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森、陈云：习近平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重大意义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

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论述，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论述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价值引领、国际社会的角色担当和国内战略布局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并阐发其重大意义。

一、价值引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根本的价值引领。

国际社会所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指温室气体的累加产生的气候变暖问题。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水平约高1.2摄氏度。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对环境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全球气温升高造成地球环境的变化，如冰川加速融化,使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改变地球生态系统，使自然界食物链逐渐断裂并加快生物灭绝速率，等等。环境变化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沿海海拔较低的地区被淹没；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威胁水土安全、粮食安全、饮水安全、生命安全；地球升温可能释放出更多的病毒。病毒和全球气候变暖可能是人类将来最大的两个威胁，而病毒与全球气候变暖又有密切关系。全球气候变暖将使被冰封许久的岩土层融化，冰封其中的上古病毒随之复苏，病毒肆虐将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

出于命运与共的考虑，国际社会已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两份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巴黎协定》要求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但由于自然禀赋不同、地理位置差异、科技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世界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在气候治理的责任与义务上争论不休；由于没有超越各个国家主权的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机构，缺乏刚性约束，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和执行力仍不够确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从“单边主义”出发,不愿意接受国际组织或协议的“约束”，小布什拒绝《京都议定书》，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拜登当局重回《巴黎协定》，但美国政府的反复无常，暴露出缺乏共同体意识可能导致的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稳定性、不连续性。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价值诉求。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只有全人类携手同行，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只有“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才能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全球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人类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而产生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结果。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密切相关，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有必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各民族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人类就无法从总体上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更激烈的竞争。因此，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乃至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要讲求团结协作。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唯有合作才能共赢。习近平曾引用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务正》中的一句名言“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力量源于携手合作，“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合作共赢的对立面是零和博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各方利益诉求（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化以及责任分担的公平性问题，确实会影响各国之间的竞争格局，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零和博弈论的思维态势。习近平指出：“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唯有摈弃零和博弈思维，团结协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当今中美博弈加剧，但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则有更多共同利益。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领域首先是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是为了保护文明共同的家园，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正如习近平说：“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气候灾难无人幸免，世界各国要团结起来，形成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加入到这个潮流中，不加入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孤岛”。我国加入世界减碳潮流，把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更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紧密结合起来，将极大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发展。

二、角色担当：“作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意味着要胸怀天下，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2021年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郑重表态：“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促成国际条约形成和履行国际义务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全球气候治理（1992—1997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1998—2006年）、后京都时代的全球气候治理（2007—2014年）以及《巴黎协定》框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2015年至今）。这四个阶段相应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合作原则，确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条约，凝聚了全球减排的合作共识以及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减排新模式。中国在这一系列条约的形成和签订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92年中国成为最早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之一，2002年中国政府核准了《京都协议书》，2016年中国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在促成《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中国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巴黎协定》达成之初，南北阵营分歧较大，中国则率先与各国进行多边谈判和斡旋，分别与美国、法国、欧盟、巴西和印度等国积极磋商，发布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巴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以及《中印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等文件，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推进在后《巴黎协定》时代遇到了诸多瓶颈或困境。例如，作为一度被认为是“气候领袖”的欧盟国家的减排进展目前远低于预期目标，特朗普时代美国气候立场的倒退为其他一些国家的减排行动给出了“错误示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欧美国家极有可能削减气候治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途径和制度安排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机制，欠发达国家目前仍然难以承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巨额成本以及《巴黎协定》中关于控制全球升温的具体落实方案目前还不够清晰。这些问题显然是国际社会携手助推全球气候治理的重重障碍。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每一份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协议的形成都隐含着各相关国家的领导力变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之间欧盟处于领导地位，2008年年底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试图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领导作用，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却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放弃了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主导权。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气候责任的抛弃，为中国伸张气候治理领导权提供了机遇，欧盟成员也期望中国成为气候治理领导者。”此外，英国《独立报》、法国《回声报》以及西班牙《先锋报》等国外各大媒体更是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的退出政策，并一致认为，“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新领跑者”。拜登当局重返《巴黎协定》，致力于恢复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但难以重拾特朗普时期丧失的国家信誉，政治极化、民粹主义以及两党的轮流执政很难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而我国在认真履行国际条约、努力兑现国际承诺的基础上，在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助力。在2020年12月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宣布了提升国家自主贡献的一系列举措。这种掷地有声和实实在在的承诺，体现了作为经济大国的担当和引领者的风范，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和广泛响应。

第二，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越来越大贡献。我国目前已倡议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资金筹措渠道，同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启动开展了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十百千”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2015年中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正如习近平所言：“中方秉持‘授人以渔’理念，通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2019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以“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携手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题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在北京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汇聚更多力量。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第三，中国的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中国成为了全球气候治理新领跑者”不仅在于积极推动有关气候协定的形成、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更为重要的是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百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百年。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中国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中。例如，中国积极参与了《京都议定书》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具体措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成果。2019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2005年分别下降18.2%、48.1%，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比2005年提升7.9个百分点，也已超过对外承诺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标；2018年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509万公顷、51.04亿立方米，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全球第一，人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中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的重要力量。

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欧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先行者”，是减碳实践的先驱，也是有关机制（如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最早实施者，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进入碳达峰阶段。就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现在的碳排放已经达到世界总排放的28%，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也高于欧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何以成为“引领者”？这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考量。从历史上看，西方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如今已经摆脱了高碳阶段。发达国家的减排与转移污染有关系；同时，就给气候造成的影响而言，不仅要计算今天的排放量，也要看历史的累积。中国真正步入工业化的时间远迟于发达国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尽最大努力争取2030年实现碳达峰；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相比多数发达国家要短得多。从现实上看，首先，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像习近平那样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并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影响世界。其次，中国的体制机制能够保证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落实。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写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保证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持续性，不会像美国那样随执政党的更替而改变政策。再次，中国的制度优势能确保目标实现。我国体制能够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确保各级政府有令则行。从未来看，信守承诺的政府未来可期。我国已经兑现了以往减排的承诺，并将不折不扣地兑现未来的承诺。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12亿千瓦以上。习近平说：“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引领者”未必要求在当下生态环境最优，理念最好、工作最努力、方法最得当、进步最快、成效最显著等也是重要条件。中国成为世界环境治理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实至名归。

三、战略谋划：“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不仅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把本国的事情做好。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个“整体布局”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期。2020年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既有减污也有降碳，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减污。从2020年9月22日至今，习近平在世界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和在国内的工作部署中，更多强调协同推进减污降碳，降碳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提出要协同推进减污降碳。2021年3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就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做出了具体部署，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要倡导低碳生活；要提升生态碳汇能力；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第二，要统筹协调气候治理与其他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气候治理与其他各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是相互促进的。例如，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县州共和县的塔拉滩，沙化面积占了98.5%，在这里建了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站后，减少了风速，减少了水分蒸发，同时光伏板的定期清洗为荒漠化土地注入了水分，这使塔拉滩的草慢慢长起来，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在某些情况下，两者未必是正相关关系。就风能发电而言，风能的总量其实是有限的，如果用来发电了，风速就会下降，原来自然界的大气流动就会受到影响。比如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装上很多风车，将阻碍从蒙古高原吹来的风，这也许会加重北京的雾霾。此外，如果风能发电厂建在候鸟迁徙路线上，发电厂对气流的影响会严重妨碍候鸟的迁徙。我们现在也难以确认，如果地球表面装了大量的风车，是否会影响到季风，继而是否会影响到气候，包括不同区域降雨量的变化。被当作清洁能源的水电对环境的影响比风能更明显，因此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水能发电的发展已经很缓慢了。同样作为清洁能源的核能也有风险，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和日本福岛的核泄漏危害极大，核电在不少国家遭到抵制。因此，要统筹协调好气候治理与其他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说：“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以“双碳”目标为抓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把碳达峰、碳中和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推进国家发展的绿色化。“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意味着：物质文明建设要改变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要增添更多的“绿色”要素，形成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百姓耳熟能详的词汇；社会建设也要把减少碳排放纳入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旅游事业等各项社会事业中,要提高公民、社会组织对节能减排的参与度。二是通过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全面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意味着钢铁、水泥、石化、建材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收紧，这将倒逼产业由过去的规模化粗放型发展快速转向精细化高质量发展，从而不断催生出各种绿色化的新兴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可大幅度减少高碳传统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当然，在对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双控”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状况，要坚持长期中期短期规划相结合，经济社会生态相统筹，避免运动式“减碳”。三是利用碳的定量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碳排放涵盖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社会经济部门领域，而碳汇涉及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等生态系统，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碳以及碳排放与吸收的量来综合考量。例如，可利用碳这一尺度，对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客观的评价并进行比较；还可通过碳排放和碳吸收机制进行各领域间和各环节间的资源统筹和优化配置；也可通过碳汇市场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习近平关于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要论述，尤其是对国际社会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和对我国政府工作的部署，无论是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还是对世界的全球气候治理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提出的新定位、新理论和新部署，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原创性成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来解决全球气候的争端以及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实现碳达峰是一场大考和一场硬仗，这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工作部署对于全社会深刻认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全社会力量以确保“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时，习近平总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等生态文明建设原则阐释气候变化问题和寻求解决的途径，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然界是人类生产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只有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人类不思悔改，继续把天空作为免费的排废场，自然与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平衡就要被打破，而“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财富之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1年4月2日，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增加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如期实现碳达峰、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地球温度维持在一定限度内，就能让世界人民免于灭顶之灾，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法不严不足以服众”，因此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双碳”目标也将要充实到这个制度体系中，并严格执法。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因此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第二，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论述和工作部署，明确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是锚定了目标。减污降碳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但降碳的具体目标是什么？量的规定是什么？路线图和时间表如何谋划？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在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宣布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为如期碳达峰碳中和进行的工作部署，都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明确目标和清晰的“施工图”。

二是表明了决心和勇气。我国在节能减排和利用清洁能源上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面临着排放总量大、减排时间紧、制约因素多等挑战。英、法、德等国家早在1990年开启气候谈判之前的碳排放就达到了峰值，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2007年达到峰值，这些国家都宣布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这些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期短则40多年，长则60—70年。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从2030年的碳达峰到2060年的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任务十分艰巨。所以，习近平说：“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习近平将其看作“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他要求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目标。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态碳汇能力”的绿色转型。习近平吹响了向碳达峰、碳中和进军的集结号，面对挑战，我们别无退路，只能迎难而上。

三是指明了战略地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双碳”目标进发，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全面向低碳化转型。这不仅是一场方兴未艾的能源革命，也是一场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将根本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供给方式、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国民生活方式。对此，我国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要有充分的准备。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精准施策；企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消费者要改变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为拯救我们生存的家园尽一份力。

四是提出了科学的方法和清晰的工作思路。要实现“双碳”目标，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六要”和“十四五”要完成的七项工作，从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领域、工作任务进行了顶层设计，为我国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和清晰的工作思路。

第三，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和责任担当。习近平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多次表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同时为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建设性方案。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出席巴黎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明确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向，即“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加大投入、强化行动保障，照顾各国国情、体现务实有效”。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三点倡议，即“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2021年3月15日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把“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2020年11月22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上分享了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的三点看法，即“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以视频方式阐述了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六大坚持，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且进一步高度凝练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决心和方案体现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能源生产还是以煤为主，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将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近十年来，中央政治局两次组织气候变化讲座和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次审议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和方案。习近平多次参与重大气候外交活动，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实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更是显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责任担当。对于“双碳”目标的推进，习近平郑重表态：“我们将说到做到”。这无疑为世界其他碳排放大国积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树立了榜样，有力提振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信心，彰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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