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上）——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曾经讨论过流通领域中由于事物化颠倒（这种颠倒是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所导致的）而出现的交换价值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也讨论过生产领域中物性颠倒的资本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再次专门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层面揭露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异化以及分配领域中发生的剩余价值形态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从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科学异化概念所展开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视为继1844年《巴黎笔记》时期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I—II）之后，他所创立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III。虽然马克思并没有集中说明这一理论的逻辑构式，但它却构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关键性话语。这可能也是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时，从阐释话语无意识爆燃成研究性思想实验中获得的最出彩的成果之一。但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贡献却被严重遮蔽和忽视了，从而造成了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认识论障碍”。本文主要关注马克思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中劳动条件的异化、劳动能力的异化、劳动协作—分工中结合力的异化问题。

一、雇佣劳动生成的前提：作为

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异化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讨论了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异化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的异化之后，有过这样一段重要表述：“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除了“普遍的对象化”，马克思在这里还特别使用了“全面的异化”的表述。有趣的是，后来大卫·哈维使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的表述，而亨利·列斐伏尔则提出了日常生活的“总体人的异化”的说法。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必然要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这正好与我们下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重新出场有关。

在《大纲》的思想实验中，科学的异化概念是无意识地出现在发生商品价值关系异化和货币从交换手段异化为先验权力的商品流通领域，它表征的是经济物相化的第一和第二层面中事物化颠倒的内里本质；而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异化问题的构境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领域。这似乎对应着《大纲》中已经涉及的经济物相化第三层面中的第三重异化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的异化。需要牢记的是，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并非是因为前述发生于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不重要，相反，这些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流通领域的关系异化正是生产领域中的异化关系的历史性前提。在此，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创造了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然而，雇佣劳动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客观前提却是属于资本家的劳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劳动条件也就是每一次作为生产条件出场的原料、机器和厂房等客观物质对象，没有这些客观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劳动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原料的爱多斯（eidos）是无法实现出来的。可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展开的历史现象学透视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直观到的这些在生产过程中到场的物并不是它自身，而是遮蔽了实际在场支配活劳动的资本关系的经济物像，如果拨开这种复杂的经济物相化的迷雾，那么在这里“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定在，而且是这些条件的同工人相异己的定在，也就是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定在”。马克思此处的表述显然不只是经济学的表征话语，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高深构境。它所呈现的话语逻辑显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批判认识论构式，我们熟知的物像不是它自身的物性定在，而是被遮蔽起来的异己关系场境。当然，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性不再是绝对理念，而是被隐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筑模（bild）。我们看到，在此黑格尔的哲学概念“定在”再次出场了，它精准地表达了制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劳动条件”的先在性特征。可是，在这个作为资本支配关系赋型的物性实在背后，却呈现出一个穿透了经济物相化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一是作为一种看起来中性的到场物质定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实质上却是一种消逝的对象，因为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它们正是资本关系的道成“物”身，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吸吮工人活劳动之血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们恰恰也是资本关系不在场的历史在场；二是作为到场物的它们看起来与工人无关，但却是由工人过去劳动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出来的“异己的定在”，这种异己的定在本质上是第二重消逝中的工人的劳动在交换关系中生成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三是这种异己性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劳动价值不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在资本关系的反向物相化中人格化为主体的资本家，并且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充当了资本关系赋型的支配性力量，成为与工人的“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定在”，这是第三重消逝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经济剥削的真相。

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生的根本前提，因为资本关系的存在只能依存于雇佣劳动。他分析说：

要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要使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对他自身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即要使他按照劳动能力能够出卖的唯一方式来出卖劳动能力本身，实现他的劳动的那些条件就必须作为异化的条件，异己的权力，异己的权力受他人的意志支配的条件，即异己的财产同他相对立。对象化劳动，价值本身作为自私的本质，即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由于资本的承担者是资本家，因此它也就作为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大纲》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异化和货币权力异化，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关系异化和劳动异化，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再一次集中指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与《大纲》中的批判不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讨论作为资本关系的事物化颠倒中的劳动条件时，没有刻意压制异化概念的出场，马克思直接使用了“异化的条件”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异己的权力”就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指认的不同于流通领域的货币异己权力的第二种资本异己权力。如果说，在《大纲》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还只是在历史现象学的构境中运用科学的异化概念来分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事物化畸变现象，那么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则是开始在其经济学研究中确立一种全新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不过，与《巴黎笔记》时期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不同，这是一种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也是一种在全新的科学批判认识论的系统塑形中透视经济物相化的更深一层的批判话语，我将其命名为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它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泛指马克思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全部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其中包括《大纲》关于流通领域中的价值—货币关系异化、货币权力异化以及生产领域中的资本关系异化和劳动异化问题的前期探索，《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中的多重异化关系赋型的研究，以及这种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在《资本论》及手稿中的隐显沉浮；而狭义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就是特指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确立的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系统理论。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的异化是资本支配和压榨雇佣劳动的内在前提。这是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一个构境层面。仔细想来，这恐怕也是马克思对1844年提出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的第一个层面——“劳动产品异化”——进行的科学化的重新说明。有所不同的是，在构式II那里，作为劳动结果的抽象的劳动产品处于财产分配的关系场境中，而在构式III这里，劳动结果不再仅仅是生产过程结束时的产品，而是这种劳动结果作为资本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他在《大纲》“资本章”中初步涉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异化问题，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是对象化劳动的多重事物化颠倒和异化这一问题。在《大纲》中，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关系事物化颠倒为劳动条件的问题上直接使用异化概念。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要成为雇佣劳动的前提条件，一是工人在与资本家的交换中必须成为除了劳动一无所有的人，他在与资本家的“公平交易”中并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是将自己劳动能力的使用权出卖给资本家，由此，工人自己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劳动直接入序和转换为资本的生产构序力量；二是工人在生产中实现自己的劳动的条件（原料、厂房和机器）对他而言是异化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正是工人过去劳动物相化的结果，但现在这种本质上是对象化劳动的价值变形物却敌我性地异化为资本家统治和奴役工人的异己权力、异己财产和异己意志。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条件的异化形象地表述为四个自反性对立：“过去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本身的对象的条件作为他人的、独立的、自我保持的主体或人格化，一句话，作为异己的所有物，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对立。”其实，如果我们将这四个对立的逻辑构序倒过来看，这恰恰是一种在历史现象学中对不同异化关系进行的从现象到本质的递进式透视：一是直观中到场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而实际上这是资本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人格化（反向经济物相化）的隐性的历史在场性的表现；二是代表了资本家（资本权力）的劳动条件（原料、机器和厂房等事物）与劳动者的对立，即经济物相化中作为劳动对象的事物与工人的对立；三是现成的劳动产品与即将发生的劳动活动的对立，产品并不创造财富，劳动活动才保存旧的价值和生产新的价值；四是这些对立关系的最终本质是工人过去的劳动与现在的活劳动的自我对立，这就是哲学上的异化。在这里，就劳动者而言，异化关系的本质是劳动创造的客观结果反过来控制和压迫工人。这四种对立关系都是异己性的颠倒关系，我们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中并不能直接把握它们，而是需要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重新出场，这也是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必须出场的原因。这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大纲》中的思想实验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构境的深化，同时也是马克思在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重要进展，因为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是马克思超越于经济学话语之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更深刻的本质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条件的异化关系其实质是：

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对象条件，从而现实劳动的对象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加自身的条件（工具、材料、生活资料，这些条件之所以交给劳动，只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的权力，如果这种情况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那么，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就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上更多地表现出来。

这里出现的哲学化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是一个复杂的构境。一是这里的主体并不是指到场的工人，而是指即将发挥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功能的在场的活劳动，客体不是直观中到场的物（原料、厂房、机器和燃料等其他劳动条件），而是被掩盖起来不在场的对象化劳动。如此一来，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统治着活劳动，这也就是哲学构境中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深刻颠倒。二是这个“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本身就是主体的颠倒，因为它作为支配性的资本力量就是过去劳动的隐秘异化，就像马克思在《大纲》中所指出的，原料、厂房和机器等劳动条件作为被购买的商品，已经经历了劳动交换关系的事物化（I）颠倒和价值—货币关系异化等一系列的历史转换，它们作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关系同样也被经济物相化深深掩盖起来。于是，这里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已经是二次方的事物化（II）颠倒和异化。在这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自由工人手中只有“单纯的能力”，即无法实现出来的“活劳动”，而工人“实现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对象要素，都表现为同工人相异化的、处于资本方面的东西：劳动资料是如此，生活资料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这里所指认的“一切对象要素”，大体是指在生产和生活中可消耗的东西，这既有生产过程中一次耗费的原料和辅助性劳动条件，也有不断耗损的工具，就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说，所有吃喝穿住的东西也都是直接消费掉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面对的，是资本家手中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工资购买的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些过去劳动对象化的结果现在却在新的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中以异化的方式成为支配他的异己权力。或者说，“它们作为独立地同工人相对立、相异化的条件、作为体现在资本家身上的活劳动支配者的那种社会定在”支配着工人。通过上面的讨论，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的劳动条件的异化这一点变得容易理解，可工人获得的生活资料为什么也会变成相对立、相异化的条件呢？因为工人从资本家手中通过交换得到的工资本身就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但是，通过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却成了资本借此可以进一步剥削新的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对立和自我异化的关系。对此，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出现的“这样的对象化劳动，它同活劳动相交换仅仅是为了保存并增大自身，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成为更多的货币，而工人拿他的劳动能力与这种对象化劳动相交换，是为了获得这种对象化劳动中构成他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交换目的，工人用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使用权换来的对象化劳动是维持劳动能力所需的条件；而资本家用对象化劳动“平等交易”得到的劳动能力则是实现资本保值和增殖的社会历史负熵之源泉。这也意味着，工人拿到的“对象化劳动”最终还是资本关系支配下劳动力再生产的自我投资。这也是一种可悲的异化关系。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在对劳动条件异化关系的上述分析中，已经不仅仅像在《大纲》中那样偶尔使用异化概念，而是在系统地塑形和构序一种新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它当然不同于1844年《巴黎笔记》时期基于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而是一种全新的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批判话语。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定在”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决定整个观念的一般的社会定在，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构式的负熵进程中一定的经济先验事物（商品、货币和资本），它们出现在经济物相化的颠倒和异化关系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就黑格尔批判认识论构境中的主—客体颠倒关系而言，这些经济先验事物都是这种主—客体颠倒关系中“消逝的对象”。在后来的讨论中，马克思曾经用四个异化性的支配来表示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到场的特殊的物性社会定在的颠倒性在场关系：“产品支配生产者，对象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等等。在所有这些见解当中，过去劳动不是仅仅表现为活劳动的对象因素，从属于活劳动的对象因素，而是相反；不是表现为活劳动的权力要素，而是表现为支配这种劳动的权力。”这与上述四个自反性对立的异化批判构境是接近的。一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条件是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却颠倒过来支配劳动者；二是它作为主体性劳动活动的物相化结果，现在颠倒过来支配主体；三是已经实现出来的对象化劳动，颠倒过来支配将要实现出来的活劳动；四是过去劳动通过资本关系的统治，颠倒为支配活劳动的权力。这四个反转性异化场境的支配关系同样也是历史现象学构境的隐性关系对象，只有通过批判认识论的透镜才能被科学地捕捉到。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在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重要进展。

马克思特别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的这种主体和客体的颠倒与异化：“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以及与劳动相异化的工人劳动条件的表现方式，都处于它们的纯粹的经济形式中，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这里所说的劳动条件的“纯粹的经济形式”，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主人和奴仆，教士和僧侣，封建主和陪臣，师傅和帮工等等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生命负熵的血亲式社会构式的负熵进程中，这些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封建宗法关系和神性光环伪饰起来的，也因为奴隶或农奴本身就是主人的所有物，所以并不存在劳动与劳动产品的经济关系，也不存在劳动条件与劳动者的对立和异化关系。

在马克思眼里，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才最终失形于君权神授之下的生存等级，高贵与低贱、诗意与世俗、深刻与肤浅之间的所有界限都脱型于和消逝在“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的经济物相化赋型之中，所有社会关系的物相化完全由新的、在经济构式的负熵进程中历史生成的“纯粹的经济关系”实现出来，由此，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赋型一切社会定在。这正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特定社会历史现实，如果我们将这种经济力量决定一切、商品—市场交换关系成为“普照的光”的经济物相化法则非历史地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我们就会犯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同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除了传统社会奴役性生产关系上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然而，它以纯粹的经济形式呈现出来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平等关系却是被彻底遮蔽起来的异化关系场境。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直接遭遇的劳动条件，或者说雇佣劳动所面对的价值、货币和资本，都不过是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和颠倒，而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异化式盘剥是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物相化中政治“统治关系”赋型的隐秘基础。这当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极其重要的新认识。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的异化被遮蔽。马克思认为，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异化为资本关系赋型和支配性权力的过程并非是直接呈现在人们的直观视域中的在场性关系。对此，马克思深刻地分析道：

这种过去劳动异化为资本，使过去劳动成为生产的这种根本要素。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过去劳动不断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因此，这种对立的、异化的、社会转化的形式，被看做隐蔽的过程。

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自己过去的劳动异化为劳动条件，这是一个“过去劳动异化为资本”被经济物相化掩盖起来的隐蔽的过程。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条件异化的“隐蔽的过程”，当然包括了《大纲》“货币章”和“资本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后的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和资本异化等被遮蔽起来的多重环节。在这里，事物化—物化颠倒与异化的关系是需要我们予以辨识的重要逻辑关系。马克思的事物化—物化理论，一是指商品流通领域中商品交换背后的劳动交换关系经过客观抽象而生成的价值等价物—货币的事物化（I）颠倒和误认，二是指资本关系事物化（II）为生产过程的劳动条件的物性颠倒和误认，这一批判话语的重心是要说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事物化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证伪性所指的则是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分配和流通等领域中更深一层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自反性奴役本质。在一定的意义上，劳动异化关系是经济物相化中事物化颠倒的必然结果，由此，劳动异化也是事物化颠倒的本质。因为，这个“隐蔽的过程”通过“对立的、异化的、社会转化的形式”，将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畸变为陌生的资本构序力量，这一转化并不发生在生产现场，它遮蔽起来的是资本统治关系不在场的在场性。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直接看到这个经济物相化中发生的事物化颠倒和关系场境异化的隐蔽过程。“看见不在场之物”，这当然也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批判的武器发挥作用的地方。

第二，对象化劳动异化为资本的劳动条件，这一“隐蔽的过程”是资产阶级使资本支配雇佣劳动的关系永恒化的客观基础。这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形成的新认识。首先，马克思强调说，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资本家的财产，当生产过程中这些看起来没有任何社会物相化痕迹的劳动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时，隐匿于人们所熟知的到场的原料、资本和厂房中的看不见的异化关系，恰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种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存在经济剥削的关系合法化，由此，工人被剥削的命运也就被永恒化。所以，揭露这种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异化，就是为了打破这种永恒化。这是对被隐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的揭露。其次，随着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这种异化了的劳动生产条件也不断积累和扩大，同时，资本积累也利用分工和科学技术等“社会力量”降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既彻底消除了工人“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也造成了工人生存状况的普遍恶化。因此，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的对象条件的增长不是表现为劳动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反而表现为这些对象条件的不断增长的支配活劳动和反对活劳动的权力，这种情况当然是同生产过程本身相异化的。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条件以异化的和独立化的形式，作为独特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

资本家手中异化了的劳动条件的增长当然不会对工人有益，因为这种增长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支配活劳动和反对活劳动的权力”，虽然它是生产过程背后的劳动过程本身的根本异化，但它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这种工人自己的劳动对象化的成果以异化的和独立化的形式成为资本支配和奴役劳动的特定生产关系。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以历史现象学批判性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的异化问题，也就成为揭穿资产阶级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的经济物相化意识形态迷雾的关键性的一步。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新创立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出场一开始就是极其精彩的。相比于其青年时代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它是一种现实社会的异化批判理论，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物相化带来的复杂的关系颠倒和畸变，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是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重要内容。这也构成了马克思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的全新内容。

二、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

劳动能力的自我异化

马克思发现，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不仅作为对象化劳动出现的劳动条件异化了，更可怕的是，工人自己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劳动能力也不再属于自己，并且这种作为主体物相化结果的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在场居然畸变为资本的创制能力，不断将统治和支配自己的经济物相化中的资本权力关系再生产出来，这当然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这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二个构境层面。与前述劳动条件异化关系中的到场可见物不同，劳动能力本身是不在场的，甚至可以说，劳动能力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一种潜能，它本身根本不构成人们认知的直接对象，因此它的在场性异化更是不可见的“隐蔽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劳动能力的异化将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更加难以透视的层面。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中，在劳动产品异化之后的第二层次的异化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然而，在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马克思眼里的劳动不再是作为价值悬设的人的本真类本质，而是工人的现实劳动能力。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讨论每一个普通工人自己的、却不再拥有支配权的现实劳动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说明劳动能力在场性异化关系的“来源”，马克思从指认了劳动条件异化现象的生产过程再一次回到了流通领域。当然，这并非《大纲》所提及的抽象的商品交换中发生的“交换价值”异化或货币权力异化，而是特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与劳动的“平等”交换关系中，资本家通过支付给工人工资（对象化劳动），获得了劳动能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所有权。正是这种发生在流通领域中的所有权关系转换，才使得劳动作为工人创造财富的生产物相化活动，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不再属于工人，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的实际在场和它所创造的财富异化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权力。在《大纲》的思想实验中，这正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构境的入口。也就是说，劳动本身的异化关系缘起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式上平等的交换。马克思分析说，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看起来公平的交易中，资本家像购买其他商品一样向工人支付了工资，工资是劳动能力使用权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然而，资本家却得到了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历史在场性。当劳动者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创造出财富时，这种“使人致富”的创造能力属于资本家，是“一种异己的并统治他的权力”。为此，马克思感叹道：“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自己的创造力。”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再一次改写了自己在《大纲》中讨论劳动异化关系时使用过的比喻，但这一次，他更加明确地指认了在这种交换中发生的劳动能力所有权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说，在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中，“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生产力来占有”。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工人的创造性劳动活动曾经是属于自己的，劳动能力是工人主体物相化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与资本家的交换结束之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在场就不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并且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异己的权力反过来压迫工人，这当然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这里所说的“异己的权力”，是继《大纲》中货币的异己权力和资本的异己权力之后，劳动能力异化导致的奴役自身的第三种异己权力。

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劳动异化问题上始终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这会使他想起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所以他一开始也是像在《大纲》中一样并没有在劳动活动本身的自反性关系上直接使用哲学上的异化（entfremdet）概念，而是反复使用了异己性（fremde）这一接近常识的术语。一直到了第五笔记本的第184页上，当马克思再一次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时，我们才终于看到了劳动异化（Entfremdung）概念的出现。在这里，马克思将劳动使用权通过交换从工人的手中“让渡”给资本家直接指认为劳动本身的第一层级的异化关系。他特别指明，这是一个历史现象，虽然商品与货币会出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赋型之中，但它们只有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运行”时，才会发生劳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自身的社会形式表现为异己的权力”。这里所说的“劳动自身的社会形式”，显然是指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而成的一般劳动的“交换价值”（价值）事物化（I）的颠倒形式异化为货币及其异己性权力的过程。这是在《大纲》中已经讨论过的货币权力异化关系场境。马克思在这里所指认的劳动异化，不再是前面讨论过的生产过程中外部劳动条件与活劳动的异化关系，而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后来的讨论中，马克思再一次提及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交换中雇佣劳动的前提性异化。他说：“这个交换要以劳动的物质条件和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为前提。”这同时指明了前述双重的异化关系：一是劳动的物质条件是工人过去对象化劳动的异化，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应该注意，此处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还不是指我们下面即将讨论的劳动的塑形和构序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而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中发生的劳动能力所有权的异化。马克思还指出，这种劳动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的历史形成基础，当然也就是资本关系的历史起源。这同样体现出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科学认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此处马克思所确认的劳动异化当然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所谈及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指向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雇佣劳动关系的实际异化本质，即属于工人的劳动能力通过变卖，在它以资本的雇佣劳动的性质和方式实现出来的时候，反过来成为资本生产的创造性力量。这是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复杂的经济颠倒现象时重新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将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构境中提出的科学的劳动异化话语不加区别地等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这当然是错误的。

劳动异化的第二个层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力量。这一层面似乎更接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分析的劳动异化，但新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是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看法显然发生了改变。在他看来，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物相化活动时，劳动本身的历史性在场就是异化的。因为，当它在异化的劳动条件中实现自身的目的时，是通过机器和厂房等生产资料的中介来塑形和构序原料，使之成为具有新的用在性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本身的在场是作为“异己的实在性”对象化在同样异己性的“他物的存在”之中。这里发生的劳动异化关系场境是复杂的：一是劳动物相化活动的发生是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在场的，二是它要实现出来，不得不依靠作为资本支配力量到场的厂房和机器这些“他物的存在”，三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对象同样是作为“他物的存在”到场的原料。这也意味着，主体性劳动塑形和构序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异化为经济物相化空间中抽象劳动生产价值的过程。对工人而言，他的劳动在场不是实现自身生命负熵和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的“自为的存在”，而成了一种使资本增殖的异化式经济构式负熵中的“为他的存在”（此处指的是剩余价值）。这是由于，对饥肠辘辘的工人来说，他的“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通过分析第一个构境层面中劳动条件的异化，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所说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就是看起来不在场的资本关系，劳动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物相化在场不断赋予资本保值和增殖以“活的灵魂”，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劳动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无形中创造了资本家手中堆积起来的财富（金钱），却将“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这当然是劳动异化关系场境赋型中最核心的奴役性悖反关系，即资本构序与劳动祛序、资本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构式负熵与工人生活的返熵同时并存。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最核心的理论构境层面，因为它是其他所有异化关系场境的根本缘起。所以，在这里，马克思还对揭示劳动能力异化关系的重要意义作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分析。

首先，劳动能力异化表现为活劳动外化和转换为价值、货币和资本关系的异己权力。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重点讨论过的问题。他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分析这一发生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复杂历史过程，而只是概要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异化场境最直接的方面体现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物相化中的货币和资本这样一些看起来“独立化的交换价值”来说，似乎它们是远离工人的活劳动能力的，特别是与生产物相化过程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时生成的用在性的特有使用价值毫不相关，甚至是与之相对立的。然而，这种非直观的“交换价值”（价值）经由商品交换活动的客观抽象和事物化（I）颠倒演变为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货币以及作为资本的货币，它们作为看起来“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外在的、异己的构序权力，却深深地遮蔽了自身是“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的真相。这是劳动异化关系场境最直接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都是活的劳动能力异化的历史性产物。这当然指认了一种宏观社会关系场境的异化。

其次，劳动能力的异化是劳动条件异化的先在本质。不仅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的商品价值、货币和资本是劳动能力异化的产物，而且，当资本家用作为资本的货币去购置作为商品的原料、厂房和机器等劳动条件时，就造成了新的事物化（II）颠倒中劳动条件的异化。马克思特别指出，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是发生劳动条件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资本关系赋型的“现实劳动的事物的条件”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人之外的“异己的独立的存在”，关键在于，生产过程中真正能够保存和增加资本（事物的条件）价值的唯一构序源泉只能是“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除去资本家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投入的生活资料（工资）外，劳动火焰在生产物相化过程中通过塑形和构序对象所产生的一切都异化为与劳动相对立的自为的存在者，甚至异化为“异己的人格的生存方式”，即资本家和他的财富。当这种异己的财富再重新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过程中时，则成为支配工人的异化的劳动条件，而工人却认不出这些事物化（II）颠倒的劳动条件正是自己过去劳动对象化的结果。

其三，劳动能力异化还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成为创造剩余资本的可能性存在。当本身就是劳动异化产物的劳动条件进入生产过程，而异化为资本生产力的劳动能力之火塑形和构序出新的财富时，这无疑导致了更深一层的异化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后，不仅劳动条件是劳动能力异化的历史性结果，而且工人的活劳动能力本身也是潜在地创造剩余价值和剩余资本的异化了的构序可能性。马克思深刻地分析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土地上脱型和解放出来的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用以谋生的唯一手段就是自己的活劳动能力，他如果想生存下去，劳动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能力得以实现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接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在这个意义上，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必然异化为生产剩余价值和剩余资本的在场可能性。工人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能力在还没有实现出来之前，就已经是潜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生产“剩余产品”和剩余资本的在场可能性。

其四，劳动能力异化表现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出奴役自己的资本力量。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指认的“异化世界”现象。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地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的规模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异己的世界——作为异己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

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越是通过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使自身客体化，也就越是在不属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创造出奴役和剥削自己的异己力量。劳动能力之火越是保存和增殖资本，随着属于资本的价值世界和“客观的财富世界”不断扩大，工人作为生命主体就越是贫穷，他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资本的异己世界也就越大。这个异己的财富的世界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异化世界。

最后，马克思也用了自反性的“四个对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劳动能力的自我异化本质。他提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劳动异化，或者说，“雇佣劳动即劳动自我异化，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异己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

这更像是马克思对劳动异化问题做的小结。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劳动自我异化，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中就使用过的重要哲学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观念自我异化观点的影响，他所说的劳动自我异化是指工人的生命类本质异化为反对自身的力量，“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所指认的劳动自我异化当然不再是抽象的劳动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客观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其思想构境是十分复杂的。它表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虽然摆脱了封建专制的外部奴役和控制，却造成了从工人劳动本身出发的自我奴役中的四个对立：一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异化为资本家的价值世界，与工人对立；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自身的生产力异化成资本的生产力，与工人自己对立；三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异化为资本家的财富，与工人的贫困化过程相对立；四是工人劳动中的社会力量异化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力量，与工人对立。其中，最后一种对立涉及的劳动的社会力量的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在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的新发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新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中，马克思没有再直接讨论这种劳动异化关系在意识中的主观呈现问题，即意识异化问题。原因在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中的物化错认和马克思已经指认的经济拜物教话语都已经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意识异化论的另一种科学表述。这一点需要我们格外加以注意。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异化方面的最新发现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简单协作下的劳动关联的异化。这是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三个构境层面，也是一个全新的构境层面。它是马克思在探讨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新的非直观的劳动异化现象。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在之前对哲学异化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研究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构序层面。在《巴黎笔记》时期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马克思尚没有触碰到劳动过程中这一更深的异化层面。我推测，他是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时期才开始逐步接触到工艺和技术方式的微观机制。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中更具象地看到了劳动协作的特殊作用。在《大纲》的思想实验中，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涉及劳动协作问题，但没有将其纳入劳动异化的批判构境中来。

这一问题源自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问题的思考。在那里，马克思不仅讨论了绝对剩余价值的历史形成，也十分具体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机制。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也会导致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商品，创造出超出商品一般社会价值的超额剩余价值。这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创造的新的剩余价值被马克思命名为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进程中，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谋取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在讨论协作、分工、机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的对象化运用时，马克思发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到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转换中，协作、分工、机器和科学技术的运用成为资本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也是在从简单协作和分工中的主体性的结合到机器化生产中非主体的科技物相化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劳动生产物相化中的协作、分工和机器生产会产生一个超出人力总和的额外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一种机器化大生产进程中的复杂的社会力量异化，创造了整个社会定在对自己的实际从属，从而真正确立起资本关系的统治地位。并且，这三种特殊的社会力量的异化并不是货币关系中发生的事物化（I）或者资本关系反向事物化（II）为劳动条件的物性颠倒，而是与劳动能力的异化一样，都是一种非直观的关系场境的异化。这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更深的透视层面。

现在，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三个构境层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协作的关联异化为资本的权力。显然，这里的劳动协作是特指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发生的“简单协作”。在马克思看来，协作是“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并在其中任何一种组合形式中得到进一步的专业划分”。协作中的关键词是社会组合，这本身就是单个劳动者在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之外形成的、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具有特定功能的有序关系场境。协作并非源自单个工人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而是由工人们共同在场的社会组合凸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这本身是一种总体性关系场境。马克思发现，这个非直观的社会组合的关系场境恰恰是工业生产构式中社会历史负熵质得以微观生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认的关于“怎样生产”的共同活动关系，它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物相化关系场境的赋型基础。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劳动中的协同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专利，在奴隶制下，奴隶们就已经会在生产中展开协作，“协作首先是许多工人为生产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或同一个效用）而实行的直接的——不以交换为中介的——协同行动”。但是，即便是这种最简单的协同行动，也不是一个个奴隶的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他们的主体性共同协力的客观结果。马克思将这种劳动生产中出现的共同协力称为“一种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因为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过程中，许多工人在“资本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厂中的密集空间中进行生产。

在资本控制的手工业工厂中，厂房作为劳动条件，已经是资本关系的异化物，它是经济物相化空间的附属的物性实在，聚集于其中的工人个体在“资本的监督和指挥下”，利用工具实现自己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这种当下在场的个人的活劳动已经“属于资本”。除此之外，在劳动物相化过程中，个体工人之间还产生了生产协作中的劳动合作和相互关联，这种生产协作中的合作和关联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发现，这种发生于工人之间的劳作关联并不直接作用于生产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而是生成一种不可见的功能性总体效率，从外部来看，工人通过劳动协作的共同在场所体现的社会性关系场境的力量并不属于工人个人，它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迷雾中恰恰表现为外在于工人的东西，异化为资本的定在方式。这里的精巧骗局是：既然这种关联不属于工人个人的劳动能力，那么当然就属于支配了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这显然是更隐秘的劳动本身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工人之间发生的“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其背后隐匿着一个更无耻的骗局，因为工人之间的“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单个工人，或者确切些说，单个劳动能力是得到报酬的，而且是作为孤立的劳动能力得到的。他们的协作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报酬”。这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过去没有发现的一个明显漏洞。也正是由于这种由生产协作产生的共同协力不属于单个工人，资本家就无偿地占有了工人之间的在场性协作产生的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深刻地提出，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所谓“公平交易”中，“工人照旧把自己个人的劳动能力卖给资本，这种劳动能力是跟他个人的身体长在一起的，但决不是把自己的劳动作为结合劳动的这种社会力量的要素来出卖”。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公平交易”中，资本家实际上是购买了工人的“个人的劳动能力”的使用权，从而无偿占有工人个人的劳动能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工人通过其创造财富的不可见的社会力量根本就没有进入交换过程中来，因为这种劳动结合中的社会构序力量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场境中，这种场境只有在工人们共同的生产物相化活动的协作中才会凸显出来。问题在于，这种协作中的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关联场境关系，从一开始就属于资本家，这就成为一种不可见的关系场境的异化。不是每一个工人个体劳动的物相化塑形和构序能力，而是属于劳动者整体活动协作的社会力量以及这种社会力量创造的更多财富，被资本家悄悄地掠夺了。这构成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一个新的不可直观的部分，这当然也是劳动异化关系中经济物相化背后一个更隐秘的层面。

这是由于，当工人作为独立的人，作为自己劳动能力使用权的出卖者，与资本家发生关系时，这种关系是单个工人与资本的关系，即“彼此独立的工人各自和资本家发生的关系，而不是他们相互发生的关系”；然而，当工人们不得不入序到由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时，他们就不得不按照资本的支配方式相互之间发生劳动协作关系，可是他们在劳动中产生的密集合作总体上不属于工人，而是表现为反过来支配他们的资本的权力。工人在劳动物相化活动中发生的协作关系的共同在场，不是工人们关联和统一的社会力量，而是资本产生的生产力，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但这里发生的就是一种奇特的关联场境异化。同样，由于在生产过程结束时，这种当下发生的工人之间的协作形成的关联场境也随即消失，所以资本家对其共同在场凸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占有自然是无法捕捉的黑暗处发生的犯罪。马克思深刻地分析道，对于工人来说，

只要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他们就并入了资本，因而他们的协作并不是他们结成的关系，而是资本家给他们安排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属于他们，而是他们隶属于这种关系，因而这种关系本身表现为资本对他们的关系。这不是他们相互的联合，而是一种统治着他们的统一体，其承担者和领导者正是资本本身。他们在劳动中的联合——协作——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己的权力，也就是与各个单个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权力。

这里新出现的异己权力，是继货币的异己权力、资本的异己权力和劳动能力的异己权力之后，马克思所揭示的第四种异己权力，它指的是由工人协作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异化为支配自身的异己权力。工人之间在资本支配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联合关系场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的联合力，因为这是在资本家的工厂之外的单个工人那里不可能发生的特定关系，只有在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才会发生这种在场性的劳动协作。奇怪的是，这种明明是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共同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却颠倒性地异化为与单个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权力，工人自己的共同结合关系异化为资本的统治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随着协作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特殊的差别。在这里，劳动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些条件下，单个人的独立劳动无法进行，而且这些条件表现为统治他的关系，表现为由资本缠在各单个工人身上的绳索。”这里所说的条件显然不是上面讨论过的原料、机器和厂房那样可见的到场的物性劳动条件，而是看不见的生产物相化实现出来的特定的场境关系条件。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相对剩余价值的隐性来源之一，工人协作中产生的社会联合关系异化为资本的权力，这种异己的结合力创造的劳动生产率生成的“相对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冠冕堂皇地无偿占有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重要的剥削秘密之一。由此，马克思才进一步指认：“在这个阶段上，劳动对资本的从属不再是单纯形式上的从属，而是会改变生产方式本身，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成为特殊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做出这一推论？因为，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受限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资本家主要还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直接掠夺绝对剩余价值，这是可以直观到的盘剥；而通过隐性占有工人的协作联合力、分工中的结合力以及科学技术应用下的机器生产发挥出来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不可见的相对剩余价值盘剥的基础上真正获得了合法性和公正外表，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永恒统治。这是马克思在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重大进展。

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的

结合关系异化为资本的统治力量

狭义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的第四个构境层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的结合关系异化为资本的统治力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先是分析了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协作场境关系的异化问题，然后指出，劳动“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劳动分工是协作进一步发展的形式，也是资本家在工场手工业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这一论述延续了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协作时采用的社会生产力异化批判的思路。第一，马克思说，如果简单协作是“完成同一工作的许多工人的协同动作”，那么，虽然协作不是单个工人自己的有目的的爱多斯之相，但它仍然是工人们主体活动的关联场境。可是，工场手工业中出现的劳动分工则不同，它已经不再是工人劳动活动本身的主体性关系场境，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工人之外的客观生产法则，这种客观法则的构序不是来自劳动者，而是来自组织生产的资本家。这是劳动分工不同于协作的根本之处。第二，与协作中的劳动者从事的完整劳动活动不同，劳动分工是将过去生产一个产品的完整劳动拆分为个体工人手中不同的片断，再从生产过程的整体上将其构式为完整的劳动生产。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上看，这同样是一种生成社会历史负熵质的新机制，它处于个体劳动者的直接劳动的塑形和构序之外。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发生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同样也是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途径。

显然，这是亚当·斯密已经看到的手工业生产中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在斯密那里，生产同一个商品的劳动被拆解为“不同部分”，由不同的工人分担，处于劳动分工中的每个工人的劳动都只是这个商品生产的一个特殊操作的片断，只是在生产过程的最后才构成商品生产的劳动总体。不同于斯密，马克思认为，其实这种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已经是第二种劳动分工，它的历史性前提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条件的第一种劳动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工。他进一步明确地作出界划说：“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

首先，马克思具体解释说，第一种劳动分工是“在商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的分化，不同的劳动部门才互相分离，使每个特殊部门从事专门劳动”，比如采矿业、运输业和工业制造业，在社会总体层面上，这些特殊部门中生产者的“劳动是片面的，他不是直接生产他的生活资料，而是只有通过把自己的劳动和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相交换来获得这些生活资料”。所以，这些专门部门生产的“特殊的商品体现着特殊的劳动种类，个别商品的生产者和所有者，只有通过交换——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把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才能占有社会生产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所有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得以发生的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认为，第二种劳动分工正是以第一种劳动的“社会分工”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基础”。

其次，马克思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从简单协作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发生在工厂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第二种劳动分工。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也说过，“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分工就是生产某种商品的特殊劳动分为一定数量的简单的、在不同工人之间分配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序”。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劳动被分为不同工人手中分割开来又关联起来的工序。他分析说：“这种分工标志着某种特殊商品的生产领域内的各种操作的分化，并把所有这些操作分给各类特殊工人，这些工人协作生产出完整的产品，即商品，但是它的代表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也就是说，与前述简单协作中工人仍然拥有自己完整的劳动物相化活动不同，劳动分工下工人手中只有被分化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操作片断，这种片断式的操作是过去劳动物相化活动中功能性工序的片断。这是马克思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断裂点。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本身第一次被割裂和碎片化了。工人主体性的劳动爱多斯之相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功能总体，这恐怕也是工人劳动主体性的历史性失败。因为，在劳动分工的生产过程中，工人手中只剩下原来完整劳动的各种操作的分化，如此一来，“他们表现为不独立的，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协作才能生产出一个完整的商品，即一般商品，其中每一个人不是代表一种特殊劳动，而只代表联合、汇集在一种特殊劳动中的个别操作”。这里出现的劳动分工之下的“联合、汇集”，不再是简单协作中工人个人完整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之间的主体性关联，而是碎片式劳动操作之间的非主体性结合。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认的作为劳动物相化的自觉的“共同活动”也不复存在，因为这种劳动分工中的共同活动不再是工人自己的共同关联在场，而是由外部的他性总体性来实现的。马克思提醒我们注意，在劳动者这里，这种劳动分工是“把执行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劳动能力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为了这种质而被剥夺掉了”。这与简单协作不同，在那里，工人是在同一场合共同完成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整体活动，而对于劳动者主体来说，劳动分工已经是一个劳动本身的非总体化的过程，当生产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完整劳动被分解为片断性的单一质性的动作时，当这种简单和抽象的劳动碎片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时，工人完整的劳动能力和创造性才能都被彻底地剥夺了，现在，劳动分工中的生产物相化的总体性不再是工人劳动物相化的主体总体性，而是畸变为资本的客体总体性，资本家则是它的人格化代表。这种看起来由资本的总体性支配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创造出来的相对剩余价值，自然就落入资本家的口袋中。

显而易见，马克思此处更关心的是劳动分工作为资本的总体生产力所产生的深刻的场境关系异化。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做的分析与其前述关于协作力的异化分析构式是同向的。他让我们关注的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本身因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而被分割后出现的特定结合场境。它不同于前述简单协作中的劳动者之间的主体性关联和联合。这种劳动分工中的结合“也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协作，这种协作在分工中已不再是同一些功能并列进行，或同一些功能的暂时划分，而是把总体性功能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并把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劳动分工不再是简单协作中不同工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在空间上并列，而是将所有劳动者手中的总体性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活动本身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再重新将其结合在一起。这个重要的总体性在场了，不过，这一次它不是指复杂社会赋型中一定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而是特指劳动活动中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功能总体性。以往，在劳动者通过工具改造对象的劳动物相化过程中，这种功能性的总体性塑形和构序是社会历史负熵质形成的关键性因素，现在它却在劳动分工的非总体化过程中被解构了，因为这里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总体性划分和重新结合赋型都不再是工人自己的主体性目的和劳动爱多斯意愿，而是资本的经济爱多斯之相，特别是这种特殊的结合赋型已经不再是简单协作中工人之间的共同在场活动中的合力，它并不存在于单个工人的主体活动之中。马克思后来说，工人的劳动物相化活动整体在分工中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局部操作”，他们个人手中的片面劳动结果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产品，只有将这些分开的局部操作在他们的碎片化动作中直接结合起来，才会完成商品生产。不过，马克思发现，这种不可直观的“互相分离的各种劳动的互相补充”，特别是单个工人的碎片式动作的结合操作，并非发生在工人之外，而是内嵌于工人的这些碎片化的劳动动作之中，每一个总体性塑形和构序的微粒就是对象被生成为社会历史负熵质的微细进程，斯密所说的那个处于劳动分工之下的制钉工人虽然只是完成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塑形和构序的一个微细部分，可钉子是在工人们接续不断的努力之下完成的。这也意味着，虽然结合操作并非发生在单个工人的劳动活动中，但完全是工人在分工条件下产生的结合关系场境所凸显出来的社会生产力赋型的结果。可是，这一重要的关系场境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却被资本家当作自己的东西无偿占有了。与前述简单协作的联合生成的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一样，这里“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一种机器。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能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并且，在经济物相化的迷雾中也生成了一种奇怪的假象：这个直接结合的总体性变成了资本的支配性力量，一种工人们自己的社会生产力量异化为支配和奴役他们的异己权力。这是第五种异己的权力。

劳动分工条件下工人之间接续不断的结合操作在新型劳动构序中表现为劳动主体性赋型功能，它在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中不能再表现为工人自己的主体性行为和社会生存，却颠倒性地表现为不属于他们的资本结合力的定在，这就是劳动异化中一种被遮蔽起来的全新的层面。马克思指出，相对于工人个体来说，他们手中已经碎片化的、只具有“片面功能”的劳动动作并没有直接构成这种劳动分工中的重新结合，“结合”恰恰是他们已经被分割为碎片的劳动功能（简单动作）的关系场境式的整体，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似乎只是提供了总体性生产结合的砖块，而生产中筑模为完整商品的力量却成为一种异己性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不再属于工人，而异化式地属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资本家。

实际上，劳动分工中形成的这种结合力量当然是工人劳动的一种社会力量，它虽然被碎片化了，可仍然是工人劳动的一种特殊定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它却异化为资本控制工人的力量，这是一种马克思过去从来没有涉及的劳动异化层面，即劳动结合赋型的异化。这也是马克思在其劳动异化批判构式III中的新发现。在这里，马克思同样没有直接使用异化概念。他分析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由分工即劳动的这种社会定在方式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不再是工人的生产力，而是资本的生产力。这种结合劳动的社会形式作为资本的定在与工人相对立。结合作为有强大威力的天命与工人相对立，工人受到这种天命的支配是由于他的劳动能力变成了完全片面的功能，这种片面的功能离开整体机制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它完全要依赖于这个整体机制。工人本身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零件。

也就是说，旨在提高生产力的劳动分工与结合，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劳动实现的特殊社会定在方式，然而，劳动分工中出现的“结合劳动的社会形式”却异化为“资本的定在”，它作为支配劳动的“有强大威力的天命”与工人对立。悲剧在于，离开了这种异化的“整体机制”，劳动分工之下只具有片面的劳动功能的工人就“什么也不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零件。

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成为统治性的生产方式的结论。他说，正是因为劳动分工与结合的异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因为，“这已经不再只是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即工人在他人的指挥和监督下为他人劳动。这也不再只是像在简单协作中那样，是一个工人和其他许多工人同时共同劳动，和他们同时完成同一项工作，这就会使他的劳动本身不发生任何变化，只造成暂时的联系”。而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之下，工人的劳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有工人个体的劳动成为一个与其整体机制相异化的“简单功能”，他的劳动成了一种“片面操作”。如果离开了异化为资本整体机制的结合，这种简单化和片面的动作就什么都不是，这必然使得工人的劳动存在方式成为“资本的附属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劳动分工与结合的总体性的异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过程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使整个劳动—生产方式实质性地从属于资本，从而真正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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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