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行动方式，不要停止工作、磨砺、学习——施宏俊的2月书单

2009年，阿图·葛文德医生在《纽约客》上发表《成本的难题》，探讨医疗费用问题，这篇文章被奥巴马总统推荐给白宫官员阅读，葛文德是影响奥巴马医改的关键人物。据说，查理·芒格看到葛文德的文章后，立即给他寄上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巴菲特是这样说的：“那绝对是一篇伟大的文章。我的搭档查理·芒格坐下来，立即写了一张两万美元的制片。他从来没有见过阿图，他们也从未有过任何信件往来，他只是将支票寄给了《纽约客》。他说：‘这篇文章对社会非常有用，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葛文德医生。’”

在2010年的西科金融（Wesco Financial）股东会上，查理·芒格说：“我们的头脑中应该装着很多模型，我们要学会用多个模型客观地思考问题。”多元思维模型是避免成为手里只拿着锤子的人的方法，芒格说他可以列出100多个思维模型。

那么，面对如此之多的思维模型，我们具体应该怎么运用呢？在《穷查理宝典》的多个演讲中，芒格提到了检查清单的重要性。他还列举了类似飞行员检查清单、投资检查清单、股票交易检查清单等具体的清单应用。

而检查清单的最初实践，是来自于医学，其始作俑者，是获得过麦克阿瑟奖的阿图·葛文德。清单工作法看似简单，但正如其书名，是一场“观念革命”，这些观念包括：人人都会犯错，专家和学者也一样；“关键点”比“大而全”更重要；团队犯错概率比个人犯错概率小。葛文德以及其他实践者在推行清单方法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检查清单工作法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清单革命》值得工作越来越忙碌、事务越来越复杂的每个人一读。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

这是《空谷幽兰》作者的开篇第一句话。对孤独的痴迷、隐修、冥想，似乎是个体人的一种根本性的意向，用作者比尔·波特的话来说，它们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之根”。

比尔·波特1970年就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了，1972年在台湾一座寺庙修行、隐居。波特的身份很特别。他素有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但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精通中文典籍，是个译者，但不是学院派的汉学家；因为热爱中国文化，所以才践行隐士精神。比尔·波特在隐居生活中翻译了中国古代隐士的作品，如寒山、拾得、丰干、石屋、菩提达摩。

比尔·波特引述《宗教百科全书》的观点说，“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萨满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作者引述说，夏朝的建立者大禹以及他的继承人启，都是萨满，屈原是萨满诗人，而《山海经》是大禹命令手下编撰的王国指南，当然也就是萨满教知识的宝库了。

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古代的“礼”的由来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考证。萨满教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性和酒、药物的帮助。作者援引甲骨文研究专家董作宾的研究，认为公元前2000年以后，人们对神灵的信仰在持续削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程式化了。“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于是，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这样，“礼”的式微是必然的了。于是，萨满们不再与社会结合，而是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很多人隐居到昆仑—终南山中，这是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空谷幽兰》是作者和他的摄影师史蒂芬·约翰逊从1989年开始用他们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可以说，在他们之前，隐士只存在于典籍和传说中，当代中国是否有真实的隐士，他们如何生活、思考，如何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保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是《空谷幽兰》一书带给我们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无论是要理解中国经济，还是要投身做企业，只懂企业管理、经济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置身事内》一书所做的，就是介绍发展经济的具体做法，全书的关键词是政府和政策。

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研究的是市场和企业的边界。本书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中国为什么不像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不搞有限政府？更具体地，为什么会有土地财政？为什么各地都有城投公司？在中国，一些行业（如光伏）、一些企业（如华夏幸福、京东方）为什么会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是《置身事内》试图梳理清楚的。

作者兰小欢说他写作这本书，持有的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这种乐观精神是典型的价值投资人的精神特质。

当然，作为对政府的作用、市场的功能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阐释，也特别推荐张维迎教授的著作《市场的逻辑》。

文一教授的第一本专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把改革开放放到工业革命的话语系统中加以研究，力图突破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工业革命以及西方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被林毅夫教授誉为“一本剧力万钧的磅礴巨著”，李录先生也把这本书列为他2017年的年度图书。

《科学革命的密码》是文一教授的新著，研究的主题是破解“李约瑟之谜”：为什么科学革命（以及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对于像中华帝国明清时代这样的一个封闭社会而言，熵增是常态。相反，西方社会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现的熵减反而是特例。所以，问题可能是，为什么西方会首先突破前现代社会发展轨迹，发展出一条完全与此前的2000年甚至1万年的演进路线不同的增长曲线？

文一教授对于以上问题的基本论点是，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作者采用了“国家竞争体系”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他认为中国缺乏基于火药-火炮的高烈度、高频率战争和围绕这种战争而展开的“国家竞争体系”。而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破坏了丝绸之路的阿拉伯贸易网络，清扫了欧洲通往东地中海贸易枢纽后，由于火药的传入和热兵器战争，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的野火，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欧洲借助“军事化重商主义国家”这个强大的组织载体，通过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引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现了对所有其他文明的掠夺、碾压和超越，以及最终的降维打击。

文一教授博览群书，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史实对我有很大的冲击，例如：

作者对历次的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大航海以及欧洲的海军史做了细致的梳理；

作者认为，欧洲在二战以后开始的道德主义反思，其实是自己当年过度的道德堕落的一种反弹，却被西方中心主义者将其作为西方自古以来就具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制高点向全世界其他文明与落后国家兜售；

梅毒的一个后遗症是大面积脱发，因此梅毒的爆发引发了文艺复兴时期假发制造业的长期繁荣，流行于欧洲宫廷、贵族、法官等上等阶层。

《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从书名到内容框架，是作者对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一历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的呼应，故此把后者列为延伸阅读。

编辑：王璐妍

视觉：肖晋兴