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婷 张蕙杰 康永兴等||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全球棉花贸易格局分析||《世界农业》2022年第4期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全球棉花贸易格局分析

作者：

刘婷婷1 张蕙杰2 康永兴3 钱静斐1

作者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3.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文章刊发：刘婷婷，张蕙杰，康永兴等.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全球棉花贸易格局分析[J].世界农业,2022(4):26-36.

棉花是纺织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天然纤维，是全球最主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之一。棉花产业的高外向性使其从生产采摘到纺织销售各环节都具有显著的全球化特性，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棉花的种植生产和消费在空间分布上已存在显著差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棉花产业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纺织业深度融入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和价值链，促进了中国棉花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棉花进口量约占全球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纺织品出口约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三分之一。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棉花贸易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存在。全球纺织中心正向比中国人工成本、贸易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抵制新疆棉”等事件，使棉花贸易格局更加错综复杂，深刻影响中国棉花产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全球棉花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全球棉花贸易格局或将继续产生较大变化。产不足需是中国棉花供求的基本特点，棉花进口是中国棉花产业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因此，掌握全球棉花贸易格局变化特征，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棉花贸易的潜在风险，对中国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现有对全球棉花贸易格局的研究主要以贸易额、消费量、价格波动等指标为切入点，聚焦重要国家在进口格局中的消费量增长和进口量变化，研究认为进口格局随纺织服装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通过分析单产等产能指标以及出口量变化，认为棉花出口格局中心将稳定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良好的国家，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国家要素禀赋等因素影响棉花贸易格局变化。加入WTO以来，中国棉花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贸易竞争优势逐渐下滑，陷于库存量、产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的尴尬境地，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可见融入全球贸易格局对棉花产业链上的国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本文拟采用网络分析方法，以全球棉花贸易格局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2001年、2011年、2019年3个时间点上的棉花贸易网络拓扑指标，从整体、局部到个体多层次地分析入世以来全球以及中国的棉花贸易网络格局演化特征和动因。通过揭示棉花贸易格局的复杂演变，为未来中国棉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提供参考。

2.1 研究方法

早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应用在国际贸易领域，如跨国贸易及贸易网络的结构性变化，其优势在于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揭示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系统动态。近年国内外学者也应用该方法对大豆、大麦和苹果等农产品的贸易网络结构和变化特点进行研究。

2.2 数据来源

数据选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FAOSTAT）的皮棉（cotton lint）进出口贸易量数据集。本文研究目的之一是为中国在全球棉花价值链中地位提升提出建议，加入WTO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间点之一，因此本文将2001年看作中国入世前全球棉花格局的参照点。2011年是全球棉花贸易最活跃的时间点，全球棉花进口额为231亿美元。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研究所用最新数据为2019年的棉花贸易数据。综上，为突出中国加入WTO至今的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变动趋势和波动特点，本文选择2001年、2011年和2019年作为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分析（图1）。

3.1 整体结构特征

2001—2019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规模稳定，区域间联系愈发紧密，棉花市场集中度提高，网络中“组团式”发展趋势增强。

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整体结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特征（表1）：一方面，网络密度下降，聚类系数上升，证明该网络存在“小世界”特征，即两个独立国家（地区）由彼此建立贸易关系的共同国家（地区）连结，棉花贸易往来减少，意味着多数国家更趋向与其直接或间接熟悉的国家合作，从而形成多个贸易社区。综合来看，这主要伴随全球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纺织中心，国内原棉长期供不应求，产生大量的进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吸收、消化了全球棉花产量。另一方面，节点数量较多且变化较小，证明参与棉花贸易的国家数量较为稳定，大部分国家都进入棉花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棉花贸易全球化程度较高；边数量和平均度的显著减少，表明在全球棉花贸易量增长的态势下，棉花贸易合作呈现集中化，因此贸易“社区化”现象逐渐明显。高集中度反映市场效率的提高。棉花在全球农产品中具有显著的全球性分工特征，仅在轧花厂、棉花粗加工、精加工中游制造环节对技术、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就相差甚远，因此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大规模生产，尤其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纺织业中，提高贸易效率是增加效益和稳定市场的重要因素，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贸易集中度提升也意味着贸易风险的增加。

3.2 区域结构特征

通过模块化计算，可将贸易网络划分成社区内贸易联系更为紧密、社区间贸易联系更为疏散的多个社区。

从棉花出口国在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动上看：第一，美国在2001—2019年一直是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与其贸易更为紧密的社区成员在2001年是巴西、中国、印度、泰国、土耳其、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在2011年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希腊、越南等国，在2019年是墨西哥、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可见在美国的贸易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巴西、中国和印度的脱离。图2中线条的粗细代表贸易流量的大小，可以看到美国一直拥有较多粗线条，主要原因是美国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对农业进行高度机械化，以降低对人工成本的投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美元的强烈波动，美国纺织业产出快速下滑，国内棉花生产大多用于出口，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原棉资源，成为棉花贸易格局中影响力较大的国家。第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的出口地位并非无法撼动。2001年，澳大利亚是少数不在美国贸易社区内的棉花出口大国，加入有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重要棉花消费国的社区。澳大利亚棉花生产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地理环境好，因此澳大利亚棉花的品质和美国棉花不相上下，又因处于南半球，澳大利亚棉花上市时间在春夏之交，与上市时间多在夏末的北半球棉花形成错峰上市，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力。第三，印度、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布基纳法索也是贸易格局中重要的棉花出口国。2011年，印度和巴西在脱离美国贸易社区后，分别和孟加拉国、中国等棉花消费国结成更紧密的贸易关系。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从东欧贸易社区融入到以中国为核心的社区中；布基纳法索在2011—2019年的贸易网络中减少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稳定。

从棉花进口国在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动上看：第一，中国是棉花贸易格局中的“后起之秀”，同时打破了以美国为网络单极的贸易格局。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纺织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加入WTO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纺织品出口大大推动中国棉花贸易的繁荣，在贸易格局中的变化主要显示在201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节点，并与巴西、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中，但此时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线条仍是最粗的，这反映出美国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棉花贸易伙伴。2019年，中国和美国加强和各自贸易社区内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和巴西、美国和越南的贸易流量在贸易格局中都极为突出，主要由于贸易摩擦为中美棉花贸易增加了障碍。第二，孟加拉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2011年，孟加拉国也脱离了美国贸易社区，和印度建立了扎实稳定的贸易关系；至2019年，孟加拉国扩大了和非洲部分国家、中欧部分国家的贸易合作。第三，全球纺织产业转移在2011年已初见端倪。越南在2011—2019年和美国建立了稳固的贸易联系，美国在越南的棉花贸易进口格局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同样地，从节点和贸易流量的变化上看，越南也成为美国在其贸易社区中联系最紧密的国家。

综上，全球棉花区域贸易特征表现为：地理位置邻近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亚洲、欧洲、非洲地区上贸易关系的交叠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棉花消费国的贸易对象选择将对贸易格局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孟加拉国、土耳其与贸易伙伴形成了更紧密的贸易社团；贸易格局结构仍会继续演变，进口、出口强国的数量和地位仍有变化空间，全球棉花产需处于调整阶段。

3.3 个体特征分析

3.3.1 进口节点贸易强度变化反映棉纺织产业中心转移

2019年，棉花贸易网络中加权入度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中国、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图3）。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全球纺织品出口前列的国家。2001—2019年，前十年中国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棉花贸易的第一阶段的繁荣，而后十年主要棉花消费国间的棉花进口量差距显著缩小。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中国不再是初级纺织生产转移的最优选择，棉花进口需求向越南、孟加拉国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转移，这标志着全球棉花贸易的第二阶段的繁荣。同时，这一阶段世界棉花进口格局再次调整，由此可见承接加工、贴牌生产的低端制造业能带来红利的时间相当短暂。

根据美国农业部在2021年公布的全球棉花产量数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的棉花产量接近0，原棉完全依赖进口，土耳其虽有一定棉花产量但也大量依赖进口，而中国、巴基斯坦国内产量大于进口量。从中长期看，随着纺织产业的继续转移，全球棉花进口需求还将继续扩大，但中国棉花产业从整体上看仍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当务之急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

3.3.2 出口节点贸易强度高度集中，美国出口强势

2019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加权出度前五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希腊和贝宁（图4）。美国作为全球棉花第三大生产国，美国棉花2000—2019年年均产量为387万吨，年均出口量为282万吨，出口量占总产量的73%，本国消费较少，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希腊、印度等国的情况根据当年的本国棉花生产、国家间经贸关系等因素变化发生位次变化。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加大对巴西棉花的进口，巴西的贸易强度因此有了显著增长。2019年，澳大利亚遭遇森林大火，加之常年未能改善的水资源管理不到位问题，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棉花产量，出口量仅在50万吨左右，这使其加权出度在2019年较2001年和2011年有所下降。印度是全球第一大棉花生产国、第二大棉花出口国，但在2019年，印度的棉花进口量首次赶超了出口量，主要原因可能是印度政府为维持棉花种植率而在2018年上调的棉花最低支撑价格，令印度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上涨，使印度下游纺纱行业更青睐性价比更高的进口棉花。

综合来看，美国是最为稳定的出口国，出口强势和稳定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棉花产业链中的强势地位，可以通过操纵全球棉花定价，在贸易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纺织品，美国向中国大量出口原棉，中国棉花产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剧产业链运行的风险。

3.3.3 控制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

棉花贸易由主要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主导，棉花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极少数的关键国家决定绝大多数的贸易，其他大多数一般国家只进行少量贸易（图5）。例如2019年，位列前五的棉花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贸易强度分别占全球棉花贸易强度的79%和66%，反映中国、美国等核心节点对棉花贸易网络的稳定性起关键作用。此外，从前五位棉花出口、进口国的全球占比变化上看，前二到前五国家的贸易量占比和排第一的国家间的差异在缩小，因此从整体上看，未来棉花贸易格局中具备较强贸易影响力的国家将增加，应重视越南、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希腊对棉花贸易格局演变的推动作用。

从表2可见，2001—2019年，美国、印度和土耳其是在贸易网络中具备高接近中心性以及高中介中心性的国家。高接近中心性表明贸易网络受这些国家主导，它们与绝大部分棉花贸易国都保持有较亲密的贸易联系，因此这些国家的棉花供需能力或贸易政策变化都有可能引发全球棉花贸易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始终保持接近中心性第一位，因此应该注意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棉花投放趋势及其对棉花贸易格局可能的贸易调整手段。

高中介中心性表明这些国家是区域市场间的重要桥梁，即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棉花贸易的重要传播点，具备这类特征的国家在贸易网络中有很强的控制力，能够在不同社区间发挥资源调配的作用，即对棉花贸易关系变化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土耳其和印度分别是2011年和2019年中介中心性排名第一的国家，这反映出土耳其对美洲市场以及印度对亚洲市场有重要影响，贸易量大、贸易伙伴数量多是二者的主要特点，即贸易集中度相对较低，这将有益于土耳其和印度增强在全球棉花贸易市场中资源调配的灵活性。

3.4 中国棉花贸易网络特征

中国棉花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出入点度变化（表3）上看：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伙伴数量及相应排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即中国扩大进口贸易伙伴的可选范围广泛，例如印度、苏丹、布基纳法索、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中国贸易合作对象的数量变动幅度较小，反映了中国棉花贸易合作关系较为集中、稳定。中国入度、出度的排位都位于前列，但根据出口的加权度分布情况（图4），中国皮棉出口很少，进口量大。2011年中国皮棉进口量占全球总进口量的40%，2019年中国皮棉进口量占全球总进口量的18%（图5）。总体上看，中国棉花进口规模下降，贸易伙伴数量较少，贸易集中度加深，存在较大风险。

从特征向量中心性变化上看：特征向量中心性反映单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价值，因为该指标是由近邻节点的重要性决定的。中国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在2011年排位第五，在2019年排位第十（表3），这意味着中国所连接的重要棉花贸易国家数量较多，同时还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即中国在棉花贸易中有十分广泛的贸易依存关系，反映中国在贸易国之间有重要的联系作用，突出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具备制定贸易标准和协调规则方面的潜力，因此中国在棉花进出口格局内具备中心战略地位。

从贸易合作关系的变动上看：一方面，中国在贸易格局演化过程中始终与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印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棉花主产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图2）。2019年皮棉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自巴西进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31%，自澳大利亚进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70%，自印度进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25.5%。因此，中国的棉花进口来源选择对全球棉花主产国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随着时间变化不断发生改变。2011—2019年，以中国为主导的棉花贸易中，中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巴西贸易路线取代了长期以来重要的中国—美国路线，这一转变反映中国与澳大利亚、巴西等棉花主产国之间的贸易合作程度加强、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4.1 结论

（1）全球棉花贸易网络规模稳定，贸易网络“小世界”特征显著，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如贸易效率、贸易成本、政治环境等原因，棉花贸易网络中存在“捷径”，即多数国家趋于与直接或间接熟悉的国家合作，区域间联系愈发紧密，棉花供需呈现集中化。

（2）亚洲、美洲及非洲是棉花贸易的高度活跃地区，地理相邻优势的作用使亚非欧地区建立更多、更紧密的贸易联系。贸易格局演化反映多个国家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提升，其中，中国、孟加拉国、土耳其等棉花进口国的贸易对象选择对贸易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棉花主产国美国在棉花出口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棉花贸易格局变迁与全球棉纺织产业转移存在密切联系。中国、美国、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对贸易格局有强大的影响力且具备棉花资源调配的优势。棉花贸易网络的异质性凸显，前五位棉花贸易国的进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因此中国、美国、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核心关键节点的贸易调整将极大地影响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的稳定性。

（4）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进口国，进口态势较为稳定且高度依赖棉花主产国，近年加深了与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其特征向量中心性反映中国对棉花出口市场有高影响力，使其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具有核心战略地位，具备制定贸易标准和规则方面的潜力。

4.2 建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贸摩擦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等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棉花较高的对外依存度，给棉花的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较大风险。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对中国棉花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以下建议：

（1）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棉花有效供给。现阶段，中国棉花贸易高度依赖大型棉花净出口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政治环境等因素极易诱发棉花市场供应不稳，供应链和运输链的脆弱性凸显，需继续挖掘全球棉花贸易潜力，促进中国棉花进口市场更加多元化，进一步分散贸易风险。利用“双循环”格局，推进“新疆原料+深圳设计+长三角制造”等跨区域合作模式，深挖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同时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签署带来的机遇，在多边双边贸易规则下积极拓展海外棉花资源和纺织品服装市场。引导具有一定实力的纺织企业和农业企业 “走出去”，发挥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优势，加快全产业链海外布局步伐。

（2）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棉花是金融性较强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中参与博弈的重要经济体数量增多，使国际棉花期货市场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有效率的市场规则。中国应积极利用贸易地位参与规则制定，提高国内棉纺织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产业链一体化程度，提高议价能力。面对越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中低支纯棉纱领域的竞争，中国棉纺产业要加快向高支数、高品质方向发展。借鉴先进的产业升级经验，例如加大对专业面料、服装的研究投入，提高棉花产业的水平和效率，打造高品质、高认可度的中国品牌产品，提升品牌价值，积极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