺（Parmigianino）用歪曲的凸镜为自己作自画像，不让自然的东西经过艺术的处理而得以保存和增强，反而让它经过折射而变形。自此之后，意识到自己潜力的具有创造性的人就更为清楚地在艺术作品之中留下了标志。

作为个人对其存在之固有权力的挑战与见证，艺术首次向现代人证明了“生命形而上学的真实使命”。在自然对于艺术作品的约束问题上，本质上凝缩了一种对这种绝对使命的认识。测定艺术自由的广大范围；通过超越事实的东西的有限性而发现可能的东西的无限性；通过艺术过程的历史性自我对象化来消解对自然的参照，借此艺术通过艺术并在艺术之中不断地自我复制；所有这些基本过程显然同亚里士多德的命题都没有太多的关系。

人们总是说，而且常常指出，我们所赖以营生的世界，就是一个蓄意以残暴病态的方式超越、剥夺和歪曲自然的世界，也是一个对给定的东西极其不满意的世界。或许，是布列东（André Breton）首次给超现实主义制定了“存在论大法”：非存在与存在一样实在，一样强大。这首先就精确地表达了现代艺术意志的可能性，以及对“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的渴望。未被开拓的未知之地，它们沉默的隐私激发了灵魂的想象。

安德烈·布列东

作品并非通过暗示或再现指向从前的另一个存在，而是通过人类世界的真正分享之存在而表现出独特的原创性：“一幅崭新的图画，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一旦诞生，便赋予宇宙新形式，从而丰富了人类精神所把握的宇宙图景。”观照并且创造新异之物，就再也不只是中世纪“好奇心”（curiositas）意义上的“本能求知欲”，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需求：人类寻求实现自身独一无二的形象。

不是因为需要驱动创造，以至于发明成为现代世界意义重大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技术的创造物充满了我们的现实，以至于它们作为主题而凸显在这个时代艺术作品中；相反，我们在此感受到了一种同质冲动的塑形力量，驱动着一种对人的根本性自我理解的阐述。然而，这种自我理解实现自我认知的暴力与强力究竟来自何处？

如果不考虑到现代人类性概念之自相矛盾的构想，这个问题恰恰就无法得到充分回答。面对“摹仿自然”这一公理压倒性的巨大影响，主体借以获得其创造特征的强烈激情就被动员起来。即便另一些新命题似乎正在冉冉上升，胜利在望，这场斗争也尚未尘埃落定。“战胜的时刻，战败者从敌人变成了战胜者的保证。”这不仅是一句政治格言。如果必须动员全部力量来抵抗的对立力量已经消散，那么，为抵抗这种对立而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就很容易逾越它们曾经围剿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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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当代比较文学》

（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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