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国 冯满敬 孙文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时变冲击效应研究||《世界农业》2022年第3期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时变冲击

效应研究

作者：

花俊国 冯满敬 孙文珊

作者单位：

1.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文章刊发：花俊国，冯满敬，孙文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时变冲击效应研究[J].世界农业,2022(3):7-17.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农产品供给对外依存度的上升，中国畜产品市场面临着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特别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中美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背景下，可以发现，在美国贸易政策频繁变动时期，中国畜产品价格也整体表现出忽跌忽涨的时变特征。例如，2018年1月—2019年7月，Baker等构建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波动上涨了142.46%。与此同时，中国猪肉价格由2018年1月的25.46元/千克先下跌至2018年5月的19.5元/千克，随后波动上涨至2019年7月的28.04元/千克，在此期间中国牛羊肉价格也出现整体波动上涨和阶段性下降的特征（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2020年中国对美国猪肉净进口规模约占中国猪肉总进口量的16.2%（数据来源：UN Comtrade）,作为中国重要的农畜产品贸易国之一，美国对外政策变动性势必会通过中美贸易途径给中国国内畜产品供需关系与畜产品价格稳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中国在进行畜产品国际贸易过程中，畜产品贸易规模与价格等贸易条件势必会受到美国贸易政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对国内畜产品市场造成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多发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产生诸多影响，可能引发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出现结构性突变现象，因此本文研究着重探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丰富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因素、突发事件等外部因素对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刘春鹏和肖海峰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从供给、需求和货币三个方面研究，发现外部冲击因素对中国主要肉类价格有显著影响。张兵兵和朱晶认为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与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马轶群等、肖小勇等的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在国际与国内间存在溢出效应。谭小芬等通过利用数量指标和价格指标从全球流动性视角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指标衡量的全球流动性对商品价格冲击存在阶段性特征和方向性差异。郑燕和马骥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禽流感疫情变动对畜禽产品价格波动的时变性影响。石自忠等基于马尔科夫转换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S-GARCH模型）对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的双重非对称性进行研究，认为信息冲击对猪肉价格波动发挥着重要作用。石自忠等实证发现生猪疫病会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加剧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推动畜产品价格呈现大起大落的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经济形势变动不断、贸易纷争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包含贸易政策在内的经济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国际经济联动性增加的现实条件下，特别是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负面外溢效应不断显现，且美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实体经济呈现单向溢出性。而在贸易过程中制度环境变化对贸易产生消极影响，会显著抑制总体贸易规模的发展。周曙东等、周政宁和史新鹭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型）模拟也验证了中美贸易争端对包括畜产品在内的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与美国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李俊茹等通过实证更加明确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畜产品进口规模主要受负向冲击影响，畜产品出口规模则主要受正向冲击影响。Bakas和Triantafyllou提出“不确定性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因素”的观点，并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以多个指标衡量的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经济不确定性的可观测指标相比，潜在不确定性冲击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最为显著。Pruser和Schlosser利用时变参数因子加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模型）验证了在不同商业周期中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的时变影响。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都对包括畜产品在内的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显著冲击作用，助推中国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

不确定的贸易摩擦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源泉之一。一个国家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较大，将导致此国有不确定性较大的贸易政策。中美两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摩擦的存在，必将对两国畜产品市场带来持续性影响。随着不确定性被纳入农产品市场分析框架之中，研究的角度在持续增加，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现有研究一方面研究传统外部因素与国内畜产品价格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畜产品贸易价格和贸易强度的影响，但缺乏从市场预期的角度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国内畜产品价格进行联动的实证研究，同时畜产品作为农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政策不确定性等非传统因素对畜产品价格的作用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且从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走势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因，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有必要加以重视，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表现在：一是从传导动力源、传导路径等方面溯源和识别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畜产品价格的传导机制；二由于受参数维度限制，本文未将传导路径的相关变量纳入模型中，而是以猪肉、牛肉与羊肉集贸市场价格指数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等变量为研究对象，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模型）较为准确地把握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影响，并基于畜产品价格变动时变性特征提出更具有可靠性、靶向性的政策建议。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关税税率的变动以及其他因素的存在，美国贸易政策变动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在不同时期，不同畜产品价格的冲击响应也有很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响应持续时间长度和响应程度方面。本文主要从国际价格传导路径、国内需求引致路径和中间投入品成本传导路径三个具体机制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图1）。

在国际价格传导路径方面，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性较强，国内部分农产品及其产业链极易受中美贸易政策的影响。具体来讲，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中国农产品市场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二是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近年来农产品的金融化极大地推动了农产品期货市场投资，加快了饲料用粮价格对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变化的反应。且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而汇率显著影响各肉类价格水平。三是来自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由于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别是在剧烈变动市场环境下，这种波动性将被进一步放大，由此借助原油价格对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农产品价格产生溢出效应。

在国内需求引致路径方面，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冲击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与畜产品的生产特性有关，包括畜产品市场占有率、畜产品可替代程度、畜禽养殖周期及市场供需双方风险偏好程度。中美贸易政策变动，引发国内市场需求发生改变。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引发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出口萎缩，经济运行形势变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能力的进一步释放，弱化了对农业基础产业的带动作用，导致畜产品价格变动呈现下降与上涨交替显现的特征。

在中间投入品成本传导路径方面，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溢出效应不仅直接影响中国畜产品市场，而且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将饲料用粮价格变动转嫁给畜产品价格。具体来讲，在饲料用粮中玉米与豆粕占据绝对地位，而中国玉米和大豆主要依赖进口，且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畜产品生产者预期与消费者预期发生改变，最终波及中国玉米及大豆供需关系，造成玉米和大豆等饲料用粮价格变动，给畜产品的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带来一定冲击。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三种途径传导效应的叠加，最终表现在猪肉价格的变动上，进而通过替代效应对其他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只是由于传导途径的时滞效应和冲击强度存在差异，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应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可以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加以验证。

4.1 模型构建

为了描画模型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本文采用TVP-SV-VAR模型来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畜产品价格。在建立Nakajima等提出的TVP-SV-VAR模型时，首先需要构建SVAR模型。

4.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了探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中国畜产品价格冲击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节选取猪肉集贸市场价格指数（ZR）、牛肉集贸市场价格指数（NR）、羊肉集贸市场价格指数（YR）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UTPU），构建包括四个变量的TVP-SV-VAR模型。本文采用Baker等运用文本提取法构建的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UTPU）作为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主要包含“不确定性”“政策”和“贸易”等关键词，从市场预期的角度来衡量美国贸易政策变动的可能性，虽然无法准确界定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使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比较合理地从整体把握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从图2观察可以发现，自2006年开始，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稳定程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6年年初至2016年年末，这一阶段中美贸易关系不断得到发展，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同时中美贸易中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美国国内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美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包括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第二个阶段为2017年年初至2020年年初，明显发现这一阶段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经历了一个剧烈波动上升的过程，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猪肉价格、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畜产品价格，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主要关注对象。畜产品价格数据来自前瞻数据库，数据区间为2006年1月至2020年11月。为了更好地反映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本文所有畜产品价格为以2006年1月为基期的定基比数据。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指数的环比数据通过变换得到所有畜产品价格指数的定基比数据,并进行了以2006年1月为基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平减。为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对所有畜产品价格指数进行季节性调整。

从图3可知，不同畜产品价格变动具有一定差异性，其中猪肉价格的波动性明显高于牛肉和羊肉价格的变动性。猪肉价格变动大致经历四个波峰，其中2008年、2012年与2016年这三个时期的波峰水平基本一致，而2020年的波峰值明显高于前三个时期，表现出一定的非理性变动特征。而牛肉和羊肉作为替代性很强的两种产品，两者价格变动趋势大致经历“快速上升—缓慢变动—剧烈波动”的过程。具体来讲，2006—2014年，牛肉与羊肉价格快速上涨，之后一直呈现高价运行态势，2018年后出现剧烈变动。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中国畜产品价格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动趋势整体上有一定相似性，且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处于不同水平上时，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呈现时变性特征，特别是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也在不断扩大。

在所有变量带入模型运行前，对猪肉价格指数、牛肉价格指数与羊肉价格指数进行取对数、一阶差分处理，以此来表示价格收益率，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取对数处理以防出现异方差，然后进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表1可以看出猪肉价格指数、牛肉价格指数与羊肉价格指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在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确定问题上，借助一般VAR模型来选择。根据最终预测误差准则（FPE）、赤池信息量准则（AIC）、汉南奎因信息量准则（HQ）准则，选择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

利用MCMC算法抽取M=10000次样本，并将初始的1000次抽样作为预烧值。参数的后验均值都位于95%的置信区间，收敛诊断值都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支持参数收敛于后验分布，从无效因子来看，至少可以得到10000/61.60≈162个不相关样本，均处于合理水平，支持MCMC抽样结果的有效性。

5.1 中国畜产品价格等间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冲击效应，特利用TVP-SV-VAR模型估算相关变量在不同提前期的脉冲响应特征。如图4、图5所示，分别呈现了提前3期、提前6期和提前12期的中国猪肉价格、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脉冲响应情况，即代表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三种畜产品价格的冲击特征。

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来看，中国猪肉价格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以短期为例，中国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多次达到峰期，其中，在2008年中后期、2012年初期和2016—2018年达到负向响应的峰期。前两个阶段主要与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相关，2008年与2012年由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贸易环境恶化，助推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而2016—2018年，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贸易关系逐渐紧张，美国贸易政策变动的可能性持续增加，通过贸易渠道给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更多风险因素，而不利的经济预期进一步造成中国生猪生产与消费萎缩，其中对二者的影响并非是同步的。同时应当看到，在2007年之前、2011年、2013—2015年和2019年之后这四个时期，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则主要以正向响应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引发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因素增加，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消费需求旺盛，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进一步通过猪肉贸易价格变动，冲击国内猪肉价格稳定。总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突发性变动具有推动作用。

中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以提前3期为例，2006年至2010年末期，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对于冲击的响应呈现先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之后又进一步回升的趋势。其中2006年至2007年末期，冲击响应以正向为主，2008年初期至2009年末期，冲击响应则以负向为主。自2011年初期开始，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中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经历先波动下降再波动上升的过程，且多数情况为正向冲击响应，而在2015年中期至2018年初期主要表现为负向冲击响应。从冲击程度上来看，中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所受到的冲击程度基本相当，且冲击响应主要表现在短期和中期阶段。可见牛肉与羊肉作为相互替代性特别强的畜产品，面对不确定因素冲击时，其反应机理具有相似性。

总之，中国牛肉价格波动与羊肉价格波动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由于牛肉与羊肉相互间有很强的替代性，在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价格波动表现出一致性特征。在提前3期和提前6期阶段，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的响应趋势基本一致，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特征。不过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牛羊肉进口规模虽然呈现扩大趋势，但进口比例相对较低，所以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牛羊肉价格的影响有限，而更多是通过上游饲料价格变动干扰市场预期的途径来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牛羊肉价格的不稳定性。而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更多地表现出周期性与阶段性群聚性特征。2012年以前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大体上为正负交替响应，2013年之后则基本为短期正向响应。特别是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存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处于较高水平，畜产品进口萎缩，此外在新环保政策出台和动物疫情等外部事件的影响下，尤其是生猪供给不足，中国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短期内难以实现猪肉等畜产品价格平稳。

5.2 中国畜产品价格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在不同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牛肉和羊肉价格所造成的冲击如何？考虑不同经济形势背景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冲击存在一定特殊性。本文接下来通过选取2011年6月、2015年6月、2017年1月及2019年6月这四个时点，进行更加直观的分析，而这四个时点分别代表欧洲债务危机时期、中美贸易蓬勃发展后期、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时期（图6）。

在欧洲债务危机时期，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主要表现为短期正向响应，且在当期冲击程度最大。而对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致性特征。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受到的冲击影响主要表现为正向响应，只是价格变动幅度小。在中美贸易蓬勃发展后期，猪肉价格呈现正向冲击响应的特征，且持续时间较长。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产生了持续的负向影响。可以看出，中美贸易的持续发展有利促进中国对美猪肉产品进口，而美国猪肉产品离岸价格显著低于中国猪肉价格，畜产品进口增长对中国猪肉市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中国牛羊肉价格影响有限。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表现为当期正向冲击，冲击程度和方向与欧洲债务危机时期的表现具有相似性。而对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短期负向冲击与长期正向冲击的特征，且在短期内影响程度最大。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期，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猪肉价格变动在1期负向冲击响应到达最大值，在2期转为正向响应，且正向响应持续时间长，持续期大约为一年。而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则呈现“正向—负向—正向”的响应特征，但持续时间较短。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期，由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中国经济环境面临更大威胁，短期内无论是生猪的市场消费能力还是生猪的国内国际供给都有所减弱。而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助推生猪供给不足，短期内影响生产者与消费者信心，长期则造成猪肉供给缺口较大，推动猪肉价格长期保持高位运行，同时拉动牛羊肉价格的缓慢上涨。

总体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程度最深，对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冲击程度较小。同时，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扩大，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猪肉价格波动影响持续时间长，大概持续一年时间左右，而对中国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相对较短。特朗普政府执政给美国对外贸易关系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可知因素，由此产生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影响与欧洲债务危机时期类似。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受美国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挑战，中国猪肉价格呈现暴涨暴跌的波动特征，当然这其中也存在非洲猪瘟等突发性重大动物疫情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且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便捷性，畜产品价格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其所表现出的响应时效性增强，冲击效应在当期既已显现。但是，中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并不会随着美国贸易政策持续变动而出现价格的剧烈波动，这与牛羊肉消费群体相对固定、牛羊肉市场供给以国内为主有关。

5.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实证结果可靠性，本文利用选取不同数据库数据的方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中国畜牧业信息网中猪肉、牛肉和羊肉批发价格数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区间为2006年1月至2020年9月。首先对获取的基础价格数据通过Census X13季节调整法做季节调整处理，进行CPI平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进行取对数并一阶差分处理从而使获得的数据均通过平稳性检验，最后将所得数据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一同带入TVP-SV-VAR模型中。此外，考虑到中国畜产品市场与中国宏观经济变动息息相关，本文选取国家统计局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CCI）作为宏观经济代理变量，以控制变量的形式再次加入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数据区间调整为2007年1月至2020年9月。囿于篇幅限制，仅展示加入变量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实证结果。从等间隔脉冲响应图来看（图7），中国猪肉、牛肉与羊肉价格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从时点脉冲响应图来看（图8），这三种不同畜产品价格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波动趋势与前文基本一致，时变性变动特征明显，由此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基于2006年1月至2020年11月中国猪牛羊等畜产品价格数据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利用TVP-SV-VAR模型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一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具有时变性特征。猪肉价格受到的冲击影响最大，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受到的冲击影响较小。随着提前期的增大，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在2008年中期与2015年末期，中国畜产品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影响最大；在2011年与2019年，中国畜产品价格受到的正向冲击影响最大，极大地推动了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贸易谈判与协商等形式为平抑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减小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影响。但是突发性疫病及贸易事件则会放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二是在欧洲债务危机时期、中美贸易蓬勃发展后期、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时期这四个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在欧洲债务危机时期，猪肉价格的正向冲击响应程度最深，且在3期之后由正向响应转为负向响应，而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则基本表现为正向响应。在中美贸易蓬勃发展后期，中国猪肉价格的冲击响应为正向响应，持续时期较长。牛肉与羊肉价格的冲击响应基本为短期负向响应。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畜产品价格的负向冲击有所加深。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时期，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猪肉价格暴跌暴涨的特征更加明显，而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则呈现短期正负交替响应。总之，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贸易政策变动对中国猪肉价格的影响不断加深，对中国牛羊肉价格的影响有限。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国际间溢出，引发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波及国际粮食及畜产品市场，引发相关产品价格变动，并通过价格国际溢出效应，带动中国国内畜产品价格变动。所以，应当根据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情况，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削弱贸易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一是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畜产品进口受到明显的负向影响，必须多方拓宽畜产品进口渠道，同时加快实现国内畜产品产能提升，避免过度依赖进口带来风险性的增加，并利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建立稳固的畜产品储备系统，借助畜产品市场预警机制，适时进行主要畜产品的收储与市场投放，保障国内畜产品市场需求。二是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平缓时，把控贸易技术规则，实现贸易质量的提高，同时防止美国等农产品贸易大国对中国进行畜产品倾销，保障国内畜产品市场有序运行。三是更加注重国内畜产品市场结构调整优化，实现牲畜养殖市场进退有序，加强市场信息服务，努力减少非理性市场经济行为。另外，在保证国内畜产品供给平稳的同时，实现畜产品生产的区域结构与产品结构渐进调整，发挥本土品种资源优势，努力消除外国品系独占市场的局面，推动本土化畜产品消费行为的恢复。四是针对中国肉类产品消费中猪肉价格所受影响最大，必须有重点地加大对生猪价格监测与供应关系调节，分阶段实现生猪储备制度与生猪期货市场共同发力，支持金融资本发挥平衡市场供求的作用。同时，应特别注意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带来的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将其纳入中国畜产品市场预警机制之中，制定更加完善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