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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的奢侈生活

戳蓝字关注👉 黑暗史 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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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连思成

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尔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
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比我小两岁,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
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去送信,炮火连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准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五十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一九七五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
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间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
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己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
一次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热衷于外出打猎。
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商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
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
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
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意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作者简介:连思成,1931年生,上世纪6、70年代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80年代初到国企工作至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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